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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突破新高度的华西村迅速扩张的背后，是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财富的再分配以及社会结构的重新分层。
村子里又在造大楼了。这回挺高，已经有60层，在今年6月前，它还得长12层，到时候，它将成为328米的大块头。
闲来无事的村民会絮叨几句关于大楼的最新“争议”。“争议”确实很盛，有的说“这楼是新地标，新农村有新高度”，有的说“华而不实，那么多钱砸进去，不如给大家造别墅”。
据说大楼建好后，除了作为景点赚些门票，也能解决几百户村民的住房问题。
可问题是，有“争议”，就不妙了，“吵吵嚷嚷的，谁知道会出什么岔子”。
其实它只是一座高楼而已，但他建在华西村。华西村一直在生长，也一直受到争议，这一点老书记吴仁宝看得很明白。“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要不然华西村也不会有今天。”吴一口江阴方言，语速很快，软软的，却透着底气，笑的时候一口熏黑的牙，歪歪斜斜的。
总有新高度
华西村原来并不大，全村380户，1520人，0.96平方公里，正好是全国总面积的千万分之一，隶属江苏省江阴市。
1961年，33岁的吴仁宝已经是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那时的华西，人口仅667人，集体资产只有2万5千元，欠债1万5千元，人均分配53元。曾有一首民谣流传很广：“做煞大队无搭头，干起活来累死人，有女不嫁华西去，宁愿扔到河浜里。”
这时候，吴仁宝搞了一个石磨房，慢慢做大，这是他在乡村里比较早的产业尝试，“也是冒着险的”。
很快地，华西村建起了两座“高楼”，一个4层，一个5层，是村里的夜校楼，这个高度，在上世纪70年代已经是江阴第一。
1972年，吴仁宝一边领着大家学大寨，凭着亩产连续6年超吨粮，第一次名震全国，一边私下偷偷搞了个五金加工厂。
随着上世纪80年代，“包产到户”在中国农村的全面铺开，当时全国的主流声音是，“包字万能，一包就灵。”可当时吴仁宝和华西村已经让集体经济红火起来，怎么办?他最后决定，“不分不包”，继续集体经济。
工厂一家接一家开起来，及至1989年，华西村“三产”总产值已经破亿，人均产值70万，人均利税7万元，成为“江阴第一亿元村”。
1992年，华西村当时已有的38个企业合并成立江苏华西实业总公司，吴仁宝成了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
两年后，该实体变更为江苏华西集团公司(省级)，这个村庄开始以一个公司姿态发展经济。而类似的村企共生的做法，在十年后才逐渐出现在苏南附近的乡镇里。
是年，国务委员李铁映说：“华西是全国第一村。”
1996年，吴仁宝说，得有点不一样的，于是就有了金塔。金塔7级17层，98米高，这玩意儿一出世就引来争议，就像如今的大厦一样。首先，他太高，彼时城市里也鲜见高楼，更别说农村；其次，它样子太隆，似楼非楼，似塔非塔，还顶着个金葫芦；再次，它太大，建筑面积有2万多平米，一开始就被定为成集旅游观光、商业娱乐、餐饮服务为一体的多功能活动场所。很多村民不理解，“一个农村，搞这些花里胡哨的做什么?”
这就像如今人们看待那座大厦，它的全名叫“增地新农村大厦”，老书记给定的名，他说：“我们想有一个空中华西村!”
