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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的外交决策理论研究尽管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在引进并辩证评析西方外交决策理论及模式、独立撰写理论专著、运用外交决策理论开展案例和实证研究、尝试为中国外交决策建构理论解释框架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从维护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而提出的一项国际关系新主张，是中国共产党在外交战略思想上的一项重要创新和理论建树。本文主要研究分析中国外交实践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对国际关系理念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外交；理论；实践
引言：深入研究外交决策与国内政治的关系，研究中国外交决策及其机制建立理论分析框架、加强理论深度探索、运用外交决策理论对具体外交决策及其过程进行案例分析等方面尚显不足，甚至还存在诸多空白点。与此同时，西方决策理论的适用性问题、本土化问题、理论与政策的关系等问题也亟待解决。中国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恪守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推动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中心作用；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大力倡导多边主义，积极开展多边外交，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中国外交实践的作用
（1）冲击了大国政治悲剧的历史宿命。霸权国与新兴大国之间是天敌，必然陷入权力争斗之中，最终也会以暴力形式一决高低。或是出现霸权巩固，或是出现霸权替代，国强必霸、强强必争是客观规律。结构现实主义认为，这是大国政治不可避免的悲剧，是历史的铁律，也是国际体系权力竞争的宿命。近年来，结构现实主义强势回潮，权力转移理论再次成为许多分析的依据，也反映了“修昔底德陷阱”论断的持久影响。而中国的崛起首先要挑战地区强国，破坏地区秩序；然后，随着中国进一步崛起，成为全球性大国，则会挑战国际体系的霸权国美国，两强竞争的最高形式是体系性战争，以世界大战的形式决定新的世界格局和世界秩序形态。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一直强调保持和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提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关系原则，进一步增强了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
（2）质疑了一元国际社会的神话。外交决策与外交政策关系密切。外交政策是国家的政策决策者以国际行为体或民族国家为对象，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本国的利益，在对外交往过程中所采取的战略、遵循的原则和准则。外交政策和外交决策有着明显的区别，前者着重结果，后者着重过程。如果说外交政策研究关注的是“是什么”的问题，外交决策研究则探讨“为什么”的问题，其目的是寻求外交决策行为的一般规律和特点。两者的联系也显而易见，国家制定外交政策本身也是一个决策过程，决策在国家外交政策制定中发挥关键作用，外交决策因而成为外交政策的核心环节。因此，建立地区性国际社会，因为地区性国际社会更容易建立同质性价值和规范。英国学派的观点是，由于价值和规范是任何社会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所以任何成功的国际社会都必须是一元化社会，尤其是要具有同样的价值和规范。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实践从根本上质疑了英国学派的这一观点。世界是一个多元的世界，世界文化和文明也是高度多元的。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也就是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大特点就是改革与开放同时进行，相辅相成。这就决定了中国必然参与国际社会，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中国的参与，也势必将中国的价值理念和原则规范带入国际社会。中国和世界分享很多东两，在许多理念上也是共享的。同时，中国又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体，有着自身文明形成的理念与规范。因此，围绕国家如何制定外交政策以及怎样进行外交决策等问题，理论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诸多理论假设，并力图用具体外交实践验证理论的正当性，由此推动外交政策理论的发展。
二、中国外交实践对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关系研究的实践转向是在哲学社会科学 “实践转向 ”的整体背景下发生的，因而揭示国际关系“实践转向”的理论内涵离不开对整个哲学、社会科学 “实践转向”的理解。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思考现在的全球秩序与过去有无不同，可能首先要看那些影响全球秩序的基本变量是否发生了变化。在我看来，有两个基本事实并没有发生改变：一是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由于世界主要国家都是核大国，因此大国间通过战争来解决争端的可能性降得越来越低。二是各国的相互依存度非常之高，而且越来越高的可能性很大，以至于闭关锁国的代价巨大。这两个基础性变量或基本事实，决定了国家间博弈的主要途径是通过确立国际规则或秩序来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同时还必须兼顾他人的利益。国家之间的“游戏”都是在特定的国际规则下“玩”的。比赛的胜负取决于选手的实力，这话对，但不够完整。从某种意义上讲，比赛胜负也取决于规则。举个例子：100米赛跑，世界上恐怕没人跑得比牙买加人博尔特快；但如果修改一下规则，比如跑到50米时必须停下来解两道数学题，答对后再接着跑，那比赛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尽管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它表明了这样一种情形：在很多情况下是规则决定比赛的胜负，或者说，实力如果没有规则作后盾，其效果至少是要大打折扣的。
