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法塔赫，从心里不能接受哈马斯赢得选举这一事实。
如果说，在今年１月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哈马斯击败法塔赫这一颇有戏剧性的结局出乎许多人意料的话，那么此后双方发生的一系列摩擦和争斗却在多数人的意料之中。哈马斯上台之后遭遇的困境，是历史的必然。
“狱中协议”引发危机
今年５月，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巴勒斯坦各派别领导人联名签署了一份１８点建议方案的“狱中协议”，其中包括在１９６７年被占领土上建立巴勒斯坦国、组建联合政府、承认以色列国等条款。这一协议一经公布，立刻引起哈马斯的强烈反应。为此，阿巴斯与哈马斯领导人进行对话，试图说服哈马斯接受这一协议。５月２５日，阿巴斯向哈马斯发出“最后通牒”，称如果哈马斯在１０天之内不接受这份事关民族前途的“狱中协议”，他将决定在４０天内就其进行全民公决。这一通牒将哈马斯逼入两难境地。
按照阿巴斯的解释，举行全民公决是为了借此消除巴内部分歧，缓解西方对巴勒斯坦的经济封锁和政治抵制，并为重启巴以和谈创造条件。
但是，哈马斯却不这么认为。哈马斯高级领导人马斯里说，阿巴斯的这一决定是“一场针对哈马斯领导的巴自治政府的政变”。哈马斯拒绝公决，巴勒斯坦人也应抵制这次公决。
在这一问题上，哈马斯表现出了空前的一致。在叙利亚的哈马斯官员也表示，将尽一切努力阻止全民公决；即使举行公决，哈马斯也不会承认或接受任何公决结果。狱中参与起草协议的哈马斯成员也表示退出协议。一名被关押的哈马斯高级官员在加沙发表声明，指责阿巴斯“令人难以接受地滥用这一文件”，试图以此达到政治目的。
阿巴斯也不退让，义正辞严地说：“作为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我有权履行宪法赋予的权力和责任，要求对一个事关全民族命运的协议进行全民公决。”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哈马斯与法塔赫的街头对抗也愈演愈烈。近一个月来，已有约２０人被打死。
其实，“狱中协议”不过是一个导火索，所反映出的却是巴内部的派别斗争，以及这种斗争之后隐藏的更深层次的矛盾焦点。说阿巴斯想颠覆哈马斯政权，这种猜测并不过分。
法塔赫不想退让
三年前，在哈马斯还未形成政治气候的时候，一名哈马斯领导人就直言不讳地表示：哈马斯正在进行“全面准备”，以“领导”巴勒斯坦人民，哈马斯将通过选举而不是武力来实现这一目标。
三年后预言成真，哈马斯击败法塔赫，成为执政党。
哈马斯是一个激进组织，有武装派别，也有政治派别，界限并不清楚。但哈马斯的确有政治野心，其代表的是巴勒斯坦一股强硬的社会势力。
对哈马斯来说，赢得选举不仅实现了参政的政治夙愿，还披上了一层保护色，使它从一个在野的武装派别、一个被列入恐怖组织黑名单的激进组织，成为一个执政党。
不过，哈马斯上台确是巴勒斯坦人非理性选择的结果。几年来的暴力冲突，使哈马斯所代表的一种反抗精神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加之民众对法塔赫和巴民族权力机构的失望和不满，使许多巴勒斯坦人把选票投给了哈马斯。
至于法塔赫，更是从心里不能接受哈马斯赢得选举这一事实。１９６４年至２００６年，法塔赫几乎控制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所有巴政治派别，稳稳掌控着巴政坛。这一次，是它第一次被逐出权力中心，而且是那么突然，那么不留情面，对毫无思想准备的法塔赫来说，的确非常残酷。法塔赫不甘自己打下的江山就这样轻易地拱手让给哈马斯。
全民公决是阿巴斯打出的一张大牌。如果哈马斯接受“狱中协议”，就意味着彻底改变其政治纲领，意味着他必须承认以色列，并接受巴以先前的和平协议，这些都是哈马斯不可逾越的“红线”。对“狱中协议”的全民公决，很可能演变成对哈马斯的全民公决，协议一旦通过，哈马斯的处境将愈加被动。这也是哈马斯拒绝全民公决的原因所在。阿巴斯办公室官员表示，只要哈马斯认同“狱中协议”，就算是在全民公决的前一天，他也可以下令停止公决。
