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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河流经的九省区中，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六省区属于中国的西部。高山、大河、戈壁、荒漠、丘陵、山地、平原，几乎中国北方所有的陆地地貌都可以在西部黄河流域找到身影。生活在黄河西部流域的各族人民与中原汉民族一起，共同守护母亲河，谱写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之歌。千百年来，九曲黄河奔腾向前，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民族品格。黄河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
春天，青藏高原巴顏喀拉山麓的约古宗列盆地里散布着许多水泊，水泊间满是水草丰美的沼泽草甸，汩汩的泉眼汇成涓涓溪流，穿过扎陵湖、鄂陵湖，东行至玛多出河源区，然后流过龙羊峡、李家峡、积石峡，穿过兰州，继而北上，从内蒙古托克托县双河村开始山陕峡谷旅行。黄土高原将最丰厚的黄土给予黄河，致使至壶口浊浪排空、潼关水激潼山，之后黄河结束它波澜壮阔的西部旅程，驶入中原，并最终在山东垦利县注入渤海湾。
5464公里的中华民族母亲河，哺育了大河上下、一河两岸无数炎黄子孙、孕育了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黄河与西部
在黄河流经的九省区中，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六省区属于中国的西部。高山、大河、戈壁、荒漠、丘陵、山地、平原，几乎中国北方所有的陆地地貌都可以在西部黄河流域找到身影。西部中国壮丽的河山与沿河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构成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动人画卷，大漠余晖、河曲盘旋、草原生雾、朝晖夕阴，以及那若尔盖草原绿草如茵，兰州百里黄河风情线上水车翻转，白银人工自流河渠灌溉景观阶梯分布，还有山陕峡谷里九曲十八弯，禹门口宽广辽远。黄河上每一条重大支流都孕育出自己的文明，河湟文化、黄河滋养出的银川、包头、呼和浩特绿洲，渭河冲积出的八百里平川，黄河与西部中国紧紧拥抱在一起，是山水画册，也是诗酒壮歌。
然后，站在黄河边向中国北方的崇山峻岭间看去，发现与黄河几乎并行的还有一条文化线，那就是迤逦在甘肃、宁夏、陕北、内蒙古的中国长城一线。这条有形的文化线是自然与文化的混合物，是气候、植被和人类经济活动交织的文明遗产。嘉峪关关城是最西部的长城关隘所在，关内尚是农耕生活，关外便是游牧民族驰骋的疆土。然而，每当夕阳笼罩了边塞的荒漠、城楼、或者关城，那已逝去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便在血色残阳中复活、浮现。再沿着河西而行，一路上皆是秦时长城、汉时亭障、墩台、明代边墙、残垣，宁夏中卫沙坡头黄河两岸至今留下700多公里长城遗迹。回首陕北高原，战国、秦时、明长城赫然屹立在府谷、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吴起、定边，它们是蒙恬修筑的抵御外族入侵的防御线，也是大明王朝的九边之一，更是边塞与内地物质文化贸易地。无疑，黄河流过的西部是雄浑刚健阳刚的英雄文化与源远流长的河流文化融合体，是长河落日圆、英雄扬刀跃马的悲壮画面，是多情花儿与狂野信天游交织在一起的家园，是充满硬朗悲壮气质和侠骨柔情的空间。
为黄河流域西部六省区添上浓墨重彩一笔的还有生活于斯的藏、回、蒙古、东乡、土、撒拉、保安、裕固、满族等少数民族，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黄河文化才更加绚烂而斑斓。
在四川若尔盖县与甘肃玛曲县交界处，黄河环绕玛曲县境绕了一个 180度的弯，人称“九曲黄河第一湾”的唐克湾。在青海同德县境内的切木曲（河）汇流处黄河折而北流，至贵南与共和交界的龙羊峡东流，形成黄河上第二个湾——唐乃亥湾，这里环抱着青、甘、川三省的黄南、海南、甘南、临夏、阿坝（北部）五个民族自治州及周边地区，拥有长江水系的白龙江、岷江和黄河水系的洮河、渭河、大夏河、白河、黑河、隆务河、巴曲等河流，沿着这些河流下切形成的河谷踏出了南北、东西走向的古今民族迁徙走廊，这就是人们所讲的河曲民族走廊。位于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黄河岸边居住着撒拉族，而与循化相毗连的大夏河畔则是回族之乡，传说中大禹导河积石山之处，这里是保安族的家园，临夏的大河家是回族人聚居处，是西北民歌“花儿”的故乡，在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居住着一个叫裕固族的草原游牧民族，已是一个非常稀有的少数民族了。当然上述这些少数民族只是西部众多民族中的一部分，他们与中原汉民族共同守护黄河这条母亲河，共同谱写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之歌。
母亲河与中华文明根脉
20世纪初叶，西方人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发现了史前仰韶文化遗址，之后在黄河中游三角洲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使人们坚信黄河流域中游地区毫无疑问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华文明乃是华夏民族的本土创造。
