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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郁廉（1914—2010）出生于东北哈尔滨，从小被寄养于白俄家庭，燕京大学毕业，俄语娴熟，后从事新闻工作，先后在苏联塔斯社、国民党中央党部国际宣传处及中央社工作，是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抗战时期，她亲赴前线采访，经历了徐州大突围、武汉撤退、重庆大轰炸等重大历史事件。1949年赴台，后随国画大师黄君璧研习国画，成为当代知名画家。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在全面抗战初期，苏联是第一个给中国提供军事及经济援助的国家，运来不少飞机和武器，也派遣了许多军事顾问、技术人员和新闻记者。
在陪都重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设立了顾问事务处，由中央执行委员张冲负责。桂籍（注：孙桂籍是张郁廉的丈夫，1947年被任命为长春市市长）与张冲早在1929年已认识，当时张冲被派赴东北，在哈尔滨任特派员。
设于汉口的苏联塔斯通讯社扩充业务，增加工作人员，而我的条件正适合：会俄语，大学副修新闻。再经张冲及桂籍的推荐，马上被录用了。
亲历“徐州大突围”
战云密布之际，莫斯科塔斯社总社派来数位军事记者，社长罗果夫就分配我随同这批记者到徐州战区，协助采访。 1938年3月中旬，我们从汉口乘火车经洛阳、郑州、开封到徐州，住在城内“徐州花园饭店”。重庆派来的苏联军事顾问及其他外国与国内各通讯社、报馆派来的记者，也集中住在这里。于是，这家旅馆成了日军每次空袭的目标。
徐州城内没有防空设施，百姓缺乏防空常识，空袭警报一响起，大家纷纷往外跑，能躲到郊区最好，不然就藏在空旷的地方，如大树下、树林中或石堆旁，双手抱头，蹲着或脸向下躺着；有时来不及跑远，就躲进民房的桌子下面，生死全靠命运。花园饭店中弹数次，部分房舍被炸毁，但我们没有搬走。
不久，我们离开徐州，奔赴前线。记者们年轻力壮，满腔热血，身负使命，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我们到过的最前线，是枪林弹雨中的国军旅部。在枪炮声中，旅长覃异之接见我们，详细讲解、分析前线的战况，不厌其烦地回答记者们提出来的问题。他是广西人，工诗词，态度稳健、坚毅，谈吐温文，“儒将”之风让人钦敬。
前线战事激烈，我们不能停留太久，被安排到离战火较远的偏僻村庄过夜，村民早就离家逃难去了，村里空无一人。带路的副官找到了一间破旧的老屋，供我们休息。屋里四边透风，木板上放了些稻草，一盏油灯发着微弱的光，忽然在屋角发现一口黑色大棺材，上边盖着草，既神秘又恐怖。
我带着些微不安，和衣躺下，睁眼等天亮。我们离开旅部时，旅长覃异之对我说：“你是到最前线我旅部的第一位女记者，使我敬佩。这支德制勃朗宁小手枪送给你，需要时拿来自卫。”我带着这支小手枪，辗转于鲁南、湘鄂，从长沙、武汉到重庆，后来到成都燕京大学续读大学四年级时才卖掉，钱拿来做路费和学费。
1938年3月14日起，日军主力由津浦路正面南下，猛扑滕县，拟袭台儿庄。不料日军在以为唾手可得的台儿庄前遭到我守军严重打击，伤亡惨重，溃不成军。台儿庄空前大捷，传至后方，民心士气大为振奋。我们一群记者正在附近采访，第二天就赶到台儿庄。
