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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宋程大昌是早期郦学研究的重要学者,郦学史家已注意到程氏在绘制《水经注图》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但从未有人系统整理程氏对郦注的考辨及其结论。通过对相关原始文献的释读,揭示程大昌郦学研究被人忽视的另一面。
【关键词】程大昌 郦道元 水经注
被忽视的郦学家
郦道元所著《水经注》是我国地学史上最著名的河流水文地理著作。一般认为,《水经注》的研究兴起于宋元,盛行于明清。对于早期郦学的发展脉络,学人往往一笔带过,语焉不详。究其原因,文献的缺乏固然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传世文献中尚未发现一部明代以前的《水经注》研究专著,①郦学史家只能从各类地书中搜寻零散的资料,而完整描述郦学研究的早期面貌显得格外艰难。
南宋学者程大昌所著《禹贡论山川地理图》大量引用《水经注》的记载,对其多有补正。就其时代而言,程氏的郦学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首先,程大昌所见的《水经注》无疑是极早的版本,内容相对较全。现在可考的《水经注》最早刊本是北宋的成都府学士刊本及稍晚的元祐二年刊本,这两个本子不仅本身已残,且早已亡佚。其次,程大昌的《禹贡论山川地理图》从未得到郦学史家的足够重视,无论是吴天任的《郦学研究史》,②还是陈桥驿的相关著作。陈桥驿虽将程大昌列为宋代的两位郦学家之一,③但其论断有着不可忽视的缺陷:陈氏所见《禹贡论山川地理图》为清代版本,不仅地图残缺,文字也颇多错讹,实际上该书现存有宋刻本,中华书局1985年已将其影印出版。陈桥驿论及程大昌的郦学研究,说该书“今所见此图28幅,虽较原作已缺少3幅,但基本上尚属完整”,④可知陈氏未见全本。
对于早期郦学研究,陈桥驿有这样的评述:“……隋唐时期,开始将其内容进行分类,收入于各种类书及地理书……唐宋之间,有些文人学士如陆龟蒙、苏轼之流,多因欣赏此书的优美文字而爱不释手。《水经注》由是著称于世。” ⑤本文将证明,至少在南宋时期,程大昌对《水经注》已不是简单地引用和收录,更不是欣赏其词章,而是从地理学角度对郦著进行了大量的补正和勘误,这些内容对郦学史家重新考订早期郦学的发展脉络或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程大昌对古水道的再讨论
大河及相关水道。古黄河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其迹道及流域一直是古代地理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大河及相关水道的地望也是程大昌《禹贡论》中的首要议题。在该书第二节,谈到郦道元时他写道:
若夫降水……郦道元辟淇共不用,而主屯河之说,其言曰:“地理志绛水发源屯河,及至信都复见绛名,河之过降当应此矣。”是说也,郦实无以得绛水之真……首受屯河而未流入漳者,自名张甲河,元非绛者,虽中间迹道颇尝穿络枯绛,而汉志本无绛水之名。则郦其更易他水为绛以应古语,其与郑氏之误曾无以异也。⑥
在程氏看来,郦道元自谓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将张甲河指为绛水,认为是禹时的降水,这一论断有明显的错误。他指出汉代尚无“绛水”之名,郑玄与郦道元都只着眼于后代水道名称,以此牵强附会地猜测古降水之所在,其法殊不可取。
辨析降水之后,他又认为郦道元等人关于王莽时大河干涸的判断是错误的,并考证了“莽河”之所始:
……其以王莽为目,据臣所知,则曹魏时孟康训释汉志始有其语也。自此而后,郦道元……辈皆祖述其说,曰古河至王莽时始空无水也。
夫魏郡之北,号为故大河者,自周至元光,河既南徙则已空涸……岂待至莽时而后空也邪?
