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在印度总理莫迪的家乡古吉拉特邦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值得关注的是，抗议的数万人几乎都姓“帕蒂尔”，都属于一个特殊的亚种姓——帕蒂达（Patidar）。8月25日，该群体在海德拉巴又举行了一次50万人的大集会，导致抗议领袖哈蒂克·帕蒂尔被警方短暂拘禁。之后活动失控，古吉拉特邦各地出现了多起暴力事件，最终演变成严重的骚乱。截至9月1日骚乱平息时，有650人被捕，11人（包括一名警官）死亡。

何谓“预留制度”

　　所谓“预留制度”，是印度为消除种姓制度带来的社会不公而制定的一项制度。众所周知，数千年来印度一直实行种姓制度，将人分为几个等级，即第一等级婆罗门，主要是僧侣贵族，拥有解释宗教经典和祭神的特权;第二等级刹帝利，是军事贵族和行政贵族，拥有征收各种赋税的特权;第三等级吠舍，是雅利安人自由平民阶层，从事农、牧、渔、猎等，没有政治特权，必须以布施和纳税的形式来供养前两个等级;第四等级首陀罗，绝大多数是被征服的土著居民，属于非雅利安人，从事农、牧、渔、猎等业以及当时被认为低贱的职业。这种等级制度造成首陀罗及大量贱民阶层长期生活在极端贫困的最底层。
　　印度建国后，政府从法理上废除了种姓制，将长期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的低种姓、贱民与部落改称为“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为了给予这些社群以更多的机会，印度在宪法中特别规定了“照顾贫弱人民，特别是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的教育和经济利益”。为此，政府强制性地在各级议会、政府部门、公共事务部门和教育机构中，为表列种姓与表列部落预留了席位，后来又把给予特殊照顾的范围扩大到不属于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但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处于底层的“其他落后阶层”（OBC），这就是所谓的预留制度。由此，所有印度人都被按照社群分成了四大类：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其他落后阶层”与先进种姓。根据2006年的印度政府统计，“其他落后阶层”所占人口达到了印度总人口的41%，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则分占22.2%和9%。尽管宪法并没有对预留制的名额做出具体规定，但根据1990年负责对预留制度进行调查的蒙代尔委员会的建议与印度最高法院的判决要求，“其他落后阶层”的人应在教育与公职上享有27%～50%的预留制名额。具体到每个邦，预留情况又各有不同，比如马哈施特拉邦的预留名额达到了49%，安得拉邦达到了46%，而古吉拉特邦的比例则为49.5%。这次帕蒂达种姓抗议者的诉求，就是要求政府将帕蒂达种姓列入到“其他落后阶层”中去。

新“种姓制度”的缺陷引发抗议

　　此次举行抗议的帕蒂达种姓是个经济富裕、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种姓，不是需要政策照顾的落后社群。尽管传统意义上的帕蒂达属于首陀罗（传统四大种姓中最低的劳动者阶层），但从英治时期开始，这一种姓便因柴明达尔制度占有了大量土地，逐渐变得富裕，后来还有许多人从事宝石加工业和服务行业，名人富商辈出。时至今日，这个种姓在印度西北部、特别是沿海地区已经有了相当的政治与经济话语权，他们甚至将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属于刹帝利（四大种姓中排第二位的武士种姓）的“帕蒂尔”（意即拥有土地之人）。既然如此，为何还要抗议呢？
　　这要从古吉拉特邦的经济结构和就业问题说起。发起和参与这次抗议运动的大多是帕蒂达种姓中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他们的不满主要是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古吉拉特邦虽然是印度经济增长最快、投资环境最好的邦之一，但是它更注重制造业，经济部门吸收的主要是大量的底层劳动力。IT业和服务业在古吉拉特邦GDP中所占的比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满足不了帕蒂达种姓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白领年轻人的就业需求。帕蒂达种姓的抗议者认为，政府的预留制让大量低种姓人群占据了公职和各个经济部门的岗位，导致他们的族群丧失了很多就业机会。为此，要求政府要么彻底取消保留制度，要么就把帕蒂达种姓也归入受到照顾的“其他落后阶层”中去。
　　虽然这次抗议缘起于古吉拉特邦的“邦情”，但保留制造成的社会问题绝非仅此一地。1990年，因为害怕蒙代尔委员会将马拉提种姓从落后社群中划出而失去优惠待遇，马拉提人也曾大肆宣扬自己的“落后”，从而引发当地真正落后的社群贱民们的极度愤怒和谴责。同年，还由于蒙代尔委员会建议政府扩大预留制度的范围，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浪潮，造成多起流血事件;2008年，拉贾斯坦邦的古加尔种姓也曾“自降身价”，要求政府把自己从“较好的OBC社群”改为表列部落，最终同样造成了骚乱;2011年宝莱坞曾拍摄影片《预留风波》批评现行的教育预留制，称其根本无法实现社会公正，反而成了某些人谋取私利的工具。该影片推出后遭到了贱民团体的激烈抨击，被要求在多个邦禁演。

