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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工饲养的野生动物的利用，恰恰给它的野生种群带来了威胁。
在“美丽中国”的感召下，央视一连串的曝光之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击破坏野生动物的专项行动正在全国铺开。在中国，从国家到地方，从执法者、盗猎者到售卖者、消费者……“如何切实让野生动物得到保护”这一个被有识之士呼吁了若干年的话题，终于让全社会的目光聚焦在一起了。
触目惊心的杀戮
近期被曝光的、猎杀野生动物的违法犯罪，发生在天津、江西等地。在江西的资溪，被猎杀的猕猴奄奄一息，餐馆里高价叫卖着大雁、野鸡、竹鼠、獾猪等；在天津的北大港湿地，数十只死亡了的东方白鹳被相继发现，它们是遭到了人类的暗算，中毒而死的。
此前，长沙一名记者拍摄到的猎鸟视频，早已让人触目惊心。猎鸟的人在候鸟的迁徙路线上，设下各种圈套、展开杀戮，恨不得将成群的候鸟一网打尽。在面对各路记者随后的采访，当地人甚至爽快地说，如果运气好，一张网、一通宵，打到的鸟能装两麻袋。据说，这些候鸟，第二天就会出现在市场上、餐馆里，还有自家的饭桌上。
经不住媒体的连续“揭黑”，无论是主管部门，还是执法监督，谁也坐不住了。
国家林业局召开了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各地采取紧急行动，还向地方派出了6个野生动物检查督导组。其森林公安局也在全国组织、开展专项行动。
江西开始了专项整治；广州也在突袭酒楼，不仅查获了苍鹭、眼镜王蛇等非法售卖的野生动物， 268元一斤的眼镜蛇、128元一斤的树熊、1280元一只的天鹅、680元一只的海鸥等数十种野生动物，赫然列在价目表上。
一系列的签名活动，也在遍地“开花”。江西资溪组织上万居民，签名承诺不捕杀、不销售、不食用野生动物。甘肃举行大型签名活动，呼吁市民保护野生动物；湖北百名厨师签名拒绝烹饪野生动物；广西南宁也万人签名，倡导文明餐饮。
一份名单，改变54种野生动物的命运
其实，贩卖、食用野生动物的现象，在中国一直存在。世界动物保护协会（WSPA）中国代表处科学顾问孙全辉认为，这一方面与中国利用野生动物的传统有关，另一方面是由于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仍在鼓励驯养繁殖和利用野生动物。
在中国的南方，很多地区有吃野味的习惯，认为吃什么补什么，甚至将一些濒危动物入药。因此，很多动物在野外已几乎见不到踪迹了。穿山甲就是一个例子，现在一些不法分子就从东南亚等其他国家走私。
“从地图上看，许多跨国野生动物走私的路径，基本上最后都指向了中国。”孙全辉说，在国外，很多国家没有利用野生动物的传统，特别是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在他们看来，与野生动物相比，家养的动物无论是品质还是营养都更安全，人们可以从各个养殖环节控制它的质量，这些家养动物提供的动物产品和蛋白质足以满足人类的需求。因此，对野生动物的消费是奢侈的和没有必要的。
野生动物制品通常没有经过正规的检疫，就流向市场；捕猎者采用猎杀甚至毒杀等手段时，也不会考虑在被人类食用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安全问题；食用的人也不知道它们被运输、储存了多长时间，是否携带有害病菌。人们在与野生动物的近距离接触过程中，无疑增加了感染疾病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WHO）也认为，75%的新型疾病都是人畜共患病。
“之前的SARS疫情爆发，就与人类和野生动物的接触相关。”孙全辉说。在SARS之后，“要不要利用野生动物”引起了众多的讨论，最终催生了一份名单。
在2003年SARS过后，2003年6月10日，国家林业局、卫生部等联合发布了一份通知，规定“对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陆生野生动物物种，经省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科学论证，报国家林业局统一公告后，可以从事经营利用性驯养繁殖。”
随后的8月4日，国家林业局又颁布了另一份通知，对商业性经营利用54种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陆生野生动物开禁。名单中，除了包括与SARS关系密切的果子狸之外，还有貉、北极狐、水貂、野猪（仅限杂交种）、梅花鹿、非洲鸵鸟、大美洲鸵、蓝孔雀、鳄龟、蝎子等。这当中有不少是中国没有分布的外来物种。
然而，大部分野生动物是经不住商业开发和利用的。孙全辉说，大规模的商业利用，已经导致了一些物种的灭绝，出现了生态危机，其中也暴露出很多动物福利的问题。把野生动物带离原有的栖息地，在人工饲养环境下，它的行为、健康以及心理等都会受到影响。
“片仔癀”是蜚声中外的著名中成药，其主要成分之一就是麝科动物分泌的麝香。虽然我国人工养麝的历史已有半个多世纪，但目前仍未完全解决麝的繁殖、疾病等关键技术。因此没有被列入上面的名单。
