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教练机
　　顾诵芬，1930年2月4日出生在江苏苏州。
　　历史上的顾氏族人，不仅仕途声名显赫，而且多有著述，在经史子学、金石校勘、诗文书画等多方面成就斐然。顾诵芬的父亲顾廷龙是国学大家、书法大家、现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家、古籍版本目录学家。1939年，顾廷龙应叶景葵、张元济盛邀，在上海主持创办了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顾诵芬曾经在纪念文章中写道：“在国家遭受外敌入侵，江南藏书摧毁殆尽的艰难时刻，叶景葵、张元济等老前辈为‘继承先民所遗之宏业’，‘各出私人之藏，聚沙集腋，荟萃一所’，‘以资发扬中国之文化’，在这些老前辈身上，充分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负责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和对社会无私奉献的传统美德，实在值得后人敬佩！”
　　虽然没有继承父亲的学术事业，但潜移默化中，顾诵芬传承着前辈的理想信念和道德精神。
　　1951年8月，顾诵芬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交大航空工程系毕业。他离别了父母亲，来到北京。在刚组建起来的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他结识了当时国内最高水平的飞机设计专家徐舜寿、黄志千。
　　1956年8月，航空工业局在沈阳112厂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在这支荟萃着新中国最优秀飞机设计师的队伍中，顾诵芬承担起了气动组组长的职务。
　　设计室主任徐舜寿确定的第一个任务是设计一架亚音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临界马赫数0.8，选用平直机翼、两侧进气方案。经上级批准，飞机定名歼教1。
　　只在大学里听曹鹤荪、季文美、杨彭基教授讲过螺旋桨飞机设计的顾诵芬承担起了这架飞机气动布局设计的任务。来沈阳前，徐舜寿曾带他们请教过北航的张桂联教授，这是顾诵芬完成任务所具备的全部知识基础。他回忆：“在来沈阳以前，我还搜集、研究过拉-9等飞机的翼型，根据张桂联教授所讲的原则，翼尖用圆头对称翼尖，63A21系列，有一点弯度，相对厚度小一些。翼根选用63013系列。整个机翼通过计算，失速在翼中，临界M数为0.8以上。”
　　为解决机身采用两侧进气的难题，顾诵芬到北京查找有关资料。他回忆：“我借了李泽藩同志的一辆自行车，每天晚上跑北航，查找并抄录有用的资料，买了硫酸纸，把图描下来。那时到北航的路还没有修好，晚上也没有路灯，就这样跑了一个星期。记得还车给李泽藩时，才发现自行车的前叉已经裂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裂的，但就这么骑了一个星期。”
　　面对种种困难，顾诵芬没有退缩，他把所能搜集到的苏联、欧美的技术资料、书刊、研究报告等全部信息加以消化、梳理、汇总，最终形成可以进行气动力设计计算的一套方法，圆满完成了翼型、翼身组合型式选择与计算、进气道参数确定和总体设计所需数据的计算。继而，又与哈军工著名风洞专家马明德教授一起，利用当时仅有的、从没有在工程实际中应用过的风洞，边摸索，边试验，最终取得了理想的结果。
　　经过全体参研人员努力，1958年7月26日，装备喷发1发动机的歼教1飞机在沈阳飞机厂机场首飞成功。8月4日，叶剑英元帅、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等亲临沈阳出席了庆祝大会。10月，歼教1飞机从沈阳飞到北京南苑机场，接受了中央领导的检阅。
　　首战告捷。随着歼教1腾空而起，顾诵芬又成功地完成了初教1（后改为初教6）飞机的气动力设计任务。他为几乎是一张白纸的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创建了属于中国人的气动力设计方法，也在应用空气动力学的研究和实践方面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二
　　明确的目標
　　在“大跃进”浪潮中，一个个新项目上马。“东风104”“东风106”“东风107”……指标一个比一个高，而紧随其后的是“东风113”，M数2.5、最大升限25公里。
　　顾诵芬接受了研究超音速飞机气动力布局的任务。他找到了流体力学家郭永怀，希望从老专家、老教授那里获得帮助。郭永怀先生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国际著名流体力学和应用数学家、中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建议飞机设计室派人到苏联的设计局去学习。顾诵芬明确地告诉郭先生，这是办不到的，因为人家说没有义务教中国人设计飞机。郭先生听后说，那就先念一下1957年美国刚出版的《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丛书》（钱学森、郭永怀参加编写）第六、第七卷吧。这是讲高速空气动力学一般理论和部件气动力的，顾诵芬已经读过。
