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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华岗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资深革命家、著名学者和教育家。他的一生充满风险、历尽艰辛,为了革命事业,先后从事过不同的工作,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这些不同的岗位上都建树卓著。现在,我仅撷取父亲华岗革命生涯中的一些片断,希望能为读者勾勒出他所走过的历程……
早年投身革命
1903年,华岗出生于浙江西部一个小山村。他从中学时代起就开始学习马列著作,接受进步思想,于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在学生时期便担任宁波地委宣传部部长并参加编辑进步刊物《火曜》,1925年8月,因组织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他毅然中断了学业,投入革命洪流之中,被派往南京任共青团南京地委书记,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在白色恐怖下,华岗受命奔波于沪、宁、杭之间以及华北一带,在各地党团组织多次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冒着极大的危险,重新整顿和恢复基层组织。先后担任共青团上海沪西区委书记、共青团江浙两省联合省委宣传部部长、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共青团顺直省委书记等职,是大革命时期党在青年工作中的重要骨干。1928年5月,作为共青团代表,华岗赴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共青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回国后,他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并主编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1929年4月他离开团中央,专门从事党的宣传和组织领导工作,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和华北巡视员。
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
1928年,华岗开完中共六大回国后,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按照恩格斯校阅的1888年英译本,重新翻译《共产党宣言》。我国第一个完整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出版于1920年8月,译者是陈望道,华岗最早接触到的《共产党宣言》便是由陈望道翻译的,这本书在他的革命生涯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华岗领导着团中央的宣传组织工作,并主持《列宁青年》的出版,工作十分繁忙,只能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再加上环境险恶、居无定所,因此,翻译工作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展的。他经常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一面学习、研究《共产党宣言》,一面加紧翻译,对原著反复研究和推敲,力求使译文更加准确。1930年,他顺利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由华兴书局秘密出版,这是我国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的第二个全译本。从1920年陈望道译本问世,到1930年华岗译本出版,其间相隔10年,这10年中,中国革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诞生,大革命失败……华岗亦从一名青年学生逐步成长为职业革命者,对《共产党宣言》的理解也在不断加深。华岗所译《共产党宣言》开创了六个第一:
1. 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出版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
2. 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第一个由共产党员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译本;
3. 它是我国第一次根据英文版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采用的是由恩格斯亲自校阅的1888年英文版本;
4. 该书附加的三个德文版序言,是第一次与我国读者见面;
5. 它是第一次采用英汉对照形式出版的《共产党宣言》;
6. 它第一次将全文的结尾句译成“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一响亮的口号。
