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德国的美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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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在过去,文化和艺术总是与社交和名誉配合得相得益彰;而如今的星期日政治演说虽然讲得很动听,但从无结果,甚至文化教育一词有时都消失了。与在选举时许下的推进大众文化教育的承诺相反,学校中是一种比较令人沮丧的现状。过去要求每个学生在每一学年至少有两周课时的艺术课,现在远远没有达到。因为讲授艺术和音乐课的意义特别重大,因为这门专业的损失无法弥补,而课时的实物补贴不断减少,所以,这门专业需要大量的场地、课时和物质材料,这样,就经常出现了由外行来授课及其他方面的情况……。在有些主管教育的政治家和
其他文献
1990年1月,法国罗伯特·拉卡出版社出版了苏联著名经济学家A·阿甘别吉扬的近著《搬掉大山:进行一场政治经济革命》一书,分析了苏联面临的种种经济问题和困难。围绕这个主题,法国《快报》记者采访了阿甘别吉扬。作为苏联科学院经济学部主任、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和经济学院院长的阿甘别吉扬强调了苏联经济“危机”,扼要阐述了他关于经济改革的主要观点。现译介如下。
<正> 根据国会图书馆目录编制人员提供的最近的统计资料,“哲学与女权主义”的分类标题下只列有45部书名。在“妇女研究”标题下则列有大量的书籍,而且现在有一个准哲学的范畴,即“理论”或“文化理论”概念。近几年来,从英美传统中训练出来的女权主义哲学家们已对蔑视妇女的语言上与制度上的实践进行了鞭辟入里、意义深远的哲学分析。(参见S.哈丁《女权主义的科学
<正> 据苏联《苏维埃国家与法》杂志1989年第11期报道,苏联法律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于1989年6月22—23日在莫斯科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类法律工作者的代表1000多人参加了会议。苏联司法部副部长M.П.维申斯基作了关于协会的任务及其活动的形式和原则的报告。有47人在会上发言。辩论的中心问题是:协
<正> 据苏联《经济问题》杂志1989年第12期报道,苏联著名学者、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问题国际研究所所长Ю.C.希里亚耶夫于1989年10月28日近世。希里亚耶夫是社会主义国际劳动分工理论的创建人之一,提出了许多关于发展苏联外经联系的富有成效的思想,提出了至今仍未丧失现实意义的关于苏联外经联系机制改革的建议,建立了国际经济联系的苏联学派,培养了几百名苏联和外国经济学家。希里亚耶夫生于1931年。1956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历任大学教员、出版社编辑、苏联科学院世
<正> 诗人拥有超越现实来引导人们行动的特权,他能促使我们去注意芸芸众生中的英雄。历史学家则不然,他的职责是理解历史事件本来的而非设想的面目。在描述历史上的英雄时尤为如此。无论是考证思想家、政治家与军事家等伟人式的英雄,还是探究靠时代精神和舆论环境所塑造的神话式的英雄莫不如此。T.卡莱尔的英雄崇拜代表了一种典型的历史观,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创造
<正> 在考察美国的现实政治生活时,里根主义即里根总统的政治和经济方针当占有重要地位。80年代,是共和党执政和保守势力在西方政治生活中占优势的时期,也是社会政治势力重新注意到意识形态问题并趋于偏激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人们已经对“全民幸福国家”这一自由党纲领感到不满,“美国垄断地位”的神话也开始动摇。随着保守分子获得政权,在70年代出现的实证政治倾向中,政治和意识形态中的军国主义战争方针取代了缓和的愿望。
<正> 人工智能是个还在迅速发展的领域,它出现于50年代,可是,到了80年代,它才取得了重要成果。人工智能有多方面的应用,主要包括机器人技术、计算机视觉、语言识别、自然语言理解和专家
<正> 随着南斯拉夫自治制度的实施,成人教育获得了迅速发展,而成人教育实践中提出的理论问题是普通教育学所无法解答的,因此,对成人教育的理论研究便提到日程上来了。60年代以来,南斯拉夫一些大学开始将成人教育学列入课程和研究计划之中,并开始培养这方面的专业人员。首先开设成人教育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的大学有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系,萨格勒布大
<正> 在克服存在于社会主义旧体制中固有的各种矛盾的过渡时期,苏联仍处于带有长期结构性、危机性性质的极深刻的闭塞状态中。在苏联的旧体制中,本来就存在三个基本矛盾:1、支配着经济的体制性矛盾。2、阶级矛盾。3、民族矛盾。在“大俄罗斯政策”下,作为统治民族的俄罗斯人统治着诸多少数民族,由此而产生了民族矛盾。而且,在改革面临的矛盾中,最主要的是民族矛盾。它从根本上动摇苏联的国家体制,也将成为重创苏联经济,使改革受挫的最重要因素。民族矛盾主要表现为6种形式:
<正> 将来,行政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比怀特所设想的更为复杂。怀特的体系有很大的局限性。令人遗憾的是,在怀特体系修正者的著作中,这种局限也很明显,为了提供服务并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现代政府应当具备高度发达而有效率的行政部件。正因为如此,把政治和行政截然分开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公共组织结构上的特征对所有国家的政治组织来说,都出现了实质性的挑战,这种挑战在民主国家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总之,如果政府是民主的,公共行政的核心就不能只是以正统的命令或传统的公共行政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