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访谈，李沧东都要确认对方能够听懂他的话。他面露疑惑，问我身旁的韩语翻译：“刚才我的回答你是不是忘了翻译给她？如果觉得时间紧张，我可以多谈半个小时。”
　　在一档电视节目的录制现场，他也要求中断访谈，原因是现场翻译没有就位，而台下的中国观众大多不通韩语，如堕云雾。
　　这档节目即将播放李沧东2010年的电影——《诗》。这是他最近的作品，也是第一次在中国公开面向观众的作品。

当导演是从没想过的事

　　在中国，李沧东的粉丝并不算多。他的5部影片没有一部在中国影院公映过。
　　2002年，李沧东凭借《绿洲》斩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2007年，他执掌的《密阳》将韩国演员全度妍送上戛纳影后的宝座。3年后，《诗》再摘戛纳最佳编剧奖，他在这部电影中身兼编剧和导演。
　　21世纪之初，电影界韩流来袭，包括李沧东、林权泽、金基德在内的几位韩国导演横扫戛纳、威尼斯、柏林等电影节。韩国本土商业电影也不输好莱坞大片，多年占据票房榜首。那时，中国观众最熟悉的韩国电影是《我的野蛮女友》。
　　韩国电影为亚洲影坛带来了荣誉和经验。早在2001年，出版人张立宪就主编过一本关于韩国电影的书，名叫《韩流》。
　　在韩国，李沧东的成名是在1980年代。那时他的身份是小说家。从1983年发表中篇小说《战利》开始，十多年间有数部小说面世，还拿过《韩国日报》的创作文学奖。早年，他画过漫画、拍过话剧，当作家是实现了儿时的梦想，至于拍电影，“那是从没想过的事，小时候觉得拍电影的人都属于另一个世界。”

李沧东

生于1954年，韩国导演、作家、编剧，曾任韩国文化观光部部长，只拍过5部电影：《绿鱼》《薄荷糖》《绿洲》《密阳》《诗》，但在国际上屡获大奖。

　　1993年，李沧东在朴光洙导演的《想去的岛》中担任编剧和第二副导演。
　　随后，他自编自导，创作了“绿色三部曲”：《绿鱼》（1997）、《薄荷糖》（2000）、《绿洲》（2002）。主人公是清一色的男性：城市黑帮的乡村少年，逐渐偏离轨道的青年警员，心存真爱却不见容于世人的顶包罪犯。
　　“我不想去制造华丽的幻觉让观众陶醉，我希望电影能离现实近一点、再近一点，每次创作我都围绕这一点在努力。”李沧东说。
　　台湾导演侯孝贤在李沧东喜欢的导演名单中名列前茅。他最早看《风柜来的人》，心里一惊，“就像是我自己拍的電影一样。”男孩们在海边嬉闹的场面，站在荒废的高楼俯瞰整个高雄市的场景，都因为似曾相似而镌刻进他的记忆，“连那种感伤也是一样。”
　　鹿特丹电影节上，他第一次见到侯孝贤。“他似乎知道我对他的喜爱，所以一直用温暖的目光看着我。”说到这里，李沧东笑起来，“我没有直接说什么，但饭后我们会一起在餐厅外面抽烟，他会问我有没有烟。”

