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治疗青少年的品行障碍，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心理学家。青少年的品行障碍可能演变成犯罪，从而使其面临法庭诉讼。每年有120万宗青少年犯罪的法庭诉讼，因此，心理学家的艰苦努力尤为重要。他们所采取的办法之一是“强硬”，给予少年犯严格的纪律管束，意图震慑他们，防止其再度犯罪。这些行为可以理解，毕竟公众需要法律和秩序，这也是这些办法流行起来的部分原因。但是科学研究表明，这些干预办法并不十分有效，甚至适得其反。
　　其实，有更好的办法让问题少年回头，其中之一便是教会他们如何热衷于积极行为，而不是惩罚他们的消极行为。
　　强硬手段适得其反
　　针对问题少年，上世纪80年代引进了一种强硬手段，即新兵训练营管制，或者说“震慑监禁”。这些项目采取军营模式，通常由教官把控，持续3～6个月。它们注重对不服从者严加管理、及时惩罚，让他们从事体力劳动，接受严苛训练。据美国国家司法研究所称，2009年，美国有11个州开展了此类项目。
　　即便如此，研究表明，军营模式颇具争议。在2010年进行的69项对照研究中，南卡罗来纳大学的刑事学家本杰明·米德和本杰明·斯坦纳指出，总体来说，此类项目整体上几乎或根本没有起到减少再次犯罪的作用。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一些项目降低了犯罪率，而一些项目却导致了犯罪率升高。虽然对照研究的数量太少，结论不一定可靠，不过看起来，提供药物滥用咨询或心理治疗的军营比那些不提供这些治疗方法的军营更有效。
　　另一种方法是“恐吓从善”，这一方法随着奥斯卡获奖纪录片《恐吓从善》而走红，该电影拍摄于1978年的新泽西州。通常，这些项目把少年犯及其他高危青少年送进监狱，让他们和成年在押人员共处，这些成年狱友会直言不讳地描述艰辛的监狱生活。按理说，让青少年清楚地认识狱中生活，可以震慑住他们，使他们远离犯罪。但是研究了这些干预措施后，研究人员发现事实并非如此。2003年，研究人员对“恐吓从善”项目的九项对照研究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这些“恐吓从善”治疗取得了相反的效果，将犯罪几率提高了60到70个百分点。
　　还有一些其他强硬措施，比如青少年移送法，把犯了极重恶行的青少年跟成年人一样审判，然而这对于降低青少年犯罪率似乎也没什么效果。美国查普曼大学的心理学家理查德在2010年的一项总结中发现，移送成人法庭的少年犯的累犯率比未经移送的少年犯高。
　　基于奖励的有效策略
　　心理学家不清楚强硬治疗手段不奏效甚至可能有害的原因，不过心理学文献却提供了一些暗示。
　　首先，研究人员早就发现，要改变少年犯的行为，采用基于惩罚的策略不如采用基于奖励的策略有效，部分原因是因为前者告诉他们不该做什么，而非告诉他们该做什么。第二，研究发现，长远来看，高对抗性的治疗几乎没什么效果。比方说，1993年，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的对照试验心理学家威廉姆与同事发现，有些心理顾问对问题饮酒者采用对抗性治疗，有些心理顾问则采取支持性疗法，对比两个客户的戒酒瘾效果，前者远不如后者。前者通常会给客户定戒酒任务，以最大程度减轻他们的饮酒问题。类似地，2010年，克莱瑞恩大学的刑事司法研究员与同事发现，有些青少年犯罪防范项目采用对抗性策略，例如斥责孩子行为不良，这种项目不如那些不采用对抗性策略的项目有效。
　　而且，品行障碍的青少年经常在治疗过程中动怒，感到被疏远，对专家们充满敌意。强硬项目可能会加剧这些情绪，加剧青少年跟父母和老师作对的叛逆心理。还有，一些项目可能不经意间就为青少年提供了不良的行为模范。比如，一些被“恐吓从善”项目送进监狱的高危青少年，可能会崇拜并效仿那些不良行为。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仅仅是让青少年遵守严格的纪律或恫吓他们，不太可能帮助他们摆脱问题行为。相反，青少年必须学习更好的社交技能、与父母和同龄人交流的方式，以及掌握愤怒管理技巧，以避免未来形成攻击性性格。一些有效的干预措施就可以达到目的，如认知-行为治疗，它能改善适应不良思维模式和行为；还有多元系统治疗，学校和社区采用它来加强青少年的积极行为。还有一种备受支持的方法，用于改善低于八岁高危儿童的行为，即父母-儿童互动治疗。治疗专家实时训练这些父母，及时对孩子们的行为作出反应，这种方式加强了父母和孩子的纽带，鼓励了他们之间的互动合作。
　　因此，强硬项目的不利数据提醒我们，应当谨慎对待我们对策略的主观印象，有些策略看起来很正确或是我们觉得应该奏效，实则不然。我们知道，各方共同努力，教会他更多的适应行为，可能比其他任何恐吓方式都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