陕西关中渭河流域是华夏民族和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横贯甘肃、宁夏、陕西三省的渭河是陕西的母亲河，也是黄河上最大的支流。优越的自然条件，适宜的生态气候，致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逐水而居、农耕而生，大概在距今八十万年前渭河支流灞河上的公王岭“蓝田猿人”生活于此，距今十五万年前渭河谷地生活着大荔人，而在灞河支流浐河边是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母系氏族社会半坡遗址。无疑，陕西关中是仰韶文化最集中的区域之一，不仅诞生了早期中华文明，而且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更是奠定了中华文化因子。西周封建一统、井田制、宗法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礼乐文化成为中国文化根基。至秦代推行郡县制，统一文字，影响后世两千年。汉武帝时独尊儒术，解决了西周和秦都没有解决的思想一统问题，到隋唐开科举制度，中华思想文化定型于此。无疑，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基因在黄土高原上的渭河流域完成，从而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深度和厚度，为中国制造最强的文化基因，此后，不管如何改朝换代，这些文化基因始终不变。
从西安北上，过铜川，在陕西黄陵的桥山上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陵寝。郁郁葱葱的松柏掩映之中，华夏民族的始祖黄帝衣冠冢在此。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起源时期，井、房屋、舟车、服饰、釜、甑、灶、杵臼、陶器都被创造出来，黄帝史官仓颉创造出文字，中华文明的曙光已经到来。因此，黄帝是奠定中国文明的第一座基石，黄河、黄土、黄帝构成中华文明最独特的民族标志。 从黄河中游上溯，仰韶文化在不断扩散。甘肃临洮县城南的马家窑遗址是距今四千年历史的黄河上游史前仰韶文明，其所创造的彩陶文化达到世界远古彩陶史的顶峰。齐家文化是以甘肃为中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人类早期文化，而当公元前1700年左右齐家文化衰落后，原齐家文化地域之西部兴起卡约文化，其东部则有辛店文化，青海东部的黄河上游与湟水流域大多在卡约文化范围内。甘肃南部洮河、大夏河入黄河的地带是辛店文化分布之区。黄河流域最早的新石器文化是青藏高原的卡约文化，向东北影响到以辽宁西部和内蒙古东部赤峰市为中心区的红山文化，向东影响到以海岱地区为中心的大汶口文化，向南影响到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显然中华文明在黄河中游发祥，然后由中心向四周扩散，与周边诸多文明进行交流碰撞，最终形成一个具有广阔地理空间的华夏大文明。
农耕与游牧
黄河流域是中国农业文明重要发祥地，因此讲黄河文化必然要讲农业文明。我国历史上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可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是我国古代农业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之一。农业是种植植物和饲养动物的活动。黄土高原上是最初农业发祥的地方，也因此是中华民族活动的大舞台。在黄河流经的九省中，青海东部、宁夏、陕西、山西、甘肃、内蒙古共同组成黄土高原这一地理空间。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中游，准确地讲，是起源于黄河岸边的台原阶地上。由于在早期人类改造自然能力比较弱小，而黄土土质疏松，最易开发，所以文明曙光最早发祥在北方黄土最厚的地方。
新石器时代原始先民采集野生谷物，加以驯化，黄河流域中游的粟和稷因为耐旱，利用有限水份的效能最佳，首先得到推广。《诗经》中各项粮食作物出现的次数以黍稷居首位。中国的桑生产最先也是在黄土高原上发祥，《诗经》中桑字出现二十篇诗，间接证明蚕丝的存在。陕西泾阳县的郑国渠是秦时修筑的水利灌溉系统，距今已有二千二百三十多年历史，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三大水利工程之一，对秦始皇统一中国起到重要作用。郑国渠之后，屡废屡修，几易渠名，经久不辍，至汉代为白公渠，唐代为三白渠，宋代为丰利渠，元代为王御史渠，明代为广惠渠，民国时，水利家李仪祉先生继承引泾灌溉的历史经验，采用科学技术，主持兴建泾惠渠工程。两千年来陕西关中始终是中国农业重要生产地。
众所周知，西北地区属于干旱或半干旱气候，要发展农业水利灌溉必须跟上，因此，河湟地区、河套平原，以及上述关中都是历史悠久的古灌区。“河湟”地区是指兰州以西的黄河上游与湟水流域一带，大约在今甘肃西南和青海省东部，该区域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接壤处，是中原汉民族与少数民族融汇地，肥沃的土地，便于灌溉的水系，为先民们的生存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河湟农业出现在秦厉公时代，羌人无弋爱剑被秦人俘去，后逃脱后，辗转于黄河、湟水、姚河间，发展农业。至武帝时，汉军进入湟水，河湟农业再次发展。然而，河湟地区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一直并存，以日月山为界，日月山以东是农业区，以西是游牧地带，河湟地区之齐家文化属于高原河谷游牧区，陕北鄂尔多斯一带和河套地区是农耕与草原游牧区交织地带。
黄河进入河套平原，水流平缓，两岸人民引黄灌溉，养育出银川和土默川平原，从而将中华文明向北推移了几个维度，这个地方也是农耕与游牧经济交织地带。青铜峡是黄河上游最后一个峡谷，也是黄河水文发生变化的地方，因此水文学家把青铜峡看做黄河上游和下游的分界处，而地质学家则将内蒙古托克托县的双河村视为黄河上游和中游的分水岭。青铜峡水利灌溉绵延两千多年之久，从秦代始、历经汉、隋唐、南北朝、五代、元、明、清，引黄灌溉使这里五谷丰登、瓜果飘香，唐朝韦蟾诗云：“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在宁夏中卫人们发明的无坝引水工程，创造了神秘的沙坡头水利文化。后河套灌区至迟于西汉时期（公元前2世纪）开始建设，至今已有二千二百多年历史。灌区以三盛公引水枢纽从黄河自流引水，由总干渠、13条干渠及各级渠道输配供水至田间地头及湖泊，后通过红圪卜扬水站进入乌梁素海排水承泄区，最后经过总排干出口段退入黄河，是完整配套的灌排体系。河套灌区地处农耕与游牧文明交错地带，引黄灌溉工程的创建开启了河套地区农业快速发展的新纪元。
都城与废墟
城是中国文化的特殊产物，构成汉文化圈人文地理的独有景观。黄河流域西部地区有无数历史文化名城，也有大量废都、废墟，前者曾是国都所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后者代表着曾经的城市繁华和辉煌。西部作为国都主要在陕西关中形成一个庞大都市群：西周之丰镐、秦之咸阳、汉隋唐之长安，此外还有少数民族建立的西夏都城宁夏银川，陕北定边赫连勃勃的都城统万城。
