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召开第七次全国党代表大会的决议。郭述申时任新四军五支队政治委员，被选为新四军出席“七大”的代表。1940年9月，郭述申从五支队驻地淮南半塔集出发，奔赴延安。
　　当时，正值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的高潮时期，日伪军也开始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途经国民党统治区和日伪敌占区时，郭述申一行不断遭遇危急情况，辗转至翌年3月才到达延安，历时整整7个月。
　　据郭述申回忆：出发前，大家经过分析比较，确定从新四军驻地到延安最佳的路线是走河南过山西到陕北。由于我党在河南有一定的交通工作基础，驻洛阳办事处同国民党又有统战关系，这样，经洛阳过黄河后，就可以很快进入晋东南解放区，再去陕北就容易得多。但事与愿违，从沈丘一到漯河市，警察、特务就以查户口为名，对郭述申一行人进行反复询问。
　　为了减少麻烦，代表们决定缩小目标分散行进，郭述申和戴季英、廖华、袁乃康等随同洛阳办事处的交通员焦成乘车先行一步;谭友林和李耀骑自行车奔赴洛阳;常万福和杨传让等徒步行路。12月上旬，先后集中到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即洛阳市南关贴郎巷56号。在洛阳稍作停留，郭述申一行继续北上，经孟津渡黄河到济源县境。
　　当郭述申一行进入日伪军封锁区正由南向北穿行时，一支国民党的军队也正从北向南通过，他们走的羊肠小路正是日军地雷埋设区，国民党军队踩响了地雷，死伤多人，惊动了日军，破坏了郭述申一行通过博晋公路的计划。霎时，枪声大作，敌人集中火力封锁了大道和小路的交叉点，将新四军的队伍前后裁成两段。为防意外，大家合力冲出敌人的火力区，急速离开公路，直奔太行山下的国民党军队的防区。
　　一路上，国民党军队对新四军一行很不友好，从吃到住，处处刁难，并不时打探他们的身份。当他们进到晋东南解放区与国民党防区边境交界处时，发现国民党军的边境哨所戒备森严，他们居高临下，对我方行动构成极大威胁。我尖兵排也迅速抢占就近一個山头，双方形成对峙局面，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为了防止局势恶化，郭述申一行决定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做些必要的让步。最终，在国民党军无理扣留我方一位参谋留作人质后，才将我大队人马放行。后来才知道，刚刚发生了“皖南事变”，国民党军有意制造摩擦。
　　1941年1月，郭述申一行到达了八路军总司令部所在地麻田镇。2月，在与华北地区“七大”代表王鹤峰、傅玉田等汇合后，继续向延安进发。3月，郭述申一行胜利抵达延安。
　　红色印记：
　　郭述申（1904-1994），湖北孝感人。191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书记、红二十七军、红二十八军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旅大市委第一书记兼警备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