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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限制地方融资平台方面的政策近两年密集出台，去年底，财政部联合发改委、央行、银监会发布了《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今年5月，银监会又出台《关于加强2013年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要求各银行控制地方平台贷款总量，不得新增融资平台贷款规模。
银监会更明确提出警示：金融机构应审慎持有融资平台债券，防范融资平台变相融资。并要求商业银行严格限制地方通过集资、BT等方式举债，或者通过财务公司、信托公司等违规举借政府性债务。
随着国家收紧银根，变相融资已成为地方政府弥补资金缺口的重要手段。
政策收紧 花样翻新
尽管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成共识，但学界仍在担忧，不受限制的地方政府借款可能导致通胀蔓延和金融系统出现更多问题贷款的风险。在银行严格按照“总量控制”原则收紧平台贷款之际，需警惕因变相融资花样翻新而带来的地方债务规模扩大以及风险积聚。
业界人士分析，随着银行贷款、发债等融资平台传统筹资渠道的收窄，大量资产不足、偿债能力差的融资平台已经被列入“退出类”行列。为扩充“钱袋”，一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花样翻新，“借道”信托、融资租赁等非金融机构变相举债筹资。
虽然金融机构控制授信额度，但是政府融资平台如果有未担保的固定资产或土地储备，银行仍愿意与之合作。如记者在湖北麻城采访时发现，分管土地、城建的副市长戴昌远兼任麻城城投董事长，他在2013年1月26日至28日连续运作，获得了约1800亩政府“划拨”的土地。有了这些土地，也就等于有了获得银行信贷的资本。
如果没有政府注入的固定资产或土地储备，一般融资平台的融资渠道会很窄，从而导致地方政府把目光投向融资成本较高的非金融机构。
信托融资 财政兜底
由于银行授信额度有限，城投债发行面临严格审查，在成本可控条件下借助信托途径融资成为现实选择。中国信托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信托对政府主导的基础产业配置比例为25.78%，即在8.73万亿元信托资产规模中占据了2.11万亿元；配置比例同比提高3.93个百分点。
中国信托网的数据表明，6月中旬以来，政府基建类信托产品发售依然密集。重庆大晟资产经营集团发售了2亿元的信托融资产品；新沂市（县级）城投公司则拿出4块抵押土地作为抵押，发售了3亿元的信托产品；江苏丰县经开区投资公司则拿出房产和土地作双重抵押融了1.5亿元；安徽六安新城建设公司拥有大量土地储备，他们也是用土地作抵押融资2亿元，对该项信托产品，六安市承接产业转移集中示范园区管理委员会承诺还款。
阜阳市城南新区建投公司用139亩土地作抵押也发售了2亿元的信托贷款。该公司刚成立才几个月，就已经把融资工作做得风风火火。2013年，该公司计划用于融资的土地共3387亩，他们拿出1800多亩土地与中国银行合作，贷款5亿元；拿出1500多亩土地与兴业银行合作，贷款5亿元。该公司今年计划与多家主要商业银行合作，以土地抵押、城投担保、财政担保等方法融资，其计划融资规模高达20多亿元。这些融资项目大都约定由市财政兜底偿还。此外，他们还通过中融国际集合信托融资3亿元、中信信托融资1亿元，其年利率高达13%！即便成本很高，该公司仍有6.5亿元的信托融资计划。
阜阳市城南新区建投公司财务处长笪某告诉记者：“我们在信托方面很严谨，成本太高，不是迫不得已，我们是不愿意做的”。
变相融资 风险积聚
近日，国家审计署公布的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一些地方存在着较为突出的变相融资现象，包括信托贷款、融资租赁、BT等七种主要方式。这些方式融资方式成本普遍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蕴含较大风险隐患。
6月27日，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指出，一些地方变相融资现象突出，部分地区债务增长较快。其中，负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的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最高达189%。审计署近期公布的数字显示，2011年至2012年，一些地方此类变相融资总额高达2180.87亿元，占这些地区两年间新举借债务总额的15.82%。审计署指出，这些融资方式隐蔽性强，不易监管，且筹资成本普遍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蕴含新的风险隐患。
审计署同时公布，有不少地区的融资平台公司以转为“退出类平台”为由，少统计政府性债务，从而脱离债务监管，隐蔽变相融资，更加让地方政府举债不透明。地方政府此举虽然缓解了暂时的还债压力，却使整体负债率水涨船高，从而埋下了债务风险将来集中爆发的隐患。
而“中国式影子银行”的兴起，也为地方融资平台提供了变相融资的机会，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通过资金运作，已将很大一部分社会资金融入到地方融资平台项目中。
投融资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中央控制地方发行债券，地方政府没有办法从正规渠道获取足够资金，为了追逐政绩，只能通过各种变相融资手段来获取所需资金，以投资带增长，这大大加剧了地方债务风险。业内专家普遍认为，要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消除地方政府将债务风险延后的倾向，投融资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兼首席经济师范剑平告诉记者：“未来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第一步，是要实行全口径实时跟踪，将所有地方债务，不管是贷款还是债券，都要纳入政府债务统计范围内。”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的分析则认为，随着地市级以及区县级平台公司业务的大幅增加，表外资产成为不良资产的风险越来越高，压缩区县级平台贷，通过表内融资取而代之，更加便于监管。
也有观点认为，缓释地方债务风险，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在地方投资中激活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市场化地利用社会资金。长远来看，地方政府广为倚重的城投债，应当向权责更为明确、信息披露更为充分的市政债转变，如此才能为将来的城镇化以及公用事业投入，筹集到周期更长、成本较低的民间资金。对于地方政府变相融资的风险，监管部门应当高度关注，既要将其纳入到日常监测范围并进行动态跟踪监测，又要对其可能产生的后续影响进行评估和制定预案。
