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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1976年，“工农兵”和“大学生”，这两个本来没有必然联系的词汇被联结在一起，一场前所未见的高等教育模式成为事实。“工农兵大学生”的历史虽然只有短短的7年时间，但是它却对当时的经济发展、教育理念及个人命运等方面影响深远。
“最新指示”
红日／白雪／蓝天……／乘东风飞来报春的群雁／从太阳升起的北京启程／飞翔到宝塔山头／落脚在延河两岸／欢迎你们呵／突击队的新战友／欢迎你们呵／我们公社的新社员／喝一碗热腾腾的米酒吧／延安人民的情意酿在里边／吃一把红彤彤的大枣吧／陕北的枣儿呵蜜一般甘甜!
30年前，这首热情洋溢的诗歌曾经在中国青年中广为流传。全诗共4章、540行、3758个字。诗歌的名字叫《理想之歌》。是高红十、张祥茂、陶正、于卓四位北大72级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的。有人说它像抒情诗，但它的理性胜于情感；有人说它像叙事诗，但它又缺乏故事性。
文学评论工作者蒋士枚、石湾将它定名为“政治抒情诗”。他们认为：“政治抒情诗必须具有政治色彩，又包含诗的意境，二者有机地结合。把政治概念和哲理性语汇融化在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和革命激情之中。”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政治色彩鲜明，诗意浓郁的《理想之歌》显然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也许有点矫揉造作，词大意空。但它确实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歌声。
1968年，全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尽管中央下达了“复课闹革命”的最高指示。但秩序却一时无法恢复。这一年暑假，高等院校仍然没有恢复招生，工矿企业也不招工。66届、67届、68届连续3年的高中毕业生累计已达到400多万人，这些学生待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1968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预告将广播“毛主席最新指示”。当天晚上，无数的中国人守候在收音机旁，等待着聆听这个最新指示。晚上广播播出了《人民日报》将于次日发表的一篇报道及编者按。这篇报道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城关镇部分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事”，标题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第二天《人民日报》为这篇报道所加的编者按语，引述了毛泽东十多天前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后来，人们把这个指示称为“12·22”指示。随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开展起来，大批的初中生和高中生开始前往农村。
告别北京
这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初二级的学生高红十快17岁了。在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运动中，高红十和班上的同学也被裹挟了进去。班上一部分同学选择了去山西，而高红十和大多数同学则选择了延安。因为那是他们向往的红色革命圣地。
高红十(72级工农兵大学生)：1964年播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里面有一段“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全国人民都在仰望着你呀——革命圣地延安”，所以对延安这个地方，觉得它是革命的，是红色的。当时我们班上大部分都去。
高红十他们插队落户的地方是延安的延长县，这里有高家沟、康家沟等知青点。年少的高红十觉得，这些地名后带“沟”的地方，可能十分偏僻，离公社会比较远。最后她和班上3名女生一起选择了位于延长县延河旁边的黑家谱公社李家湾大队。
高红十：当时也在地图上看过，李家湾是河嘛，沿河拐一弯。河边意味着比较平。它不像什么“原”，什么“沟”啊!从这名字上听出来就可能比较高，觉得这好像不错，离公社还近，还能接受吧!就这么选，就这么去。
1969年1月24日，星期五，这一天的北京火车站热闹非凡。广场上的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语录歌。大批准备远赴各地的北京知青在家人的陪同下，拿着行李和那个时代特有的红宝书聚集到此，准备到农村去。高红十在父母和3个妹妹的陪同下，也来到了火车站。
与高红十同行的还有3名女同学。这4位十几岁的小姑娘钻进车厢，放下行李后就探出身子和家人告别。车厢靠站台一面的窗户挤满了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家都探着头跟月台上的亲人说话。没过多久，广场的喇叭里突然传出了嘹亮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这时车身猛地一抖，人们意识到火车就要开了，人群“嗡”地一下声音四起，月台上的人都拥到车厢前，哭声、叫声、喊声乱成一片。