规则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绝大多数都具有“非中性”，也就是说，同样的规则对不同国家意味着不同的事情。这预示着未来全球秩序来自于各国、尤其是各大国或国家集团之间围绕规则制订而进行的博弈。谁都想让最终建立起来的国际规则对自己更有利，因为只要大家都接受对我更为有利的规则，比赛我就赢了，至少我能占据优势了。因此，引发全球秩序变迁的基本变量或事实，在于大国之间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美国和欧盟是当今世界两个产出最大的经济体，这为它们主导国际规则制订提供了物质基础。在过去30年间，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和国家规模上的差异，主要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在经济规模方面迅速赶超。尽管经济实力和规则制订影响力之间存在时滞，但未来世界秩序因新兴经济体迅速壮大而有所调整甚至深刻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我们接受力量对比变化导致国际秩序变迁这一逻辑。
中国崛起和参与国际社会势必将中国的背景知识和思维方式带入国际体系。而中国的思维方式不是冲突辩证法，而是和谐辩证法。也就是说，任何事物的两个方面不是必然冲突，而是相辅相成。正题和反题就像阴阳两极一样，相互包容、相互开放、相互补充、互为生命的条件。正是这样的世界观才会积极考虑新型大国关系，才能认识到不同的两种力量可以在合作和竞争中达成和谐，不同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规范可以共生共存、相互取长补短。
结束语
中国外交实践对国际关系有重大影响，国际关系学的天然使命是提供哲学思想和具体方案。要创造出达到国家层次，且具有普遍意义的外交决策（政策）分析理论，包括针对某些国家的外交特色理论，是一个需付出艰苦探索和努力的漫长过程。为推动中国外交决策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加强外交决策与国内政治关系的研究；加强中国外交决策与国际体系结构关系的研究，正确认识外交决策理论的作用，革新研究目标和思路，为国际关系理论做出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1]蔡瑞艳，靳利华.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性贡献（下）[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603：93-99.
[2]李石生.马列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与发展[J].外交学院学报，1992，01：24-28.
[3]苏长和.从关系到共生——中国大国外交理论的文化和制度阐释[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01：5-25+156.
[4]门洪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的责任与担当[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03：4-25+155-156.
[5]李美幸.中国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理论与实践的卓越贡献[J].法制与社会，2006，23：156-158.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关键词：中国外交；理论；实践
引言：深入研究外交决策与国内政治的关系，研究中国外交决策及其机制建立理论分析框架、加强理论深度探索、运用外交决策理论对具体外交决策及其过程进行案例分析等方面尚显不足，甚至还存在诸多空白点。与此同时，西方决策理论的适用性问题、本土化问题、理论与政策的关系等问题也亟待解决。中国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恪守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推动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中心作用；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大力倡导多边主义，积极开展多边外交，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中国外交实践的作用
（1）冲击了大国政治悲剧的历史宿命。霸权国与新兴大国之间是天敌，必然陷入权力争斗之中，最终也会以暴力形式一决高低。或是出现霸权巩固，或是出现霸权替代，国强必霸、强强必争是客观规律。结构现实主义认为，这是大国政治不可避免的悲剧，是历史的铁律，也是国际体系权力竞争的宿命。近年来，结构现实主义强势回潮，权力转移理论再次成为许多分析的依据，也反映了“修昔底德陷阱”论断的持久影响。而中国的崛起首先要挑战地区强国，破坏地区秩序；然后，随着中国进一步崛起，成为全球性大国，则会挑战国际体系的霸权国美国，两强竞争的最高形式是体系性战争，以世界大战的形式决定新的世界格局和世界秩序形态。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一直强调保持和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提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关系原则，进一步增强了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