1月17日，阳光晃眼，空气清冷，上了年纪的农妇避开迎面的日光，斜着眼睛仰视大厦，飙出的却是一口四川话，这么高的房子，住着肯定不方便，下楼买个菜估计都要大半天。
老书记无处不在
老书记如今83了，但说话中气还足，以前一顿饭能喝一瓶茅台，60岁时喝酒差点让视网膜脱落，从此戒酒，但烟还是抽，一天3包，华西牌。
村子里的香烟店老板，推销香烟时令人不辨真假：“这是35块一包的华西烟，绝版了，就这么几包了，别处买不到的，当年老书记就爱抽这个。”
在华西村，老书记几乎无处不在，和这座村庄一起生长。他如今虽然退休，但其实一直没有真正闲下来，1月18日，华西村分管土地和环保的副书记吴蕴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几乎天天能看到老书记，隔三差五就喊几个村干部到家里去开小会，了解村里的发展以及村干部的思想动向。
这一点，另一位副书记薛洪高也向《中国新闻周刊》予以证实，他还说，老书记毕竟有经验，看问题准。
而在该村的宣传资料中，有村民甚至视老书记为神人，比如有传说，某天村里搞活动或者开露天大会，本来下着雨，只要老书记一到场，很快就风和日丽了。
金塔就是由老书记亲自设计。此前，一直是华西村的高度，也是新农村的象征和符号。前来取经的人也乐意掏20块钱买一张票，坐着电梯直升楼顶，望一眼塔下的中华第一村的别墅群。那也是吴仁宝的作品，几百套样式一致的单体别墅，顶着红色层叠的屋顶，如同乐高玩具那样整齐地码在鐵栅栏里。
外地来的人无不惊讶，“这日子过得太童话了”。
1月19日中午，一队新疆来的游客在此参观，金塔顶楼15层的观光平台放着三尊鎏金塑像，分别是孔子、财神和福星，真人大小。旁边的玻璃功德箱里，早已经塞满了钞票。
金塔脚下的草坪上，有模仿南京长江大桥的微缩桥，和一个开放式的动物园。
金塔周边后来又建了8座相似的金塔，形成塔群，做各种用途，塔群之间，则是华西幸福园，其实是个公园，里面除了巨型环形的喷泉，还有5尊伟人的坐姿全身塑像，每一尊都有3米多高。
这些组成了目前华西村的CBD区域。
老书记说，他带着华西村富裕，靠的是实事求是，“我尽管很痛恨形式主义，但有时觉得形式还有点用。比如我们要干成自己想干的一件事，当时的政策和形势可能就不让你干，怎么办?这个时候我就玩点‘形式主义’了。”
吴仁宝觉得，“这形式主义能对付官僚主义，因为官僚主义比较喜欢形式主义。”
华西村的很多村官很理解老书记的这套思路，37岁的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坐在绣着金色团锦的沙发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金塔是一个地标，大厦又是一个，华西村不断发展，需要有新的标志和象征，这不单让自己人看了提气，也能让外面人看了目光聚焦。
有观察家说，吸引各界眼球，在华西村的49年村史中，始终是一个核心诉求。
很快，来取经的人被指引着去高塔登高远望，依旧掏钱坐电梯上顶层，却能看到更远的地方，“天气好的时候，估计能看到常州的乡下去。”
打从富起来以后，华西人已经把自己当城里人了。
如今，旅行社组织团队来村里旅游，老书记作报告已经成为继金塔和后山农民世界公园之外的又一个雷打不动的保留项目。
老书记没有讲稿，要说的都烂熟于心，但每次都会有即兴之作，这让那些听了很多遍的村干部，每次都有新收获。然而，外地人不关心报告，他们只好奇这个人，“哇，这就是吴仁宝啊”，“牙挺黑，还是大小跟”， 他们不知道，这就是老书记当年飙酒落下的症状。
家村共荣体
老书记无处不在，另一个意思是，他的子孙无处不在。
老书记一家28口，四乡八邻都称道：“老书记一家是千年难遇的兴旺之家。”大家都猜测，当年吴家祖坟一定葬在龙穴上。这话的依据是，华西村北侧背靠一座名叫龙砂的山丘，迎面则是长江下游难得的好港口——张家港，被认为风水宝地。这些说法，又被写进《(华西村)天下第一村纪事》中。如今山上修建了“天安门”，又沿着山脊修了段长城，山坡还能看到别的世界名胜的等比仿品。后来这些景观被统统圈起来，叫做世界公园，120元一张门票。
现在领着华西村人“看得更远的”，是老书记的四儿子吴协恩。
老书记的大儿子吴协东曾在外地做木匠，后来回村帮父亲开发华西，如今是村党委常委、常务书记，又是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据说他知识面宽，被村里人称作“万宝全书”。
二儿子叫吴协德，当兵复员后曾在县级机关工作，后来回村，现在是村委副书记，集团公司常务经理兼副董事长，另外还是上海香港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三儿子吴协平，如今是集团公司华西旅行社总经理，该旅行社2009年业绩全国排名第四。
而老书记唯一的女儿，则是华西村“铁姑娘”队员，如今和丈夫一起，是村里第二大经济支柱，他们建成了年产面料千万米、百万套成衣服装的大型纺织服装城，经营华西村牌面料，仁宝牌西服。
第三代里，老书记的大孙女吴洁现任华西幼儿园园长，孙女婿孙云南是华西外贸、服装、毛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二孙女吴芳是镇党委副书记，孙女婿李庆，是村党委副书记、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在村内宣传资料中这样写道，老书记的儿孙“拿下的可用资金，占华西总量的90.7％”。
老书记在位48年，红了48年，退位后依旧和这座不断长大的村庄一起，红色不改，这在很多人看来很不容易。
其实，吴仁宝也有过滑铁卢，1975年，他已经是明星村官，被上级提拔做了江阴县县委书记，至1985年，其间他一身兼两职，一头管着县城，一头顾着华西村。但后来因为大气候，1980年他不再做县长，又回村专心做村官了，开始华西村的“造厂”时代。事后他给华西村总结：“70年代造田，80年代造厂，90年代造城(城市化)，新世纪造人(提高人的素质，变城市人)”。
中国过去的60年里，明星村和明星村官好多案例，比如大寨的陈永贵，大邱庄的禹作敏，结局令人唏嘘。
吴仁宝曾和禹作敏交情很深，禹作敏落马后，吴仁宝曾跑到山西大寨，在陈永贵墓前鞠了三躬，并给大寨送去几个合作项目，他说他最佩服陈永贵，“有本事，是硬干出来的”。然后他又做了一件事，写了一首村歌，核心句子就是：“华西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西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
而提起另一个以集体经济著称的河南南街村，华西村副书记孙海燕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两个村之间是友好村，不便多说，老书记其实还是欣赏南街村的，只不过，他们是前集体经济，我们是后集体经济罢了。
儿子主政，老子还总会来“掺和”，每个月5日，村委会都要开经济分析例会，老书记必到。
在关键时刻，退休的老书记总是发挥着关键作用，一次是在2003年，儿子刚接班，钢材市场掉了风向，老书记立即出手，指挥老部下抛空库存，一个月后，价格果然大跳水。另一次就是在2009年金融危机来临前，当年4月，老书记再次提出只出不进，减少库存，又一次避免价格跳水导致的损失。
这甚至让很多经济科班出身的年轻人诧异，老书记能未卜先知不成?