华岗译本与陈望道译本相比,质量有显著提高,用语更加准确,文字更为流畅,尤其是他将译文的结尾句,由陈望道译本的“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改译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一荡气回肠、震撼人心的口号,更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此后几十年来,国内由不同译者翻译出版的各种中文译本,对《共产党宣言》的结束句均采用了华岗译法,沿用至今,只在“无产阶级”及“无产者”之间,做过细微的调整。当时在国统区,马列著作一律被列为禁书,华岗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要冒很大风险,甚至危及生命,为躲避检查,不得不采取特殊的伪装方式,有时将书名、装帧改头换面,有时采用各种化名,以取代译者的真实姓名。因此,《共产党宣言》的华岗译本也有许多不同形式的版本,现已搜集到六种,藏于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该书“在出版的数年间,曾不断地重印再版,足见它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是多么广泛了。”
创办《新华日报》
1932年初,华岗以中共中央华北巡视员的身份先到北平,后去唐山,视察指导工作。此时,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调回中央,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满洲特委,任命华岗为特委书记。当年9月,途经青岛时,因叛徒告密,他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从此开始了长达5年的监狱生活。当时华岗化名刘少陵,自称是贩卖皮货的商人,始终未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敌人无论是百般劝降,还是重刑逼供,始终都无法从这个年轻的共产党人口中得到丝毫线索。在被关押期间,华岗遇见了两位同志:一位是任作民,另一位是向明。三位革命者常聚在一起,讨论如何开展狱中斗争。他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住了考验,最终胜利出狱。
出狱后,1937年10月,华岗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负责筹办武汉《新华日报》,由董必武推荐,任第一任总编辑,兼《群众》周刊编辑。在国统区办报纸困难重重,不仅房屋狭小、经费匮乏,还要受国民党当局的种种刁难,时刻面临着尖锐复杂的斗争。同时,筹办工作一切从零开始,报社的大部分成员都属“外行”,华岗此前也未办过报纸,对于版面的设计、文章的编排完全是陌生的。他团结全体同志,边学习边工作,使报社的运转很快走上正轨,保证了报纸的按时出版。1938年1月,该报在汉口创刊。他除负责报社全面工作外,还为报纸写了许多社论和重要的文章,其远见卓识和犀利文笔被誉为“笔扫三军,挥斥八极”。
《新华日报》仅出版一周时间,国民党特务就组织暴徒来搞“打砸抢”,打伤了两人。华岗带领报社同志英勇无畏地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迫使特务们最终撤出,保卫了报社安全,保证了报纸的正常出版。他和报社的工人们打成一片,帮助他们学文化、讲时事,提高了基层群众的觉悟;同编辑人员经常研究版面设计、文字安排,为了准确计算栏目行数,还设计了专用工具,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全社成员团结成一个同心同德的战斗集体,把《新华日报》办成了具有鲜明无产阶级党性的报纸,成为当时白区“黑夜中的一盏明灯”。当时,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和家长式作风,给报社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1938年5月,华岗职务被撤销,由王明的秘书接替。华岗被派往东南战场任战地记者,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跑了三个省,访问了近40位县长,写出很多的及时报道与评论。后奉命返回武汉,将在前线的见闻写成长篇报道《活跃在东南战场上的新四军》,发表在《新华日报》纪念特刊上。同年6月,由于武汉失守,《新华日报》准备迁往重庆继续出版。8月,他奉命率领部分《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冒着生命危险乘船入川,筹备报社迁渝事宜,途中历尽艰辛和险境,最终到达重庆。10月,该报在重庆按时出版,其间未有一天停报。在转移过程中,报社部分人员乘坐的“新升隆”号轮船遭敌机轰炸,16名同志殉难。
赴雅安争取刘文辉
抗战开始后,刘文辉有抗战的要求,又受蒋介石的排挤,在这种形势下,他认为,能与蒋介石政权抗衡的只有共产党,因此决定走亲共之路。1938年至1939年,中共代表董必武两次与刘文辉会晤,刘表示拥护抗日,反对投降,希望能与中共保持经常联系。1941年2月,华岗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到西康雅安,做川军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人的统战工作。华岗到来后,以雅安中学历史教员职业作掩护,与刘文辉取得联系。在多次谈话中,他给刘文辉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指明抗日道路,讲述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介绍中共的政策,建议刘文辉团结川康地方力量,反对和抵制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刘文辉安排华岗担任军官训练班的政治教官,给他们讲抗战形势。他讲课思想深刻,条理清楚,得到刘文辉的赞赏,与其接触也更加公开、合法化了。刘文辉平时派他的参谋长与华岗单线联系,遇到重大问题则直接找他见面。华岗还多次在刘文辉女婿办的《健康日报》上化名发表文章,宣传抗日主张。