城中仍弥漫着火药味，建筑物一半以上被毁，有的房舍还在燃烧，冒着烟，断垣残壁间散布着血肉模糊的尸体。国军正忙着挖坑掩埋死者，坑浅土少，土堆中还有残肢露出，被野狗拖食。眼前景象残酷无比，教人想到血战的惨烈，实在难以描述！
国军在徐州外围已和日军正面激战3个多月，数次大捷，已达成消耗敌人、实现战略相持的目的。5月15日，数十万大军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开始有计划地转移。5月19日我军放弃徐州。全部中外新闻记者、军事顾问、战区内的文职及政工人员，集中起来，分队分组，在大军前、后、左、右的保卫中，浩浩荡荡徒步突围。白天为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和扫射，大家分散在各村庄的空屋内，绝对不准出外活动或晒挂衣物，以免引敌注意，天黑马上整队随大军开发。
有时途中经过日军占领的据点，先头部队得先予以肃清敌人，再让大队人马通过。往往要走过一些发生过战斗的街道，火药味犹新，房屋倒塌，尸体横卧，墙壁上鲜血斑斑，我们一组女同志人人掩面疾走，不敢稍停。每晚要步行至少10小时，到天将亮才休息。一个个双脚起泡，发肿，拖着疲倦的身躯，小心翼翼地紧跟队伍。一夜总有两三次，带队者由后面传来“休息片刻”的命令，我们马上原地坐下或躺卧，闭目养神。
多亏我在路上认识了一位中央通讯社的记者，名叫李丕祖，他一路照顾我，停下来休息时，把身上的外衣脱下铺在地上让我坐。大家分到一块大饼，他也留一半给我，我再三推却，但总拗不过他的好意。
有一位王姓女孩，一路不离我左右，总说：“张姐姐，我好喜欢你！你若把头发放下来会更美。”不幸，这女孩半途得了伤寒病，同伴们用担架抬着她走，一到汉口就送进医院，我没来得及去探望，她就与世长辞了。
一位苏联军事顾问实在走不动了，从村民处买到一匹无鞍的小毛驴，骑在上面，两条长腿拖在地上，一歪一倒地跟着队伍走，样子十分滑稽，但大家都笑不出来。可怜的小毛驴，负荷不了，加上又饥又累，未能支撑多久就倒毙路旁。
在漫长而艰险的突围途中，战区司令部曾派来3辆黑色轿车，指明运载苏联顾问及外籍记者一段公路路程，到某据点再聚齐。轿车白天行驶需特别注意敌机，我们挤进车厢后，分批探头向车窗外，若看到远处有日机朝我们的方向飞来，便赶紧停车，大家纷纷向两旁稻田及村庄躲避。
日军飞机低得我们可看到机翼上血紅的太阳标志，轰轰地掠过，轰炸停在路上的汽车，扫射附近的田野。我赶紧面朝下抱头躺着，子弹像雨点在四周噗噗作响，身旁有人呻吟。
不知过了多久，敌机飞走了，我清醒过来，坐起，浑身是泥土，腿上有血。心想，一定受了伤，这下可完了。再摸摸全身，没有痛的地方，才弄清是旁边的人受伤，血溅到我腿上。突围途中也有轻松的时候，有人送来一包煮熟的鸡蛋，我高兴地喊起来：“有鸡子儿吃，太好了！”大家轰地大笑，我才知道把“鸡蛋”叫为“鸡子儿”的，只有东北人，其他各省份的人压根儿不懂。 还有一次，我们白天躲在村庄空屋内，有人捉来一只活鸡，大家合力把它宰了，拔了毛，但没有足够的水洗净肚肠，只好将就，还把从抽屉里找到的一包绿豆和鸡一起煮，大家大吃大嚼，发觉味道有些怪异。这顿“怪味鸡”大餐久久停留在我的味觉记忆里。
我们昼伏夜行，走走停停花了21天，6月初才突破日军的包围圈，脱离危险，到了河南信阳，乘火车，两小时后平安抵达汉口。虽然每个人都疲惫不堪，蓬头垢面，衣履肮脏，身上寄生了虱子，奇痒难忍，但能亲自经历名垂青史的“徐州大突围”，实在是极为难得的人生际遇！