都城文化是当时全国文化的汇集和代表。秦人的咸阳今天虽已无法得知，然而凭借唐人杜牧《阿旁宫赋》描摹：“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廻，檐牙高啄。”可以想象秦都宮殿之巍峨，都城之宏大。关于汉长安《三辅黄图》有载，里面有长乐、未央、建章、桂宫和甘泉六宫，现虽已掩映在斜阳暮霭中，然而所留遗迹，以及诗文歌赋仍能想象当年的雄风和威仪。隋唐长安城是中国城市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拥有宫城、皇城、郭城三层格局，具有严格的里坊制度，坊内寺观众多。如袁朗在《和洗掾登城南坂望京邑》中道：“帝城何郁郁，佳气乃葱葱……复道东西合，交衢南北通。万国朝前殿，群公议宣室 ……鸣珮含早风，华蝉曜朝日……端拱肃岩廊，思贤听琴瑟。逶迤万雉列，隐轸千闾布 ……处处歌钟鸣，喧阗车马度。日落长楸间，含情两相顾。”作为都城汉长安法天象地、焕若星辰，唐长安呈现周易礼制、政通人和。
黄河流域的西部中国还有很多都城因为种种原因而毁坏，今天我们要了解它们的都城文化只有凭借文献记载和王陵、废墟等追寻旧日身影。陕西关中拥有庞大的帝陵群，西汉十一个皇帝的陵墓分布在长安附近的“原”上。除文帝霸陵与宣帝杜陵在长安东南的白鹿原和少陵原外，其余九个帝陵均位于渭水北岸的咸阳原上。由于秦汉诸帝陵和诸陵邑占据了长安附近的咸阳原、白鹿原和少陵原，而秦岭和秦岭北麓的冲积扇上又不宜营建规模宏大的陵园，所以唐代陵墓不得不向渭北黄土原发展。唐王朝十八个皇帝的陵寝在关中渭水以北从乾县到蒲城绵延100多公里的黄土台原北部的山丘上。陵寝高踞于陵园最北部，无论是依山为陵或覆斗型高飞厚垅，都显得巍峨高耸，这就相当于长安的宫城。地下是玄宫，在地面上围绕“山顶”或封土堆建造方型小城，城周有垣，四面各一门，门外有双阙、双狮，献陵四门为八虎，城四角有角楼，南面为正门。昭陵有著名的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飒露紫、青骓六骏，乾陵借助梁山自然山峰而建，以女皇无字碑和61尊王宾石像闻名。 黄河东岸的银川西夏王陵彰显着一个由党项族创建的王国辉煌。不同于汉民族政权的西夏王朝，党项族是真正从黄河岸边走来的民族，当他们从青藏高原迁徙到陕北和鄂尔多斯高原时，民族中那种雄阔昂扬的精神爆发了，等再迁到银川，拓跋氏、米擒氏、房当氏、野利氏、颇超氏、往利氏、费听氏、细封氏这八个部落中拓跋氏脱颖而出。西夏王朝与吐谷浑结为联盟，然后摆脱吐蕃统治，与契丹结盟，反对青唐吐蕃，并长期与内地保持经济上的密切关系。今天，当我们站在黄河东岸那西夏历代君王埋骨之地，千年墓冢上许多被风雨侵袭过的小洞，密密麻麻，不觉那已经远去千年的历史尘埃慢慢从这九座枯坟一局古残棋中走来，那逝去的马背上民族，那搅乱中国历史的一百九十年，便显现在眼前。
革命与建设
黄河流域还是中国革命发展之地，更是新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空间。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延伸了黄河及其流域的象征意义，将黄河与农民和中国革命联系起来，赋予了黄河所代表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民族品格。
中国近代革命本起于南方，但革命发生逆转是中国共产党因长征从南方来到北方，红军长征经过诺尔盖草原，在宁夏西吉的将台堡，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毛泽东在会师后写下《七律·红军不怕远征难》《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中共中央进驻陕北延安。延安所在的延河发源于陕西靖边天赐湾，流经志丹、安塞、宝塔、延长四县，在延长县南河沟乡附近汇入黄河。1935年至1948年，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留存有延安革命纪念馆、杨家岭革命旧址、枣园、王家坪、凤凰山革命旧址，这些历史遗迹是黄河流域红色文化的承载。延安时期的革命文化，积淀成为当代中国文化事业之根基。延安时期诞生的毛泽东思想，确立了当代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方向和文化方向。
黄河流域红色文化集中区域除延安以外，还有榆林、渭南等地区。陕西、山西以黄河为界形成的地理空间，为中国革命创造了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佳县、吴堡、清涧等陕北沿黄地带是毛泽东与中央机关转战所经之地。佳县诞生了《东方红》，吴堡渡口是1948年毛泽东主席在陕北转战一年，最后离开陕北到山西柳林的地方。清涧渡口是1936年红军东征山西的渡口，毛泽东曾在清涧写下《沁园春·雪》，韩城芝川渡口是1937年八路军120师东渡黄河出师抗日渡口，榆林天台山附近也有一个东渡口，天台山道观曾是刘志丹渡河作战指挥部，山下的贺家川是红色革命根据地。显然，黄河流域在中国革命中曾经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红色文化非常丰厚。
20世纪对于中国人来讲，是一个充满巨大悲伤的世纪，黄河水患给中华民族造成巨大的心灵创伤。新中国成立之前，黄河肆虐，尤其是花园口决堤造成的社会与生态创伤犹存。建国后，以治理黄河为契机，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治黄史上的奇迹。1952年，毛泽东出京视察黄河时提出：“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1955年，国家提出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提出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包括远景规划和第一期规划。远景规划就是黄河干流梯级开发规划：第一段龙羊峡至青铜峡，水利发电;第二段青铜峡到河口镇（现在已改为双河村），灌溉和航运;第三段河口镇至龙门，发电;第四段龙门至桃花峪防洪、发电。不言而喻，共和国在继承前代加强下游堤防，整治下游河道治黄方案的同时，大规模兴建水利水电工程，积极开展中下游水土保持工程，是创建现代化中国生态环境应有之举。七十年黄河梯级开发，目前黄河干流上有中大型水利工程30座，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即中国的西部。河流的综合开发利用是中国现代化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黄河流域的现代水利建设，开创了现代的黄河文化。