当文化部长对创作没有帮助

　　2003年，李沧东出任韩国文化观光部部长。电影导演进内阁，在韩国也是惊人的创举。
　　这是时任总统卢武铉在选举公约中的承诺，即不会从官员中挑选文化部长。李沧东解释：“当时没人愿意当，我也推让不掉，就上任了。”其间，韩国电影配额的缩减一度让他身陷批评漩涡，这项制度曾是保护韩国本土电影免受外来冲击的坚固壁垒。
　　16个月后，他辞职了。“因为政治家说话的方式和作家、导演是完全不一样的”。
　　重归影坛不久，李沧东交出力作《密阳》，国内国际各种奖项拿了个遍。这让从政经历更像是一个插曲，骤起骤停。“当文化部长对我的创作一点帮助都没有。”他直言不讳。
　　2009年，他邀请韩国资深女演员尹静姬出演新片《诗》。故事原型是发生在韩国的一起少年性侵案。当时李沧东在日本旅馆里，碰巧看到一档节目，舒缓的旋律和着变幻的自然风景，为的是抚慰深夜失眠的人。他脑中闪过“诗”这个字眼，并开始思考，生活中的美和残酷该以怎样的方式调和。
　　“真正的美不是自然世界的花花草草，要穿过生活中的绝望和苦难，才能找到美。美是与痛并存的，就像共生的光明和黑暗。”李沧东谈起他对《诗》的理解。
　　影片中，年迈的妇人美子一边学习写诗，捕捉生活中细小的美感，一边承受亲人犯罪带来的折磨，寻找救赎。结尾处她完成了一首诗作：“日落时天空还会变红吗/鸟儿还在通往树林的路上唱歌吗/你能收到我不敢寄出的信吗/我能表达我不敢承认的忏悔吗/时间会流逝，玫瑰会枯萎吗？”
　　那天的节目录制现场，李沧东低声念起这首诗的片段。诗的作者正是他自己。

你会发现自己遗失了什么

　　10年前的中国，通过一般渠道很难看到韩国电影。编剧史航和朋友们专门跑到韩国使馆文化处借来李沧东的电影光碟，找韩国留学生当翻译，演一句台词暂停一下，看一部电影要花上一整天。
　　史航是《韩流》的撰稿人之一。这次的电视节目中，他被邀请到现场与导演交流。李沧东的作品里，他最喜欢《薄荷糖》。这部片子结构独特，“就像剥洋葱一样，剥一层流一次眼泪，剥到最后那一层，眼泪已经止不住了。”
　　史航在现场找不到纸，往手背上记了密密麻麻一堆笔记。他问李沧东的问题很简单，“为什么要拍《薄荷糖》？”
　　四十多岁的李沧东有一次在镜子前刮脸，发觉自己衰老了很多，一个重返青春的念头攫住了他。他想拍一部关于时间的电影。这就是在2000年世纪之交上映的《薄荷糖》，他的第二部电影，也是对他个人意义最重大的作品。
　　影片讲述一个年轻人成长到中年，最后选择自我终结的故事。“未来是现在的延续，现在是过去的延续”，不如把主人公的人生切割成段，倒回去讲述，为每一个结果找到起因。故事背景从1979年跨越到1999年，正是韩国社会动荡激变的时代。全斗焕独裁政权、光州民主运动、亚洲经济危机等事件悉数登场，在一个小人物身后，一轮一轮如布景变幻。 　　故事以40岁的主人公卧轨自杀开头，以20岁的他对未来的期盼和忧虑结尾。我问导演结构上的设计是否只是形式实验的一部分，他说：“不仅仅是，那是一个逐渐接近核心的过程，你会发现自己遗失了什么。”
　　“对你来说，遗失的是什么呢？”
　　他似乎是找了一会儿，才发现了这个词：“纯真吧。”
　　又是20年过去，年近六十的他不愿再重拍这样的电影。

怀疑电影是否能实现真正的沟通

　　人物周刊：你在文学和电影中思考的问题相同吗？
　　李沧东：我觉的得本质上是一样的。像我的第一部小说《战利》里，既有在独裁政权下的社会矛盾，也有与现实无关的人普遍存在的本性，比如人性的欲望，复仇的欲望，所以可以看成是现实问题和人的普遍本质之间的碰撞。在写小说时候有过这样的想法和态度，这在拍电影的时没有大的改变。

　　人物周刊：诺贝尔文学奖去年颁给中国作家莫言，韩国文化界对此有什么反馈，你本人怎么看？
　　李沧东：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谈韩国的文化艺术，特别是文学的情况。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需要具有某种世界普遍性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但在全世界人的意识中，韩国处在一个边缘的位置，不像中国，现在居于中心，因此人们对待中国、日本以及欧洲故事的态度和对待韩国故事是不一样的。对于韩国文学来说，它的普遍性得到认同是非常困难的。在我当导演的初期，把电影推出国门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外国人不关注韩国电影。如今，大家已经开始关注韩国电影了，但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韩国文学也得经历这样的过程，并且会更加艰难，因为存在翻译的问题。忽略这些因素，想要拿诺贝尔奖是不现实的。
　　（感谢北大韩语系研究生李丽红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