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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盐业事关民生大计，盐商富甲一方。当生存需求得到满足，随之而来的是精神世界的享受。他们在住宅方面精益求精，关注园林的格局、构景、规模。是基于经济基础，追求雅奢的社会风气，以及清朝统治者南巡的契机。扬州盐商丰富了江南地区园林文化的内涵，影响不可等闲视之。
关键词：盐商;扬州园林;乾隆南巡
扬州素来有“园林城市”的美称，清朝盐商崛起是扬州园林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曰：“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可轩轾。”[1]园林建筑的一砖一瓦见证当时扬州社会生活，熔铸盐商文化的烙印。扬州盐商耗费巨资，形成了众多私家园林争奇斗艳的独特景观。这些园林行过时代的洪流，仍然熠熠生辉镌刻着历史的印记。目前探讨盐商与扬州关系文章，主要从饮食、戏曲、藏书等方面着手。关于园林的文章偏重描述园林的景色，而其修建的背景很少有人探究。究竟是怎样的动因，推动盐商斥巨资修建园林呢？笔者试图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1盐商经济实力为建园提供坚实基础
盐业贸易促进大量白银在扬州流通，激发市场活力，为其园林文化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盐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明朝万历年间实行纲盐法，盐商专买专卖制度逐步确立。盐商对盐的买卖具有垄断特权，经营利润十分可观。古代扬州地区是重要的盐产地，扬州地区盐业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明清发展达到鼎盛时期。盐场分布广数量多，制盐成本低利润高。大运河航运便利沟通南北，使扬州地区成为淮南、淮北一代盐业集散纽带。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吸引各地商人纷至沓来。明清时期长途贩运贸易成熟商品经济发达，扩大了区域间商品信息交流。食盐市场广阔，远销各地，其中远至湖南等地。扬州盐商垄断了食盐贸易，迅速积累大量财富。
2文化追求风雅奢靡之气园林增长如雨后春笋
盐商将风雅和奢靡统一于园林追求，明清时期扬州成为园林极盛之地。古人讲究重义轻利农本商末，谓之“士农工商”，以传统四民社会价值观念作为尺度，商人的社会地位可见一斑。扬州盐商中徽商举足轻重，而徽商素有“贾而好儒”的美誉。徽州汪道昆有云：“夫贾为厚利， 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 则弛儒而张贾; 既侧身飨其利矣， 及为子孙计， 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 迭相为用。”[2]盐商并没有将经济活动与文化活动割裂开来，将二者有机结合以求全面发展。加之“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足。”盐商不愿囿于刻板印象，试图扭转世人对商人看法。一方面，追求“官商” 身份的加持，并借风雅之事以提高威望。有直接通过“捐官”获得一官半职，“鲤鱼跃龙门”一举跻身官员行列。亦有重视教育，鼓励家中后辈乃至族中弟子迈入仕途并提供经济保障，为兴办书院进一臂之力。多方斡旋，解决商人子弟侨居外地科考不易的现实问题。盐商子弟也不负众望，在科考中取得骄人成绩，扬州地区金榜题名者很大一部分是旅居客商子弟。同时追求风雅，与当时名声赫赫，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文人群体颇有交情。园林中不乏文人墨客的作品，以及体现自已逸趣的楹联。另一方面，盐商参与经济活动，住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财富和身份地位的象征。盐商购置房产，精雕玉琢争奇斗艳，极尽其能。住宅景色赏心悦目曲径通幽，花园石块堆叠，门窗屋檐雕梁画栋，虽不及钟鸣鼎食之家底蕴深厚，却也别有一番风味。竹影斑驳种类繁多，寓意吉祥。四时之景不同，根据季节特点在构景构造大相径庭，置身其中心旷神怡。同时冬暖夏凉、避火防盗兼具实用功能。亦可作为宴请宾客之地，与商友尽显主人财富与智慧。清朝扬州城内外，亭台楼阁鳞次栉比，盐商攀比蔚然成风。
3清统治者江南巡游为官商合作提供契机
清朝康熙、乾隆多次南巡扬州，巡游背后的利益链条错综复杂。地方官府与盐商各取所需，盐业、盐商、官员关系微妙。一方面，清朝盐商垄断特权来源于清朝统治者，出于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需要，长袖善舞的盐商与当权者相处融洽。当权者登临，作为扬州本地的富商大贾自当进“地主之谊”。是以当时，盐商斥巨资修建帝王行宫、整顿街道、建造景点，甚至豢养规模可达百人的戏班。另一方面，盐商协助本地官员将当权者行程安排的滴水不漏，其中好处不言而喻。乾隆年间有上谕称：“朕此次南巡，所有两淮众商承办差务，皆能踊跃急公，宜沛特恩，以示奖励。”[3]今上的封赏和嘉奖，不仅为其在盐务大开方便之门，使其在盐业经营上如鱼得水，也大大提高了其社会地位。其中领头的盐商，在一众商人中的话语权更是大大增加。于官不用自己勞民伤财解决资金问题，南巡一应事宜安排的尽善尽美，有望得到当权者青睐从而加官进爵。于商借机结识达官显贵，进一步稳固自己盐业的垄断地位，扩大自己盐业话语权。
盐商经济基础坚实、追求奢雅之风、偶遇皇帝南巡的东风，在多种历史因素的作用下，使得扬州园林深深打上了盐商文化的烙印。扬州盐商在住宅上花费巨资，后人对其评价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扬州园林文化，为现代建筑和园艺提供借鉴。除此之外，园林的楹联和其建筑包含的美学思想，亦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注释
[1]（清）李斗： 《扬州画舫录》卷6《城北录》，第 151 页。
[2]（明）汪道昆：《太函集》卷52《海阳处士金仲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铭》，第1099页。