在国外，饲养野生动物的推动力很小，几乎没有人在推人工养殖野生动物。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WCS中国项目主任解焱介绍，在美国，野生动物的利用算是比较多的。针对鹿科动物，每年有一定的狩猎限额。但是，那些鹿都是在自然环境里生长，并达到了一定的数量。中国的情况不一样，在野外，没有任何一种野生动物数量达到了可以狩猎的程度。
而对人工饲养的野生动物的利用，恰恰给它的野生种群带来了威胁。
市场上，饲养的和野生的制品很难区分，而偷猎的成本往往更低。孙全辉说，“这个名单的初衷，是保护其他的野生动物。但是，从最近曝光的事件来看，很多被捕猎、售卖的野生动物却都在名单之外。”
人工繁殖不能保护野生动物
其实很多年来，与此番类似的专项行动以前也开展过。当时，也取得了很大成果，但之后，猎杀、售卖、食用野生动物的问题又浮出水面。
“从根本上说，我认为与中国目前的法律保护有关系。”孙全辉说。
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是1989年颁布的，其间，在2004年修改过一次。根据法条，国家鼓励驯养繁殖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持有许可证，并可以凭证向政府指定的收购单位、按照规定出售动物或其产品。当然，这样的经营利用，应当缴纳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 《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对野生动物实行加强资源保护、积极驯养繁殖、合理开发利用，“这种表述在实践中经常或相互矛盾，重利用、轻保护的做法比比皆是。孙全辉说，如果把野生动物当作牟利的工具，在对它们的捕猎、售卖、经营等开发利用过程中就经常会出现各种伤害乃至虐待动物的情形，违背了保护动物的初衷。”
“我记得几年前，国内某地公然叫卖鳄鱼的肉。扬子鳄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于是，就有市民举报。但官方给出的解释却是，被卖的鳄鱼属于人工繁殖个体，依法可以食用。但多数公众并没有这样的常识。这就传递了一个信息，让公众误以为国家在鼓励利用和食用野生动物。”
解焱一样认为，《野生动物保护法》在这一点上存在严重问题，它与“认为野生动物是被拿来利用”这种理念有关。
“有很多的人觉得，人工养的野生动物能吃，野外的就也能吃了；同时会想，野生的更好。实际上，有不法商贩将人工养的当野生的卖。这也说明：对野生动物被捕猎的压力会因为人的需求而变得越来越大。”解焱说，过去几十年，对野生动物的人工繁育，几乎没有一个正面的例子可以说明它对野外种群的保护有帮助。
野生动物，不该被利用
孙全辉认为，中国鼓励利用野生动物的措施，从某种角度来说，反而加速了对野生动物资源的破坏。如果要从根本上来解决，修改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非常必要。法律应该弱化对野生动物的利用。与此同时，相关部门应加大对野生动物经营利用场所的监管和执法力度，特别是严厉打击涉及野生动物的黑色产业链条。
“‘美丽中国’、‘生态文明’让主管部门来重新看待这个问题，很给力。”孙权辉说，“其实，每年都在讨论修订法条，但是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现在更迫切了。”
“特别是物种保护名录。过去纳入名录的，都是一些大型、美丽的动物，对于小型动物非常不重视，很多物种保护的等级都不合适。这些问题提了很多年，但至今没有得到解决。” 解焱说，专家正在草拟新的保护名录，但是什么时候颁布还是未知。法律中，有关狩猎、贸易、惩处措施，以及鼓励饲养野生动物的很多问题，也都是需要修正的。
名录难以出台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在考虑什么是受保护的野生动物时，会受到非常多的干扰。
国际上有一个评定濒危野生动物的标准。如果参照这个标准作名录，会有很多经济的动物都被列入濒危物种，如大龙虾、黄鱼。如果在“允许利用”和“进行保护”之间，不能很好地解决平衡的话，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就很难有突破。
“如果主管部门‘保护是为了利用’的观念不改变，保护工作是做不好的。”孙全辉认为，在法律没有修改之前，公众在保护意识上的普及和推广、参与监督、举报，会形成一股很大的力量，对这个问题的改变都会有促进的作用。
“我们去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在销售市场上就能看见卖野生动物的，周围的居民点、市场上也都有卖野生动物的。” 解焱说，自然保护地，算得上是野生动物被猎杀最严重的地方。如果其管理机构肩负起责任，森林公安、工商、渔政3个部门严格执法，建立起举报电话的体系、并让举报及时发挥作用，那么，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