程氏认为,王莽为时议所不容,后世儒者将大河干涸这一不吉之象归诸于他,事实上大河自周定王时改徙,原来的河道即已干涸,时间远在王莽之前。
大河下游为《禹贡》所载的九河,历代地志对其地望争讼不清,郑玄创齐威公塞八河之说,郦道元宗之。而程大昌认为这一观点违背了基本的常识:
……郑康成出,则尽黜汉人所言不用,而别为一说,谓八河者故尝为齐威公所塞……郦道元宗用其说……然纬书起哀平间,既非古经正史,自不足据,而又揆之以理,知齐威之力決有不能堪任此役……
程氏进一步指出,如齐威公有塞河之役,水患必然会被引向别国,当时的赵、魏等诸侯国不可能容忍这种以邻为壑的工程。他再考诸载籍,发现史书中没有威公时邻国受灌或以堤至战之事,据此他断定郦道元等人纯属臆测。
济水荥泽地望。济水是另一条古老的水道,因古今变迁较为频繁,加之其流域一直是传统的人口聚居区,河流的迹道便有了很多人工的因素。程大昌在讨论济水流域的荥泽时,以郦氏之说作为古泽变迁的重要依据,同时作了一定的补正:
……春秋闵二年,卫侯及狄人战于荥泽,郑氏曰:“今塞为平地,荥阳民犹谓其地为荥泽。”郦道元所言亦与郑合。然则荥泽在春秋时既可以战,则已不复受河。而郑氏之于东汉,郦道元之于后魏,所见皆同,则可以知荥本无源,因溢以为源。河口有徙移,则荥之受河者随亦枯竭。
……荥本不枯,而郑、郦二子书其所见亦已误矣……桑氏叙济自成皋以下凡七折始至荥渎,已见其失……其失盖起班固矣……而钦袭之也。郦道元虽本桑书以为经而时时有所驳正,盖亦其理不安耳!
程氏参考郑玄、郦道元的记载,判断荥泽在春秋时已与大河不接,但从后世的地名可以判知此泽的方位,也可推断其形成之因。他认为,古代本无济水,正因荥泽溢成之后才形成济水,而郦道元关于荥泽古来自枯的记载,与古荥泽、济水沿岸沿用至今的地名稍加对照,便知其误。这一错误实际上源自班固、桑钦,⑦而郦道元注《水经》时未能辨正。
漾、汉同一说。据程大昌所见,《水经》原文及郦道元的注均认为漾、汉为两条不同的水,程氏本之《禹贡》,考订其为同一条水道,并认为桑、郦身处后世,据当时所见创说乱经,不得古水道之真。他行文至此,笔端流露出尖锐的批评:
分漾、汉而二之,姑无问大禹、桑、郦之孰可信也,第以世数先后断之,孰为处世传未讹之初乎!而直为此昩昩,亦已左矣!
程氏认为,关于古水道的记载,时代越早的文献越可信。
弱水、黑水流域的地望问题。《禹贡》中所载弱水、黑水因远离中原,历代地志大多含糊其辞。程大昌辨正其地望时系统地分析了郦道元的观点,他根据古经“东渐于海,西披于流沙”的记载,认为流沙当在极西处,至少在积石以西。而郦道元等人将其判定为张掖删丹,显然不与《禹贡》相应。
对于黑水地望,程大昌亦不赞同郦氏之见,认为郦注所谓黑水源出张掖、自西域南流入南海之说,漏洞百出。他指出,张掖与所谓“南海”相隔万里,山川、河道罗列其间,黑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南流入海。
程大昌对郦注的评价
在《禹贡论》、《禹贡后论》中,程大昌多次提及他对《水经注》的基本态度以及他的辨正方法,从中不难看出,程大昌总体上对《水经注》的学术价值有着很高的评价,但他认为纵然郦氏博洽,其错误亦不能忽视。例如古济、汴流域的地望:
郦道元之书汴、济最详,而不能疏别条理。
程氏治学崇尚理性,讨论河流迹道时,他无不参以古时的人力、物力考证其真伪。他还特意对郦道元的“志怪”、不求真提出了批评:
郦道元最为尚怪,其叙注诸水,悉取小说、异教、奇闻、幻记以为实录。