[3]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1《巡幸一》，第160页。
关键词：盐商;扬州园林;乾隆南巡
扬州素来有“园林城市”的美称，清朝盐商崛起是扬州园林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曰：“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可轩轾。”[1]园林建筑的一砖一瓦见证当时扬州社会生活，熔铸盐商文化的烙印。扬州盐商耗费巨资，形成了众多私家园林争奇斗艳的独特景观。这些园林行过时代的洪流，仍然熠熠生辉镌刻着历史的印记。目前探讨盐商与扬州关系文章，主要从饮食、戏曲、藏书等方面着手。关于园林的文章偏重描述园林的景色，而其修建的背景很少有人探究。究竟是怎样的动因，推动盐商斥巨资修建园林呢？笔者试图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1盐商经济实力为建园提供坚实基础
盐业贸易促进大量白银在扬州流通，激发市场活力，为其园林文化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盐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明朝万历年间实行纲盐法，盐商专买专卖制度逐步确立。盐商对盐的买卖具有垄断特权，经营利润十分可观。古代扬州地区是重要的盐产地，扬州地区盐业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明清发展达到鼎盛时期。盐场分布广数量多，制盐成本低利润高。大运河航运便利沟通南北，使扬州地区成为淮南、淮北一代盐业集散纽带。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吸引各地商人纷至沓来。明清时期长途贩运贸易成熟商品经济发达，扩大了区域间商品信息交流。食盐市场广阔，远销各地，其中远至湖南等地。扬州盐商垄断了食盐贸易，迅速积累大量财富。
2文化追求风雅奢靡之气园林增长如雨后春笋
盐商将风雅和奢靡统一于园林追求，明清时期扬州成为园林极盛之地。古人讲究重义轻利农本商末，谓之“士农工商”，以传统四民社会价值观念作为尺度，商人的社会地位可见一斑。扬州盐商中徽商举足轻重，而徽商素有“贾而好儒”的美誉。徽州汪道昆有云：“夫贾为厚利， 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 则弛儒而张贾; 既侧身飨其利矣， 及为子孙计， 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 迭相为用。”[2]盐商并没有将经济活动与文化活动割裂开来，将二者有机结合以求全面发展。加之“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足。”盐商不愿囿于刻板印象，试图扭转世人对商人看法。一方面，追求“官商” 身份的加持，并借风雅之事以提高威望。有直接通过“捐官”获得一官半职，“鲤鱼跃龙门”一举跻身官员行列。亦有重视教育，鼓励家中后辈乃至族中弟子迈入仕途并提供经济保障，为兴办书院进一臂之力。多方斡旋，解决商人子弟侨居外地科考不易的现实问题。盐商子弟也不负众望，在科考中取得骄人成绩，扬州地区金榜题名者很大一部分是旅居客商子弟。同时追求风雅，与当时名声赫赫，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文人群体颇有交情。园林中不乏文人墨客的作品，以及体现自已逸趣的楹联。另一方面，盐商参与经济活动，住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财富和身份地位的象征。盐商购置房产，精雕玉琢争奇斗艳，极尽其能。住宅景色赏心悦目曲径通幽，花园石块堆叠，门窗屋檐雕梁画栋，虽不及钟鸣鼎食之家底蕴深厚，却也别有一番风味。竹影斑驳种类繁多，寓意吉祥。四时之景不同，根据季节特点在构景构造大相径庭，置身其中心旷神怡。同时冬暖夏凉、避火防盗兼具实用功能。亦可作为宴请宾客之地，与商友尽显主人财富与智慧。清朝扬州城内外，亭台楼阁鳞次栉比，盐商攀比蔚然成风。
3清统治者江南巡游为官商合作提供契机
清朝康熙、乾隆多次南巡扬州，巡游背后的利益链条错综复杂。地方官府与盐商各取所需，盐业、盐商、官员关系微妙。一方面，清朝盐商垄断特权来源于清朝统治者，出于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需要，长袖善舞的盐商与当权者相处融洽。当权者登临，作为扬州本地的富商大贾自当进“地主之谊”。是以当时，盐商斥巨资修建帝王行宫、整顿街道、建造景点，甚至豢养规模可达百人的戏班。另一方面，盐商协助本地官员将当权者行程安排的滴水不漏，其中好处不言而喻。乾隆年间有上谕称：“朕此次南巡，所有两淮众商承办差务，皆能踊跃急公，宜沛特恩，以示奖励。”[3]今上的封赏和嘉奖，不仅为其在盐务大开方便之门，使其在盐业经营上如鱼得水，也大大提高了其社会地位。其中领头的盐商，在一众商人中的话语权更是大大增加。于官不用自己勞民伤财解决资金问题，南巡一应事宜安排的尽善尽美，有望得到当权者青睐从而加官进爵。于商借机结识达官显贵，进一步稳固自己盐业的垄断地位，扩大自己盐业话语权。
盐商经济基础坚实、追求奢雅之风、偶遇皇帝南巡的东风，在多种历史因素的作用下，使得扬州园林深深打上了盐商文化的烙印。扬州盐商在住宅上花费巨资，后人对其评价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扬州园林文化，为现代建筑和园艺提供借鉴。除此之外，园林的楹联和其建筑包含的美学思想，亦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注释
[1]（清）李斗： 《扬州画舫录》卷6《城北录》，第 151 页。
[2]（明）汪道昆：《太函集》卷52《海阳处士金仲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铭》，第1099页。
[3]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1《巡幸一》，第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