解焱主张，将类似的保护扩展到植物中。“如果中国有自然保护地法，实行就地保护，加上野生动植物保护法，我们的大自然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
在“美丽中国”的感召下，央视一连串的曝光之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击破坏野生动物的专项行动正在全国铺开。在中国，从国家到地方，从执法者、盗猎者到售卖者、消费者……“如何切实让野生动物得到保护”这一个被有识之士呼吁了若干年的话题，终于让全社会的目光聚焦在一起了。
触目惊心的杀戮
近期被曝光的、猎杀野生动物的违法犯罪，发生在天津、江西等地。在江西的资溪，被猎杀的猕猴奄奄一息，餐馆里高价叫卖着大雁、野鸡、竹鼠、獾猪等；在天津的北大港湿地，数十只死亡了的东方白鹳被相继发现，它们是遭到了人类的暗算，中毒而死的。
此前，长沙一名记者拍摄到的猎鸟视频，早已让人触目惊心。猎鸟的人在候鸟的迁徙路线上，设下各种圈套、展开杀戮，恨不得将成群的候鸟一网打尽。在面对各路记者随后的采访，当地人甚至爽快地说，如果运气好，一张网、一通宵，打到的鸟能装两麻袋。据说，这些候鸟，第二天就会出现在市场上、餐馆里，还有自家的饭桌上。
经不住媒体的连续“揭黑”，无论是主管部门，还是执法监督，谁也坐不住了。
国家林业局召开了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各地采取紧急行动，还向地方派出了6个野生动物检查督导组。其森林公安局也在全国组织、开展专项行动。
江西开始了专项整治；广州也在突袭酒楼，不仅查获了苍鹭、眼镜王蛇等非法售卖的野生动物， 268元一斤的眼镜蛇、128元一斤的树熊、1280元一只的天鹅、680元一只的海鸥等数十种野生动物，赫然列在价目表上。
一系列的签名活动，也在遍地“开花”。江西资溪组织上万居民，签名承诺不捕杀、不销售、不食用野生动物。甘肃举行大型签名活动，呼吁市民保护野生动物；湖北百名厨师签名拒绝烹饪野生动物；广西南宁也万人签名，倡导文明餐饮。
一份名单，改变54种野生动物的命运
其实，贩卖、食用野生动物的现象，在中国一直存在。世界动物保护协会（WSPA）中国代表处科学顾问孙全辉认为，这一方面与中国利用野生动物的传统有关，另一方面是由于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仍在鼓励驯养繁殖和利用野生动物。
在中国的南方，很多地区有吃野味的习惯，认为吃什么补什么，甚至将一些濒危动物入药。因此，很多动物在野外已几乎见不到踪迹了。穿山甲就是一个例子，现在一些不法分子就从东南亚等其他国家走私。
“从地图上看，许多跨国野生动物走私的路径，基本上最后都指向了中国。”孙全辉说，在国外，很多国家没有利用野生动物的传统，特别是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在他们看来，与野生动物相比，家养的动物无论是品质还是营养都更安全，人们可以从各个养殖环节控制它的质量，这些家养动物提供的动物产品和蛋白质足以满足人类的需求。因此，对野生动物的消费是奢侈的和没有必要的。
野生动物制品通常没有经过正规的检疫，就流向市场；捕猎者采用猎杀甚至毒杀等手段时，也不会考虑在被人类食用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安全问题；食用的人也不知道它们被运输、储存了多长时间，是否携带有害病菌。人们在与野生动物的近距离接触过程中，无疑增加了感染疾病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WHO）也认为，75%的新型疾病都是人畜共患病。
“之前的SARS疫情爆发，就与人类和野生动物的接触相关。”孙全辉说。在SARS之后，“要不要利用野生动物”引起了众多的讨论，最终催生了一份名单。
在2003年SARS过后，2003年6月10日，国家林业局、卫生部等联合发布了一份通知，规定“对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陆生野生动物物种，经省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科学论证，报国家林业局统一公告后，可以从事经营利用性驯养繁殖。”
随后的8月4日，国家林业局又颁布了另一份通知，对商业性经营利用54种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陆生野生动物开禁。名单中，除了包括与SARS关系密切的果子狸之外，还有貉、北极狐、水貂、野猪（仅限杂交种）、梅花鹿、非洲鸵鸟、大美洲鸵、蓝孔雀、鳄龟、蝎子等。这当中有不少是中国没有分布的外来物种。
然而，大部分野生动物是经不住商业开发和利用的。孙全辉说，大规模的商业利用，已经导致了一些物种的灭绝，出现了生态危机，其中也暴露出很多动物福利的问题。把野生动物带离原有的栖息地，在人工饲养环境下，它的行为、健康以及心理等都会受到影响。
“片仔癀”是蜚声中外的著名中成药，其主要成分之一就是麝科动物分泌的麝香。虽然我国人工养麝的历史已有半个多世纪，但目前仍未完全解决麝的繁殖、疾病等关键技术。因此没有被列入上面的名单。