　　北航的张桂联教授听了顾诵芬转述郭先生的想法，认为这是科学家的意见，与航空工程实践是有差距的。他说：“这些书念得再好，也就是成为一个郭先生。”顾诵芬显然不是只做一个学者，他的目标是要为祖国设计飞机。
　　超音速飞机翼身干扰、机翼后掠角、展弦比等如何计算以及与结构设计相关的载荷数据如何确定？顾诵芬的课题引起了权威们的关注。哈军工罗时钧教授讲过一种奇异点方法，而确定奇异点强度需要对机身几十个剖面进行逐点计算。在北大副教授黄敦提议下，1958年9月份的一天，周培源、郭永怀、陆士嘉、庄逢甘等老教授利用晚上聚在一起讨论。从8点议到10点多，老先生们都认为此方法可行，可以一试，但工作量太大，怎么办？恰好中科院计算所由北大教授徐献瑜主持办了一个计算技术培训班，参加培训人员共有70多名。顾诵芬回忆：“……借图板、电动计算机，就在中关村摆开战场，黄敦负责与计算所联系，用了三个月，计算结果，一叠有近半尺厚，共三包，全是计算表格。”
　　“当时‘东风107 ’的设计任务已经上来了，设计进度很紧，要求10月份把飞机载荷数据发出去，等计算结果来不及，我就参考陈士橹带来的的曲线图和美国的NACA TR1307报告，简单估了一下，给出了小展弦比宽机身机翼组合体的超音速干扰气动力数据。待后来详细计算结果出来以后，对比之下，基本一致。” 　　“这些资料没有能充分发挥作用，这是很遗憾的。黄敦教授也觉得很可惜。”
　　顾诵芬潜心钻研着艰深的空气动力学理论，并运用自己的智慧将其应用到具体的工程计算中。他“简单估了一下”的算法显然更符合实践需要。尽管“大跃进”中的型号相继下马，但顾诵芬通过实践跨越了一个又一个障碍，成为了国内顶尖的航空气动力学专家。
　　三
　　歼8飞机研制
　　1960年12月20日，中央批准成立国防部第六研究院。1961年8月，六院飞机设计研究所（一所）成立。在所长刘鸿志、副所长徐舜寿、叶正大、总设计师黄志千领导下，摸透米格-21成为第一项重大任务。
　　顾诵芬如饥似渴地研究着苏联尚在定型中的米格-21设计资料。他回忆说，摸透米格-21，其实是在与苏联的设计资料对答案。经过验证，顾诵芬对自己在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飞机气动设计的思路、方法心中更加有底。1963年7月，在六院技术报告会上，顾诵芬的报告成为中国飞机设计史上第一个在气动设计方面堪称规范和标准的技术文献。
　　1964年10月，歼8飞机开始研制。不幸的是，总设计师黄志千在执行出国任务时因飞机失事遇难。临危受命，王南寿与顾诵芬、蒋成英、冯钟越、胡除生组成的技术办公室接过了总设计师的重担。
　　“文革”中，身处厄境的顾诵芬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即便被关进学习班，他还根据从112厂传来的发动机试车声来判断研制进展是否顺利。在极左思潮肆虐的时期，歼8研制任务仿佛是海啸中的一片红树林，抵御着“文革”劫难对顾诵芬和所有参研人员的冲击。
　　1969年7月5日，殲8飞机实现首飞。
　　在以后的飞行试验中，飞机出现强烈振动。试飞员鹿鸣东回忆：“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我于1977年，用歼教6飞机带着顾诵芬同志，亲自到空中跟随歼8，观察并拍摄歼8机的飞行流线谱。当时顾诵芬已是快50岁的人了，他不畏艰险，亲自带着望远镜、照相机，观察拍照飞机的动态，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深深感动、教育了所有参加试飞和研制的人员。”
　　1980年3月，歼8白天型设计定型，1986年2月生产定型。1985年7月，歼8全天候型设计定型。1985年11月，歼8获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获奖名单上，顾诵芬的名字排在第一位。
　　四
　　歼8Ⅱ飞机总设计师
　　1979年8月，三机部发出《关于对歼8飞机实现全面技术改装可能性论证的通知》，歼8大改任务摆在顾诵芬和他的设计团队面前。
　　1981年5月18日，邹家华在三机部召开的方案论证会上宣布了国务院国防工办任命顾诵芬为歼8Ⅱ型飞机型号总设计师的命令。随后，三机部下发了《国家重点型号总设计师系统和行政指挥系统名单》。在行政总指挥何文治、总设计师顾诵芬带领下，第一次以系统工程方法开展了涉及军方和国务院系统5个工业部门以及中国科学院、院校厂所等上百个单位的型号研制。
　　1981年6月，歼8飞机通过了木质样机审查。1983年3月，发完全部结构图纸；1984年3月，完成第一架飞机总装；1984年6月12日，歼8Ⅱ首飞成功。一架使用范围广、性能要求高、结构改动大的新机，仅用不到四年时间提前首飞成功，速度之快、质量之好，开新机研制史的先河。
　　1988年3月18日，歼8Ⅱ设计定型。2000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顾诵芬以突出的贡献当之无愧地列为第一获奖人。
　　顾诵芬在中国航空科技和飞机设计事业中取得的成就可谓出类拔萃、卓尔不群，从他的身上，人们也看到了优秀知识分子的高尚品德。在社会转型期，他心无旁骛，专精于自己的学术领域，淡泊名利，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
　　“英谋信奇绝，夫子扬清芬。”顾诵芬赢得了人们的景仰和交口称誉：
