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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10日，在围困法身寺的第23天，泰国当局宣布撤离围寺军警，恢复法身寺正常活动。为擒拿法身寺前住持探玛察唷法师，泰国当局出动上千军警，耗费数十日，最终却自动撤离、无果而终。
宗教乎？政治乎？
泰国的主体民族泰族与佛教渊源极深，从素可泰王朝、大城王朝、吞武里王朝到今天的曼谷王朝，佛教始终都具有事实上的国教地位。作为“黄袍之国”，佛教在泰国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除泰国南部穆斯林之外，泰国可谓是户户烧香，人人礼佛。
传统上，泰国佛教可大体划分为两支，即法宗派和大宗派。法宗派主张出世修持、严守戒律，排斥禅修，主要信众为以国王为首的王公贵族和传统政治、社会精英，是“贵族宗教”，代表的是维护王权地位与合法性的泰国传统政治势力。该派人数虽少，但长期统治泰国僧伽组织。而大宗派寺庙、僧侣、信徒众多，受到泰国广大中下层民众的拥护。作为“草根佛教”，大宗派持戒宽松，注重禅修。
创建于1970年代初期的法身寺，在其住持探玛察唷法师（俗名差雅朴·苏惕婆，1944年出生于泰国中部的信武里府）的带领下，迅速崛起于曼谷北郊。法身寺重视禅修，而禅修在很大程度上可理解为泰国佛教的基要主义倾向，即主张回归佛教的原初状态，净化宗教信仰。同时，法身寺鼓励捐献，甚至公开宣称“捐钱越多，福报越多”。法身寺的信众大多是相对贫穷的中下层民众，因而无论是重视禅修，还是鼓励捐献，都是法身寺作为“草根寺庙”谋求发展的必由之路：不重视禅修，何以获得信众的支持并满足其精神需求？不鼓励捐献，何以谋求自身发展？
在开拓发展之路上，法身寺还做了不少创新，甚至可以说开创了泰国（“草根”）佛教高度商业化的发展模式：通过举办大规模佛法活动如祈福、短期出家、集体化缘等，吸引媒体注意，吸纳大批信众；通过创办官方网站、设立卫星频道、创立远程佛学院等方式，积极参与世界佛教和宗教活动，扩大其全球影响；通过现金捐献、网络汇款、App支付等各种手段，源源不断地募集善款。
得益于其商业化发展模式，法身寺以3200泰铢善款初创，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发展到固定寺产数百亿美元的规模，雄踞东南亚第一大佛寺之位；从仅可容身的茅庐，发展到占地3.6平方公里，大法身舍利塔广场气势恢宏，号称能同时容纳100万信众礼佛；从拥有信徒数人，发展到有数百万信徒遍布全国，远及欧美，并屡次刷新祈福人数世界纪录。
当前，大宗派的信徒已占泰国佛教徒的90%以上，而法身寺作为大宗派主要寺庙对信徒有很强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商业化模式带来了巨大的规模效应，如今法身寺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中下层民众及佛教界，而且还在泰国政界和商界拥有与日俱增的影响力。此前曾有红衫军领袖明确表示，法身寺是该派的重要根基之所在。
泰国内部政治斗争的映射
战后的泰国，在美国的援助下迅速发展。到1960年代后期，泰国经济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城市化进程加速。到1990年代，泰国已跻身“亚洲四小虎”之列。值得注意的是，快速现代化暂时掩盖了泰国的“畸形城市化”：大批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但这些人极少受过中、高等教育，长期在城市的社会底层挣扎；农业、农村和农民长期被忽视，政府投资高度集中于主要城市和工业部门；城乡经济鸿沟不断扩大，贫富差距日益明显。