宗教与文艺
华夏各族在黄河流域遗留下绚烂的文化遗产，因此黄河流域是一个巨大而天然的储藏艺术珍品的文化空间和艺术博物馆。从史前上游的卡约文化、齐家文化、马家窑文化，中游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到各个历史时期黄河流域西部诸省丰富的历史遗迹和遗产，其中，宗教与文艺斑斓绚烂。
青海境内著名的塔尔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祖师宗喀巴的诞生地，自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创建以来，经四百多年的不断扩建发展，逐渐成为国内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临夏大夏河畔的拉卜楞寺是著名藏传佛教寺院，寺院以精湛的建筑艺术和辉煌的宗教文化而著称。宁夏青铜峡的西夏一百零八塔是河套地区西夏时期重要佛教建筑，是世界上稀有的大型塔阵，依山建成12层，108座覆钵塔按奇数排列成等边三角形，是宁夏丝路文化多元性的体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内的大昭寺是一座有名的黄教寺庙。数百年来是内蒙藏传佛教的活动中心。大召寺里有明宣德炉，清康熙皇帝用过的龙凤孔雀伞，康熙皇帝时皇宫的八个珍珠八宝宫灯，康熙皇帝的“万岁龙牌”，清乾隆皇帝赐的鎏金财神，明清两代唐卡以及宗教活动使用的各种法器、面具等，都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和艺术珍品。甘肃炳灵寺石窟以石雕著名，其艺术价值仅次于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是我国著名四大石窟之一，从后秦、北魏、隋唐五代，以及之后各代不断开凿，麦积山石窟艺术以其精美的泥塑艺术驰名中外。
陕西黄河流域的宗教与艺术更加丰富多彩。佳县黄河岸边的白云山道教历史悠久;西安的大兴善寺、慈恩寺、香积寺、净业寺、草堂寺分别为佛教六大宗派密宗、唯识宗、净土宗、律宗、三论宗祖庭;楼观台是老子写《道德经》的地方，城内的广仁寺为藏传佛寺，更不用说终南山里寺院众多，圣寿寺、紫竹林、悟真寺皆是古刹名寺。陕西周秦汉唐都城遗址本身就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地下文物之丰赡更使陕西成为黄河流域文化遗产重要聚集地。周文化发祥地宝鸡出土青铜器精品之多，铭刻内容之重要，居全国之首。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金银器彰显大唐自信奔放的民族气度，以及当时佛教之兴盛。
而讲文学艺术必须先从中国汉字谈起，这是中国文化之根基。众所周知，世界上各种文字都从象形文字进化而来，多数文字从象形走向拼音，汉字却从象形走向表意与表音相结合的“意音文字”，是世界上惟一仅存的生命力盎然的古文字。黄河中游是中国汉字创造地，相传仓颉造字，陕西白水至今仍有仓颉庙。历代文字可谓秦时有石鼓文，汉代有石刻，而基于文字，诞生了中国书法艺术。从仓颉造字到竹简留书，从虞夏彩陶到殷墟甲骨，从周金秦篆到汉隶唐书，汉字记录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历程，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历史载体、学术承载者。陕西是中国书法故乡。周金、秦篆、汉隶、唐楷，陜西书法艺术上都有创新，唐文宗开成二年，将《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古梁传》《孝经》《论语》《尔雅》等十二部经书勒于碑石，立于长安务本坊的国子监，这便是有名的开成石经。宋代奠定了今天碑林的基本格局。清初，再刻《圣教序》与《淳化阁帖》于其中，中西交通史上极有价值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被发现后，亦藏于此。西安碑林收藏了中国历代名碑，又以唐碑著名。不仅如此，三秦大地上，摩崖石刻比比皆是，耀州药王山可谓陕西第二碑林，汉中石门碑刻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亦不可小觑。
西夏文化是以党项文化为中心的多民族文化，壁画和彩绘艺术在继承唐宋艺术的同时，融汇党项、吐蕃、回鹘等民族的文化内容。西夏是极少数有文字创造的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借鉴汉字的笔画和构成原理，形成本民族文字。西夏文字的创造与使用，佛经的翻译与传播，为中华文化增添了民族风格。而有了文字，便有文学，西周时期黄河流域中游诞生了我国第一部总集《诗经》，深远影响后世文学。
《史记》则开创中国纪传体史学写作先例，鲁迅先生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千年来成为中国文学和史学的经典。汉赋和唐诗构成黄河流域最辉煌绚烂的文学典籍，特别是唐诗以其对社会生活、时代风貌、百姓日常的展示，高妙的艺术技巧，使其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高峰。抗战时期，鲁艺所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则是20世纪黄河文艺最高成就，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觉醒与抗争，预示着民族战争的最终胜利。
毋庸置疑，黄河流域所拥有的人文资源、历史遗迹、文化精华，是长江流域以及其他流域不能替代的，尤其是在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富裕情况下，人类对精神文明和文化生活的追求越来越高，黄河拥有的精神价值和意义日益凸显出来。本文所涉猎的西部黄河文化也是挂一而漏万，我们希望借以彰显民族丰赡的文化遗产，展示新时代中国黄河文化之创造，并昭示：黄河万古不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作者简介