相似的历史 不同的命运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哈马斯和法塔赫，有很多有意思的现象。这两个派别都靠武装斗争起家，进而又从一个武装派别转而成为政治派别。所不同的是，法塔赫当年适逢天时地利，顺顺当当完成了这样一个历史过渡，成为主导巴勒斯坦的政治力量，而哈马斯却没有这样的运气。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０日，二十多名巴勒斯坦青年在科威特秘密集会，建立起了“法塔赫”，鲜明地打出了武装斗争的旗帜。阿拉法特是其创始人之一。１９６４年法塔赫又加入巴解组织，成为该组织的主流派别。
１９６５年１月１日，法塔赫打响武装反抗以色列占领的第一枪，其下属的军事组织“暴风”突击队针对以色列发动了一系列袭击。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至９０年代初的第一次巴勒斯坦起义（因提法达）期间，法塔赫仍在充当着舵手的角色。法塔赫真正进入转型期，是在９０年代初以后。
１９９１年，马德里和会全面启动了中东和平进程，巴解组织与约旦组成联合代表团与会。从这时开始，法塔赫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逐渐趋于温和、务实。１９９３年，巴解组织代表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签署历史性的《奥斯陆协议》，巴以开始进入和谈新时代，法塔赫也顺理成章地由一个武装组织嬗变为一个政治派别。当时，巴勒斯坦正处于以色列控制之下，巴政治呈现真空状态，以法塔赫为主流的巴解组织作为最大的一个政治派别，自然而然填补了这一权力真空，加之当时国际社会的积极支持、巴勒斯坦人的热切期望，法塔赫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上台执政，顺理成章。
哈马斯也走过了一条类似的武装斗争道路，但与法塔赫相比，其结局远非那么幸运。
哈马斯进入巴勒斯坦政坛，实际上是对老牌政党法塔赫直接发起的挑战。所以，此后发生的一切矛盾冲突，均是情节发展的必然，也是可以预料的。
哈马斯难脱困境
哈马斯先天不足，后天又营养不良，注定了它执政道路的艰难。
哈马斯自成立以来，一直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没有严密的组织机构，没有完整的政治纲领，也没有一批训练有素的政治家队伍，没有足够的政治经验，甚至在选举之前，哈马斯也没能拿出一个像样的竞选纲领。胜利来得如此突然，哈马斯竟有些措手不及。
没有及时调整战略，是哈马斯的一大失误。说起哈马斯，人们很容易就联想到自杀爆炸，联想到极端而恐怖的暴力行动。作为一个政治派别的哈马斯，身上还披挂着很浓烈的暴力和强硬色彩。进入政治生活之后，哈马斯也没有及时转换角色，调整战略，其领导人仍在不时发表一些措辞强硬的讲话。
而来自各方的对哈马斯的挤压，也使得它的生存空间几近丧失。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明确表示，除非哈马斯放弃暴力活动，承认以色列，接受巴以之间签署的所有协议，否则将限制甚至终止与巴民族权力机构的外交和经济关系。迄今，只有俄罗斯和土耳其公开与哈马斯进行过接触。
由于美国等一些主要援助方一直没有恢复对巴勒斯坦的财政援助，哈马斯政府的财政已到了崩溃边缘。有这样一则报道：位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银行由于担心美国的制裁，都不敢让哈马斯政府官员提取现金。无奈之下，外长扎哈尔只得前往埃及，募集了２０００万美元现金，装在一个手提箱里带回加沙，以解燃眉之急。
普通巴勒斯坦人更是很快尝到了当初的不理智所带来的苦果。封锁、制裁、失业，使得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比原来还要糟。于是，对哈马斯的不满开始表现出来。
阿巴斯已宣布将“狱中协议”的全民公决日期定在７月２６日，不过，双方目前还在进行充分对话，弥合分歧，求得共识。几近白热化的巴内部局势暂时得以缓和。但可以预料的是，即使这次“狱中协议”危机得以化解，哈马斯也难以真正走出困境。
