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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进步和发展的迷信与迷恋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以电子行业为例，能持久地成为关注焦点的是这样一类话题：苹果公司是否在后乔布斯时代失去了创新力？老牌企业柯达破产给了其他企业什么教训？众多厂商拥入智能手机市场，是分享盛宴还是制造泡沫？等等。
至于电子垃圾等相关问题，只有偶尔才会被提及—无论在官方的发展主义话语体系中，还是在大众传媒的社会呈现中。但发展及其后果是同一个过程的两面，其重要性是同等的，对后果的漠视不意味着它的消失。风险只是在悄然堆积。
发展的不可持续性
让我们想象三个场景：一、富士康的单调、压抑、消磨青春的生产线；二、大都市里一尘不染的苹果商店和穿梭的客流；三、中国的清远，或者尼日利亚、印度的某个拆解废旧电子产品的角落，那燃烧着的火焰、饱含毒素的浓烟以及被伤害的土地与生命。
这些场景的空间存在是分立的，处于相互隔绝的世界；它们所表征的意义也被呈现为分立的，甚至是对立的：第二个场景是消费社会的缩影，它象征着喧嚣的繁荣和无限可能的未来，这被塑造为现代社会的主流；其余的都被视为发展的代价，是需要在发展中加以克服的“问题”，只是社会政策的对象，就被赋予的重要性而言，恐怕连个支流都算不上。
这一人为的分割和对立是资本积累逻辑支配下的产物，它突出了进步的一面，掩盖了另一面。事实上，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综合起来才构成完整的工业化过程：电子产品是工业化的结晶，电子垃圾则是工业化的排泄物；有多少电子产品被推向市场，就有多少电子垃圾被制造出来。
有粗略统计称，美国每年废弃3000万台电脑，欧洲每年废弃1亿部手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预测，一些国家产生的电子垃圾量将在10年内呈现5倍的增长，比如印度。中国也已经成为电子垃圾产出的大国。
目前，得到再循环利用的电子垃圾比重仅占总量的15%左右，这还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通常的处理方法是填埋和焚烧，电子垃圾中包含的大量的塑料、重金属等有害物质由此进入空气、土壤和地下水。对于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而言，他们的神经系统、血液以及肾脏等器官都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电子垃圾的高速堆积和相关联的环境后果，正是技术革新推动的电子产品行业的繁荣直接带来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视等革命性进步，大规模淘汰了旧有的产品；为争夺市场，新产品不断推出，加上“计划报废”等策略的纯熟运用，电子垃圾的生产速度大大加快。
电子垃圾只是现代工业所制造的剩余物中的一种。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在现代化制造的光鲜表面下，全世界同时笼罩在现代化带来的阴影之中。从切尔诺贝利到日本的福岛核事故，再到几个世纪以来的工业化所催生的气候反常，在松散的意义上讲，所有人都是发展的反作用力的受害者和潜在受害者。
安东尼·吉登斯和乌尔里希·贝克等社会学者将这种社会形态称之为风险社会。贝克对此的定义是，“一种应对由现代化自身诱发和带来的毒害和不安全的系统性方法”，他认为风险社会的首要危害便是环境问题。如果说前现代社会的风险是由于人类缺乏对自然的控制而发生的，那么在风险社会，风险正是人类理性的产物，是人通过工业化对自然的控制日趋完美的结果。贝克认为，工业化已经走到违背其自身逻辑，超越了界限的地步，开始了自我消解的过程。
从现代性反思的角度看待电子垃圾及相关议题，我们就得承认，这不是个靠发展可以解决的问题，因为它正是现代化的制造物。
不均衡的风险分布
虽然环境风险等是全球性的，是针对每个人的，但风险的承受并非平均分布的。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核心议题之一是权力的分配与风险的分配之间的关系，即谁是决定风险分布的决策者，谁是风险的承受者。
绿色和平的人士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将定位装置放入一台旧电视机，追踪其流通轨迹：在被送到伦敦的一个回收点后，这台电视机先是经过了数十天的等待，然后被装进集装箱运送到非洲，最终，它在加纳的一个二手电器市场上被找到。
如果我们将这个流通过程和电子产品的生产与贸易流程联系起来，就会得出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品全生命周期的全球流通路线图：随着西方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原材料生产和加工制造在发展中国家完成，工业制成品通过贸易流向发达国家，随后，废旧产品再流回发展中国家，被直接拆解或在二次利用后拆解。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大体上可以描述为一个“两头（生产和回收处理）在内，中间（消费）在外”的过程。