在国外，饲养野生动物的推动力很小，几乎没有人在推人工养殖野生动物。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WCS中国项目主任解焱介绍，在美国，野生动物的利用算是比较多的。针对鹿科动物，每年有一定的狩猎限额。但是，那些鹿都是在自然环境里生长，并达到了一定的数量。中国的情况不一样，在野外，没有任何一种野生动物数量达到了可以狩猎的程度。
而对人工饲养的野生动物的利用，恰恰给它的野生种群带来了威胁。
市场上，饲养的和野生的制品很难区分，而偷猎的成本往往更低。孙全辉说，“这个名单的初衷，是保护其他的野生动物。但是，从最近曝光的事件来看，很多被捕猎、售卖的野生动物却都在名单之外。”
人工繁殖不能保护野生动物
其实很多年来，与此番类似的专项行动以前也开展过。当时，也取得了很大成果，但之后，猎杀、售卖、食用野生动物的问题又浮出水面。
“从根本上说，我认为与中国目前的法律保护有关系。”孙全辉说。
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是1989年颁布的，其间，在2004年修改过一次。根据法条，国家鼓励驯养繁殖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持有许可证，并可以凭证向政府指定的收购单位、按照规定出售动物或其产品。当然，这样的经营利用，应当缴纳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 《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对野生动物实行加强资源保护、积极驯养繁殖、合理开发利用，“这种表述在实践中经常或相互矛盾，重利用、轻保护的做法比比皆是。孙全辉说，如果把野生动物当作牟利的工具，在对它们的捕猎、售卖、经营等开发利用过程中就经常会出现各种伤害乃至虐待动物的情形，违背了保护动物的初衷。”
“我记得几年前，国内某地公然叫卖鳄鱼的肉。扬子鳄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于是，就有市民举报。但官方给出的解释却是，被卖的鳄鱼属于人工繁殖个体，依法可以食用。但多数公众并没有这样的常识。这就传递了一个信息，让公众误以为国家在鼓励利用和食用野生动物。”
解焱一样认为，《野生动物保护法》在这一点上存在严重问题，它与“认为野生动物是被拿来利用”这种理念有关。
“有很多的人觉得，人工养的野生动物能吃，野外的就也能吃了；同时会想，野生的更好。实际上，有不法商贩将人工养的当野生的卖。这也说明：对野生动物被捕猎的压力会因为人的需求而变得越来越大。”解焱说，过去几十年，对野生动物的人工繁育，几乎没有一个正面的例子可以说明它对野外种群的保护有帮助。
野生动物，不该被利用
孙全辉认为，中国鼓励利用野生动物的措施，从某种角度来说，反而加速了对野生动物资源的破坏。如果要从根本上来解决，修改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非常必要。法律应该弱化对野生动物的利用。与此同时，相关部门应加大对野生动物经营利用场所的监管和执法力度，特别是严厉打击涉及野生动物的黑色产业链条。
“‘美丽中国’、‘生态文明’让主管部门来重新看待这个问题，很给力。”孙权辉说，“其实，每年都在讨论修订法条，但是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现在更迫切了。”
“特别是物种保护名录。过去纳入名录的，都是一些大型、美丽的动物，对于小型动物非常不重视，很多物种保护的等级都不合适。这些问题提了很多年，但至今没有得到解决。” 解焱说，专家正在草拟新的保护名录，但是什么时候颁布还是未知。法律中，有关狩猎、贸易、惩处措施，以及鼓励饲养野生动物的很多问题，也都是需要修正的。
名录难以出台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在考虑什么是受保护的野生动物时，会受到非常多的干扰。
国际上有一个评定濒危野生动物的标准。如果参照这个标准作名录，会有很多经济的动物都被列入濒危物种，如大龙虾、黄鱼。如果在“允许利用”和“进行保护”之间，不能很好地解决平衡的话，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就很难有突破。
“如果主管部门‘保护是为了利用’的观念不改变，保护工作是做不好的。”孙全辉认为，在法律没有修改之前，公众在保护意识上的普及和推广、参与监督、举报，会形成一股很大的力量，对这个问题的改变都会有促进的作用。
“我们去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在销售市场上就能看见卖野生动物的，周围的居民点、市场上也都有卖野生动物的。” 解焱说，自然保护地，算得上是野生动物被猎杀最严重的地方。如果其管理机构肩负起责任，森林公安、工商、渔政3个部门严格执法，建立起举报电话的体系、并让举报及时发挥作用，那么，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
解焱主张，将类似的保护扩展到植物中。“如果中国有自然保护地法，实行就地保护，加上野生动植物保护法，我们的大自然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