回到汉口，我马上到塔斯社上班，忙着整理资料，写报告。七八月间，我和部分同事奉调到四川重庆塔斯社工作，一行乘船离开武汉，沿长江经三峡到重庆。
你们放心，中国不杀战俘
塔斯通讯社坐落在枣子岚垭。“枣子岚垭”名字雅致，在当时的重庆名气不小：一来，要爬数百级陡峭石阶（可以雇滑竿代步，汽车和黄包车就派不上用场）；二来，苏联和其他各国的机构多聚集在这里，在抗战时期算是最舒适、最安全的地方。
塔斯社在一幢石块砌成的两层楼房里，楼下是办公室。顶层是一间阁楼，由我和一位来自上海的打字员同住，她是白俄女孩，名叫索妮亚。社长罗果夫和太太、儿子住在二楼。另有一位副社长，中文名字叫“叶夏民”，会说一点中文。和我一起工作的，还有几位中国同事，其中有两位是燕京大学的学长——李宜培和苏达夫，他们和我一样担任编译，负责把中文报纸、杂志的有关资料译成英文，而我负责把中文报纸的社论、摘要译成俄文。需要时，如参加记者招待会或社长做访问，我也做口头翻译。
石頭围墙内除了苏联塔斯社外，十余级石阶下，有一幢长方形两层石砌楼房，是苏联大使馆武官处官员的办公室和宿舍。他们的生活起居及伙食，由一对广东籍谭姓夫妇管理。谭姓夫妇俄文极好，我和索妮亚的伙食由他们包下，通常饭菜按时送到我们的住处，有时我和索妮亚会跑下去蹭一顿，多半是又可口又有营养的俄式西餐。就此，我的生活起居有了着落，工作受上司器重，胜任愉快，薪水优厚，在新闻界也声誉鹊起。
我到重庆后，武汉的局势日紧。日本军阀“三个月亡华”的美梦已遭粉碎，战况胶着，使他们颇为恐慌，于是分兵五路，调遣飞机500架、战舰100艘，配合海军陆战队，企图沿长江西犯，占领我抗战重心武汉。就在这个时候，另一批苏联塔斯社战地记者和《消息报》摄影记者卡尔曼来到重庆。社长罗果夫又派我随同，取道汉口，赴湘鄂（湖南、湖北）战地采访。
我们一行四五人从重庆搭一架送邮件的小飞机飞汉口，沿途在丰都、万县、巴东、宜昌等地降落，送收邮件。飞机小，摇摆得厉害，又不断上下起落，每个人都头晕呕吐。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痛苦甚于他人。傍晚，在空袭警报中，我们总算平安抵达汉口。武汉居民正在紧急疏散，一片混乱。停留两天后，我们乘车赶赴湘鄂前线，到了那里反而觉得比在汉口安全多了。
我们先到濒临湘江东岸的湖南省省会长沙。抗战期间，长沙以三次会战得胜而成为享誉中外的名城。当时日军主力全部转向武汉，湘鄂前线无战事。我们在长沙附近访问一批日本俘虏，他们一共13个人，低头坐在路旁，有的头部缠着纱布。路的左边是耸立的青山，长沙城在路的下方。古老庙宇的金黄色屋顶在阳光下闪烁，恬静、和平笼罩着小村落。
我先问在大学上过两年学的汤田良仁：“为什么到中国来打仗？”他先是沉默不答，然后说，他也不知道，是征兵强迫的，初来时只知道到华北，很快就可以回去，没想到根本没有回家的可能。又问另一个叫谷一市的俘虏，日军捉到中国士兵怎么样处置？是否活埋、砍头。这个带小胡子的鬼子狡猾地说：“杀中国俘虏，我从来没看见过，也没有听说过。我只知道全送到后方去。”我们拿出从日本兵身上搜到的日记本给他看，上面写着：“将所有捉到的中国俘虏处死。”
我恨眼前这一群人，他们是受了日本军阀欺骗的野兽，不知道杀死多少我的兄弟姐妹！ 正在这时，晴空中回荡警报声，敌机前来轰炸衡山，炸弹爆炸的声音刺着我的心。每一声，不知炸死多少无辜百姓！敌机飞走，我们强忍着仇恨，回到俘虏前，姓张的同伴对俘虏说：“你们放心，中国不杀俘虏！几天以后，你们都会穿上新的干净衣服。”