刘 宁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研究员。2016年至2018年在黄河流域进行实地文化考察，主持2017年中宣部“讲好中国故事”研究课题《黄河岸边的家：当代中国考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西安城市文化、文学地理学，黄河文化等
春天，青藏高原巴顏喀拉山麓的约古宗列盆地里散布着许多水泊，水泊间满是水草丰美的沼泽草甸，汩汩的泉眼汇成涓涓溪流，穿过扎陵湖、鄂陵湖，东行至玛多出河源区，然后流过龙羊峡、李家峡、积石峡，穿过兰州，继而北上，从内蒙古托克托县双河村开始山陕峡谷旅行。黄土高原将最丰厚的黄土给予黄河，致使至壶口浊浪排空、潼关水激潼山，之后黄河结束它波澜壮阔的西部旅程，驶入中原，并最终在山东垦利县注入渤海湾。
5464公里的中华民族母亲河，哺育了大河上下、一河两岸无数炎黄子孙、孕育了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黄河与西部
在黄河流经的九省区中，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六省区属于中国的西部。高山、大河、戈壁、荒漠、丘陵、山地、平原，几乎中国北方所有的陆地地貌都可以在西部黄河流域找到身影。西部中国壮丽的河山与沿河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构成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动人画卷，大漠余晖、河曲盘旋、草原生雾、朝晖夕阴，以及那若尔盖草原绿草如茵，兰州百里黄河风情线上水车翻转，白银人工自流河渠灌溉景观阶梯分布，还有山陕峡谷里九曲十八弯，禹门口宽广辽远。黄河上每一条重大支流都孕育出自己的文明，河湟文化、黄河滋养出的银川、包头、呼和浩特绿洲，渭河冲积出的八百里平川，黄河与西部中国紧紧拥抱在一起，是山水画册，也是诗酒壮歌。
然后，站在黄河边向中国北方的崇山峻岭间看去，发现与黄河几乎并行的还有一条文化线，那就是迤逦在甘肃、宁夏、陕北、内蒙古的中国长城一线。这条有形的文化线是自然与文化的混合物，是气候、植被和人类经济活动交织的文明遗产。嘉峪关关城是最西部的长城关隘所在，关内尚是农耕生活，关外便是游牧民族驰骋的疆土。然而，每当夕阳笼罩了边塞的荒漠、城楼、或者关城，那已逝去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便在血色残阳中复活、浮现。再沿着河西而行，一路上皆是秦时长城、汉时亭障、墩台、明代边墙、残垣，宁夏中卫沙坡头黄河两岸至今留下700多公里长城遗迹。回首陕北高原，战国、秦时、明长城赫然屹立在府谷、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吴起、定边，它们是蒙恬修筑的抵御外族入侵的防御线，也是大明王朝的九边之一，更是边塞与内地物质文化贸易地。无疑，黄河流过的西部是雄浑刚健阳刚的英雄文化与源远流长的河流文化融合体，是长河落日圆、英雄扬刀跃马的悲壮画面，是多情花儿与狂野信天游交织在一起的家园，是充满硬朗悲壮气质和侠骨柔情的空间。
为黄河流域西部六省区添上浓墨重彩一笔的还有生活于斯的藏、回、蒙古、东乡、土、撒拉、保安、裕固、满族等少数民族，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黄河文化才更加绚烂而斑斓。
在四川若尔盖县与甘肃玛曲县交界处，黄河环绕玛曲县境绕了一个 180度的弯，人称“九曲黄河第一湾”的唐克湾。在青海同德县境内的切木曲（河）汇流处黄河折而北流，至贵南与共和交界的龙羊峡东流，形成黄河上第二个湾——唐乃亥湾，这里环抱着青、甘、川三省的黄南、海南、甘南、临夏、阿坝（北部）五个民族自治州及周边地区，拥有长江水系的白龙江、岷江和黄河水系的洮河、渭河、大夏河、白河、黑河、隆务河、巴曲等河流，沿着这些河流下切形成的河谷踏出了南北、东西走向的古今民族迁徙走廊，这就是人们所讲的河曲民族走廊。位于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黄河岸边居住着撒拉族，而与循化相毗连的大夏河畔则是回族之乡，传说中大禹导河积石山之处，这里是保安族的家园，临夏的大河家是回族人聚居处，是西北民歌“花儿”的故乡，在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居住着一个叫裕固族的草原游牧民族，已是一个非常稀有的少数民族了。当然上述这些少数民族只是西部众多民族中的一部分，他们与中原汉民族共同守护黄河这条母亲河，共同谱写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之歌。
母亲河与中华文明根脉
20世纪初叶，西方人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发现了史前仰韶文化遗址，之后在黄河中游三角洲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使人们坚信黄河流域中游地区毫无疑问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华文明乃是华夏民族的本土创造。
陕西关中渭河流域是华夏民族和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横贯甘肃、宁夏、陕西三省的渭河是陕西的母亲河，也是黄河上最大的支流。优越的自然条件，适宜的生态气候，致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逐水而居、农耕而生，大概在距今八十万年前渭河支流灞河上的公王岭“蓝田猿人”生活于此，距今十五万年前渭河谷地生活着大荔人，而在灞河支流浐河边是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母系氏族社会半坡遗址。无疑，陕西关中是仰韶文化最集中的区域之一，不仅诞生了早期中华文明，而且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更是奠定了中华文化因子。西周封建一统、井田制、宗法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礼乐文化成为中国文化根基。至秦代推行郡县制，统一文字，影响后世两千年。汉武帝时独尊儒术，解决了西周和秦都没有解决的思想一统问题，到隋唐开科举制度，中华思想文化定型于此。无疑，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基因在黄土高原上的渭河流域完成，从而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深度和厚度，为中国制造最强的文化基因，此后，不管如何改朝换代，这些文化基因始终不变。