有人真的信了这个，但也有村干部说，老书记每天看新闻联播，保持与时俱进。
生长的村庄
午夜12点已过，华西村夜已深沉，村庄西侧空地，尚待封顶的大厦静默无声。
2002年开始，华西村开始兼并周边的16个村庄，重新规划统筹，变成13个村，其中一个为中心村，即老华西村，另外12个被统称为周边村，“大华西”一下子长大到30平方公里，人口3万。
所谓并村，就是土地集中使用，13个行政村的村委会，仍存在并独立处理村务，土地的所有权也仍归属原集体经济组织。
吴蕴芳如今是“大华西”党委副书记，分管周边村土地和环保，她曾是合并前的前进村的村支书。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早在1988年，当时的华西村已经是亿元村，而相邻的前进村却穷得很，当时也搞了个紫金管厂，但一直亏损，到1988年时，老本都耗光了，工资拖欠了两年，村里的幼儿园和村干部也领不到工资，“真要崩溃了”。这时吴仁宝就找到她，拿了30万，解决了拖欠的薪酬，然后又拿出500万，帮着前进村办了一个化工厂，又到上海染化厂找了8个工程师，做技术支持，又派华西村的人来厂里蹲点，慢慢的，厂子有了起色，原来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又回村进厂打工。
类似的帮扶还发生在另外几个周边村，比如华明村，该村原来的党支部书记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当初吴仁宝给钱帮着投资，说了一句话：“赚了算你们自己的，亏了算我吴仁宝的。”
说实话，吴仁宝最初几年帮扶周边村的行为旁人并不能理解，这实在是个吃力不讨好且没有利润回报的事情，有人于是背后说吴仁宝是个“傻子”。
帮扶了10年多，陆续有周边村来找吴仁宝，能不能给点钱，帮扶帮扶。这倒让他觉得，这不是办法，后来，就想出了“大华西”一分五统的村庄兼并模式。
所谓的一分五统，属于吴仁宝的联邦概念。原村实行自治，是为“分”。而联合起来的“大华西”，则实行经济上的统一管理，干部使用上的统一、人员使用统一、村民福利的统一、村建规划的统一。
最大的好处，就是土地可以最大化地统一规划，不浪费，不扯皮。村委副书记薛洪高说，以化明村为例，合并前，该村2380人，每人每年收入为7000元左右，而那时种地更不赚钱，一亩地一年毛利润只有不到200元，土地撂荒情况不少。
合并后，村里的土地流转归人大华西集体规划使用，原来前进村村民每亩地流转补贴为1500元，交给村民自治委员会，再按比例下发给个人。而失地村民，可以在集团企业谋一份职业，老弱病残的，则由集团公司每月按时发放150元劳保补贴，另外还有每个人650～850元的口粮补贴。
“这些钱，可以直接拿现金，也可以留出一部分入股，年底分红。”吴蕴芳说。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心村和周边村所持的股份差距比较大，一个是周边村还没有形成持股的广泛习惯，另一个参股时间晚，整体份额自然也小。
当时，并村土地流转时，都是各个村支书代人到各家去签字，薛洪高说，村民的签字很主动。
不过也有例外，比如现在的华西10村，原来的蔡化村，是最晚并入的。他们村很多村民反对，觉得并人大華西要遭到盘剥，失去自由，特别是当时的村支书，他想，如果 合并，自己在大华西还有位子吗?