我们还采访了自愿参加战时工作队的30余位女同志。其中一位来自甘肃的女同志，高个儿，长得很美，有一双大大的黑眼睛，很健谈。据她们介绍，工作队的主要职责，是每到一个地方，召回居民，把他们组织起来，加以初步训练，让他们学会救护前线的轻伤战士，还派人到敌后探听敌情。
一位姓尤的女同志说了一个动人的故事：一天夜里行军，在村边找到一间茅屋，轻轻地敲门后，一个老婆婆手持油灯来开门，她们说明来意，请求借宿一夜。老婆婆立刻请她们进屋，不但把仅存的菜和米拿出，还献出不知保存了多少日子的半罐盐（湖南缺盐）。同志们看到老婆婆有病，便请她休息，说有了东西，她们可以自己做饭。但老人家无论如何不肯，一个劲地说：“你们替老百姓打日本鬼子，已够辛苦了。”她亲自把饭做好，端给女兵们吃，她坐在旁边，看大家吃饱了，才去睡。
我们奔走于湘鄂前线各处之际，武汉会战于10月27日结束，我方有计划地撤出武汉。自七七事变展开全面抗战至武汉撤退，为时一年有半，使得日军消耗惨重，战场扩大，兵力分散，攻势到了极限。在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中，我工厂、物资、学校安全西迁，建设了坚强的大后方，为长期抗战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局势变动如此重大，我们不能前往武汉。长沙虽遭大火烧毁，但仍在我方掌握中，只能先到长沙，再设法回重庆。经长久的跋涉，我们终于回到面目全非的长沙，只见焦土一片，许多地方还在冒烟，断垣残壁林立，外出躲避的居民陆续回来，在废墟中重建街屋、店铺。不到一年的时间，死亡的长沙城“还阳”。复活的长沙，又招致日机后来的滥炸。
我们在长沙和当局研究返回重庆的路线，司令部派人员和吉普车把我们护送到衡阳，然后见机行事。可以说我们的运气好，在衡阳遇到大批由武汉撤退的政府及新闻界人员，我们被编入中央党部国际宣传处的员工及眷属组。
停留在衡阳的一段日子里，日机不放过追踪，加紧轰炸扫射。我们利用空袭警报的空隙，结伴爬上著名的衡山，待警报解除再回城。苦难中取乐，只在年轻力壮时能办到。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在全面抗战初期，苏联是第一个给中国提供军事及经济援助的国家，运来不少飞机和武器，也派遣了许多军事顾问、技术人员和新闻记者。
在陪都重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设立了顾问事务处，由中央执行委员张冲负责。桂籍（注：孙桂籍是张郁廉的丈夫，1947年被任命为长春市市长）与张冲早在1929年已认识，当时张冲被派赴东北，在哈尔滨任特派员。
设于汉口的苏联塔斯通讯社扩充业务，增加工作人员，而我的条件正适合：会俄语，大学副修新闻。再经张冲及桂籍的推荐，马上被录用了。
亲历“徐州大突围”
战云密布之际，莫斯科塔斯社总社派来数位军事记者，社长罗果夫就分配我随同这批记者到徐州战区，协助采访。 1938年3月中旬，我们从汉口乘火车经洛阳、郑州、开封到徐州，住在城内“徐州花园饭店”。重庆派来的苏联军事顾问及其他外国与国内各通讯社、报馆派来的记者，也集中住在这里。于是，这家旅馆成了日军每次空袭的目标。
徐州城内没有防空设施，百姓缺乏防空常识，空袭警报一响起，大家纷纷往外跑，能躲到郊区最好，不然就藏在空旷的地方，如大树下、树林中或石堆旁，双手抱头，蹲着或脸向下躺着；有时来不及跑远，就躲进民房的桌子下面，生死全靠命运。花园饭店中弹数次，部分房舍被炸毁，但我们没有搬走。
