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渔猎文化，是人类在长期从事渔猎生产的过程中、在渔猎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独特文化，是人类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追求精神生活的具体表现之一。源于史前、盛于辽金、传承至今的北方游牧民族的渔猎技术如今面临着时代的挑战。本文将“春捺钵”[1] 勾鱼猎雁活动中使用器具之美与当今查干湖冬捕的工具之美进行分类比较，从实用价值和使用方式的角度来剖析其内在的联系，揭示其隐含的民族文化、民族性格，这种文化的活态正是游牧民族自身发展的原动力和凝聚力之所在。
　　[关键词] 游牧民族 春捺钵 前郭尔罗斯 蒙古族 查干湖
　　游牧民族美术中的渔猎特征，不仅显示该民族生产活动的地理概念，更显示出其中的文化概念。先民对美的创造首先来自生活中的实用；而现在的民族文化研究者更关注器物本身的美感。实际上，艺术创作往往和创作者身边的自然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通过对自然背景所蕴含的历史文化氛围有所感悟，以对所使用物品的改善和美化来表达对美的诉求。如果我们从少数民族的生活实用出发，换一种角度去观察他们的生产工具，不再为所谓“工艺美术”的概念所掣肘，那么，造型之美就不再是判断游牧民族美术作品水平高下的唯一标准。当然，在游牧民族的美术创作中，文化归属感是影响创作者的重要因素，造型之美和实用之美应当是并行不悖的——这种自然环境、地域文化、民族精神给予创作者的深刻影响决定他们的自觉选择。
　　渔猎是早先的中国东北部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重要内容。如今，吉林省的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查干湖冬捕活动颇有辽金时代的渔猎遗风[2]，依然采用冰下大拉网、冰上马拉绞盘等具有原始风貌的捕鱼方式；而如今，这种既是生产活动又兼具仪式性质的传统技艺已经处于一种尴尬境地。但通过对其考察，发掘，以中原封建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在辽金时期与少数民族土著文化之间是否有所碰撞，反映在工艺美术方面和实用美术方面又有何特点，则是一个很有探索意义的课题。
　　郭尔罗斯的蒙古族使用的渔猎工具包括渔网、撺杆、走勾、扭矛、大绦、绞盘等。为防止渔业资源枯竭，郭尔罗斯的蒙古族先民渔猎时采用的渔网网眼大小适中，这体现了民族文化对自然环境的敬畏和对生态资源的爱护。在蒙古族文化中，“九”被看做是吉祥、广阔、幸福、长寿的象征[3]，所以他们使用的渔网通常总长1999米，这种对数字的特殊诠释也是潜在的民族心理。他们使用的撺杆是12尺长的木杆，穿过渔网，起到支撑和连接渔网的作用，这种渔具的造型更注重使用者的感受。他们使用的走勾、扭矛，制作手法简单实用，没有太多的修饰打磨，显得原始粗放，体现出北方游牧民族豪放粗犷、追求自然的个性，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性。他们使用的大绦，就是一根颜色鲜艳的粗绳子，使用者希望这样的色彩能获得原始巫术带来的神秘力量；从实用角度说，也是为了使其位置更加醒目，便于查看和控制鱼网的活动范围。还有马拉绞盘，这是一种木质的转盘式的绳索拉动工具，人们借助绞盘的力量可以使拉渔网的劳作更省力、更快捷。
　　在凌纯声先生的史料性巨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记载了赫哲族“冰底网鱼”的生产活动。由于北方民族的生活习惯大体类似，笔者发现，该书记载与早先郭尔罗斯蒙古族的查干湖冬捕在方式方法上的一致性和差异性：“渔夫12人或15人先将网之两端，各系一长一丈二尺的木杆，先掷入下流的大冰眼中”，此处描写的就是对撺杆的使用；“再用一头有两叉的木杆，拨准方向，送达至第一小冰眼”，这是说的扭矛、走勾的使用方法。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赫哲族的捕鱼方式与郭尔罗斯蒙古族的查干湖冬捕的差异是查干湖冬捕在捕猎方法上更加成熟，不再使用人力拉网，而是使用马拉绞盘。