吴仁宝也不勉强，将它留下，并留下“十村”这个代号，继续兼并其他村，11村至16村分获囊中，“迟早他们会进来的。”吴仁宝也不急。
一年半后，该村看到周围合并的村子都翻新了房子，赚了钱，开始改主意了，最终主动提出申请并人。
吴蕴芳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如今建造增地新农村大厦，除了象征意义外，也是想集约土地，这座大厦目前占地面积21亩，建筑面积达到20多万平方米，按照现在大华西人均0.45亩来计算，可以节省400～500亩土地。那里原来是服装厂和铝型材厂，如今统一规划到了工业园。
大厦尚未竣工，已经成为华西村对外宣传的新标识，金塔下的邮局里，一张印有大厦图案的虎年新款贺年卡要9块钱，而有金塔图案的才1块5毛钱。另外，村中心广场那的露天舞台，也挂上了大厦的效果图，电脑PS出云雾缭绕的感觉，彰显其世界15高国内第8高大厦的姿态。街上的村民也已习惯给有人介绍新大厦的特殊之处。
其实，这并不是华西村要建的唯一之楼，在江阴外滩，一座名为“华西龙大楼”的大厦正在酝酿中，主体面积或为4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为60万平方米，投资60亿，118层，高538米。
并村后，另一个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原来种地不赚钱，土地撂荒严重，而国家又要求18亩红线不动摇，现在，“大华西”耕地集体耕种，雇佣工人，“这其实有点像国外的农庄了。”吴蕴芳说。
分层的社会
大华西格局下，这个村庄早已具备中等城镇的规模，但依旧叫村，他们不打算改。
“只是个称谓，我们该改变管理方式的还是会改变，比如原来村里没有派出所，现在不但有了，联防队员也从过去四五个人扩展到几百人。”副书记孙海燕说，他笑着调侃：“难道一个省经济发达了，就一定要改成国吗?一个道理嘛。”
周边村的村民，对耗资25亿造大厦颇有微词，“华西不是总说共同富裕吗?我们现在也是华西村的村民，为什么这些钱不拿来改善我们的居住条件?而且建造这个大楼，也没有征求过我们的意见。”
“共同富裕难道就是平均主义吗?共同富裕就允许财富差别。”孙海燕翘着二郎腿，再说投资建大楼的钱，是200个中心村村民集资修建的，大都是集团企业的老板或者头面人物，并没有动用村里的钱。“3万多人，都一起参加也不现实。”
在很多华西中心村村民看来，“华西村的发展，也是当初的苦干得来的。刚刚并进来的村民，不能一下子就和老村民享受一样的待遇，否则太不公平了。”华西村社会因为财富差别出现了明显的分层。
最底层的，是那些远道而来打工的年轻人，每个月800～1000元工资，住在没有抽水马桶的集体宿舍里。还有一些短暂逗留的打工者，则混住在60元一天的多人宿舍里，睡到半夜常会发现，邻床换了张面孔。而要洗澡，也得到走廊尽头的水房，热水器一次只能供三个人洗，否则就得等一个小时，等水烧热。半夜上厕所也颇不方便，得穿过冰冷的走廊，借用合不上窗户的茅厕。
稍微富一些的，就是周边村，没有持股或者少量持股的村民。最富裕的自然是中心村村民，他们住在3层或者4层的别墅里，结构复杂，每一层都是一套总统套房，硕大的浴缸可以躺下三个成人，一边泡着澡一边看挂在墙上的闭路电视。而卧室大的甚至可以并排放下5张斯诺克台球桌。家家都有背投或者等离子电视，外来的打工妹当佣人，每月800至1000元。
每逢大年初二，村庄都会召开万人大会，老书记出面，给村里的老人发长寿奖金，给青年人发新年礼物。大厦建好后，大厅可以摆2000人的宴会，到时候将中心村的村民都召集来，吃团圆饭，老村民们说，这是乡土之情，不能淡了。
以后会引进一座大超市吗?