这种批判态度,正是程大昌被公认为早期郦学家的本质原因。对于《水经注》的记载,程氏不论采择或补正,都本着严谨的学术态度,不盲从,不揣测,不惟古。对郦氏的错误观点往往深究其源,追查误之所起;判定郦氏正确记载之时,他必搜罗其他的正史资料加以佐证,绝不肯轻信。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程大昌的治郦方法和学术精神,与明清时期的郦学研究有着明显的内在传承,程氏对《水经注》的辨正以及他的郦学思想似不应被郦学史家忽略。
结 论
程大昌治郦学,无论方法还是学术思想都已自成风格。程氏在系统梳理南宋以前主要地学家的观点之上,对上古重要水道颇多发明。在今人看来,他对《水经注》的补正或许缺乏条理,其研究方法也有一些局限性,如明代学者归有光就批评程氏“山川、土地非身所履,终无以得其真”。⑧但对于郦学研究史来说,程大昌的工作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虽则明代以前的《水经注》研究专著俱已散佚,但明清以来的郦学发展高峰绝非平地而起。通过对程大昌的个案考察,我们似能窥见早期郦学更为瑰丽和深邃的图景,远非一些郦学史家所看到的那样单薄。(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注释
①③陈桥驿:“历代郦学家治郦传略·序”,《杭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17期。
②吴天任:《郦学研究史》,台北艺文印书馆,1991年。
④笔者在将宋淳熙八年初刻本与清代四库本对校过程中,发现四库本缺字、漏字、内容错乱的现象颇多,此处不赘述。
⑤陈桥驿:《郦学研究史·序》,《水经注论丛》,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9页。
⑥文中所引程大昌对《水经注》的批注资料皆出自其《禹贡论》及《禹贡后论》。
⑦程大昌认为郦道元所注《水经》为桑钦原著,后代学者已证其误。本文为完整呈现程氏的学术观点,涉及桑钦时一仍其旧。
⑧归有光此语出自四库本《禹贡后论·跋》。
【关键词】程大昌 郦道元 水经注
被忽视的郦学家
郦道元所著《水经注》是我国地学史上最著名的河流水文地理著作。一般认为,《水经注》的研究兴起于宋元,盛行于明清。对于早期郦学的发展脉络,学人往往一笔带过,语焉不详。究其原因,文献的缺乏固然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传世文献中尚未发现一部明代以前的《水经注》研究专著,①郦学史家只能从各类地书中搜寻零散的资料,而完整描述郦学研究的早期面貌显得格外艰难。
南宋学者程大昌所著《禹贡论山川地理图》大量引用《水经注》的记载,对其多有补正。就其时代而言,程氏的郦学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首先,程大昌所见的《水经注》无疑是极早的版本,内容相对较全。现在可考的《水经注》最早刊本是北宋的成都府学士刊本及稍晚的元祐二年刊本,这两个本子不仅本身已残,且早已亡佚。其次,程大昌的《禹贡论山川地理图》从未得到郦学史家的足够重视,无论是吴天任的《郦学研究史》,②还是陈桥驿的相关著作。陈桥驿虽将程大昌列为宋代的两位郦学家之一,③但其论断有着不可忽视的缺陷:陈氏所见《禹贡论山川地理图》为清代版本,不仅地图残缺,文字也颇多错讹,实际上该书现存有宋刻本,中华书局1985年已将其影印出版。陈桥驿论及程大昌的郦学研究,说该书“今所见此图28幅,虽较原作已缺少3幅,但基本上尚属完整”,④可知陈氏未见全本。
