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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考“做好西部大开发对外传播”这样一个命题时,我脑海里情不自禁地会出现这样三幅画面。一个是2007年去重庆三峡库区采访时遇到一位老农,那个村庄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他与其他村民一样落寞地蹲坐在墙根照看他孙子。一个是前两年在欧洲考察人权问题时,一位英国教授跟我争辩说,西藏发展导致大批汉民涌入西藏,破坏了当地的人口结构、稀释了藏族文化的独特性,是中共侵犯人权的“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