不久，我们离开徐州，奔赴前线。记者们年轻力壮，满腔热血，身负使命，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我们到过的最前线，是枪林弹雨中的国军旅部。在枪炮声中，旅长覃异之接见我们，详细讲解、分析前线的战况，不厌其烦地回答记者们提出来的问题。他是广西人，工诗词，态度稳健、坚毅，谈吐温文，“儒将”之风让人钦敬。
前线战事激烈，我们不能停留太久，被安排到离战火较远的偏僻村庄过夜，村民早就离家逃难去了，村里空无一人。带路的副官找到了一间破旧的老屋，供我们休息。屋里四边透风，木板上放了些稻草，一盏油灯发着微弱的光，忽然在屋角发现一口黑色大棺材，上边盖着草，既神秘又恐怖。
我带着些微不安，和衣躺下，睁眼等天亮。我们离开旅部时，旅长覃异之对我说：“你是到最前线我旅部的第一位女记者，使我敬佩。这支德制勃朗宁小手枪送给你，需要时拿来自卫。”我带着这支小手枪，辗转于鲁南、湘鄂，从长沙、武汉到重庆，后来到成都燕京大学续读大学四年级时才卖掉，钱拿来做路费和学费。
1938年3月14日起，日军主力由津浦路正面南下，猛扑滕县，拟袭台儿庄。不料日军在以为唾手可得的台儿庄前遭到我守军严重打击，伤亡惨重，溃不成军。台儿庄空前大捷，传至后方，民心士气大为振奋。我们一群记者正在附近采访，第二天就赶到台儿庄。
城中仍弥漫着火药味，建筑物一半以上被毁，有的房舍还在燃烧，冒着烟，断垣残壁间散布着血肉模糊的尸体。国军正忙着挖坑掩埋死者，坑浅土少，土堆中还有残肢露出，被野狗拖食。眼前景象残酷无比，教人想到血战的惨烈，实在难以描述！
国军在徐州外围已和日军正面激战3个多月，数次大捷，已达成消耗敌人、实现战略相持的目的。5月15日，数十万大军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开始有计划地转移。5月19日我军放弃徐州。全部中外新闻记者、军事顾问、战区内的文职及政工人员，集中起来，分队分组，在大军前、后、左、右的保卫中，浩浩荡荡徒步突围。白天为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和扫射，大家分散在各村庄的空屋内，绝对不准出外活动或晒挂衣物，以免引敌注意，天黑马上整队随大军开发。
有时途中经过日军占领的据点，先头部队得先予以肃清敌人，再让大队人马通过。往往要走过一些发生过战斗的街道，火药味犹新，房屋倒塌，尸体横卧，墙壁上鲜血斑斑，我们一组女同志人人掩面疾走，不敢稍停。每晚要步行至少10小时，到天将亮才休息。一个个双脚起泡，发肿，拖着疲倦的身躯，小心翼翼地紧跟队伍。一夜总有两三次，带队者由后面传来“休息片刻”的命令，我们马上原地坐下或躺卧，闭目养神。
多亏我在路上认识了一位中央通讯社的记者，名叫李丕祖，他一路照顾我，停下来休息时，把身上的外衣脱下铺在地上让我坐。大家分到一块大饼，他也留一半给我，我再三推却，但总拗不过他的好意。
有一位王姓女孩，一路不离我左右，总说：“张姐姐，我好喜欢你！你若把头发放下来会更美。”不幸，这女孩半途得了伤寒病，同伴们用担架抬着她走，一到汉口就送进医院，我没来得及去探望，她就与世长辞了。
一位苏联军事顾问实在走不动了，从村民处买到一匹无鞍的小毛驴，骑在上面，两条长腿拖在地上，一歪一倒地跟着队伍走，样子十分滑稽，但大家都笑不出来。可怜的小毛驴，负荷不了，加上又饥又累，未能支撑多久就倒毙路旁。