“或许吧，暂时没考虑”，孙海燕说。他也知道，一个大型超市对一个小镇或者村庄意味着什么。在美国，一家沃尔玛能在几个月内迅速瓦解一个偏僻小镇的传统社会习惯、人际结构以及行政管理制度的演变。
老书记吴仁宝现在在做一件事，就是建设了村营养配餐中心，推广健康饮食，这是一个有趣的乡村生活实验。他想改变村民们不好的饮食结构和习惯。
1月18日，入夜，此时的金塔旁，雕刻在屋顶上的龙头两眼放光，从龙嘴走进去，是一条长廊，游人不多，偶有顽童踏着闪光的滑板来此玩耍，也有开着快车的摩托少年呼啸而过，留下沉闷的马达声回响。
长廊两边挂满了图片，不同年齡的老书记变换着姿势和笑容，正望着你。
村子里又在造大楼了。这回挺高，已经有60层，在今年6月前，它还得长12层，到时候，它将成为328米的大块头。
闲来无事的村民会絮叨几句关于大楼的最新“争议”。“争议”确实很盛，有的说“这楼是新地标，新农村有新高度”，有的说“华而不实，那么多钱砸进去，不如给大家造别墅”。
据说大楼建好后，除了作为景点赚些门票，也能解决几百户村民的住房问题。
可问题是，有“争议”，就不妙了，“吵吵嚷嚷的，谁知道会出什么岔子”。
其实它只是一座高楼而已，但他建在华西村。华西村一直在生长，也一直受到争议，这一点老书记吴仁宝看得很明白。“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要不然华西村也不会有今天。”吴一口江阴方言，语速很快，软软的，却透着底气，笑的时候一口熏黑的牙，歪歪斜斜的。
总有新高度
华西村原来并不大，全村380户，1520人，0.96平方公里，正好是全国总面积的千万分之一，隶属江苏省江阴市。
1961年，33岁的吴仁宝已经是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那时的华西，人口仅667人，集体资产只有2万5千元，欠债1万5千元，人均分配53元。曾有一首民谣流传很广：“做煞大队无搭头，干起活来累死人，有女不嫁华西去，宁愿扔到河浜里。”
这时候，吴仁宝搞了一个石磨房，慢慢做大，这是他在乡村里比较早的产业尝试，“也是冒着险的”。
很快地，华西村建起了两座“高楼”，一个4层，一个5层，是村里的夜校楼，这个高度，在上世纪70年代已经是江阴第一。
1972年，吴仁宝一边领着大家学大寨，凭着亩产连续6年超吨粮，第一次名震全国，一边私下偷偷搞了个五金加工厂。
随着上世纪80年代，“包产到户”在中国农村的全面铺开，当时全国的主流声音是，“包字万能，一包就灵。”可当时吴仁宝和华西村已经让集体经济红火起来，怎么办?他最后决定，“不分不包”，继续集体经济。
工厂一家接一家开起来，及至1989年，华西村“三产”总产值已经破亿，人均产值70万，人均利税7万元，成为“江阴第一亿元村”。
1992年，华西村当时已有的38个企业合并成立江苏华西实业总公司，吴仁宝成了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
两年后，该实体变更为江苏华西集团公司(省级)，这个村庄开始以一个公司姿态发展经济。而类似的村企共生的做法，在十年后才逐渐出现在苏南附近的乡镇里。
是年，国务委员李铁映说：“华西是全国第一村。”
1996年，吴仁宝说，得有点不一样的，于是就有了金塔。金塔7级17层，98米高，这玩意儿一出世就引来争议，就像如今的大厦一样。首先，他太高，彼时城市里也鲜见高楼，更别说农村；其次，它样子太隆，似楼非楼，似塔非塔，还顶着个金葫芦；再次，它太大，建筑面积有2万多平米，一开始就被定为成集旅游观光、商业娱乐、餐饮服务为一体的多功能活动场所。很多村民不理解，“一个农村，搞这些花里胡哨的做什么?”
这就像如今人们看待那座大厦，它的全名叫“增地新农村大厦”，老书记给定的名，他说：“我们想有一个空中华西村!”
1月17日，阳光晃眼，空气清冷，上了年纪的农妇避开迎面的日光，斜着眼睛仰视大厦，飙出的却是一口四川话，这么高的房子，住着肯定不方便，下楼买个菜估计都要大半天。
老书记无处不在
老书记如今83了，但说话中气还足，以前一顿饭能喝一瓶茅台，60岁时喝酒差点让视网膜脱落，从此戒酒，但烟还是抽，一天3包，华西牌。
村子里的香烟店老板，推销香烟时令人不辨真假：“这是35块一包的华西烟，绝版了，就这么几包了，别处买不到的，当年老书记就爱抽这个。”
在华西村，老书记几乎无处不在，和这座村庄一起生长。他如今虽然退休，但其实一直没有真正闲下来，1月18日，华西村分管土地和环保的副书记吴蕴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几乎天天能看到老书记，隔三差五就喊几个村干部到家里去开小会，了解村里的发展以及村干部的思想动向。
这一点，另一位副书记薛洪高也向《中国新闻周刊》予以证实，他还说，老书记毕竟有经验，看问题准。
而在该村的宣传资料中，有村民甚至视老书记为神人，比如有传说，某天村里搞活动或者开露天大会，本来下着雨，只要老书记一到场，很快就风和日丽了。
金塔就是由老书记亲自设计。此前，一直是华西村的高度，也是新农村的象征和符号。前来取经的人也乐意掏20块钱买一张票，坐着电梯直升楼顶，望一眼塔下的中华第一村的别墅群。那也是吴仁宝的作品，几百套样式一致的单体别墅，顶着红色层叠的屋顶，如同乐高玩具那样整齐地码在鐵栅栏里。
外地来的人无不惊讶，“这日子过得太童话了”。
1月19日中午，一队新疆来的游客在此参观，金塔顶楼15层的观光平台放着三尊鎏金塑像，分别是孔子、财神和福星，真人大小。旁边的玻璃功德箱里，早已经塞满了钞票。
金塔脚下的草坪上，有模仿南京长江大桥的微缩桥，和一个开放式的动物园。