在一片震天的哭声中，火车鸣笛发车，慢慢驶离了北京火车站。高红十拿着《毛主席语录》，趴在窗口跟父母再见。父母每人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带着3个妹妹在月台的安全线内跟她告别。从上车到火车开的这段时间，她没有掉一滴眼泪，父母也表现得十分镇静。
车过丰台后，车厢里的哭声渐渐停息了。
落户窑洞
经过十几个小时后，火车抵达西安。高红十她们换上了敞篷的解放军军用大卡车前往延长县。一路上，那些散落在山坡沟壑中、黄土高原特有的窑洞震撼了这些从城里来的学生们。
车过陕西省铜川市后，天空下起雪来。大片的雪花纷纷扬扬地落下来。将这些拿着红宝书，站在卡车的车帮旁边的知青们冻得直哆嗦。
这时候所有的人都伸长了脖子想看延安的标志——宝塔山。如果看到宝塔山，那么就意味着延安快到了。二十里铺、十里铺……车到七里铺后，知青们都跳下车来，这时候他们身上已经落满了泥土，大家到车下后用力把泥土拍掉。
在经过长途的跋涉和漫天的尘土后，延安终于在视线中出现了。所有的人都抑制不住地高兴。到了延安后，高红十她们直接分到了延长县。
黑家谱公社离延安比较近。卡车把知青运到黑家谱公社后，按照知青来时填报的志愿，各大队派人将落户在自己地头的人领走。
高红十：我记得当时是革委会主任和村支部书记来接：“谁是我们李家湾的学生?”大家走的时候，行李上都绑着布条，写上了什么“这是李家湾”，他们把我们的行李“咣”绑在毛驴车上，就把行李接走。
大家一起跟着行李走。一路上，高红十看到十里开外的高原上冰天雪地，除了白色的雪就全部是黄的土。过了不久，车从一个缓坡斜斜开下去，李家湾公社就渐渐出现在高红十她们的眼前。一孔孔的窑洞错落有致，窑洞的窗棂上贴着美丽的剪纸，门墙旁边挂着黄灿灿的玉米棒子和红彤彤的辣椒串。
高红十：我就看见走来那么几个老乡。女的、男的脸都是糙皮，指甲全是黑的。糙皮抹两脸颊胭脂红，穿红花棉袄，就是那种肉身穿棉袄，没罩衣。
这些“肉身穿棉袄”正是接他们的老乡。等她们一下车后，乡亲们把她们带到专门为知青准备的窑洞去。来之前，这些首都知青们对陕北的窑洞充满了想象。然而，当她们第一次走进窑洞时，才发现革命领袖们长期居住的窑洞并没有她们想象中的那样充满革命气息。
当晚除了高红十等4位来自北京师范附中的女生外，还有5位来自北京31中的男生分到了李家湾。等大家把一切收拾停当以后，天也黑了下来。村里的会计为知青们烧了一堆火，围着大火为知青们蒸了些东西填肚子——这是知青们吃的第一顿饭。
高红十：当时我记得烧得那个豆秸，豆秸非常好烧。‘噼里啪啦’一会儿锅就开了。蒸上点什么?当时就没有?哪有蒸馒头、蒸馍馍。都没有!都是玉米面和白面掺和的那种粗粮的东西。
1969年，一共有28000多名来自北京的知青住进陕西的窑洞。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下，他们和高红十一样来到农村，准备在这里“改天换地”。
“最新指示”
红日／白雪／蓝天……／乘东风飞来报春的群雁／从太阳升起的北京启程／飞翔到宝塔山头／落脚在延河两岸／欢迎你们呵／突击队的新战友／欢迎你们呵／我们公社的新社员／喝一碗热腾腾的米酒吧／延安人民的情意酿在里边／吃一把红彤彤的大枣吧／陕北的枣儿呵蜜一般甘甜!
30年前，这首热情洋溢的诗歌曾经在中国青年中广为流传。全诗共4章、540行、3758个字。诗歌的名字叫《理想之歌》。是高红十、张祥茂、陶正、于卓四位北大72级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的。有人说它像抒情诗，但它的理性胜于情感；有人说它像叙事诗，但它又缺乏故事性。
文学评论工作者蒋士枚、石湾将它定名为“政治抒情诗”。他们认为：“政治抒情诗必须具有政治色彩，又包含诗的意境，二者有机地结合。把政治概念和哲理性语汇融化在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和革命激情之中。”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政治色彩鲜明，诗意浓郁的《理想之歌》显然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也许有点矫揉造作，词大意空。但它确实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歌声。
1968年，全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尽管中央下达了“复课闹革命”的最高指示。但秩序却一时无法恢复。这一年暑假，高等院校仍然没有恢复招生，工矿企业也不招工。66届、67届、68届连续3年的高中毕业生累计已达到400多万人，这些学生待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1968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预告将广播“毛主席最新指示”。当天晚上，无数的中国人守候在收音机旁，等待着聆听这个最新指示。晚上广播播出了《人民日报》将于次日发表的一篇报道及编者按。这篇报道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城关镇部分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事”，标题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第二天《人民日报》为这篇报道所加的编者按语，引述了毛泽东十多天前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后来，人们把这个指示称为“12·22”指示。随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开展起来，大批的初中生和高中生开始前往农村。