　　预留制度没能起到其构想之初扶助落后阶层实现适度平等的作用，反而成了印度发展道路上绕不过去的泥潭。印度宪法起草人之一、贱民平权运动领导者安培德卡尔曾说，种姓制度极端不平等的情况，“将打碎制宪议会所努力建立起来的政治民主结构”。例如，今天印度绝大部分的奖学金都给予了预留制度受惠者，只有0.7%的奖学金是根据成绩发放的;低种姓的考生只需要普通人一半的分数就能进入大学，而高种姓的社群则需要为低至30%的高等教育配额争得头破血流。另外，由于预留制的教育机会和政府职位“分配”往往由掌握落后社群话语权的政客和“代言人”来决定，由此在落后社群里造就了一个掌握大量社会资源的特权阶层，这很容易造成贪腐、寻租和利益交换。在印度社会，现在出现了一种很奇特的现象，那就是过去为了改变被歧视的局面，低种姓社群往往会通过迁徙、改姓等手段设法跻身高种姓之列;如今却是各个社群为了获得政策照顾，争先恐后地“哭穷”，要求政府将自己列入落后种姓;本来在落后种姓中的社群，还会进一步要求把自己归入更加落后的表列种姓与表列部落的范围内。

被大选和利益裹挟的“预留制”

　　将印度人根据其社群出身分为不同的阶层，每个阶层对应不同的特权，这和传统的种姓结构并无根本的区别，依旧是不平等的制度。其实，在当今的印度，一个人可能既是表列种姓，又是享受特权和手握财富的贱民党派党魁;一个人可能既是婆罗门，又是贫困潦倒的穷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曾经探访过居住在贫民区的婆罗门，他意味深长地指出，婆罗门的社群传统已经随着经济变化而徒有其表。国内也有学者指出，“过去，印度社会相信团体的优秀而否定个体的价值，造成了极大的错误，种姓制度也因此成为印度最大的社会罪恶，如果今天的印度社会又否定个人的权利，将平等政策的基础定为种姓，显然犯下了同样的错误”。真正的平等，应当是无论有怎样的出身，都能得到公平的待遇。
　　但是，在印度任何被认为伤害到低收入人群的改革措施，都会遭到反对党乃至政府一些人的激烈反对。另外，由于民主政治给予了各种社群中的“代言人”极高的话语权和政治资本，他们或是本族群中的成功人士，或是政党领袖，或是本地政客。所以，他们对本社群的选民有着极高的动员能力，可以随时鼓动本社群的选民变换投票方向来左右选举与政局（这也是印度底层民众参与选举的比例高于中产阶层和工商阶层的原因）。因为，任何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政党与政府，都不能不考虑和顾及这些社群的要求。执政党与政府，也由于担心丧失这些社群的支持，不愿或不敢冒政治风险对弊病重重的预留制度开刀，反而为了讨好拉拢这些社群的选民，放宽原先的标准，将更多社群纳入到享受优惠待遇的范围内。
　　曾有民众认为，莫迪是唯一有勇气和能力彻底终结预留制的人，因为他本人就出身于OBC种姓，这一次骚乱又发生在莫迪的家乡和政治大本营古吉拉特邦。然而，在骚乱中和骚乱后，莫迪只是公开谴责了抗议中的暴力行为，对预留制本身并未做出任何表态。有人认为，这是因为预留制之弊还未成为莫迪政府的燃眉之急;要解决预留制，不仅需要政治决心，还需要更加强大的社会治理能力和一个全新的社会公平政策体系。而目前莫迪政府还在忙于推行税法、征地、劳动法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能力已经捉襟见肘。但正如这次古吉拉特邦帕蒂达抗议运动的发起者哈蒂克·帕蒂尔所言，“要不就把这个国家从预留制里解放出来，要不就让所有人都变成预留制的奴隶”。对于谋求印度发展的政策制定者们而言，若要让印度社会变得更加公正、公平、有效率，预留制是他们必须直面的难题。
　　（作者为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