此后,为扩大统一战线成果,华岗往来于重庆、成都之间,与西南军政副长官邓锡侯、川康绥靖主任潘文华频繁交往,聚谈磋商,宣传中共的抗日政策和策略,敦促西南诸省联合起来,促蒋抗日。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帮助刘文辉明确了政治方向,促使刘与中共开始实际配合。1942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会见了刘文辉,刘说,经与华岗的多次接触,他已完全赞同共产党的主张,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并提出建立电台,以保持上层的经常联系。这次会面后,因华岗要回重庆参加整风运动,6月,组织上派王少春去雅安建立电台,从而实现了刘文辉同延安的直接通话。1949年12月,刘文辉投入人民阵营。
对龙云等开展统战工作,迎接全国解放
1943年初,华岗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部长,同年春,按照党的要求,以南方局代表的身份到昆明,做国民党地方上层人物龙云等人的统战工作。当时,国民党势力深入云南,与龙云发生矛盾;龙云对中共的抗战决心表示赞同,主动要求与中共共商国是。华岗到达昆明后,化名林少侯,经云南大学文史系主任楚图南和历史学家尚钺介绍,担任云南大学社会系教授,讲授“中国社会思想史”等课程,以教授身份作掩护,在地下党组织安排下,同龙云见面。起初,龙云只是听他讲抗战形势和国内状况,避而不谈自己的看法,似乎有所顾虑,于是华岗开始进一步了解龙云的情况,以逐步取得他的信任与合作。龙云有少数民族气质,颇重义气,华岗对他以诚相待,让他了解中共是真诚地帮助他选择正确道路,使他觉得自身利益与中共主张是一致的,帮助龙云提高对形势的认识,使其态度逐步有了转变。
1944年夏天,华岗在成都主持龙云、刘文辉、李济琛的代表以及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的五方联席会议,酝酿成立西南联合抗日民主政权,曾成功地制止了蒋介石迁都西昌的行动计划。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华岗与龙云的谈话一次比一次深入,他对时局的看法使龙云极为折服,逐步取得龙云的信任与合作。龙云的政治态度有了很大转变,答应全力与中共配合,主动提出设立电台,要直接与中共联系,并对云南的民主运动给予保护。电台建立后,龙云派一个警卫班加强保护,还安排两名报务员,直接与延安保持联系,并要华岗搬到城里来住,以便随时联络。当时,云南的民主运动得以蓬勃发展,昆明被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有诸多因素,而华岗代表南方局对龙云成功的统战工作,便是其中一个主要因素。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派龙云部队去越南受降,而国民党嫡系部队却逐渐向昆明城内集结。此时华岗多次劝告龙云要提高警惕,防止意外。龙云有些麻痹大意,对这些劝告未听进去。1945年10月3日,国民党部队果然血洗昆明,将龙云送到重庆软禁。幸亏在此之前,华岗已早有准备,妥善进行了工作交接,将骨干分子疏散、隐蔽。形势恶化后,他于10月5日化装离开昆明,回到重庆。3年后,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势如破竹、长驱直入,其重要因素是,国民党西康省(1955年西康省被撤销,分别划归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编者注)主席刘文辉、龙云的亲信、云南省主席卢汉等人的相继起义。
在昆明工作期间,华岗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对昆明的民主运动,文化教育界和青年学生运动,积极进行指导和开展工作。同时,他深入文化教育界展开对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参与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使昆明的民主运动蓬勃发展。他广泛接触闻一多、李公朴、张奚若、罗隆基、曾昭抡、潘光旦、吴晗、费孝通等人,与他们肝胆相照,倾心交谈,通过耐心的工作将他们团结起来,在抗战和民主事业中发挥更大作用。他还与尚钺、楚图南等人联系广大青年,开展学生运动,扩大我党的影响。除了以上工作,华岗还兼搞军事方面的联络,以及了解英美人士的动态,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展开直接反击。当年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对他的评价是:“华岗是一位优秀的统战工作组织者”。
1945年8月,华岗任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顾问,是毛泽东、周恩来在谈判中的直接助手,随后又任出席旧政协的中共代表团顾问。1946年5月,他任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统战工作。1947年3月,华岗随董必武等最后一批人员撤回延安。1948年春到1949年9月,他在香港从事写作和休养,协助中共香港工委从事统战工作,争取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政协会议。