如果说，在今年１月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哈马斯击败法塔赫这一颇有戏剧性的结局出乎许多人意料的话，那么此后双方发生的一系列摩擦和争斗却在多数人的意料之中。哈马斯上台之后遭遇的困境，是历史的必然。
“狱中协议”引发危机
今年５月，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巴勒斯坦各派别领导人联名签署了一份１８点建议方案的“狱中协议”，其中包括在１９６７年被占领土上建立巴勒斯坦国、组建联合政府、承认以色列国等条款。这一协议一经公布，立刻引起哈马斯的强烈反应。为此，阿巴斯与哈马斯领导人进行对话，试图说服哈马斯接受这一协议。５月２５日，阿巴斯向哈马斯发出“最后通牒”，称如果哈马斯在１０天之内不接受这份事关民族前途的“狱中协议”，他将决定在４０天内就其进行全民公决。这一通牒将哈马斯逼入两难境地。
按照阿巴斯的解释，举行全民公决是为了借此消除巴内部分歧，缓解西方对巴勒斯坦的经济封锁和政治抵制，并为重启巴以和谈创造条件。
但是，哈马斯却不这么认为。哈马斯高级领导人马斯里说，阿巴斯的这一决定是“一场针对哈马斯领导的巴自治政府的政变”。哈马斯拒绝公决，巴勒斯坦人也应抵制这次公决。
在这一问题上，哈马斯表现出了空前的一致。在叙利亚的哈马斯官员也表示，将尽一切努力阻止全民公决；即使举行公决，哈马斯也不会承认或接受任何公决结果。狱中参与起草协议的哈马斯成员也表示退出协议。一名被关押的哈马斯高级官员在加沙发表声明，指责阿巴斯“令人难以接受地滥用这一文件”，试图以此达到政治目的。
阿巴斯也不退让，义正辞严地说：“作为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我有权履行宪法赋予的权力和责任，要求对一个事关全民族命运的协议进行全民公决。”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哈马斯与法塔赫的街头对抗也愈演愈烈。近一个月来，已有约２０人被打死。
其实，“狱中协议”不过是一个导火索，所反映出的却是巴内部的派别斗争，以及这种斗争之后隐藏的更深层次的矛盾焦点。说阿巴斯想颠覆哈马斯政权，这种猜测并不过分。
法塔赫不想退让
三年前，在哈马斯还未形成政治气候的时候，一名哈马斯领导人就直言不讳地表示：哈马斯正在进行“全面准备”，以“领导”巴勒斯坦人民，哈马斯将通过选举而不是武力来实现这一目标。
三年后预言成真，哈马斯击败法塔赫，成为执政党。
哈马斯是一个激进组织，有武装派别，也有政治派别，界限并不清楚。但哈马斯的确有政治野心，其代表的是巴勒斯坦一股强硬的社会势力。
对哈马斯来说，赢得选举不仅实现了参政的政治夙愿，还披上了一层保护色，使它从一个在野的武装派别、一个被列入恐怖组织黑名单的激进组织，成为一个执政党。
不过，哈马斯上台确是巴勒斯坦人非理性选择的结果。几年来的暴力冲突，使哈马斯所代表的一种反抗精神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加之民众对法塔赫和巴民族权力机构的失望和不满，使许多巴勒斯坦人把选票投给了哈马斯。
至于法塔赫，更是从心里不能接受哈马斯赢得选举这一事实。１９６４年至２００６年，法塔赫几乎控制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所有巴政治派别，稳稳掌控着巴政坛。这一次，是它第一次被逐出权力中心，而且是那么突然，那么不留情面，对毫无思想准备的法塔赫来说，的确非常残酷。法塔赫不甘自己打下的江山就这样轻易地拱手让给哈马斯。
全民公决是阿巴斯打出的一张大牌。如果哈马斯接受“狱中协议”，就意味着彻底改变其政治纲领，意味着他必须承认以色列，并接受巴以先前的和平协议，这些都是哈马斯不可逾越的“红线”。对“狱中协议”的全民公决，很可能演变成对哈马斯的全民公决，协议一旦通过，哈马斯的处境将愈加被动。这也是哈马斯拒绝全民公决的原因所在。阿巴斯办公室官员表示，只要哈马斯认同“狱中协议”，就算是在全民公决的前一天，他也可以下令停止公决。