对于早期郦学研究,陈桥驿有这样的评述:“……隋唐时期,开始将其内容进行分类,收入于各种类书及地理书……唐宋之间,有些文人学士如陆龟蒙、苏轼之流,多因欣赏此书的优美文字而爱不释手。《水经注》由是著称于世。” ⑤本文将证明,至少在南宋时期,程大昌对《水经注》已不是简单地引用和收录,更不是欣赏其词章,而是从地理学角度对郦著进行了大量的补正和勘误,这些内容对郦学史家重新考订早期郦学的发展脉络或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程大昌对古水道的再讨论
大河及相关水道。古黄河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其迹道及流域一直是古代地理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大河及相关水道的地望也是程大昌《禹贡论》中的首要议题。在该书第二节,谈到郦道元时他写道:
若夫降水……郦道元辟淇共不用,而主屯河之说,其言曰:“地理志绛水发源屯河,及至信都复见绛名,河之过降当应此矣。”是说也,郦实无以得绛水之真……首受屯河而未流入漳者,自名张甲河,元非绛者,虽中间迹道颇尝穿络枯绛,而汉志本无绛水之名。则郦其更易他水为绛以应古语,其与郑氏之误曾无以异也。⑥
在程氏看来,郦道元自谓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将张甲河指为绛水,认为是禹时的降水,这一论断有明显的错误。他指出汉代尚无“绛水”之名,郑玄与郦道元都只着眼于后代水道名称,以此牵强附会地猜测古降水之所在,其法殊不可取。
辨析降水之后,他又认为郦道元等人关于王莽时大河干涸的判断是错误的,并考证了“莽河”之所始:
……其以王莽为目,据臣所知,则曹魏时孟康训释汉志始有其语也。自此而后,郦道元……辈皆祖述其说,曰古河至王莽时始空无水也。
夫魏郡之北,号为故大河者,自周至元光,河既南徙则已空涸……岂待至莽时而后空也邪?
程氏认为,王莽为时议所不容,后世儒者将大河干涸这一不吉之象归诸于他,事实上大河自周定王时改徙,原来的河道即已干涸,时间远在王莽之前。
大河下游为《禹贡》所载的九河,历代地志对其地望争讼不清,郑玄创齐威公塞八河之说,郦道元宗之。而程大昌认为这一观点违背了基本的常识:
……郑康成出,则尽黜汉人所言不用,而别为一说,谓八河者故尝为齐威公所塞……郦道元宗用其说……然纬书起哀平间,既非古经正史,自不足据,而又揆之以理,知齐威之力決有不能堪任此役……
程氏进一步指出,如齐威公有塞河之役,水患必然会被引向别国,当时的赵、魏等诸侯国不可能容忍这种以邻为壑的工程。他再考诸载籍,发现史书中没有威公时邻国受灌或以堤至战之事,据此他断定郦道元等人纯属臆测。
济水荥泽地望。济水是另一条古老的水道,因古今变迁较为频繁,加之其流域一直是传统的人口聚居区,河流的迹道便有了很多人工的因素。程大昌在讨论济水流域的荥泽时,以郦氏之说作为古泽变迁的重要依据,同时作了一定的补正:
……春秋闵二年,卫侯及狄人战于荥泽,郑氏曰:“今塞为平地,荥阳民犹谓其地为荥泽。”郦道元所言亦与郑合。然则荥泽在春秋时既可以战,则已不复受河。而郑氏之于东汉,郦道元之于后魏,所见皆同,则可以知荥本无源,因溢以为源。河口有徙移,则荥之受河者随亦枯竭。
……荥本不枯,而郑、郦二子书其所见亦已误矣……桑氏叙济自成皋以下凡七折始至荥渎,已见其失……其失盖起班固矣……而钦袭之也。郦道元虽本桑书以为经而时时有所驳正,盖亦其理不安耳!
