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夜饭年年有。小时候和哥哥常在大姨妈家过年，她的“伟大石棉五金店”开在南京路口头的福建中路上，除夕前一天店堂间排开长桌，供猪祭羊，贴上喜庆纸条，香烛缭绕，摆了三十多只菜肴，伙计们来回穿梭，只见大姨妈口中喃喃虔诚上香，烧纸轿送灶家菩萨，我们小辈一个个跪拜如仪，不明白怎么一回事。
　　到晚上大人们吃年夜饭，我们在隔壁房里吃小桌，心里惦念着压岁钿，真正的年味在街上。吃什么不在意，听外面哔哔啪啪鞭炮响起来了，哥哥丢我一个眼风，渐渐地好似戏台上的锣鼓越来越密——乒！——砰！几个高升在空中欢叫，我们的心像野马飞了出去。
　　年初一一早向大姨妈拜年，每人得到两角压岁钿。别小看这两角钱，五分钱可买一串小钢炮，放一声好运的彩头，或买几只掼炮，互相推诿着，或你或我朝路人身后掼一只，躲在暗里笑趴了墙角。一条宁波路来回逛啊逛，这样看看，那个摸摸，捏牢铜钿舍不得，结果是分头买了青龙剑、偃月刀，赵子龙和杨老令公、关云长和岳飞一对对隔代厮打起来。还有兔子灯省油的，鸭蛋壳里点一支小蜡烛，夜里拖来拖去，一直要拖到元宵夜。
　　到十五六岁那年，我也上了大桌。平时放在墙边的一张红漆圆台面，翻开在红木方桌上，一道道菜由小娘姨端上来，不外时鲜菜蔬鱼翅海参之类，都由外婆在楼下厨房里掌勺。那时大姨妈的朋友不那么多了，除了我爸妈，有她的过房儿子广美哥和他的妻儿、她的老姊妹兰心阿姨和严先生。每次吃完胖头鱼，我妈就要掷“鱼仙”，大家帮她数一二三，碰巧鱼骨竖立了起来，对她那份欢喜，大姨妈半妒半怪地说：“还是像小囡一样。”
　　吃得差不多了，最后是砂锅鸡汤压轴，我早就在眼睁睁地等，锅盖揭起金灿灿的汤面，在竹笋香菇发菜当中露出油亮的鸡皮，铺着蛋饺，是早先我和表弟帮着外婆做的。看见一只只蛋饺被吃掉就心痛，好像玩香烟牌子输了一样。
　　大姨妈是成功人士，工商界里有点名气，我妈和她合不拢，说她势利眼，看不惯广美哥和兰心阿姨的肉麻拍马。吃过年夜饭回家，我妈会嘲笑一番，学他们做腔做势的样子，我们禁不住笑出声来。
　　公私合营之后大姨妈拿定息，过得还滋润，“文革”中一落千丈。有一回除夕，阿爸叫我送去一包干粉丝，就留我吃年夜饭。她仍住在五金店樓上，房间都给分了，留了卧房给她。仍是外婆烧的菜，肉丝炒芹菜、红烧鲫鱼、炒青菜，送去的粉丝加些虾米做成汤。大姨妈拿出一瓶烧酒，坊间零拷的，倒了半杯，加水成一杯，分了半杯给我。我陪她喝酒，没说什么话。冷气从窗缝丝丝透进来，她的女儿和儿子都在外地，没回来过年，我也没问。
　　我尝过“年关”的滋味。1970年，我天天作交代。缘由是和几个朋友在一起写诗，或许就像他们说的，你是满脑子的“封资修”，要好好洗一洗。大年夜妹妹来看我，见不到我，带来的香烟被没收了。那晚像往常一样被押送到食堂，两只肉圆子加些塌菜，就算年夜饭了。三月里放了出来，脚上冻疮奇痒，有时想给它涂上一层蜜，变成甜心的记忆，我却做不到。
　　十多年在国外，对于吃年夜饭这件事越来越稀释。和妻儿到了一家中餐馆，儿子吵着要吃麦当劳，那就尴尬了。在一起吃个仪式也好，不无离散的风味。另一种是赴朋友派对，在柏克莱加州大学做访问学者时认识了台湾作家陈若曦，记不清那是在大年夜还是春节，反正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应该。其实也不止一次，大姐特热情，不时以派对招呼来自大陆和台港的作家学者，四海一家亲啊。难忘她家的景致，窗里望出去一片夜色湾区，金色的灯火星点连绵，像在美国做的梦，也是很清晰的。
　　两三年前在南大的世界华文文学大会上见到若曦大姐，迎面寒暄了几句。宾馆里见到她和台湾代表们在饭后聊天，听说她已经离开美国多年，一直住在台湾花莲。本想过去向她问候一番，脚步迟疑着没走过去。那一片湾区的夜景突然模糊起来，无论悲欢似乎会尽归过去的沧桑，何况大家生活在珍惜心态的今天，真不知从哪里谈起了。
　　新千禧年到香港教书，住在科大的教师宿舍里，两边窗户都面海。的确，香港的楼房层层密密，住在高层方能见天望山，房价也随着景观节节攀高，更不消说我的那份推窗就能摸到海的奢侈了。这宿舍叫Tower 5，起先我把它翻译成“塔窝”，后来又叫“涛卧居”，那时有心情写诗。
　　有海就有诗，就有朋友。碰巧是2003年的大年夜迎来了不少诗友，算是个小派对了。刘燕子、秦岚在日本办一本叫《兰》的杂志，这回访港把她们的编辑班子都带来了，我和梁志英一起去车站接她们，顺便买了许多菜蔬。那晚还有黄灿然、孟浪和杜家祁夫妇等人，志英做了一桌温馨可口的素食，大家吃啊唱啊聊啊直到午夜方尽兴。
　　燕子他们先离去，在送别回来的途中见到嘻哈一群，原来是邓小桦、刘芷韵五六个科大学生，都属文坛新秀，跟黄、杜他们熟的，于是大家呼嚣着一窝蜂拥进我的窝居，一直闹到天亮。
　　当然，我的年夜饭故事不止这些，好似列车行驶在旷野里，一节节车厢由记忆链接着，明明灭灭闪烁着爱、亲情和友情的光景，好似看到了我自己，在窗边不安地探头探脑——揣着回家的渴念，永无止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