从西安北上，过铜川，在陕西黄陵的桥山上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陵寝。郁郁葱葱的松柏掩映之中，华夏民族的始祖黄帝衣冠冢在此。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起源时期，井、房屋、舟车、服饰、釜、甑、灶、杵臼、陶器都被创造出来，黄帝史官仓颉创造出文字，中华文明的曙光已经到来。因此，黄帝是奠定中国文明的第一座基石，黄河、黄土、黄帝构成中华文明最独特的民族标志。 从黄河中游上溯，仰韶文化在不断扩散。甘肃临洮县城南的马家窑遗址是距今四千年历史的黄河上游史前仰韶文明，其所创造的彩陶文化达到世界远古彩陶史的顶峰。齐家文化是以甘肃为中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人类早期文化，而当公元前1700年左右齐家文化衰落后，原齐家文化地域之西部兴起卡约文化，其东部则有辛店文化，青海东部的黄河上游与湟水流域大多在卡约文化范围内。甘肃南部洮河、大夏河入黄河的地带是辛店文化分布之区。黄河流域最早的新石器文化是青藏高原的卡约文化，向东北影响到以辽宁西部和内蒙古东部赤峰市为中心区的红山文化，向东影响到以海岱地区为中心的大汶口文化，向南影响到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显然中华文明在黄河中游发祥，然后由中心向四周扩散，与周边诸多文明进行交流碰撞，最终形成一个具有广阔地理空间的华夏大文明。
农耕与游牧
黄河流域是中国农业文明重要发祥地，因此讲黄河文化必然要讲农业文明。我国历史上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可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是我国古代农业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之一。农业是种植植物和饲养动物的活动。黄土高原上是最初农业发祥的地方，也因此是中华民族活动的大舞台。在黄河流经的九省中，青海东部、宁夏、陕西、山西、甘肃、内蒙古共同组成黄土高原这一地理空间。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中游，准确地讲，是起源于黄河岸边的台原阶地上。由于在早期人类改造自然能力比较弱小，而黄土土质疏松，最易开发，所以文明曙光最早发祥在北方黄土最厚的地方。
新石器时代原始先民采集野生谷物，加以驯化，黄河流域中游的粟和稷因为耐旱，利用有限水份的效能最佳，首先得到推广。《诗经》中各项粮食作物出现的次数以黍稷居首位。中国的桑生产最先也是在黄土高原上发祥，《诗经》中桑字出现二十篇诗，间接证明蚕丝的存在。陕西泾阳县的郑国渠是秦时修筑的水利灌溉系统，距今已有二千二百三十多年历史，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三大水利工程之一，对秦始皇统一中国起到重要作用。郑国渠之后，屡废屡修，几易渠名，经久不辍，至汉代为白公渠，唐代为三白渠，宋代为丰利渠，元代为王御史渠，明代为广惠渠，民国时，水利家李仪祉先生继承引泾灌溉的历史经验，采用科学技术，主持兴建泾惠渠工程。两千年来陕西关中始终是中国农业重要生产地。
众所周知，西北地区属于干旱或半干旱气候，要发展农业水利灌溉必须跟上，因此，河湟地区、河套平原，以及上述关中都是历史悠久的古灌区。“河湟”地区是指兰州以西的黄河上游与湟水流域一带，大约在今甘肃西南和青海省东部，该区域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接壤处，是中原汉民族与少数民族融汇地，肥沃的土地，便于灌溉的水系，为先民们的生存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河湟农业出现在秦厉公时代，羌人无弋爱剑被秦人俘去，后逃脱后，辗转于黄河、湟水、姚河间，发展农业。至武帝时，汉军进入湟水，河湟农业再次发展。然而，河湟地区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一直并存，以日月山为界，日月山以东是农业区，以西是游牧地带，河湟地区之齐家文化属于高原河谷游牧区，陕北鄂尔多斯一带和河套地区是农耕与草原游牧区交织地带。
黄河进入河套平原，水流平缓，两岸人民引黄灌溉，养育出银川和土默川平原，从而将中华文明向北推移了几个维度，这个地方也是农耕与游牧经济交织地带。青铜峡是黄河上游最后一个峡谷，也是黄河水文发生变化的地方，因此水文学家把青铜峡看做黄河上游和下游的分界处，而地质学家则将内蒙古托克托县的双河村视为黄河上游和中游的分水岭。青铜峡水利灌溉绵延两千多年之久，从秦代始、历经汉、隋唐、南北朝、五代、元、明、清，引黄灌溉使这里五谷丰登、瓜果飘香，唐朝韦蟾诗云：“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在宁夏中卫人们发明的无坝引水工程，创造了神秘的沙坡头水利文化。后河套灌区至迟于西汉时期（公元前2世纪）开始建设，至今已有二千二百多年历史。灌区以三盛公引水枢纽从黄河自流引水，由总干渠、13条干渠及各级渠道输配供水至田间地头及湖泊，后通过红圪卜扬水站进入乌梁素海排水承泄区，最后经过总排干出口段退入黄河，是完整配套的灌排体系。河套灌区地处农耕与游牧文明交错地带，引黄灌溉工程的创建开启了河套地区农业快速发展的新纪元。
都城与废墟
城是中国文化的特殊产物，构成汉文化圈人文地理的独有景观。黄河流域西部地区有无数历史文化名城，也有大量废都、废墟，前者曾是国都所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后者代表着曾经的城市繁华和辉煌。西部作为国都主要在陕西关中形成一个庞大都市群：西周之丰镐、秦之咸阳、汉隋唐之长安，此外还有少数民族建立的西夏都城宁夏银川，陕北定边赫连勃勃的都城统万城。