沃勒斯坦曾指出，资本在进行积累的过程中至少将三项成本外部化了，即自然资源消耗的成本、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废旧产品回收处理的成本。工业品全生命周期的流通过程清晰地展示了全球化的权力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决定的不平衡的成本分担，以及不平衡的风险分布。发展中国家以透支环境和人力为代价，承担了发展的大部分成本和环境风险。
根据巴塞尔公约，部分欧洲国家禁止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电子垃圾；美国由于没有批准该公约，故而可以以“合法的”方式将50%～80%的电子垃圾运送出去。即便在这么做违法的国家，电子垃圾还是得以在二手商品贸易的掩盖下被大量运送至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以及一些非洲国家。对外转移电子垃圾的动机是明显的，自1990年代起，一些欧洲国家、日本、美国的一些州开始建立电子垃圾循环利用体系，但相对于这样做的成本，将电子垃圾输送到发展中国家进行消化的成本不足1/10。
中国从2000年开始禁止电子垃圾进口，但并未得到严格执行。在其他电子垃圾接收国，对该问题的本质和严重程度的认识还尚未达到中国的水平。对这些国家从事该行业的人来说，动机也是明显的，从电子垃圾里提炼出的金属和其他部件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仅在印度德里，就至少有2.5万人在从事这个行业。
电子垃圾拆解的效益是暂时的，与长期的环境风险相比较，是彻头彻尾的得不偿失。这是全球化的权力结构以表面上符合市场规律的方式对成本分担和风险分配做出的安排：首先通过不均衡的发展方式和分配方式将一些国家的大部分人置于贫困的位置，再通过提供“发展机会”的方式将风险转嫁给他们。
未来的可能性
贝克认为，面对风险社会，有三种选择：否认、漠视、转型。他期待的是第三种，他将风险社会称为第二现代性，呼吁整合性的反思，呼吁对民主进行改造，让民众和政府、专家一起参与决策。但是，对风险社会的反应非常有可能是这三种选择之外的：即某种程度的直面，不过是以喜剧化的方式。
垃圾与现代艺术的关系密切。垃圾是现代艺术常见的创作材质，在很多现代艺术场馆，都有用垃圾制作的艺术品，究其创作初衷，大概也都是对现代性的反思。现代艺术的最大推动者正是西方的财团资本。摇滚乐以现代的批判者姿态出现，何勇有一首歌名为《垃圾场》。但是，看看歌曲的光怪陆离的MV和演出现场，便知这种批判事实上被纳入了生产垃圾的现代工业体系。
正是这种戏谑性的直面，消解人类所面临的危机的严肃性，将现代化内生的风险化约为一个可以一笑而过的“问题”，为资本积累的继续扫除障碍。
这是有害的。从电子垃圾问题及其所昭示的风险出发，我们应该引入革命性的思考方式，至少应该反思两个问题：一、现代化本身，是否能够开辟另一条不以资本积累为核心目标的发展方式；二、既有的全球化格局，不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全球权力关系，就无法扭转不合理的成本和风险的分担关系。
至于电子垃圾等相关问题，只有偶尔才会被提及—无论在官方的发展主义话语体系中，还是在大众传媒的社会呈现中。但发展及其后果是同一个过程的两面，其重要性是同等的，对后果的漠视不意味着它的消失。风险只是在悄然堆积。
发展的不可持续性
让我们想象三个场景：一、富士康的单调、压抑、消磨青春的生产线；二、大都市里一尘不染的苹果商店和穿梭的客流；三、中国的清远，或者尼日利亚、印度的某个拆解废旧电子产品的角落，那燃烧着的火焰、饱含毒素的浓烟以及被伤害的土地与生命。
这些场景的空间存在是分立的，处于相互隔绝的世界；它们所表征的意义也被呈现为分立的，甚至是对立的：第二个场景是消费社会的缩影，它象征着喧嚣的繁荣和无限可能的未来，这被塑造为现代社会的主流；其余的都被视为发展的代价，是需要在发展中加以克服的“问题”，只是社会政策的对象，就被赋予的重要性而言，恐怕连个支流都算不上。
这一人为的分割和对立是资本积累逻辑支配下的产物，它突出了进步的一面，掩盖了另一面。事实上，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综合起来才构成完整的工业化过程：电子产品是工业化的结晶，电子垃圾则是工业化的排泄物；有多少电子产品被推向市场，就有多少电子垃圾被制造出来。
有粗略统计称，美国每年废弃3000万台电脑，欧洲每年废弃1亿部手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预测，一些国家产生的电子垃圾量将在10年内呈现5倍的增长，比如印度。中国也已经成为电子垃圾产出的大国。
目前，得到再循环利用的电子垃圾比重仅占总量的15%左右，这还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通常的处理方法是填埋和焚烧，电子垃圾中包含的大量的塑料、重金属等有害物质由此进入空气、土壤和地下水。对于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而言，他们的神经系统、血液以及肾脏等器官都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电子垃圾的高速堆积和相关联的环境后果，正是技术革新推动的电子产品行业的繁荣直接带来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视等革命性进步，大规模淘汰了旧有的产品；为争夺市场，新产品不断推出，加上“计划报废”等策略的纯熟运用，电子垃圾的生产速度大大加快。