金塔周边后来又建了8座相似的金塔，形成塔群，做各种用途，塔群之间，则是华西幸福园，其实是个公园，里面除了巨型环形的喷泉，还有5尊伟人的坐姿全身塑像，每一尊都有3米多高。
这些组成了目前华西村的CBD区域。
老书记说，他带着华西村富裕，靠的是实事求是，“我尽管很痛恨形式主义，但有时觉得形式还有点用。比如我们要干成自己想干的一件事，当时的政策和形势可能就不让你干，怎么办?这个时候我就玩点‘形式主义’了。”
吴仁宝觉得，“这形式主义能对付官僚主义，因为官僚主义比较喜欢形式主义。”
华西村的很多村官很理解老书记的这套思路，37岁的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坐在绣着金色团锦的沙发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金塔是一个地标，大厦又是一个，华西村不断发展，需要有新的标志和象征，这不单让自己人看了提气，也能让外面人看了目光聚焦。
有观察家说，吸引各界眼球，在华西村的49年村史中，始终是一个核心诉求。
很快，来取经的人被指引着去高塔登高远望，依旧掏钱坐电梯上顶层，却能看到更远的地方，“天气好的时候，估计能看到常州的乡下去。”
打从富起来以后，华西人已经把自己当城里人了。
如今，旅行社组织团队来村里旅游，老书记作报告已经成为继金塔和后山农民世界公园之外的又一个雷打不动的保留项目。
老书记没有讲稿，要说的都烂熟于心，但每次都会有即兴之作，这让那些听了很多遍的村干部，每次都有新收获。然而，外地人不关心报告，他们只好奇这个人，“哇，这就是吴仁宝啊”，“牙挺黑，还是大小跟”， 他们不知道，这就是老书记当年飙酒落下的症状。
家村共荣体
老书记无处不在，另一个意思是，他的子孙无处不在。
老书记一家28口，四乡八邻都称道：“老书记一家是千年难遇的兴旺之家。”大家都猜测，当年吴家祖坟一定葬在龙穴上。这话的依据是，华西村北侧背靠一座名叫龙砂的山丘，迎面则是长江下游难得的好港口——张家港，被认为风水宝地。这些说法，又被写进《(华西村)天下第一村纪事》中。如今山上修建了“天安门”，又沿着山脊修了段长城，山坡还能看到别的世界名胜的等比仿品。后来这些景观被统统圈起来，叫做世界公园，120元一张门票。
现在领着华西村人“看得更远的”，是老书记的四儿子吴协恩。
老书记的大儿子吴协东曾在外地做木匠，后来回村帮父亲开发华西，如今是村党委常委、常务书记，又是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据说他知识面宽，被村里人称作“万宝全书”。
二儿子叫吴协德，当兵复员后曾在县级机关工作，后来回村，现在是村委副书记，集团公司常务经理兼副董事长，另外还是上海香港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三儿子吴协平，如今是集团公司华西旅行社总经理，该旅行社2009年业绩全国排名第四。
而老书记唯一的女儿，则是华西村“铁姑娘”队员，如今和丈夫一起，是村里第二大经济支柱，他们建成了年产面料千万米、百万套成衣服装的大型纺织服装城，经营华西村牌面料，仁宝牌西服。
第三代里，老书记的大孙女吴洁现任华西幼儿园园长，孙女婿孙云南是华西外贸、服装、毛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二孙女吴芳是镇党委副书记，孙女婿李庆，是村党委副书记、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在村内宣传资料中这样写道，老书记的儿孙“拿下的可用资金，占华西总量的90.7％”。
老书记在位48年，红了48年，退位后依旧和这座不断长大的村庄一起，红色不改，这在很多人看来很不容易。
其实，吴仁宝也有过滑铁卢，1975年，他已经是明星村官，被上级提拔做了江阴县县委书记，至1985年，其间他一身兼两职，一头管着县城，一头顾着华西村。但后来因为大气候，1980年他不再做县长，又回村专心做村官了，开始华西村的“造厂”时代。事后他给华西村总结：“70年代造田，80年代造厂，90年代造城(城市化)，新世纪造人(提高人的素质，变城市人)”。
中国过去的60年里，明星村和明星村官好多案例，比如大寨的陈永贵，大邱庄的禹作敏，结局令人唏嘘。
吴仁宝曾和禹作敏交情很深，禹作敏落马后，吴仁宝曾跑到山西大寨，在陈永贵墓前鞠了三躬，并给大寨送去几个合作项目，他说他最佩服陈永贵，“有本事，是硬干出来的”。然后他又做了一件事，写了一首村歌，核心句子就是：“华西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西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
而提起另一个以集体经济著称的河南南街村，华西村副书记孙海燕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两个村之间是友好村，不便多说，老书记其实还是欣赏南街村的，只不过，他们是前集体经济，我们是后集体经济罢了。
儿子主政，老子还总会来“掺和”，每个月5日，村委会都要开经济分析例会，老书记必到。
在关键时刻，退休的老书记总是发挥着关键作用，一次是在2003年，儿子刚接班，钢材市场掉了风向，老书记立即出手，指挥老部下抛空库存，一个月后，价格果然大跳水。另一次就是在2009年金融危机来临前，当年4月，老书记再次提出只出不进，减少库存，又一次避免价格跳水导致的损失。
这甚至让很多经济科班出身的年轻人诧异，老书记能未卜先知不成?