1999年，泰国第19任僧王苏瓦塔纳以“非法侵吞寺产”“洗钱”为由，勒令探玛察唷法师还俗。这是法宗派首次对大宗派下手。在快速的经济发展中，以他信家族为代表的泰国商业阶层迅速崛起，并在政治领域崭露头角。2001年2月，在广大农民和城市中下层民众的支持下，“电信大亨”他信当选为泰国总理。可以说，他信是战后泰国第一个重视农业的总理。但对农业的政策倾斜，触动了传统政治和社会精英等既得利益者的“蛋糕”。
2006年9月，泰国民主化以来首位任满并成功连任的总理他信，被军方废黜，流亡海外。引人瞩目的是，探玛察唷法师与他信关系密切，甚至可以影响到他信政府的高层决策。他信在任时似乎有某种预感，因此也施加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其总理任期的最后时段里，泰国最高法院做出了不起诉探玛察唷法师的判决。他信下台后，探玛察唷法师在时隔七年之后再次担任法身寺住持。
此后，泰国政局陷入动荡之中，政府更替频繁。令泰国传统政治和社会精英寝食难安的是，依靠农民和城市中下层民众的支持，沙马、颂猜、英拉先后问鼎总理宝座。其中，沙马公开宣称要延续他信的政策和理念，颂猜是他信的姐夫，英拉是他信的妹妹。
英拉执政时期，上述泰国第19任僧王苏瓦塔纳勒令探玛察唷法师还俗的指令被否决。这种赤裸裸的对抗，彻底激怒了法宗派。英拉下台之前，在法宗派的大力支持之下，曼谷等地的反政府示威持续数月之久。长期的社会动荡，为军方发动政变提供了足够的舆论铺垫和必要的社会支持。最终，泰国军方“忍无可忍”，于2014年5月发动政变，推翻了英拉政府。
2013年12月苏瓦塔纳僧王圆寂后，出任代理僧王的正是与探玛察唷法师有师徒关系的高僧拉查曼科拉。按照惯例，经最高僧侣委员会选举和国王任命之后，代理僧王都会成为僧王。但事情到2016年出现了戏剧性转折。先是最高僧侣委员会投票选举拉查曼科拉为新任僧王；随即就有泰国媒体曝出代理僧王“收受信徒赠送的走私豪华轿车”的丑闻。紧接着，巴育政府迅速成立宗教改革办公室，并修改相關法律条款，架空最高僧侣委员会，成功将“长老选定、国王任命”的僧王选举制度更换为“政府推荐、国王选取”。
高僧拉查曼科拉未能登顶，并不意味着法宗派从此“一统江湖”。作为泰国政坛的长期把持者，泰国军方深谙此中利害，进而谋求通过制度建设、修改宪法等手段来实现对泰国政坛的长期而稳固的掌控。2016年8月7日，颇具争议的新宪法草案通过了公投，而此次军警围困法身寺，引用的正是新宪法第44条。
未来取决于泰国政局的走向
目前，处于军人政府强力控制之下的泰国看似平静，但仍然无法掩盖泰国政治前景中的两大问题。
第一，因泰国社会阶层的分化而导致的激烈政治对抗无法在近中期之内化解。从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立场的角度来看，泰国分裂为三个部分，即以农业为主的泰国北部，较为贫穷，是红衫军的大本营；以曼谷为中心的中部较为富庶，这里集中了泰国的政治、军事和商业精英，是黄衫军的根据地；狭长的南部地区则有穆斯林分离主义势力作乱，亦红亦黄，不红不黄。
第二，泰国新国王哇集拉隆功与军方相互借重，以王室为象征、以城市精英为主体、以军方为支撑的传统政治势力暂时呈现出团结一致的态势。2016年12月1日，在军方的拥戴之下，哇集拉隆功正式登基。2017年2月7日，泰国国王哇集拉隆功任命颂提帕玛哈穆尼翁为泰国第20任僧王，而这位九旬老僧代表的正是法宗派。值得注意的是，泰国传统政治势力的衰落是无可阻挡的趋势，而民主政治体制的延续和民粹主义的泛滥，则是这种趋势的助推器。
泰国即将举行大选，目前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新国王已登基，新僧王已就位，巴育政府已有上述两大拥有广泛政治和社会影响力的盟友，而军人统治已然稳固。外界有评论认为，现已明确表示要竞选总理的巴育将军，其政府选择在大选之前“收拾”法身寺，欲惩处探玛察唷法师，实际上是“敲山震虎”，旨在“敲打”大宗派及他信系政治势力。
由此可见，法身寺事件，乃是泰国政局的缩影。法身寺事件的走向，取决于泰国政局的走向。