（2）质疑了一元国际社会的神话。外交决策与外交政策关系密切。外交政策是国家的政策决策者以国际行为体或民族国家为对象，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本国的利益，在对外交往过程中所采取的战略、遵循的原则和准则。外交政策和外交决策有着明显的区别，前者着重结果，后者着重过程。如果说外交政策研究关注的是“是什么”的问题，外交决策研究则探讨“为什么”的问题，其目的是寻求外交决策行为的一般规律和特点。两者的联系也显而易见，国家制定外交政策本身也是一个决策过程，决策在国家外交政策制定中发挥关键作用，外交决策因而成为外交政策的核心环节。因此，建立地区性国际社会，因为地区性国际社会更容易建立同质性价值和规范。英国学派的观点是，由于价值和规范是任何社会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所以任何成功的国际社会都必须是一元化社会，尤其是要具有同样的价值和规范。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实践从根本上质疑了英国学派的这一观点。世界是一个多元的世界，世界文化和文明也是高度多元的。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也就是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大特点就是改革与开放同时进行，相辅相成。这就决定了中国必然参与国际社会，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中国的参与，也势必将中国的价值理念和原则规范带入国际社会。中国和世界分享很多东两，在许多理念上也是共享的。同时，中国又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体，有着自身文明形成的理念与规范。因此，围绕国家如何制定外交政策以及怎样进行外交决策等问题，理论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诸多理论假设，并力图用具体外交实践验证理论的正当性，由此推动外交政策理论的发展。
二、中国外交实践对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关系研究的实践转向是在哲学社会科学 “实践转向 ”的整体背景下发生的，因而揭示国际关系“实践转向”的理论内涵离不开对整个哲学、社会科学 “实践转向”的理解。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思考现在的全球秩序与过去有无不同，可能首先要看那些影响全球秩序的基本变量是否发生了变化。在我看来，有两个基本事实并没有发生改变：一是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由于世界主要国家都是核大国，因此大国间通过战争来解决争端的可能性降得越来越低。二是各国的相互依存度非常之高，而且越来越高的可能性很大，以至于闭关锁国的代价巨大。这两个基础性变量或基本事实，决定了国家间博弈的主要途径是通过确立国际规则或秩序来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同时还必须兼顾他人的利益。国家之间的“游戏”都是在特定的国际规则下“玩”的。比赛的胜负取决于选手的实力，这话对，但不够完整。从某种意义上讲，比赛胜负也取决于规则。举个例子：100米赛跑，世界上恐怕没人跑得比牙买加人博尔特快；但如果修改一下规则，比如跑到50米时必须停下来解两道数学题，答对后再接着跑，那比赛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尽管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它表明了这样一种情形：在很多情况下是规则决定比赛的胜负，或者说，实力如果没有规则作后盾，其效果至少是要大打折扣的。
规则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绝大多数都具有“非中性”，也就是说，同样的规则对不同国家意味着不同的事情。这预示着未来全球秩序来自于各国、尤其是各大国或国家集团之间围绕规则制订而进行的博弈。谁都想让最终建立起来的国际规则对自己更有利，因为只要大家都接受对我更为有利的规则，比赛我就赢了，至少我能占据优势了。因此，引发全球秩序变迁的基本变量或事实，在于大国之间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美国和欧盟是当今世界两个产出最大的经济体，这为它们主导国际规则制订提供了物质基础。在过去30年间，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和国家规模上的差异，主要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在经济规模方面迅速赶超。尽管经济实力和规则制订影响力之间存在时滞，但未来世界秩序因新兴经济体迅速壮大而有所调整甚至深刻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我们接受力量对比变化导致国际秩序变迁这一逻辑。
中国崛起和参与国际社会势必将中国的背景知识和思维方式带入国际体系。而中国的思维方式不是冲突辩证法，而是和谐辩证法。也就是说，任何事物的两个方面不是必然冲突，而是相辅相成。正题和反题就像阴阳两极一样，相互包容、相互开放、相互补充、互为生命的条件。正是这样的世界观才会积极考虑新型大国关系，才能认识到不同的两种力量可以在合作和竞争中达成和谐，不同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规范可以共生共存、相互取长补短。
结束语
中国外交实践对国际关系有重大影响，国际关系学的天然使命是提供哲学思想和具体方案。要创造出达到国家层次，且具有普遍意义的外交决策（政策）分析理论，包括针对某些国家的外交特色理论，是一个需付出艰苦探索和努力的漫长过程。为推动中国外交决策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加强外交决策与国内政治关系的研究；加强中国外交决策与国际体系结构关系的研究，正确认识外交决策理论的作用，革新研究目标和思路，为国际关系理论做出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1]蔡瑞艳，靳利华.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性贡献（下）[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603：93-99.
[2]李石生.马列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与发展[J].外交学院学报，1992，01：24-28.
[3]苏长和.从关系到共生——中国大国外交理论的文化和制度阐释[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01：5-25+156.
[4]门洪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的责任与担当[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03：4-25+155-156.
[5]李美幸.中国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理论与实践的卓越贡献[J].法制与社会，2006，23：156-158.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