出色的大学校长
1949年8月,华岗奉命从香港乘船北上,计划途经上海,再赴北平,到中央某部担任领导工作。当轮船驶临上海港时,正遇到国民党飞机轰炸,无法停靠,只好继续北上,开往青岛。9月2日,他抵达青岛,与向明(时任军管会主任)相遇。两位老友在革命胜利后重逢,格外喜悦。谈话中向明得知他要去北平赴任,便极力挽留。华岗当时肠溃疡发作,经中央同意,暂留青岛养病。从1950年1月起,他以教授身份为山东大学讲授“社会发展史”,还定期为山大师生作关于“学习共同纲领”的报告。1950年春,华岗任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1950年11月,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准备合并,周恩来总理打电话与华岗交换意见,征得他的同意之后,1951年3月,中央任命华岗为合并后的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面对合校的复杂情况和5院18系的庞大规模,他运筹帷幄,以发展的眼光提出重点学科建设、发展山大特色,规划出“文史见长,加强理科,发展生物,开拓海洋”的宏伟蓝图;他亲自讲授政治大课“社会发展史”,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系统分析阐述,其讲稿后来以《辩证唯物论大纲》为名出版。当时听课的除本校师生外还有来自青岛市的干部和各界群众,可谓盛况空前。他在文史系开设“鲁迅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等课程,并亲自撰写和审改讲稿。在“三反”运动中,他顶着“右倾”的责难,断然进行整顿,把政治运动变成思想教育活动。1954年,华岗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们一致赞誉他是懂政策、有能力、会办学、出色的大学校长。
此外,华岗还自费创办《文史哲》杂志并任社长,提倡百家争鸣,奖励青年学者,这是全国高校中问世最早的一份学报。他每期几乎都有文章发表,但从不领取稿酬。在华岗的影响下,许多教授也自愿放弃了稿酬。由于他和编委们的努力,使其成为全国极有影响的刊物,陈毅同志评价其为“开风气之先”,既是校刊性的,又具有社会性。
1955年8月,华岗以“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和“向明反党集团成员”的罪名突遭逮捕,从此开始了十余年的监禁生活。1972年5月17日,华岗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临终时留下了最后的遗言:“历史会证明我是清白的”。8年后,1980年3月28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华岗获得彻底平反,恢复了荣誉。至此,长达25年的冤案,终获昭雪。
著书立说
早年投身革命
1903年,华岗出生于浙江西部一个小山村。他从中学时代起就开始学习马列著作,接受进步思想,于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在学生时期便担任宁波地委宣传部部长并参加编辑进步刊物《火曜》,1925年8月,因组织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他毅然中断了学业,投入革命洪流之中,被派往南京任共青团南京地委书记,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在白色恐怖下,华岗受命奔波于沪、宁、杭之间以及华北一带,在各地党团组织多次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冒着极大的危险,重新整顿和恢复基层组织。先后担任共青团上海沪西区委书记、共青团江浙两省联合省委宣传部部长、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共青团顺直省委书记等职,是大革命时期党在青年工作中的重要骨干。1928年5月,作为共青团代表,华岗赴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共青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回国后,他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并主编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1929年4月他离开团中央,专门从事党的宣传和组织领导工作,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和华北巡视员。
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