都城文化是当时全国文化的汇集和代表。秦人的咸阳今天虽已无法得知，然而凭借唐人杜牧《阿旁宫赋》描摹：“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廻，檐牙高啄。”可以想象秦都宮殿之巍峨，都城之宏大。关于汉长安《三辅黄图》有载，里面有长乐、未央、建章、桂宫和甘泉六宫，现虽已掩映在斜阳暮霭中，然而所留遗迹，以及诗文歌赋仍能想象当年的雄风和威仪。隋唐长安城是中国城市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拥有宫城、皇城、郭城三层格局，具有严格的里坊制度，坊内寺观众多。如袁朗在《和洗掾登城南坂望京邑》中道：“帝城何郁郁，佳气乃葱葱……复道东西合，交衢南北通。万国朝前殿，群公议宣室 ……鸣珮含早风，华蝉曜朝日……端拱肃岩廊，思贤听琴瑟。逶迤万雉列，隐轸千闾布 ……处处歌钟鸣，喧阗车马度。日落长楸间，含情两相顾。”作为都城汉长安法天象地、焕若星辰，唐长安呈现周易礼制、政通人和。
黄河流域的西部中国还有很多都城因为种种原因而毁坏，今天我们要了解它们的都城文化只有凭借文献记载和王陵、废墟等追寻旧日身影。陕西关中拥有庞大的帝陵群，西汉十一个皇帝的陵墓分布在长安附近的“原”上。除文帝霸陵与宣帝杜陵在长安东南的白鹿原和少陵原外，其余九个帝陵均位于渭水北岸的咸阳原上。由于秦汉诸帝陵和诸陵邑占据了长安附近的咸阳原、白鹿原和少陵原，而秦岭和秦岭北麓的冲积扇上又不宜营建规模宏大的陵园，所以唐代陵墓不得不向渭北黄土原发展。唐王朝十八个皇帝的陵寝在关中渭水以北从乾县到蒲城绵延100多公里的黄土台原北部的山丘上。陵寝高踞于陵园最北部，无论是依山为陵或覆斗型高飞厚垅，都显得巍峨高耸，这就相当于长安的宫城。地下是玄宫，在地面上围绕“山顶”或封土堆建造方型小城，城周有垣，四面各一门，门外有双阙、双狮，献陵四门为八虎，城四角有角楼，南面为正门。昭陵有著名的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飒露紫、青骓六骏，乾陵借助梁山自然山峰而建，以女皇无字碑和61尊王宾石像闻名。 黄河东岸的银川西夏王陵彰显着一个由党项族创建的王国辉煌。不同于汉民族政权的西夏王朝，党项族是真正从黄河岸边走来的民族，当他们从青藏高原迁徙到陕北和鄂尔多斯高原时，民族中那种雄阔昂扬的精神爆发了，等再迁到银川，拓跋氏、米擒氏、房当氏、野利氏、颇超氏、往利氏、费听氏、细封氏这八个部落中拓跋氏脱颖而出。西夏王朝与吐谷浑结为联盟，然后摆脱吐蕃统治，与契丹结盟，反对青唐吐蕃，并长期与内地保持经济上的密切关系。今天，当我们站在黄河东岸那西夏历代君王埋骨之地，千年墓冢上许多被风雨侵袭过的小洞，密密麻麻，不觉那已经远去千年的历史尘埃慢慢从这九座枯坟一局古残棋中走来，那逝去的马背上民族，那搅乱中国历史的一百九十年，便显现在眼前。
革命与建设
黄河流域还是中国革命发展之地，更是新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空间。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延伸了黄河及其流域的象征意义，将黄河与农民和中国革命联系起来，赋予了黄河所代表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民族品格。
中国近代革命本起于南方，但革命发生逆转是中国共产党因长征从南方来到北方，红军长征经过诺尔盖草原，在宁夏西吉的将台堡，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毛泽东在会师后写下《七律·红军不怕远征难》《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中共中央进驻陕北延安。延安所在的延河发源于陕西靖边天赐湾，流经志丹、安塞、宝塔、延长四县，在延长县南河沟乡附近汇入黄河。1935年至1948年，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留存有延安革命纪念馆、杨家岭革命旧址、枣园、王家坪、凤凰山革命旧址，这些历史遗迹是黄河流域红色文化的承载。延安时期的革命文化，积淀成为当代中国文化事业之根基。延安时期诞生的毛泽东思想，确立了当代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方向和文化方向。
黄河流域红色文化集中区域除延安以外，还有榆林、渭南等地区。陕西、山西以黄河为界形成的地理空间，为中国革命创造了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佳县、吴堡、清涧等陕北沿黄地带是毛泽东与中央机关转战所经之地。佳县诞生了《东方红》，吴堡渡口是1948年毛泽东主席在陕北转战一年，最后离开陕北到山西柳林的地方。清涧渡口是1936年红军东征山西的渡口，毛泽东曾在清涧写下《沁园春·雪》，韩城芝川渡口是1937年八路军120师东渡黄河出师抗日渡口，榆林天台山附近也有一个东渡口，天台山道观曾是刘志丹渡河作战指挥部，山下的贺家川是红色革命根据地。显然，黄河流域在中国革命中曾经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红色文化非常丰厚。
20世纪对于中国人来讲，是一个充满巨大悲伤的世纪，黄河水患给中华民族造成巨大的心灵创伤。新中国成立之前，黄河肆虐，尤其是花园口决堤造成的社会与生态创伤犹存。建国后，以治理黄河为契机，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治黄史上的奇迹。1952年，毛泽东出京视察黄河时提出：“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1955年，国家提出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提出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包括远景规划和第一期规划。远景规划就是黄河干流梯级开发规划：第一段龙羊峡至青铜峡，水利发电;第二段青铜峡到河口镇（现在已改为双河村），灌溉和航运;第三段河口镇至龙门，发电;第四段龙门至桃花峪防洪、发电。不言而喻，共和国在继承前代加强下游堤防，整治下游河道治黄方案的同时，大规模兴建水利水电工程，积极开展中下游水土保持工程，是创建现代化中国生态环境应有之举。七十年黄河梯级开发，目前黄河干流上有中大型水利工程30座，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即中国的西部。河流的综合开发利用是中国现代化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黄河流域的现代水利建设，开创了现代的黄河文化。
宗教与文艺