有人真的信了这个，但也有村干部说，老书记每天看新闻联播，保持与时俱进。
生长的村庄
午夜12点已过，华西村夜已深沉，村庄西侧空地，尚待封顶的大厦静默无声。
2002年开始，华西村开始兼并周边的16个村庄，重新规划统筹，变成13个村，其中一个为中心村，即老华西村，另外12个被统称为周边村，“大华西”一下子长大到30平方公里，人口3万。
所谓并村，就是土地集中使用，13个行政村的村委会，仍存在并独立处理村务，土地的所有权也仍归属原集体经济组织。
吴蕴芳如今是“大华西”党委副书记，分管周边村土地和环保，她曾是合并前的前进村的村支书。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早在1988年，当时的华西村已经是亿元村，而相邻的前进村却穷得很，当时也搞了个紫金管厂，但一直亏损，到1988年时，老本都耗光了，工资拖欠了两年，村里的幼儿园和村干部也领不到工资，“真要崩溃了”。这时吴仁宝就找到她，拿了30万，解决了拖欠的薪酬，然后又拿出500万，帮着前进村办了一个化工厂，又到上海染化厂找了8个工程师，做技术支持，又派华西村的人来厂里蹲点，慢慢的，厂子有了起色，原来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又回村进厂打工。
类似的帮扶还发生在另外几个周边村，比如华明村，该村原来的党支部书记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当初吴仁宝给钱帮着投资，说了一句话：“赚了算你们自己的，亏了算我吴仁宝的。”
说实话，吴仁宝最初几年帮扶周边村的行为旁人并不能理解，这实在是个吃力不讨好且没有利润回报的事情，有人于是背后说吴仁宝是个“傻子”。
帮扶了10年多，陆续有周边村来找吴仁宝，能不能给点钱，帮扶帮扶。这倒让他觉得，这不是办法，后来，就想出了“大华西”一分五统的村庄兼并模式。
所谓的一分五统，属于吴仁宝的联邦概念。原村实行自治，是为“分”。而联合起来的“大华西”，则实行经济上的统一管理，干部使用上的统一、人员使用统一、村民福利的统一、村建规划的统一。
最大的好处，就是土地可以最大化地统一规划，不浪费，不扯皮。村委副书记薛洪高说，以化明村为例，合并前，该村2380人，每人每年收入为7000元左右，而那时种地更不赚钱，一亩地一年毛利润只有不到200元，土地撂荒情况不少。
合并后，村里的土地流转归人大华西集体规划使用，原来前进村村民每亩地流转补贴为1500元，交给村民自治委员会，再按比例下发给个人。而失地村民，可以在集团企业谋一份职业，老弱病残的，则由集团公司每月按时发放150元劳保补贴，另外还有每个人650～850元的口粮补贴。
“这些钱，可以直接拿现金，也可以留出一部分入股，年底分红。”吴蕴芳说。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心村和周边村所持的股份差距比较大，一个是周边村还没有形成持股的广泛习惯，另一个参股时间晚，整体份额自然也小。
当时，并村土地流转时，都是各个村支书代人到各家去签字，薛洪高说，村民的签字很主动。
不过也有例外，比如现在的华西10村，原来的蔡化村，是最晚并入的。他们村很多村民反对，觉得并人大華西要遭到盘剥，失去自由，特别是当时的村支书，他想，如果 合并，自己在大华西还有位子吗?