　　顾诵芬是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之初，最早参加到航空工业建设和发展事业中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新中国培养的有着极高声望的飞机总设计师，是继徐舜寿、黄志千、陆孝彭等老一辈专家之后，堪称大师级的领军人物。
　　我们为有顾诵芬这样蜚声国内外的航空科学技术方面的科学家、国家顶尖的航空工程技术专家感到自豪和骄傲。
　　他的思想境界、道德风范是我们的楷模。
　　五
　　两院院士 实至名归
　　面对《中国科学报》要求，深感用5000字写一篇介绍顾诵芬院士的特稿之难。近十年来，笔者为顾院士整理过回忆录，也写过一些几百字和上万字的简介，唯独没有写过如此短且要求“文风生动、故事性强、重点突出”的人物速写，同时还须“避免写成人物生平的流水账”。
　　难之一，事迹多。顾院士的父亲、母亲均出身于苏州名门望族，族中长辈、姻亲近友可谓群星灿烂，对他成长影响极大；他从小学到大学的求学经历中，名师荟萃，才俊云集；他1951年参加工作，正值中国航空工业初创，顾院士随着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一路走来，其中故事更多。
　　难之二，亮点多。顾院士在我国重点型号飞机研制中功勋卓著，在航空科技研究上硕果累累，在道德情操和思想境界方面堪称楷模。
　　如何撷取，左右为难，观之、思之，望洋兴叹，深感学会放弃真非易事。
　　世界航空强国都有独立的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如美国的NASA（美国航空航天局）下设兰利研究中心（Langley Research Center）等多个试验机构和基地；俄罗斯则拥有中央流体动力研究院（ЦАГИ）、中央航空发动机研究院（ЦИАМ）等航空科学前沿技术研究机构。他们的研究成果直接支持设计机构进行型号设计、研制，而由于基础差、底子薄，中国的飞机设计事业起步之初就将设计和研究合二为一，沿至今日。
　　这一区别，对顾诵芬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他在成功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架喷气式教练机歼教1和初教1（后改为初教6）气动力设计的同时，也在研究气动设计的具体方法、规范、流程。上世纪60年代，通过摸透米格-21，他首次全面阐述了自己对构建中国飞机设计中的气动力设计体系的见解并形成了极具影响力的技术文献；在歼8研制中，他最终主持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架高超音速战机的研制，同时也研究并解决了高超音速飞机安定性等气动力设计中的一系列科学技术难题；在歼8Ⅱ研制中，作为第一位国家任命的型号总设计师，他在解决技术关键的同时，创造性地构建了中国飞机型号研制中以系统工程理论方法为基础的总设计师管理系统。此外，他还参与了多个重大型号的研究和政府高层的重大技术决策。
　　上世紀90年代，他组织开展与俄罗斯专家合作研究远景飞机，为中国新一代战机奠定了基础。其间和以后，他在跟踪国际航空科技前沿的同时，开展了多项学术研究，对中国航空工业历史进行了深刻总结并对今后发展建言献策，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作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顾诵芬实至名归。
　　令人钦敬的还有他的美德和操守。一位与他初次见面的记者，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没架子的院士像个邻家老伯”。诚哉斯言，站在他的身边，他的谦和朴实绝不会让人想到这是一位中国航空业界的巨擘泰斗，但相处日久，人们无不为他的人品学养而折服。
　　随着事业的成功，顾诵芬得到的荣誉和奖励越来越多，社会地位也在不断提升——全国人大常委、院士以及各种学会、协会和社会团体、学术组织的理事、主任……面对这一切，顾诵芬平和而冷静。
　　原中国一航科技委办公室主任贾小平讲道：“顾总多次推掉名目繁多的担任顾问、名誉主席这样的邀请，他希望把更多的时间拿来学习钻研、看书、看杂志、上网搜集科研方面的信息或处理与飞机设计、航空科研有关的工作。他和吴老（吴大观）在科技委工作这么久，有多少次将外单位寄来的评审费、审稿费退回，我没有记录，因为这在我们工作中已经是常态。”
　　顾院士对社会、民族的使命感、责任心，是自幼在父辈陶冶下形成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一切都是自然流露。面对连篇累牍的赞扬，他经常对身边的人这样说：“我不看那些，你们也别听信，其实很多都是没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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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元光，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研究员）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6-01-04 第8版 印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