华夏各族在黄河流域遗留下绚烂的文化遗产，因此黄河流域是一个巨大而天然的储藏艺术珍品的文化空间和艺术博物馆。从史前上游的卡约文化、齐家文化、马家窑文化，中游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到各个历史时期黄河流域西部诸省丰富的历史遗迹和遗产，其中，宗教与文艺斑斓绚烂。
青海境内著名的塔尔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祖师宗喀巴的诞生地，自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创建以来，经四百多年的不断扩建发展，逐渐成为国内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临夏大夏河畔的拉卜楞寺是著名藏传佛教寺院，寺院以精湛的建筑艺术和辉煌的宗教文化而著称。宁夏青铜峡的西夏一百零八塔是河套地区西夏时期重要佛教建筑，是世界上稀有的大型塔阵，依山建成12层，108座覆钵塔按奇数排列成等边三角形，是宁夏丝路文化多元性的体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内的大昭寺是一座有名的黄教寺庙。数百年来是内蒙藏传佛教的活动中心。大召寺里有明宣德炉，清康熙皇帝用过的龙凤孔雀伞，康熙皇帝时皇宫的八个珍珠八宝宫灯，康熙皇帝的“万岁龙牌”，清乾隆皇帝赐的鎏金财神，明清两代唐卡以及宗教活动使用的各种法器、面具等，都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和艺术珍品。甘肃炳灵寺石窟以石雕著名，其艺术价值仅次于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是我国著名四大石窟之一，从后秦、北魏、隋唐五代，以及之后各代不断开凿，麦积山石窟艺术以其精美的泥塑艺术驰名中外。
陕西黄河流域的宗教与艺术更加丰富多彩。佳县黄河岸边的白云山道教历史悠久;西安的大兴善寺、慈恩寺、香积寺、净业寺、草堂寺分别为佛教六大宗派密宗、唯识宗、净土宗、律宗、三论宗祖庭;楼观台是老子写《道德经》的地方，城内的广仁寺为藏传佛寺，更不用说终南山里寺院众多，圣寿寺、紫竹林、悟真寺皆是古刹名寺。陕西周秦汉唐都城遗址本身就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地下文物之丰赡更使陕西成为黄河流域文化遗产重要聚集地。周文化发祥地宝鸡出土青铜器精品之多，铭刻内容之重要，居全国之首。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金银器彰显大唐自信奔放的民族气度，以及当时佛教之兴盛。
而讲文学艺术必须先从中国汉字谈起，这是中国文化之根基。众所周知，世界上各种文字都从象形文字进化而来，多数文字从象形走向拼音，汉字却从象形走向表意与表音相结合的“意音文字”，是世界上惟一仅存的生命力盎然的古文字。黄河中游是中国汉字创造地，相传仓颉造字，陕西白水至今仍有仓颉庙。历代文字可谓秦时有石鼓文，汉代有石刻，而基于文字，诞生了中国书法艺术。从仓颉造字到竹简留书，从虞夏彩陶到殷墟甲骨，从周金秦篆到汉隶唐书，汉字记录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历程，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历史载体、学术承载者。陕西是中国书法故乡。周金、秦篆、汉隶、唐楷，陜西书法艺术上都有创新，唐文宗开成二年，将《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古梁传》《孝经》《论语》《尔雅》等十二部经书勒于碑石，立于长安务本坊的国子监，这便是有名的开成石经。宋代奠定了今天碑林的基本格局。清初，再刻《圣教序》与《淳化阁帖》于其中，中西交通史上极有价值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被发现后，亦藏于此。西安碑林收藏了中国历代名碑，又以唐碑著名。不仅如此，三秦大地上，摩崖石刻比比皆是，耀州药王山可谓陕西第二碑林，汉中石门碑刻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亦不可小觑。
西夏文化是以党项文化为中心的多民族文化，壁画和彩绘艺术在继承唐宋艺术的同时，融汇党项、吐蕃、回鹘等民族的文化内容。西夏是极少数有文字创造的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借鉴汉字的笔画和构成原理，形成本民族文字。西夏文字的创造与使用，佛经的翻译与传播，为中华文化增添了民族风格。而有了文字，便有文学，西周时期黄河流域中游诞生了我国第一部总集《诗经》，深远影响后世文学。
《史记》则开创中国纪传体史学写作先例，鲁迅先生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千年来成为中国文学和史学的经典。汉赋和唐诗构成黄河流域最辉煌绚烂的文学典籍，特别是唐诗以其对社会生活、时代风貌、百姓日常的展示，高妙的艺术技巧，使其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高峰。抗战时期，鲁艺所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则是20世纪黄河文艺最高成就，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觉醒与抗争，预示着民族战争的最终胜利。
毋庸置疑，黄河流域所拥有的人文资源、历史遗迹、文化精华，是长江流域以及其他流域不能替代的，尤其是在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富裕情况下，人类对精神文明和文化生活的追求越来越高，黄河拥有的精神价值和意义日益凸显出来。本文所涉猎的西部黄河文化也是挂一而漏万，我们希望借以彰显民族丰赡的文化遗产，展示新时代中国黄河文化之创造，并昭示：黄河万古不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作者简介
刘 宁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研究员。2016年至2018年在黄河流域进行实地文化考察，主持2017年中宣部“讲好中国故事”研究课题《黄河岸边的家：当代中国考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西安城市文化、文学地理学，黄河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