1928年,华岗开完中共六大回国后,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按照恩格斯校阅的1888年英译本,重新翻译《共产党宣言》。我国第一个完整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出版于1920年8月,译者是陈望道,华岗最早接触到的《共产党宣言》便是由陈望道翻译的,这本书在他的革命生涯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华岗领导着团中央的宣传组织工作,并主持《列宁青年》的出版,工作十分繁忙,只能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再加上环境险恶、居无定所,因此,翻译工作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展的。他经常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一面学习、研究《共产党宣言》,一面加紧翻译,对原著反复研究和推敲,力求使译文更加准确。1930年,他顺利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由华兴书局秘密出版,这是我国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的第二个全译本。从1920年陈望道译本问世,到1930年华岗译本出版,其间相隔10年,这10年中,中国革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诞生,大革命失败……华岗亦从一名青年学生逐步成长为职业革命者,对《共产党宣言》的理解也在不断加深。华岗所译《共产党宣言》开创了六个第一:
1. 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出版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
2. 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第一个由共产党员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译本;
3. 它是我国第一次根据英文版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采用的是由恩格斯亲自校阅的1888年英文版本;
4. 该书附加的三个德文版序言,是第一次与我国读者见面;
5. 它是第一次采用英汉对照形式出版的《共产党宣言》;
6. 它第一次将全文的结尾句译成“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一响亮的口号。
华岗译本与陈望道译本相比,质量有显著提高,用语更加准确,文字更为流畅,尤其是他将译文的结尾句,由陈望道译本的“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改译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一荡气回肠、震撼人心的口号,更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此后几十年来,国内由不同译者翻译出版的各种中文译本,对《共产党宣言》的结束句均采用了华岗译法,沿用至今,只在“无产阶级”及“无产者”之间,做过细微的调整。当时在国统区,马列著作一律被列为禁书,华岗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要冒很大风险,甚至危及生命,为躲避检查,不得不采取特殊的伪装方式,有时将书名、装帧改头换面,有时采用各种化名,以取代译者的真实姓名。因此,《共产党宣言》的华岗译本也有许多不同形式的版本,现已搜集到六种,藏于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该书“在出版的数年间,曾不断地重印再版,足见它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是多么广泛了。”
创办《新华日报》
1932年初,华岗以中共中央华北巡视员的身份先到北平,后去唐山,视察指导工作。此时,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调回中央,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满洲特委,任命华岗为特委书记。当年9月,途经青岛时,因叛徒告密,他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从此开始了长达5年的监狱生活。当时华岗化名刘少陵,自称是贩卖皮货的商人,始终未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敌人无论是百般劝降,还是重刑逼供,始终都无法从这个年轻的共产党人口中得到丝毫线索。在被关押期间,华岗遇见了两位同志:一位是任作民,另一位是向明。三位革命者常聚在一起,讨论如何开展狱中斗争。他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住了考验,最终胜利出狱。
出狱后,1937年10月,华岗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负责筹办武汉《新华日报》,由董必武推荐,任第一任总编辑,兼《群众》周刊编辑。在国统区办报纸困难重重,不仅房屋狭小、经费匮乏,还要受国民党当局的种种刁难,时刻面临着尖锐复杂的斗争。同时,筹办工作一切从零开始,报社的大部分成员都属“外行”,华岗此前也未办过报纸,对于版面的设计、文章的编排完全是陌生的。他团结全体同志,边学习边工作,使报社的运转很快走上正轨,保证了报纸的按时出版。1938年1月,该报在汉口创刊。他除负责报社全面工作外,还为报纸写了许多社论和重要的文章,其远见卓识和犀利文笔被誉为“笔扫三军,挥斥八极”。