相似的历史 不同的命运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哈马斯和法塔赫，有很多有意思的现象。这两个派别都靠武装斗争起家，进而又从一个武装派别转而成为政治派别。所不同的是，法塔赫当年适逢天时地利，顺顺当当完成了这样一个历史过渡，成为主导巴勒斯坦的政治力量，而哈马斯却没有这样的运气。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０日，二十多名巴勒斯坦青年在科威特秘密集会，建立起了“法塔赫”，鲜明地打出了武装斗争的旗帜。阿拉法特是其创始人之一。１９６４年法塔赫又加入巴解组织，成为该组织的主流派别。
１９６５年１月１日，法塔赫打响武装反抗以色列占领的第一枪，其下属的军事组织“暴风”突击队针对以色列发动了一系列袭击。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至９０年代初的第一次巴勒斯坦起义（因提法达）期间，法塔赫仍在充当着舵手的角色。法塔赫真正进入转型期，是在９０年代初以后。
１９９１年，马德里和会全面启动了中东和平进程，巴解组织与约旦组成联合代表团与会。从这时开始，法塔赫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逐渐趋于温和、务实。１９９３年，巴解组织代表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签署历史性的《奥斯陆协议》，巴以开始进入和谈新时代，法塔赫也顺理成章地由一个武装组织嬗变为一个政治派别。当时，巴勒斯坦正处于以色列控制之下，巴政治呈现真空状态，以法塔赫为主流的巴解组织作为最大的一个政治派别，自然而然填补了这一权力真空，加之当时国际社会的积极支持、巴勒斯坦人的热切期望，法塔赫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上台执政，顺理成章。
哈马斯也走过了一条类似的武装斗争道路，但与法塔赫相比，其结局远非那么幸运。
哈马斯进入巴勒斯坦政坛，实际上是对老牌政党法塔赫直接发起的挑战。所以，此后发生的一切矛盾冲突，均是情节发展的必然，也是可以预料的。
哈马斯难脱困境
哈马斯先天不足，后天又营养不良，注定了它执政道路的艰难。
哈马斯自成立以来，一直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没有严密的组织机构，没有完整的政治纲领，也没有一批训练有素的政治家队伍，没有足够的政治经验，甚至在选举之前，哈马斯也没能拿出一个像样的竞选纲领。胜利来得如此突然，哈马斯竟有些措手不及。
没有及时调整战略，是哈马斯的一大失误。说起哈马斯，人们很容易就联想到自杀爆炸，联想到极端而恐怖的暴力行动。作为一个政治派别的哈马斯，身上还披挂着很浓烈的暴力和强硬色彩。进入政治生活之后，哈马斯也没有及时转换角色，调整战略，其领导人仍在不时发表一些措辞强硬的讲话。
而来自各方的对哈马斯的挤压，也使得它的生存空间几近丧失。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明确表示，除非哈马斯放弃暴力活动，承认以色列，接受巴以之间签署的所有协议，否则将限制甚至终止与巴民族权力机构的外交和经济关系。迄今，只有俄罗斯和土耳其公开与哈马斯进行过接触。
由于美国等一些主要援助方一直没有恢复对巴勒斯坦的财政援助，哈马斯政府的财政已到了崩溃边缘。有这样一则报道：位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银行由于担心美国的制裁，都不敢让哈马斯政府官员提取现金。无奈之下，外长扎哈尔只得前往埃及，募集了２０００万美元现金，装在一个手提箱里带回加沙，以解燃眉之急。
普通巴勒斯坦人更是很快尝到了当初的不理智所带来的苦果。封锁、制裁、失业，使得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比原来还要糟。于是，对哈马斯的不满开始表现出来。
阿巴斯已宣布将“狱中协议”的全民公决日期定在７月２６日，不过，双方目前还在进行充分对话，弥合分歧，求得共识。几近白热化的巴内部局势暂时得以缓和。但可以预料的是，即使这次“狱中协议”危机得以化解，哈马斯也难以真正走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