（作者为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泰国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副研究员）
宗教乎？政治乎？
泰国的主体民族泰族与佛教渊源极深，从素可泰王朝、大城王朝、吞武里王朝到今天的曼谷王朝，佛教始终都具有事实上的国教地位。作为“黄袍之国”，佛教在泰国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除泰国南部穆斯林之外，泰国可谓是户户烧香，人人礼佛。
传统上，泰国佛教可大体划分为两支，即法宗派和大宗派。法宗派主张出世修持、严守戒律，排斥禅修，主要信众为以国王为首的王公贵族和传统政治、社会精英，是“贵族宗教”，代表的是维护王权地位与合法性的泰国传统政治势力。该派人数虽少，但长期统治泰国僧伽组织。而大宗派寺庙、僧侣、信徒众多，受到泰国广大中下层民众的拥护。作为“草根佛教”，大宗派持戒宽松，注重禅修。
创建于1970年代初期的法身寺，在其住持探玛察唷法师（俗名差雅朴·苏惕婆，1944年出生于泰国中部的信武里府）的带领下，迅速崛起于曼谷北郊。法身寺重视禅修，而禅修在很大程度上可理解为泰国佛教的基要主义倾向，即主张回归佛教的原初状态，净化宗教信仰。同时，法身寺鼓励捐献，甚至公开宣称“捐钱越多，福报越多”。法身寺的信众大多是相对贫穷的中下层民众，因而无论是重视禅修，还是鼓励捐献，都是法身寺作为“草根寺庙”谋求发展的必由之路：不重视禅修，何以获得信众的支持并满足其精神需求？不鼓励捐献，何以谋求自身发展？
在开拓发展之路上，法身寺还做了不少创新，甚至可以说开创了泰国（“草根”）佛教高度商业化的发展模式：通过举办大规模佛法活动如祈福、短期出家、集体化缘等，吸引媒体注意，吸纳大批信众；通过创办官方网站、设立卫星频道、创立远程佛学院等方式，积极参与世界佛教和宗教活动，扩大其全球影响；通过现金捐献、网络汇款、App支付等各种手段，源源不断地募集善款。
得益于其商业化发展模式，法身寺以3200泰铢善款初创，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发展到固定寺产数百亿美元的规模，雄踞东南亚第一大佛寺之位；从仅可容身的茅庐，发展到占地3.6平方公里，大法身舍利塔广场气势恢宏，号称能同时容纳100万信众礼佛；从拥有信徒数人，发展到有数百万信徒遍布全国，远及欧美，并屡次刷新祈福人数世界纪录。
当前，大宗派的信徒已占泰国佛教徒的90%以上，而法身寺作为大宗派主要寺庙对信徒有很强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商业化模式带来了巨大的规模效应，如今法身寺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中下层民众及佛教界，而且还在泰国政界和商界拥有与日俱增的影响力。此前曾有红衫军领袖明确表示，法身寺是该派的重要根基之所在。
泰国内部政治斗争的映射
战后的泰国，在美国的援助下迅速发展。到1960年代后期，泰国经济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城市化进程加速。到1990年代，泰国已跻身“亚洲四小虎”之列。值得注意的是，快速现代化暂时掩盖了泰国的“畸形城市化”：大批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但这些人极少受过中、高等教育，长期在城市的社会底层挣扎；农业、农村和农民长期被忽视，政府投资高度集中于主要城市和工业部门；城乡经济鸿沟不断扩大，贫富差距日益明显。
1999年，泰国第19任僧王苏瓦塔纳以“非法侵吞寺产”“洗钱”为由，勒令探玛察唷法师还俗。这是法宗派首次对大宗派下手。在快速的经济发展中，以他信家族为代表的泰国商业阶层迅速崛起，并在政治领域崭露头角。2001年2月，在广大农民和城市中下层民众的支持下，“电信大亨”他信当选为泰国总理。可以说，他信是战后泰国第一个重视农业的总理。但对农业的政策倾斜，触动了传统政治和社会精英等既得利益者的“蛋糕”。