《新华日报》仅出版一周时间,国民党特务就组织暴徒来搞“打砸抢”,打伤了两人。华岗带领报社同志英勇无畏地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迫使特务们最终撤出,保卫了报社安全,保证了报纸的正常出版。他和报社的工人们打成一片,帮助他们学文化、讲时事,提高了基层群众的觉悟;同编辑人员经常研究版面设计、文字安排,为了准确计算栏目行数,还设计了专用工具,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全社成员团结成一个同心同德的战斗集体,把《新华日报》办成了具有鲜明无产阶级党性的报纸,成为当时白区“黑夜中的一盏明灯”。当时,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和家长式作风,给报社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1938年5月,华岗职务被撤销,由王明的秘书接替。华岗被派往东南战场任战地记者,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跑了三个省,访问了近40位县长,写出很多的及时报道与评论。后奉命返回武汉,将在前线的见闻写成长篇报道《活跃在东南战场上的新四军》,发表在《新华日报》纪念特刊上。同年6月,由于武汉失守,《新华日报》准备迁往重庆继续出版。8月,他奉命率领部分《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冒着生命危险乘船入川,筹备报社迁渝事宜,途中历尽艰辛和险境,最终到达重庆。10月,该报在重庆按时出版,其间未有一天停报。在转移过程中,报社部分人员乘坐的“新升隆”号轮船遭敌机轰炸,16名同志殉难。
赴雅安争取刘文辉
抗战开始后,刘文辉有抗战的要求,又受蒋介石的排挤,在这种形势下,他认为,能与蒋介石政权抗衡的只有共产党,因此决定走亲共之路。1938年至1939年,中共代表董必武两次与刘文辉会晤,刘表示拥护抗日,反对投降,希望能与中共保持经常联系。1941年2月,华岗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到西康雅安,做川军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人的统战工作。华岗到来后,以雅安中学历史教员职业作掩护,与刘文辉取得联系。在多次谈话中,他给刘文辉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指明抗日道路,讲述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介绍中共的政策,建议刘文辉团结川康地方力量,反对和抵制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刘文辉安排华岗担任军官训练班的政治教官,给他们讲抗战形势。他讲课思想深刻,条理清楚,得到刘文辉的赞赏,与其接触也更加公开、合法化了。刘文辉平时派他的参谋长与华岗单线联系,遇到重大问题则直接找他见面。华岗还多次在刘文辉女婿办的《健康日报》上化名发表文章,宣传抗日主张。
此后,为扩大统一战线成果,华岗往来于重庆、成都之间,与西南军政副长官邓锡侯、川康绥靖主任潘文华频繁交往,聚谈磋商,宣传中共的抗日政策和策略,敦促西南诸省联合起来,促蒋抗日。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帮助刘文辉明确了政治方向,促使刘与中共开始实际配合。1942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会见了刘文辉,刘说,经与华岗的多次接触,他已完全赞同共产党的主张,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并提出建立电台,以保持上层的经常联系。这次会面后,因华岗要回重庆参加整风运动,6月,组织上派王少春去雅安建立电台,从而实现了刘文辉同延安的直接通话。1949年12月,刘文辉投入人民阵营。
对龙云等开展统战工作,迎接全国解放
1943年初,华岗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部长,同年春,按照党的要求,以南方局代表的身份到昆明,做国民党地方上层人物龙云等人的统战工作。当时,国民党势力深入云南,与龙云发生矛盾;龙云对中共的抗战决心表示赞同,主动要求与中共共商国是。华岗到达昆明后,化名林少侯,经云南大学文史系主任楚图南和历史学家尚钺介绍,担任云南大学社会系教授,讲授“中国社会思想史”等课程,以教授身份作掩护,在地下党组织安排下,同龙云见面。起初,龙云只是听他讲抗战形势和国内状况,避而不谈自己的看法,似乎有所顾虑,于是华岗开始进一步了解龙云的情况,以逐步取得他的信任与合作。龙云有少数民族气质,颇重义气,华岗对他以诚相待,让他了解中共是真诚地帮助他选择正确道路,使他觉得自身利益与中共主张是一致的,帮助龙云提高对形势的认识,使其态度逐步有了转变。
1944年夏天,华岗在成都主持龙云、刘文辉、李济琛的代表以及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的五方联席会议,酝酿成立西南联合抗日民主政权,曾成功地制止了蒋介石迁都西昌的行动计划。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华岗与龙云的谈话一次比一次深入,他对时局的看法使龙云极为折服,逐步取得龙云的信任与合作。龙云的政治态度有了很大转变,答应全力与中共配合,主动提出设立电台,要直接与中共联系,并对云南的民主运动给予保护。电台建立后,龙云派一个警卫班加强保护,还安排两名报务员,直接与延安保持联系,并要华岗搬到城里来住,以便随时联络。当时,云南的民主运动得以蓬勃发展,昆明被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有诸多因素,而华岗代表南方局对龙云成功的统战工作,便是其中一个主要因素。