　　查干湖冬捕的形式之美在于独特的渔猎形式，属于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契丹人在辽代“春捺钵”活动中的具体内容，如凿冰撒网的方式和捕鱼时对鱼叉、鱼钩、鱼镖的使用。我们以前探讨民族美术，多倾向于研究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宗教美术等方面；其实这类渔猎活动本身也是极具美感的，只是更注重传承有序和经济实用。
　　美，原本来源于生活，最初的艺术创作正是通过劳动的具体影像和原始的宗教意识相结合而完成的。在“春捺钵”活动中，辽帝在渔猎过程中的祭天敬神以及在捕得第一条鱼和猎到第一只鹅所衍生出的“头鱼宴”、“头鹅宴”，都有开篇、启始之寓意[4]，象征着一年开春能有一个美好的开始。如今，郭尔罗斯的蒙古族在查干湖流传下来的祭湖、醒网等自然崇拜行为充分说明了古朴的民族文化对神灵的敬畏。蒙古语中，“腾格里”的概念是神，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腾格里崇拜的思想普遍存在于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美学思想中。据南宋出使蒙古的彭大雅的见闻录《黑鞑事略》记载，蒙古人“其常谈必曰托着长生天的气力、皇帝的福荫。彼所欲为之事，则曰天教恁地；人所已为之事，则曰天识着，无一事不归之天，自鞑主至其民无不然”。
　　在吉林省乾安县的“春捺钵”遗址上，曾出土大量陶制、铁制的网坠。这证明郭尔罗斯蒙古族先民的查干湖冬捕其渔猎方式是网捕；由于岁月久远，当时的渔网材质容易腐烂，未能保存至今；但在牡丹江流域的海林群力岩画中，我们可以找到渔网存在的证据：“石壁画面按其内容可分为六个小部分，其中一部分右下为一叶扁舟，舟上左端有一人背坐，作划船式把舵状，船中偏右一人高举过顶，其上似为筐篓或撒渔网。船右端站立一人，微屈身，作撑船状。”海林群力壁画被史学界推断为绘制于唐宋时期，与当地同步时间应为辽金时期，壁画中的渔网证明“春捺钵”活动中存在渔网的使用。这是游牧民族继承先民智慧的一面。
　　在“春捺钵”遗址上还出土了鱼叉、鱼钩。据考，辽帝在“春捺钵”活动中会亲自使用鱼叉捕鱼，正说明了所谓“人相习，代相传，今俗习古，古俗沿今”[5] 的道理，也说明了游牧民族的社会生活、意识形态、民族心理自古迄今少有变化，在生活习俗等方面代代相传。通过对生产器具造型、纹饰、实用功能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辽金时期的“春捺钵”文化与当下前郭尔罗斯蒙古族渔猎文化的传承变异等诸多联系，进而发现游牧民族古老的文化观念和深远的精神根源。我们看到，这种积淀着民族精神的特有思维方式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散发着草原文化的芳香，给草原人们以世世代代的深遠影响。
　　通过对前郭尔罗斯蒙古族的“春捺钵”渔猎活动进行探析，从自然环境来看，他们的活动地点同属于春水聚集之所，在这里繁衍生息的“查干卓尔”（蒙语“白色的湖”或“圣水湖”）湖畔的人们必然继续其渔猎之为；从民族文化而言，北方游牧民族的自然观、生产观、生活观、生命观以及他们对神灵的崇敬和敬畏之心则体现类似的民族性格、民族文化；从季节特征上说，北方的春季来得比较晚，过了一个较长冬季的鱼显得特别肥美，是人们进行捕食的最佳选择。以上三方面说明，前郭尔罗斯的蒙古族人民不仅继承了“春捺钵”活动中的生产技法，还是这种“春捺钵”文化的继承者。北方游牧民族的盛典——“春捺钵”活动作为一个历史现象的存在已经渐行渐远，而作为其活动主体的那些民族文化的继承者们把经过岁月积淀的生存智慧通过影像和情景再现重新表现得淋漓尽致……
　　（邓佳丽/吉林大学艺术学院）
　　注 释
　　[1]“捺钵”是契丹语，汉译为“行在”，即辽帝出行的所在之地。“春捺钵”主要是春季的捕鱼、猎雁活动和召见各部落酋长的政务活动。
　　[2]《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文物志》第173页。
　　[3] 同上。
　　[4] 韩荣《有容乃大——辽宋金元时期饮食器具研究》，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1：30。
　　[5] 阿木尔巴图《蒙古族工艺美术》，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