在漫长而艰险的突围途中，战区司令部曾派来3辆黑色轿车，指明运载苏联顾问及外籍记者一段公路路程，到某据点再聚齐。轿车白天行驶需特别注意敌机，我们挤进车厢后，分批探头向车窗外，若看到远处有日机朝我们的方向飞来，便赶紧停车，大家纷纷向两旁稻田及村庄躲避。
日军飞机低得我们可看到机翼上血紅的太阳标志，轰轰地掠过，轰炸停在路上的汽车，扫射附近的田野。我赶紧面朝下抱头躺着，子弹像雨点在四周噗噗作响，身旁有人呻吟。
不知过了多久，敌机飞走了，我清醒过来，坐起，浑身是泥土，腿上有血。心想，一定受了伤，这下可完了。再摸摸全身，没有痛的地方，才弄清是旁边的人受伤，血溅到我腿上。突围途中也有轻松的时候，有人送来一包煮熟的鸡蛋，我高兴地喊起来：“有鸡子儿吃，太好了！”大家轰地大笑，我才知道把“鸡蛋”叫为“鸡子儿”的，只有东北人，其他各省份的人压根儿不懂。 还有一次，我们白天躲在村庄空屋内，有人捉来一只活鸡，大家合力把它宰了，拔了毛，但没有足够的水洗净肚肠，只好将就，还把从抽屉里找到的一包绿豆和鸡一起煮，大家大吃大嚼，发觉味道有些怪异。这顿“怪味鸡”大餐久久停留在我的味觉记忆里。
我们昼伏夜行，走走停停花了21天，6月初才突破日军的包围圈，脱离危险，到了河南信阳，乘火车，两小时后平安抵达汉口。虽然每个人都疲惫不堪，蓬头垢面，衣履肮脏，身上寄生了虱子，奇痒难忍，但能亲自经历名垂青史的“徐州大突围”，实在是极为难得的人生际遇！
回到汉口，我马上到塔斯社上班，忙着整理资料，写报告。七八月间，我和部分同事奉调到四川重庆塔斯社工作，一行乘船离开武汉，沿长江经三峡到重庆。
你们放心，中国不杀战俘
塔斯通讯社坐落在枣子岚垭。“枣子岚垭”名字雅致，在当时的重庆名气不小：一来，要爬数百级陡峭石阶（可以雇滑竿代步，汽车和黄包车就派不上用场）；二来，苏联和其他各国的机构多聚集在这里，在抗战时期算是最舒适、最安全的地方。
塔斯社在一幢石块砌成的两层楼房里，楼下是办公室。顶层是一间阁楼，由我和一位来自上海的打字员同住，她是白俄女孩，名叫索妮亚。社长罗果夫和太太、儿子住在二楼。另有一位副社长，中文名字叫“叶夏民”，会说一点中文。和我一起工作的，还有几位中国同事，其中有两位是燕京大学的学长——李宜培和苏达夫，他们和我一样担任编译，负责把中文报纸、杂志的有关资料译成英文，而我负责把中文报纸的社论、摘要译成俄文。需要时，如参加记者招待会或社长做访问，我也做口头翻译。
石頭围墙内除了苏联塔斯社外，十余级石阶下，有一幢长方形两层石砌楼房，是苏联大使馆武官处官员的办公室和宿舍。他们的生活起居及伙食，由一对广东籍谭姓夫妇管理。谭姓夫妇俄文极好，我和索妮亚的伙食由他们包下，通常饭菜按时送到我们的住处，有时我和索妮亚会跑下去蹭一顿，多半是又可口又有营养的俄式西餐。就此，我的生活起居有了着落，工作受上司器重，胜任愉快，薪水优厚，在新闻界也声誉鹊起。
我到重庆后，武汉的局势日紧。日本军阀“三个月亡华”的美梦已遭粉碎，战况胶着，使他们颇为恐慌，于是分兵五路，调遣飞机500架、战舰100艘，配合海军陆战队，企图沿长江西犯，占领我抗战重心武汉。就在这个时候，另一批苏联塔斯社战地记者和《消息报》摄影记者卡尔曼来到重庆。社长罗果夫又派我随同，取道汉口，赴湘鄂（湖南、湖北）战地采访。
我们一行四五人从重庆搭一架送邮件的小飞机飞汉口，沿途在丰都、万县、巴东、宜昌等地降落，送收邮件。飞机小，摇摆得厉害，又不断上下起落，每个人都头晕呕吐。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痛苦甚于他人。傍晚，在空袭警报中，我们总算平安抵达汉口。武汉居民正在紧急疏散，一片混乱。停留两天后，我们乘车赶赴湘鄂前线，到了那里反而觉得比在汉口安全多了。