程氏参考郑玄、郦道元的记载,判断荥泽在春秋时已与大河不接,但从后世的地名可以判知此泽的方位,也可推断其形成之因。他认为,古代本无济水,正因荥泽溢成之后才形成济水,而郦道元关于荥泽古来自枯的记载,与古荥泽、济水沿岸沿用至今的地名稍加对照,便知其误。这一错误实际上源自班固、桑钦,⑦而郦道元注《水经》时未能辨正。
漾、汉同一说。据程大昌所见,《水经》原文及郦道元的注均认为漾、汉为两条不同的水,程氏本之《禹贡》,考订其为同一条水道,并认为桑、郦身处后世,据当时所见创说乱经,不得古水道之真。他行文至此,笔端流露出尖锐的批评:
分漾、汉而二之,姑无问大禹、桑、郦之孰可信也,第以世数先后断之,孰为处世传未讹之初乎!而直为此昩昩,亦已左矣!
程氏认为,关于古水道的记载,时代越早的文献越可信。
弱水、黑水流域的地望问题。《禹贡》中所载弱水、黑水因远离中原,历代地志大多含糊其辞。程大昌辨正其地望时系统地分析了郦道元的观点,他根据古经“东渐于海,西披于流沙”的记载,认为流沙当在极西处,至少在积石以西。而郦道元等人将其判定为张掖删丹,显然不与《禹贡》相应。
对于黑水地望,程大昌亦不赞同郦氏之见,认为郦注所谓黑水源出张掖、自西域南流入南海之说,漏洞百出。他指出,张掖与所谓“南海”相隔万里,山川、河道罗列其间,黑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南流入海。
程大昌对郦注的评价
在《禹贡论》、《禹贡后论》中,程大昌多次提及他对《水经注》的基本态度以及他的辨正方法,从中不难看出,程大昌总体上对《水经注》的学术价值有着很高的评价,但他认为纵然郦氏博洽,其错误亦不能忽视。例如古济、汴流域的地望:
郦道元之书汴、济最详,而不能疏别条理。
程氏治学崇尚理性,讨论河流迹道时,他无不参以古时的人力、物力考证其真伪。他还特意对郦道元的“志怪”、不求真提出了批评:
郦道元最为尚怪,其叙注诸水,悉取小说、异教、奇闻、幻记以为实录。
这种批判态度,正是程大昌被公认为早期郦学家的本质原因。对于《水经注》的记载,程氏不论采择或补正,都本着严谨的学术态度,不盲从,不揣测,不惟古。对郦氏的错误观点往往深究其源,追查误之所起;判定郦氏正确记载之时,他必搜罗其他的正史资料加以佐证,绝不肯轻信。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程大昌的治郦方法和学术精神,与明清时期的郦学研究有着明显的内在传承,程氏对《水经注》的辨正以及他的郦学思想似不应被郦学史家忽略。
结 论
程大昌治郦学,无论方法还是学术思想都已自成风格。程氏在系统梳理南宋以前主要地学家的观点之上,对上古重要水道颇多发明。在今人看来,他对《水经注》的补正或许缺乏条理,其研究方法也有一些局限性,如明代学者归有光就批评程氏“山川、土地非身所履,终无以得其真”。⑧但对于郦学研究史来说,程大昌的工作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虽则明代以前的《水经注》研究专著俱已散佚,但明清以来的郦学发展高峰绝非平地而起。通过对程大昌的个案考察,我们似能窥见早期郦学更为瑰丽和深邃的图景,远非一些郦学史家所看到的那样单薄。(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注释
①③陈桥驿:“历代郦学家治郦传略·序”,《杭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17期。
②吴天任:《郦学研究史》,台北艺文印书馆,1991年。
④笔者在将宋淳熙八年初刻本与清代四库本对校过程中,发现四库本缺字、漏字、内容错乱的现象颇多,此处不赘述。
⑤陈桥驿:《郦学研究史·序》,《水经注论丛》,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9页。
⑥文中所引程大昌对《水经注》的批注资料皆出自其《禹贡论》及《禹贡后论》。
⑦程大昌认为郦道元所注《水经》为桑钦原著,后代学者已证其误。本文为完整呈现程氏的学术观点,涉及桑钦时一仍其旧。
⑧归有光此语出自四库本《禹贡后论·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