吴仁宝也不勉强，将它留下，并留下“十村”这个代号，继续兼并其他村，11村至16村分获囊中，“迟早他们会进来的。”吴仁宝也不急。
一年半后，该村看到周围合并的村子都翻新了房子，赚了钱，开始改主意了，最终主动提出申请并人。
吴蕴芳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如今建造增地新农村大厦，除了象征意义外，也是想集约土地，这座大厦目前占地面积21亩，建筑面积达到20多万平方米，按照现在大华西人均0.45亩来计算，可以节省400～500亩土地。那里原来是服装厂和铝型材厂，如今统一规划到了工业园。
大厦尚未竣工，已经成为华西村对外宣传的新标识，金塔下的邮局里，一张印有大厦图案的虎年新款贺年卡要9块钱，而有金塔图案的才1块5毛钱。另外，村中心广场那的露天舞台，也挂上了大厦的效果图，电脑PS出云雾缭绕的感觉，彰显其世界15高国内第8高大厦的姿态。街上的村民也已习惯给有人介绍新大厦的特殊之处。
其实，这并不是华西村要建的唯一之楼，在江阴外滩，一座名为“华西龙大楼”的大厦正在酝酿中，主体面积或为4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为60万平方米，投资60亿，118层，高538米。
并村后，另一个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原来种地不赚钱，土地撂荒严重，而国家又要求18亩红线不动摇，现在，“大华西”耕地集体耕种，雇佣工人，“这其实有点像国外的农庄了。”吴蕴芳说。
分层的社会
大华西格局下，这个村庄早已具备中等城镇的规模，但依旧叫村，他们不打算改。
“只是个称谓，我们该改变管理方式的还是会改变，比如原来村里没有派出所，现在不但有了，联防队员也从过去四五个人扩展到几百人。”副书记孙海燕说，他笑着调侃：“难道一个省经济发达了，就一定要改成国吗?一个道理嘛。”
周边村的村民，对耗资25亿造大厦颇有微词，“华西不是总说共同富裕吗?我们现在也是华西村的村民，为什么这些钱不拿来改善我们的居住条件?而且建造这个大楼，也没有征求过我们的意见。”
“共同富裕难道就是平均主义吗?共同富裕就允许财富差别。”孙海燕翘着二郎腿，再说投资建大楼的钱，是200个中心村村民集资修建的，大都是集团企业的老板或者头面人物，并没有动用村里的钱。“3万多人，都一起参加也不现实。”
在很多华西中心村村民看来，“华西村的发展，也是当初的苦干得来的。刚刚并进来的村民，不能一下子就和老村民享受一样的待遇，否则太不公平了。”华西村社会因为财富差别出现了明显的分层。
最底层的，是那些远道而来打工的年轻人，每个月800～1000元工资，住在没有抽水马桶的集体宿舍里。还有一些短暂逗留的打工者，则混住在60元一天的多人宿舍里，睡到半夜常会发现，邻床换了张面孔。而要洗澡，也得到走廊尽头的水房，热水器一次只能供三个人洗，否则就得等一个小时，等水烧热。半夜上厕所也颇不方便，得穿过冰冷的走廊，借用合不上窗户的茅厕。
稍微富一些的，就是周边村，没有持股或者少量持股的村民。最富裕的自然是中心村村民，他们住在3层或者4层的别墅里，结构复杂，每一层都是一套总统套房，硕大的浴缸可以躺下三个成人，一边泡着澡一边看挂在墙上的闭路电视。而卧室大的甚至可以并排放下5张斯诺克台球桌。家家都有背投或者等离子电视，外来的打工妹当佣人，每月800至1000元。
每逢大年初二，村庄都会召开万人大会，老书记出面，给村里的老人发长寿奖金，给青年人发新年礼物。大厦建好后，大厅可以摆2000人的宴会，到时候将中心村的村民都召集来，吃团圆饭，老村民们说，这是乡土之情，不能淡了。
以后会引进一座大超市吗?
“或许吧，暂时没考虑”，孙海燕说。他也知道，一个大型超市对一个小镇或者村庄意味着什么。在美国，一家沃尔玛能在几个月内迅速瓦解一个偏僻小镇的传统社会习惯、人际结构以及行政管理制度的演变。
老书记吴仁宝现在在做一件事，就是建设了村营养配餐中心，推广健康饮食，这是一个有趣的乡村生活实验。他想改变村民们不好的饮食结构和习惯。
1月18日，入夜，此时的金塔旁，雕刻在屋顶上的龙头两眼放光，从龙嘴走进去，是一条长廊，游人不多，偶有顽童踏着闪光的滑板来此玩耍，也有开着快车的摩托少年呼啸而过，留下沉闷的马达声回响。
长廊两边挂满了图片，不同年齡的老书记变换着姿势和笑容，正望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