我们先到濒临湘江东岸的湖南省省会长沙。抗战期间，长沙以三次会战得胜而成为享誉中外的名城。当时日军主力全部转向武汉，湘鄂前线无战事。我们在长沙附近访问一批日本俘虏，他们一共13个人，低头坐在路旁，有的头部缠着纱布。路的左边是耸立的青山，长沙城在路的下方。古老庙宇的金黄色屋顶在阳光下闪烁，恬静、和平笼罩着小村落。
我先问在大学上过两年学的汤田良仁：“为什么到中国来打仗？”他先是沉默不答，然后说，他也不知道，是征兵强迫的，初来时只知道到华北，很快就可以回去，没想到根本没有回家的可能。又问另一个叫谷一市的俘虏，日军捉到中国士兵怎么样处置？是否活埋、砍头。这个带小胡子的鬼子狡猾地说：“杀中国俘虏，我从来没看见过，也没有听说过。我只知道全送到后方去。”我们拿出从日本兵身上搜到的日记本给他看，上面写着：“将所有捉到的中国俘虏处死。”
我恨眼前这一群人，他们是受了日本军阀欺骗的野兽，不知道杀死多少我的兄弟姐妹！ 正在这时，晴空中回荡警报声，敌机前来轰炸衡山，炸弹爆炸的声音刺着我的心。每一声，不知炸死多少无辜百姓！敌机飞走，我们强忍着仇恨，回到俘虏前，姓张的同伴对俘虏说：“你们放心，中国不杀俘虏！几天以后，你们都会穿上新的干净衣服。”
我们还采访了自愿参加战时工作队的30余位女同志。其中一位来自甘肃的女同志，高个儿，长得很美，有一双大大的黑眼睛，很健谈。据她们介绍，工作队的主要职责，是每到一个地方，召回居民，把他们组织起来，加以初步训练，让他们学会救护前线的轻伤战士，还派人到敌后探听敌情。
一位姓尤的女同志说了一个动人的故事：一天夜里行军，在村边找到一间茅屋，轻轻地敲门后，一个老婆婆手持油灯来开门，她们说明来意，请求借宿一夜。老婆婆立刻请她们进屋，不但把仅存的菜和米拿出，还献出不知保存了多少日子的半罐盐（湖南缺盐）。同志们看到老婆婆有病，便请她休息，说有了东西，她们可以自己做饭。但老人家无论如何不肯，一个劲地说：“你们替老百姓打日本鬼子，已够辛苦了。”她亲自把饭做好，端给女兵们吃，她坐在旁边，看大家吃饱了，才去睡。
我们奔走于湘鄂前线各处之际，武汉会战于10月27日结束，我方有计划地撤出武汉。自七七事变展开全面抗战至武汉撤退，为时一年有半，使得日军消耗惨重，战场扩大，兵力分散，攻势到了极限。在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中，我工厂、物资、学校安全西迁，建设了坚强的大后方，为长期抗战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局势变动如此重大，我们不能前往武汉。长沙虽遭大火烧毁，但仍在我方掌握中，只能先到长沙，再设法回重庆。经长久的跋涉，我们终于回到面目全非的长沙，只见焦土一片，许多地方还在冒烟，断垣残壁林立，外出躲避的居民陆续回来，在废墟中重建街屋、店铺。不到一年的时间，死亡的长沙城“还阳”。复活的长沙，又招致日机后来的滥炸。
我们在长沙和当局研究返回重庆的路线，司令部派人员和吉普车把我们护送到衡阳，然后见机行事。可以说我们的运气好，在衡阳遇到大批由武汉撤退的政府及新闻界人员，我们被编入中央党部国际宣传处的员工及眷属组。
停留在衡阳的一段日子里，日机不放过追踪，加紧轰炸扫射。我们利用空袭警报的空隙，结伴爬上著名的衡山，待警报解除再回城。苦难中取乐，只在年轻力壮时能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