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主体和接受主体的“知行合一”——比较教育理论建设跨文化的哲学对话

来源 :教育研究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rommer006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外哲学是比较教育方法论建设的理论资源。在进行比较方法论研究的时候,应该展开跨文化的哲学对话。中国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对主体意识的重视、对知行关系的论述,特别是对“行”的重视,为中国比较教育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材料。作为现代解释学支派的接受理论可以给包括比较教育在内的教育研究及其方法论带来充满活力和前途的思考空间。研究主体和接受主体的“知行合一”应成为21世纪比较教育方法论的重要内容。
其他文献
地方教育科研院所应该坚持为当地教育发展服务的方向,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建院十五年来坚持“一个中心,四个服务”的科研方针,探索建立教育科研为教育实践服务的中介机制和激励保障机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教育事业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曲折发展的历程中经历了三次大的历史性转折,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共和国教育不断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对于我国教育积极应对新世纪的挑战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重要的启示。其中最基本的一条经验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教育原理与中国教育实际和世界教育发展进步趋势结合起来,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道路;其中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继承、借鉴和创新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教育主权是包容于国家主权之内的涉及教育事务的最终决定权。随着国际社会格局的变化和发展,教育主权受到来自包括WTO在内的多种因素的制约。WTO通过教育服务的跨境交付、境外消费、教育商业机构的设置和自然人的流动等方式对教育主权产生重要影响。在入世的背景下,国家教育主权表现出弱化与强化、融合与冲突、本土性与实现形式的多样性等特征和趋势。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是我国教育事业进行改革和发展的指路明灯。要培养“四有”公民,就要在“三个代表”思想指导下,正确解决处理好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主要积极地迎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的挑战。
本文在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高层次大学合并的背景和利弊的基础上,探讨其未来发展策略。高校合并是高校结构调整、政府机构改革、资源配置方式调整、人才培养模式转换等多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合并后的大学在综合实力、学科基础、办学环境等方面得到提升或改善。但是,新的平衡关系导致了诸多复杂的因素矛盾。为了使合并的效益进一步显现,这些大学运作的内外环境、学科方向、办学体制等应适时调整。
本文运用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对我国普通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动态过程进行分析,得出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已经进行改革过程是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并给出了变迁的原因和具体表现;未来的改革将是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同时也给出了改革具体内容的描述。
莫里森的“第二曲线”理论可以给办学成功或陷入困境之后的学校提供学校发展的理论指导。在实践中,许多个性鲜明的学校发展策略,客观上是符合“第二曲线”的原理的,寻求学校发展的第二曲线,对于提高学校管理的效能和不断超越自我,具有现实意义。
高等师范院校的培养目标决定了高等师范院校必须加强其师范性,而不能向综合大学看齐,也不能大量兴办非师范专业而冲掉师范生。为此,必须提高师范性课程的比重,加强基础研究和教育科学研究,延长师范生的实习时间,并积极创建一种师范性的校园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