电子垃圾只是现代工业所制造的剩余物中的一种。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在现代化制造的光鲜表面下，全世界同时笼罩在现代化带来的阴影之中。从切尔诺贝利到日本的福岛核事故，再到几个世纪以来的工业化所催生的气候反常，在松散的意义上讲，所有人都是发展的反作用力的受害者和潜在受害者。
安东尼·吉登斯和乌尔里希·贝克等社会学者将这种社会形态称之为风险社会。贝克对此的定义是，“一种应对由现代化自身诱发和带来的毒害和不安全的系统性方法”，他认为风险社会的首要危害便是环境问题。如果说前现代社会的风险是由于人类缺乏对自然的控制而发生的，那么在风险社会，风险正是人类理性的产物，是人通过工业化对自然的控制日趋完美的结果。贝克认为，工业化已经走到违背其自身逻辑，超越了界限的地步，开始了自我消解的过程。
从现代性反思的角度看待电子垃圾及相关议题，我们就得承认，这不是个靠发展可以解决的问题，因为它正是现代化的制造物。
不均衡的风险分布
虽然环境风险等是全球性的，是针对每个人的，但风险的承受并非平均分布的。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核心议题之一是权力的分配与风险的分配之间的关系，即谁是决定风险分布的决策者，谁是风险的承受者。
绿色和平的人士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将定位装置放入一台旧电视机，追踪其流通轨迹：在被送到伦敦的一个回收点后，这台电视机先是经过了数十天的等待，然后被装进集装箱运送到非洲，最终，它在加纳的一个二手电器市场上被找到。
如果我们将这个流通过程和电子产品的生产与贸易流程联系起来，就会得出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品全生命周期的全球流通路线图：随着西方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原材料生产和加工制造在发展中国家完成，工业制成品通过贸易流向发达国家，随后，废旧产品再流回发展中国家，被直接拆解或在二次利用后拆解。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大体上可以描述为一个“两头（生产和回收处理）在内，中间（消费）在外”的过程。
沃勒斯坦曾指出，资本在进行积累的过程中至少将三项成本外部化了，即自然资源消耗的成本、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废旧产品回收处理的成本。工业品全生命周期的流通过程清晰地展示了全球化的权力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决定的不平衡的成本分担，以及不平衡的风险分布。发展中国家以透支环境和人力为代价，承担了发展的大部分成本和环境风险。
根据巴塞尔公约，部分欧洲国家禁止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电子垃圾；美国由于没有批准该公约，故而可以以“合法的”方式将50%～80%的电子垃圾运送出去。即便在这么做违法的国家，电子垃圾还是得以在二手商品贸易的掩盖下被大量运送至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以及一些非洲国家。对外转移电子垃圾的动机是明显的，自1990年代起，一些欧洲国家、日本、美国的一些州开始建立电子垃圾循环利用体系，但相对于这样做的成本，将电子垃圾输送到发展中国家进行消化的成本不足1/10。
中国从2000年开始禁止电子垃圾进口，但并未得到严格执行。在其他电子垃圾接收国，对该问题的本质和严重程度的认识还尚未达到中国的水平。对这些国家从事该行业的人来说，动机也是明显的，从电子垃圾里提炼出的金属和其他部件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仅在印度德里，就至少有2.5万人在从事这个行业。
电子垃圾拆解的效益是暂时的，与长期的环境风险相比较，是彻头彻尾的得不偿失。这是全球化的权力结构以表面上符合市场规律的方式对成本分担和风险分配做出的安排：首先通过不均衡的发展方式和分配方式将一些国家的大部分人置于贫困的位置，再通过提供“发展机会”的方式将风险转嫁给他们。
未来的可能性
贝克认为，面对风险社会，有三种选择：否认、漠视、转型。他期待的是第三种，他将风险社会称为第二现代性，呼吁整合性的反思，呼吁对民主进行改造，让民众和政府、专家一起参与决策。但是，对风险社会的反应非常有可能是这三种选择之外的：即某种程度的直面，不过是以喜剧化的方式。
垃圾与现代艺术的关系密切。垃圾是现代艺术常见的创作材质，在很多现代艺术场馆，都有用垃圾制作的艺术品，究其创作初衷，大概也都是对现代性的反思。现代艺术的最大推动者正是西方的财团资本。摇滚乐以现代的批判者姿态出现，何勇有一首歌名为《垃圾场》。但是，看看歌曲的光怪陆离的MV和演出现场，便知这种批判事实上被纳入了生产垃圾的现代工业体系。
正是这种戏谑性的直面，消解人类所面临的危机的严肃性，将现代化内生的风险化约为一个可以一笑而过的“问题”，为资本积累的继续扫除障碍。
这是有害的。从电子垃圾问题及其所昭示的风险出发，我们应该引入革命性的思考方式，至少应该反思两个问题：一、现代化本身，是否能够开辟另一条不以资本积累为核心目标的发展方式；二、既有的全球化格局，不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全球权力关系，就无法扭转不合理的成本和风险的分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