告别北京
这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初二级的学生高红十快17岁了。在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运动中，高红十和班上的同学也被裹挟了进去。班上一部分同学选择了去山西，而高红十和大多数同学则选择了延安。因为那是他们向往的红色革命圣地。
高红十(72级工农兵大学生)：1964年播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里面有一段“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全国人民都在仰望着你呀——革命圣地延安”，所以对延安这个地方，觉得它是革命的，是红色的。当时我们班上大部分都去。
高红十他们插队落户的地方是延安的延长县，这里有高家沟、康家沟等知青点。年少的高红十觉得，这些地名后带“沟”的地方，可能十分偏僻，离公社会比较远。最后她和班上3名女生一起选择了位于延长县延河旁边的黑家谱公社李家湾大队。
高红十：当时也在地图上看过，李家湾是河嘛，沿河拐一弯。河边意味着比较平。它不像什么“原”，什么“沟”啊!从这名字上听出来就可能比较高，觉得这好像不错，离公社还近，还能接受吧!就这么选，就这么去。
1969年1月24日，星期五，这一天的北京火车站热闹非凡。广场上的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语录歌。大批准备远赴各地的北京知青在家人的陪同下，拿着行李和那个时代特有的红宝书聚集到此，准备到农村去。高红十在父母和3个妹妹的陪同下，也来到了火车站。
与高红十同行的还有3名女同学。这4位十几岁的小姑娘钻进车厢，放下行李后就探出身子和家人告别。车厢靠站台一面的窗户挤满了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家都探着头跟月台上的亲人说话。没过多久，广场的喇叭里突然传出了嘹亮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这时车身猛地一抖，人们意识到火车就要开了，人群“嗡”地一下声音四起，月台上的人都拥到车厢前，哭声、叫声、喊声乱成一片。
在一片震天的哭声中，火车鸣笛发车，慢慢驶离了北京火车站。高红十拿着《毛主席语录》，趴在窗口跟父母再见。父母每人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带着3个妹妹在月台的安全线内跟她告别。从上车到火车开的这段时间，她没有掉一滴眼泪，父母也表现得十分镇静。
车过丰台后，车厢里的哭声渐渐停息了。
落户窑洞
经过十几个小时后，火车抵达西安。高红十她们换上了敞篷的解放军军用大卡车前往延长县。一路上，那些散落在山坡沟壑中、黄土高原特有的窑洞震撼了这些从城里来的学生们。
车过陕西省铜川市后，天空下起雪来。大片的雪花纷纷扬扬地落下来。将这些拿着红宝书，站在卡车的车帮旁边的知青们冻得直哆嗦。
这时候所有的人都伸长了脖子想看延安的标志——宝塔山。如果看到宝塔山，那么就意味着延安快到了。二十里铺、十里铺……车到七里铺后，知青们都跳下车来，这时候他们身上已经落满了泥土，大家到车下后用力把泥土拍掉。
在经过长途的跋涉和漫天的尘土后，延安终于在视线中出现了。所有的人都抑制不住地高兴。到了延安后，高红十她们直接分到了延长县。
黑家谱公社离延安比较近。卡车把知青运到黑家谱公社后，按照知青来时填报的志愿，各大队派人将落户在自己地头的人领走。
高红十：我记得当时是革委会主任和村支部书记来接：“谁是我们李家湾的学生?”大家走的时候，行李上都绑着布条，写上了什么“这是李家湾”，他们把我们的行李“咣”绑在毛驴车上，就把行李接走。
大家一起跟着行李走。一路上，高红十看到十里开外的高原上冰天雪地，除了白色的雪就全部是黄的土。过了不久，车从一个缓坡斜斜开下去，李家湾公社就渐渐出现在高红十她们的眼前。一孔孔的窑洞错落有致，窑洞的窗棂上贴着美丽的剪纸，门墙旁边挂着黄灿灿的玉米棒子和红彤彤的辣椒串。
高红十：我就看见走来那么几个老乡。女的、男的脸都是糙皮，指甲全是黑的。糙皮抹两脸颊胭脂红，穿红花棉袄，就是那种肉身穿棉袄，没罩衣。
这些“肉身穿棉袄”正是接他们的老乡。等她们一下车后，乡亲们把她们带到专门为知青准备的窑洞去。来之前，这些首都知青们对陕北的窑洞充满了想象。然而，当她们第一次走进窑洞时，才发现革命领袖们长期居住的窑洞并没有她们想象中的那样充满革命气息。
当晚除了高红十等4位来自北京师范附中的女生外，还有5位来自北京31中的男生分到了李家湾。等大家把一切收拾停当以后，天也黑了下来。村里的会计为知青们烧了一堆火，围着大火为知青们蒸了些东西填肚子——这是知青们吃的第一顿饭。
高红十：当时我记得烧得那个豆秸，豆秸非常好烧。‘噼里啪啦’一会儿锅就开了。蒸上点什么?当时就没有?哪有蒸馒头、蒸馍馍。都没有!都是玉米面和白面掺和的那种粗粮的东西。
1969年，一共有28000多名来自北京的知青住进陕西的窑洞。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下，他们和高红十一样来到农村，准备在这里“改天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