2006年9月，泰国民主化以来首位任满并成功连任的总理他信，被军方废黜，流亡海外。引人瞩目的是，探玛察唷法师与他信关系密切，甚至可以影响到他信政府的高层决策。他信在任时似乎有某种预感，因此也施加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其总理任期的最后时段里，泰国最高法院做出了不起诉探玛察唷法师的判决。他信下台后，探玛察唷法师在时隔七年之后再次担任法身寺住持。
此后，泰国政局陷入动荡之中，政府更替频繁。令泰国传统政治和社会精英寝食难安的是，依靠农民和城市中下层民众的支持，沙马、颂猜、英拉先后问鼎总理宝座。其中，沙马公开宣称要延续他信的政策和理念，颂猜是他信的姐夫，英拉是他信的妹妹。
英拉执政时期，上述泰国第19任僧王苏瓦塔纳勒令探玛察唷法师还俗的指令被否决。这种赤裸裸的对抗，彻底激怒了法宗派。英拉下台之前，在法宗派的大力支持之下，曼谷等地的反政府示威持续数月之久。长期的社会动荡，为军方发动政变提供了足够的舆论铺垫和必要的社会支持。最终，泰国军方“忍无可忍”，于2014年5月发动政变，推翻了英拉政府。
2013年12月苏瓦塔纳僧王圆寂后，出任代理僧王的正是与探玛察唷法师有师徒关系的高僧拉查曼科拉。按照惯例，经最高僧侣委员会选举和国王任命之后，代理僧王都会成为僧王。但事情到2016年出现了戏剧性转折。先是最高僧侣委员会投票选举拉查曼科拉为新任僧王；随即就有泰国媒体曝出代理僧王“收受信徒赠送的走私豪华轿车”的丑闻。紧接着，巴育政府迅速成立宗教改革办公室，并修改相關法律条款，架空最高僧侣委员会，成功将“长老选定、国王任命”的僧王选举制度更换为“政府推荐、国王选取”。
高僧拉查曼科拉未能登顶，并不意味着法宗派从此“一统江湖”。作为泰国政坛的长期把持者，泰国军方深谙此中利害，进而谋求通过制度建设、修改宪法等手段来实现对泰国政坛的长期而稳固的掌控。2016年8月7日，颇具争议的新宪法草案通过了公投，而此次军警围困法身寺，引用的正是新宪法第44条。
未来取决于泰国政局的走向
目前，处于军人政府强力控制之下的泰国看似平静，但仍然无法掩盖泰国政治前景中的两大问题。
第一，因泰国社会阶层的分化而导致的激烈政治对抗无法在近中期之内化解。从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立场的角度来看，泰国分裂为三个部分，即以农业为主的泰国北部，较为贫穷，是红衫军的大本营；以曼谷为中心的中部较为富庶，这里集中了泰国的政治、军事和商业精英，是黄衫军的根据地；狭长的南部地区则有穆斯林分离主义势力作乱，亦红亦黄，不红不黄。
第二，泰国新国王哇集拉隆功与军方相互借重，以王室为象征、以城市精英为主体、以军方为支撑的传统政治势力暂时呈现出团结一致的态势。2016年12月1日，在军方的拥戴之下，哇集拉隆功正式登基。2017年2月7日，泰国国王哇集拉隆功任命颂提帕玛哈穆尼翁为泰国第20任僧王，而这位九旬老僧代表的正是法宗派。值得注意的是，泰国传统政治势力的衰落是无可阻挡的趋势，而民主政治体制的延续和民粹主义的泛滥，则是这种趋势的助推器。
泰国即将举行大选，目前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新国王已登基，新僧王已就位，巴育政府已有上述两大拥有广泛政治和社会影响力的盟友，而军人统治已然稳固。外界有评论认为，现已明确表示要竞选总理的巴育将军，其政府选择在大选之前“收拾”法身寺，欲惩处探玛察唷法师，实际上是“敲山震虎”，旨在“敲打”大宗派及他信系政治势力。
由此可见，法身寺事件，乃是泰国政局的缩影。法身寺事件的走向，取决于泰国政局的走向。
（作者为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泰国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