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派龙云部队去越南受降,而国民党嫡系部队却逐渐向昆明城内集结。此时华岗多次劝告龙云要提高警惕,防止意外。龙云有些麻痹大意,对这些劝告未听进去。1945年10月3日,国民党部队果然血洗昆明,将龙云送到重庆软禁。幸亏在此之前,华岗已早有准备,妥善进行了工作交接,将骨干分子疏散、隐蔽。形势恶化后,他于10月5日化装离开昆明,回到重庆。3年后,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势如破竹、长驱直入,其重要因素是,国民党西康省(1955年西康省被撤销,分别划归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编者注)主席刘文辉、龙云的亲信、云南省主席卢汉等人的相继起义。
在昆明工作期间,华岗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对昆明的民主运动,文化教育界和青年学生运动,积极进行指导和开展工作。同时,他深入文化教育界展开对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参与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使昆明的民主运动蓬勃发展。他广泛接触闻一多、李公朴、张奚若、罗隆基、曾昭抡、潘光旦、吴晗、费孝通等人,与他们肝胆相照,倾心交谈,通过耐心的工作将他们团结起来,在抗战和民主事业中发挥更大作用。他还与尚钺、楚图南等人联系广大青年,开展学生运动,扩大我党的影响。除了以上工作,华岗还兼搞军事方面的联络,以及了解英美人士的动态,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展开直接反击。当年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对他的评价是:“华岗是一位优秀的统战工作组织者”。
1945年8月,华岗任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顾问,是毛泽东、周恩来在谈判中的直接助手,随后又任出席旧政协的中共代表团顾问。1946年5月,他任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统战工作。1947年3月,华岗随董必武等最后一批人员撤回延安。1948年春到1949年9月,他在香港从事写作和休养,协助中共香港工委从事统战工作,争取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政协会议。
出色的大学校长
1949年8月,华岗奉命从香港乘船北上,计划途经上海,再赴北平,到中央某部担任领导工作。当轮船驶临上海港时,正遇到国民党飞机轰炸,无法停靠,只好继续北上,开往青岛。9月2日,他抵达青岛,与向明(时任军管会主任)相遇。两位老友在革命胜利后重逢,格外喜悦。谈话中向明得知他要去北平赴任,便极力挽留。华岗当时肠溃疡发作,经中央同意,暂留青岛养病。从1950年1月起,他以教授身份为山东大学讲授“社会发展史”,还定期为山大师生作关于“学习共同纲领”的报告。1950年春,华岗任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1950年11月,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准备合并,周恩来总理打电话与华岗交换意见,征得他的同意之后,1951年3月,中央任命华岗为合并后的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面对合校的复杂情况和5院18系的庞大规模,他运筹帷幄,以发展的眼光提出重点学科建设、发展山大特色,规划出“文史见长,加强理科,发展生物,开拓海洋”的宏伟蓝图;他亲自讲授政治大课“社会发展史”,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系统分析阐述,其讲稿后来以《辩证唯物论大纲》为名出版。当时听课的除本校师生外还有来自青岛市的干部和各界群众,可谓盛况空前。他在文史系开设“鲁迅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等课程,并亲自撰写和审改讲稿。在“三反”运动中,他顶着“右倾”的责难,断然进行整顿,把政治运动变成思想教育活动。1954年,华岗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们一致赞誉他是懂政策、有能力、会办学、出色的大学校长。
此外,华岗还自费创办《文史哲》杂志并任社长,提倡百家争鸣,奖励青年学者,这是全国高校中问世最早的一份学报。他每期几乎都有文章发表,但从不领取稿酬。在华岗的影响下,许多教授也自愿放弃了稿酬。由于他和编委们的努力,使其成为全国极有影响的刊物,陈毅同志评价其为“开风气之先”,既是校刊性的,又具有社会性。
1955年8月,华岗以“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和“向明反党集团成员”的罪名突遭逮捕,从此开始了十余年的监禁生活。1972年5月17日,华岗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临终时留下了最后的遗言:“历史会证明我是清白的”。8年后,1980年3月28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华岗获得彻底平反,恢复了荣誉。至此,长达25年的冤案,终获昭雪。
著书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