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旨在推动中国生育率的提升。在我看来，推动生育率，关键是改变观念，因为，生孩子这件事，从来是观念驱动的。
　　动物的生育，乃是本能推动。人的这种本能，在历史中变为文化、变为观念。人的生育行为，本质上，其实不是算经济账推动的，而是观念推动的。比如所谓养儿防老，的确有用。同是住养老院，一个有儿女经常探望的老人，与一个孤寡老人，受到的待遇肯定完全不一样。但算经济账，其实仍然是不划算的。这是因为生物繁衍的规律决定了，生存资源向下一代倾斜。一边是85岁得癌症的老人，一边是20岁要去国外读书的孙子，家里唯一的一笔钱，该怎么花，大多数人的答案都是相同的，哪怕老人自己给出的答案，可能也是那样。一代又一代的人，都是从父母处获得，然后为子女奉献，所以，养儿育女，不管怎么计算，在经济上都不可能是划算的。
　　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粮食供应情况刚刚好转，中国的生育率就有了一个即刻的提升。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人们不会觉得生下来养不起、养不活，反而都有很强的生育意愿。现在很多人说养不起，表面上看，是在算经济账，实际上，仍然是观念驱动。中国的生育观，经过多年的计划生育，再加上丁克等思想的影响，少育成了一种流行的观念。
　　在这种观念驱动下，现在的中国人宁愿精养一个孩子，哪怕这个孩子资质不足，也低效率的在他身上花上几十、一百万，而不情愿多生一个，把这些钱花在另一个孩子身上。如果算经济賬，多生一个孩子后，可以摊平成本，通过边际效应，提升金钱与精力的效率。所以，某种程度上，少育，本身就不是经济理性的，而是观念驱动的。
　　那么，中国人的生育观该怎么改变呢？人都是从众的，人的很多行为，并不会拿着计算器计算是否划算，只是随大流，大家都这么做了，我也要这么做。六十年代的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是那个时代幸福生活的象征；八十年代，三大件变为了电视机、冰箱、洗衣机；到了新世纪，三大件变为了票子、车子、房子。这些幸福的象征影响着很多人，哪怕没有自来水，也要有洗衣机。所以，关键是将“多育”树立为幸福生活的标杆与象征。
　　幸福的象征从哪里来？从大城市来。一个国家国民的观念，从阶层上说，源于中产阶层，从地域上说，源于大城市。大城市中的中产群体的生活，往往被视作“可及的幸福”“奋斗的目标”的象征。
　　对于大城市而言，住房是生育行为中，最难翻越的门槛。当一个大城市中产家庭，想生育二孩、三孩，寻求增加居住面积时，在现行的购房积分、首付、银行贷款环节，他们都面临惩罚性的政策，其成本远高过所有其他育儿优惠政策之和。
　　生育二孩、三孩，一般来说，都是经济相对宽裕之后的选择，这样的家庭，往往已经超过公租房的标准，所以公租房政策，解决不了大城市中产的生育的基本条件。改变二套积分、银行贷款、限购政策对二胎、三胎家庭的惩罚性，甚至推动大户型、低容积率住房等政策，乃至返还土地出让金等政策，才能真正促成大城市提高生育率。由此，才能树立幸福家庭的新标杆，以此观念，推动全国其他地域生育观念的改变。“房住不炒”，以住为先，精准施策，让新生儿有房子住，有地方可以爬来爬去，也是“房住”政策的题中应有之意。
　　大城市人口总量虽然不多，但却是一个国家观念推动的源头。推动大城市的生育率，在观念示范效应之下，却会被放大，影响更多的国人。从这个角度，促进大城市生育，对整个国家，是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