银监会更明确提出警示：金融机构应审慎持有融资平台债券，防范融资平台变相融资。并要求商业银行严格限制地方通过集资、BT等方式举债，或者通过财务公司、信托公司等违规举借政府性债务。
随着国家收紧银根，变相融资已成为地方政府弥补资金缺口的重要手段。
政策收紧 花样翻新
尽管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成共识，但学界仍在担忧，不受限制的地方政府借款可能导致通胀蔓延和金融系统出现更多问题贷款的风险。在银行严格按照“总量控制”原则收紧平台贷款之际，需警惕因变相融资花样翻新而带来的地方债务规模扩大以及风险积聚。
业界人士分析，随着银行贷款、发债等融资平台传统筹资渠道的收窄，大量资产不足、偿债能力差的融资平台已经被列入“退出类”行列。为扩充“钱袋”，一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花样翻新，“借道”信托、融资租赁等非金融机构变相举债筹资。
虽然金融机构控制授信额度，但是政府融资平台如果有未担保的固定资产或土地储备，银行仍愿意与之合作。如记者在湖北麻城采访时发现，分管土地、城建的副市长戴昌远兼任麻城城投董事长，他在2013年1月26日至28日连续运作，获得了约1800亩政府“划拨”的土地。有了这些土地，也就等于有了获得银行信贷的资本。
如果没有政府注入的固定资产或土地储备，一般融资平台的融资渠道会很窄，从而导致地方政府把目光投向融资成本较高的非金融机构。
信托融资 财政兜底
由于银行授信额度有限，城投债发行面临严格审查，在成本可控条件下借助信托途径融资成为现实选择。中国信托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信托对政府主导的基础产业配置比例为25.78%，即在8.73万亿元信托资产规模中占据了2.11万亿元；配置比例同比提高3.93个百分点。
中国信托网的数据表明，6月中旬以来，政府基建类信托产品发售依然密集。重庆大晟资产经营集团发售了2亿元的信托融资产品；新沂市（县级）城投公司则拿出4块抵押土地作为抵押，发售了3亿元的信托产品；江苏丰县经开区投资公司则拿出房产和土地作双重抵押融了1.5亿元；安徽六安新城建设公司拥有大量土地储备，他们也是用土地作抵押融资2亿元，对该项信托产品，六安市承接产业转移集中示范园区管理委员会承诺还款。
阜阳市城南新区建投公司用139亩土地作抵押也发售了2亿元的信托贷款。该公司刚成立才几个月，就已经把融资工作做得风风火火。2013年，该公司计划用于融资的土地共3387亩，他们拿出1800多亩土地与中国银行合作，贷款5亿元；拿出1500多亩土地与兴业银行合作，贷款5亿元。该公司今年计划与多家主要商业银行合作，以土地抵押、城投担保、财政担保等方法融资，其计划融资规模高达20多亿元。这些融资项目大都约定由市财政兜底偿还。此外，他们还通过中融国际集合信托融资3亿元、中信信托融资1亿元，其年利率高达13%！即便成本很高，该公司仍有6.5亿元的信托融资计划。
阜阳市城南新区建投公司财务处长笪某告诉记者：“我们在信托方面很严谨，成本太高，不是迫不得已，我们是不愿意做的”。
变相融资 风险积聚
近日，国家审计署公布的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一些地方存在着较为突出的变相融资现象，包括信托贷款、融资租赁、BT等七种主要方式。这些方式融资方式成本普遍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蕴含较大风险隐患。
6月27日，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指出，一些地方变相融资现象突出，部分地区债务增长较快。其中，负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的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最高达189%。审计署近期公布的数字显示，2011年至2012年，一些地方此类变相融资总额高达2180.87亿元，占这些地区两年间新举借债务总额的15.82%。审计署指出，这些融资方式隐蔽性强，不易监管，且筹资成本普遍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蕴含新的风险隐患。
审计署同时公布，有不少地区的融资平台公司以转为“退出类平台”为由，少统计政府性债务，从而脱离债务监管，隐蔽变相融资，更加让地方政府举债不透明。地方政府此举虽然缓解了暂时的还债压力，却使整体负债率水涨船高，从而埋下了债务风险将来集中爆发的隐患。
而“中国式影子银行”的兴起，也为地方融资平台提供了变相融资的机会，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通过资金运作，已将很大一部分社会资金融入到地方融资平台项目中。
投融资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中央控制地方发行债券，地方政府没有办法从正规渠道获取足够资金，为了追逐政绩，只能通过各种变相融资手段来获取所需资金，以投资带增长，这大大加剧了地方债务风险。业内专家普遍认为，要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消除地方政府将债务风险延后的倾向，投融资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兼首席经济师范剑平告诉记者：“未来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第一步，是要实行全口径实时跟踪，将所有地方债务，不管是贷款还是债券，都要纳入政府债务统计范围内。”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的分析则认为，随着地市级以及区县级平台公司业务的大幅增加，表外资产成为不良资产的风险越来越高，压缩区县级平台贷，通过表内融资取而代之，更加便于监管。
也有观点认为，缓释地方债务风险，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在地方投资中激活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市场化地利用社会资金。长远来看，地方政府广为倚重的城投债，应当向权责更为明确、信息披露更为充分的市政债转变，如此才能为将来的城镇化以及公用事业投入，筹集到周期更长、成本较低的民间资金。对于地方政府变相融资的风险，监管部门应当高度关注，既要将其纳入到日常监测范围并进行动态跟踪监测，又要对其可能产生的后续影响进行评估和制定预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