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诗人，假如让我重新选择，我愿意生活在唐朝。唐朝是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鼎盛时期，而且是诗人们的黄金时代，那个时代以诗人辈出为荣，诗人们是那个时代的英雄。古今诗人的诸多理想，在唐朝都曾经得以实现。因此在晚生一千余年的我心目中，唐朝堪称诗人的理想国——赋予他们以最佳的生态环境。唐朝的诗人可谓中国历史上自我感觉最好的一代诗人，他们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
　　当代的中国，诗人的桂冠被彻底剥夺了，这一个个心比天高的才子，像被罢黜的王子一样沮丧。这是一个“诗人下岗”的时代。我周围写诗的朋友，要上班，无力像李白那样游山玩水——有些活得挺累的，要养家糊口，要自费出诗集，从古代遗传下来的清高又使他们把商人当做敌人一样来看待，愤愤不平……这时候就想想唐朝吧，无异于望梅止渴，难怪北京的一支摇滚乐队要以“唐朝”来命名呢，主打歌就叫《梦回唐朝》。唐朝的诗人，有酒喝，有钱挣，有官做，有遗产（或房地产）可继承，有美女陪伴，有高头大马骑，有名牌时装（譬如千金裘）穿，有各行各业的“追星族”跟在屁股后面索求诗稿或签名……
　　诗人是那个时代的明星，时常到天南海北旅游，由当地官员负责接待，陪同着瞻仰名胜古迹，临别时乘着醉意留一首诗就可以了——立即被众人传抄，并收进当地县志，不用厚着脸皮向企业家拉赞助，而且比当代的歌星走穴还要风光。还有一些混得更好的，譬如李白，连杨贵妃都是他的“追星族”，高力士替他研墨并给他脱靴子，不高兴时连天子的传呼都不回。李白啊李白，把这个世界上诗人的面子给挣足了。
　　要是真的能靠唱一首歌或做一个梦就回到唐朝就好了——连飞机票都不用买，更无需办护照。我相信自己写诗的水平还可以，当不成李白，也至少能当个李贺或李商隐什么的。吃饱了喝足了玩累了就写点朦胧诗（像放个烟雾弹），在文坛上一次次地闹起“作品与争鸣”，惹得全中国的劳动人民都停下手中的活，跟猜灯迷似的一个劲儿猜啊猜。这个现象一点也不奇怪，据说白居易出了新作品，连退休在家的老太太都爱听，听完了还尽给他出好主意。可见唐朝的中国确实是诗歌的王国，全民皆诗人，拥有有史以来最广大的诗歌读者，写一首好诗就能不胫而走，就能一举成名。举国上下为了争相传抄一部“获奖诗集”，连纸价都哄抬上去了。若干世纪之后，“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曾刻意模仿那诗歌的盛世，可惜只是回光返照，而且没留下什么好作品。这跟唐朝简直没法比。
　　唐朝不足300年，遗留下来的诗歌就有50000首（如果估算上那些佚诗，简直是天文数字），比自西周到南北朝一千六七百年中遗存下来的诗篇总数还多出二三倍以上，简直是像种庄稼一样来写诗啊。而且从政府到民间，对待写诗比对待种庄稼还要重视，还要积极，连皇帝都会技痒难捺偷偷写几笔。唐朝实行科举制度，要想参加“高考”，写诗是基本功，考上了就有官做；做了官之后照样可以写诗，而且发表起来更容易了。诗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当起官来也不至于太堕落，唐朝的政治体制——简直是用来养诗人的。唐朝也是一个较少贪官污吏的朝代，官僚阶层的文化素质颇值得信赖。在唐朝，诗歌可是硬通货（甚至是文人一生的通行证），比钞票要值钱得多，所以令中国历史生辉的唐诗，含金量很高，字字珠玑。
　　我很遗憾自己生活在一个诗歌贬值的时代，物质时代的诗人，命是很苦的，写的诗再好也没有用，读者叛变了，人们不在意诗是什么，只关心钱是什么。李白若活在今天，也成不了浪漫主义大师，浪漫主义已像空气一样被工业污染了。这是个缺氧的时代，诗人们呼吸困难——总不能戴着防毒面具写诗吧，可谁能买得起防毒面具来读诗呢？一位诗龄很长的女诗人出诗集，出书的资金是由她做生意的女儿垫付的，我问她：“在母亲的影响下，你也写诗吧？”忙于商场征战的女儿回答：“写诗？寫诗是太奢侈了！”在现代社会，做个诗人确实太奢侈了，对于其个人的才华而言，也几近于浪费。我周围的诗友，罢笔的罢笔，改行的改行，甚至我这篇文字，也是写诗之余出于为稻粱谋的考虑，以文养诗嘛。谁叫诗已是娇贵的宠物？
　　20年目睹诗坛之怪现状，一遍又一遍地感叹：要是降生在唐朝就好了，大家就不会为诗所累了；没准都混了个一官半职，正诗酒唱酬、弹冠相庆呢，只等着青史留名了！诗人生活在唐朝，怎么可能孤独呢！各行各业里都能找到同志。诗人生活在今天，又怎么能不孤独呢？照此下去，诗人该像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一样需要得到保护了，真担心他们会像曾经不可一世的恐龙一样最终从这座星球上消失。在唐朝，诗人曾经援助了整个社会，在今天，整个社会都应该来援助诗人——诗人到了需要援助的时候！
　　也许我对唐朝的赞美过于夸张了，我对唐朝的憧憬过于理想化了——唐朝作为我们民族的黄金时代，赋予过诗人以最高的荣誉和最大的尊严，每个时代要能都像唐朝那样充满光荣与梦想就好了，诗人要是永远生活在唐朝就好了。我在幻想中保留着对唐朝的选择权——这是一个诗人对唐朝的投票权。但在现实中，我只能如此要求自己：作为一个当代的诗人，努力写出唐朝的诗篇，向唐诗的境界靠拢——不要过于责怪社会。社会并没有倒退，其实是诗人自己倒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