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作为政治经济学家的恩格斯在今天并未受到重视,他的光芒被马克思遮蔽。恩格斯对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历史所做的研究以及他对于马克思主要著作的完成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经常被人们忽视。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启发了马克思,使其走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道路。恩格斯在其早期文本中就已经论及了资本主义大转型。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始于恩格斯,因为是恩格斯首次阐发了核心批判要点:现代经济发展中导致危机一再发生的资本主义的独特动力并非自然过程,但却表现为自然过程。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阐发了现代雇佣工人“双
【机 构】
：
兰卡斯特大学,英国兰卡斯特LA14YW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荷兰阿姆斯特丹1011-1109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为政治经济学家的恩格斯在今天并未受到重视,他的光芒被马克思遮蔽。恩格斯对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历史所做的研究以及他对于马克思主要著作的完成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经常被人们忽视。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启发了马克思,使其走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道路。恩格斯在其早期文本中就已经论及了资本主义大转型。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始于恩格斯,因为是恩格斯首次阐发了核心批判要点:现代经济发展中导致危机一再发生的资本主义的独特动力并非自然过程,但却表现为自然过程。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阐发了现代雇佣工人“双重自由”的命题,这比马克思要早得多。恩格斯很早就注意到商业危机和商业周期的新现象并且先于马克思对工业发展的长短波进行研究。恩格斯将马克思遗留的手稿整理成《资本论》,他的贡献远不只是使马克思的理论通俗化,他对于马克思理论问题的理解,远比他之后所有哲学评论家更清晰和敏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再感谢恩格斯的启发和开拓工作。对马克思而言,恩格斯一直都是最重要的启发者和批评者。
其他文献
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是促进国际民商事交往的重要保障。《民事诉讼法》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规定内容简略,未形成完整体系,司法解释零散,不足以弥补立法的缺失,导致司法审判实践在互惠关系认定、外国判决适当性审查、程序正当性判定等重要问题处理上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民事诉讼法》有必要在互惠关系认定上确定法律互惠的判断标准,建立外国法院管辖权审查的间接管辖权制度,细化判决终局性认定规则,明确界定正当程序规范的范围,厘清程序正当性与公共政策的边界。
对于不公开审理的刑事案件,为了最大限度满足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切实提升裁判公信力,一方面必须严格限定不公开的范围,另一方面应当建立有限的过程公开和结果公开机制。在严格限定不公开的范围方面,对于案件个别事实、证据涉密或者个别情节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可以对该部分庭审不公开审理,对其他部分应当公开审理;对于被告人涉数罪的案件,仅个别罪名依法不公开审理的,对其他罪名应当公开审理;对于未成人与成年人共同实施的犯罪案件,应当充分运用分案审理机制,对未成年人不公开审理,对成年人公开审理。在司法过程公开方面,在开庭前应当
PPP模式依托其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有效降低项目整体成本的优势,近年来被视为支撑我国经济短期稳定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实践中由于项目效益不确定性、成本与收益跨期性、博弈多阶段性等多种因素交互影响,造成PPP模式收益异化、主体成本与收益背离等问题。PPP模式收益在参与主体之间合理分配关系到社会资本的有效参与程度,也是缓解政府债务压力和保证项目顺利推进的关键要素。研究发现,PPP模式下,全生命周期内公私双方利益动态均衡的条件就是各自边际贡献因子均等,即每增加社会资本方一元钱的投资成本和服务质量所带来的收益
近年来,随着去杠杆进程的加快,信用风险在民营企业中不断积聚。曾经的“中国养猪第一股”雏鹰农牧,因债务危机于2019年10月黯然退市。雏鹰农牧的退市是2008年以来市场盛行的债务扩张驱动增长模式下,民营企业利用宽松的信用环境过度外部融资、盲目无序投资、脱实向虚投机经营失败,继而被市场淘汰的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加杠杆融资“搏快钱”,脱离主营业务冲动投资,忽视经营主体盈利能力,致企业陷入债务危机,正是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宽松信用环境下民营企业在债券市场上屡有违约的深刻教训。民营企业应当如何规避信用风险呢?首先民营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我国经济快速摆脱了金融危机的阴影,步入了经济快速发展轨道。但与此同时,系统性金融风险也在各经济部门逐渐聚集。面对我国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特别是去杠杆政策的施行,对于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意义重大。相应的政策建议:对于房地产行业,应完善房地产价格长效调控机制;对于政府部门,应纠正财权事权错配,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对于企业部门,应改善企业经
中国制度之所以具有应对风险挑战、克服艰难险阻的强大制度威力,之所以具有动员社会力量、凝聚人民群众的强大制度魅力,从根本意义上说,是由于这一制度具有厚重的文化底蕴和文化自信。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赋予中国制度以坚定的立场自信;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赋予中国制度以鲜明的价值自信;人民群众的认同拥护,赋予中国制度以鲜明的力量自信。同时,中国制度之治的文化自信,具有内生性的鲜明特质。
对崛起中的大国而言,构建适合自己的国家和全球治理规则、实现国内外规则良性互动是长期的艰巨的战略任务。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趋势不断深入,国家将面临更多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如何协调管理好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的关系,推动国内规则和国际规则的统筹建设,不仅关涉国家的身份,也影响到国家的未来发展。李明月博士的《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的互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一书给出了规则互动的管控方案,深刻论述了崛起的大国如何学习和利用国际规则推动国内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如何构建国际规则以缓解崛起所面临的内外挑战,同时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更自觉地把握,是合乎规律性和合乎目的性的统一;是认识和解决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的需要,实现了理论与实际的统一;是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典范,彰显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在实践中的统一。解读其中的哲学意蕴,对于学懂、弄通、做实这一重大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把制度治理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二者结合起来,制度治理是全面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重要保障力量,这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制度治理贯穿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体现在新时代各领域制度建设的各个方面;三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制度治理的关键是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从而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提供核心领导主体、健康组织载体和良好政治生态环境保障。
如何评价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问题”,人们好像几乎没有停止过对恩格斯的怀疑,有人甚至指责恩格斯从未提供过任何属于自己的独立的东西。霍尔斯特·乌尔里希(Horst Ullrich)认为,所有这些人的看法并不新鲜,只不过是旧调重弹,是当年谢林拥护者和天主教神学家对恩格斯宣战的延续,是这些人费尽心思地小看恩格斯反谢林论战文章的意义与作用所导致的成见。唯有客观地正视恩格斯针对谢林哲学的论文及其历史作用,我们才能真正从起点和源头处辨明恩格斯在反谢林哲学斗争中发挥的先锋作用,真正理解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