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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90年代至今，官场小说异军突起，并形成了文坛不容忽视的热闹景象。然而，表面上丰富多彩的官场小说在叙事策略层面却遵循着某些固定套路：一个腐败中心、一段多角恋爱、一个邪不压正的团圆结局构成了官场小说的基本叙事模式。李天岑的长篇小说《平安夜的玫瑰》也未能跳出这一窠臼。但不同以往的是，作者对经典文本《水浒传》中潘金莲的故事进行创造性戏仿的同时，巧妙运用了民间段子，构成了小说中众声喧哗却又内在和谐的场景，使以官场为空间的小说艺术不至于停留在展示权术的层面。
关键词： 官场小说 戏仿 段子
针对清末官场小说，鲁迅下过这样的断语：“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编，即千篇一律。”[1]将这一评价放置到新时期以来集束出现的官场小说上，估衡其艺术价值，仍然具有有效性。尤其是90年代以来，以官场为空间的省部长系列小说、秘书系列小说、大院系列小说层出不穷，在文学遇冷的大环境下升温走俏。然而，官场小说的叙事策略其实并不复杂，基本围绕一个腐败的权力中心展开，存在正面或负面的两股势力，再加上作为润色的三角恋情和作为插科打诨的派系斗争，大致可以概括官场小说的基本元素。因此，不难理解这种满足于追求热闹、编造故事的套版小说为何仅仅停留在了展示权术、诲淫诲盗的层面。长篇小说《平安夜的玫瑰》虽然没能跳脱上述窠臼，但作家的慧心体现在对经典文本《水浒传》的戏仿、对耳熟能详的潘金莲的故事巧妙转化、以及对方言俗语和民间段子的灵活运用上。前文本意义的位移和改变指向了家庭伦理的瓦解，而市井百态的狂欢化表达则寓意着民间道义的消散。作家以此指陈时弊、喻世劝世，昭示着作家对当下生活的思考和判断。
戏仿：一出带笑的悲剧
有学者将戏仿定义为：“是一种对原作的游戏式调侃式的模仿从而构造新文本的符号实践。”[2]但这一概念则无法解释李天岑戏仿手法的警世效果。作家巧妙地转化了读者耳熟能详的传统文学资源，借鉴并改写了作为旁枝末节出现在《水浒传》中的潘金莲的故事，使经典文本与其小说形成悖逆对立，呈现反讽效果。《平安夜的玫瑰花》在结构上与《水浒传》中潘金莲的故事基本保持平行和对应，但在人物命运的走向上却与前文本（pre-text）形成悖逆关系，它所产生的美学效果不仅远远超出了喜剧和闹剧的范畴，同时具有了悲剧感和现实批判性。
作家对戏仿手法的运用首先体现在其对主要人物关系的设置上。在小说中有三组较为主要的人物关系，即夏玉莲和武大楼的夫妻关系、夏玉莲和婵树林的情人关系以及夏玉莲和武小房的叔嫂关系。这三组关系在《水浒传》中可以找到原型：
潘金莲——武大郎→夏玉莲——武大楼
潘金莲——西门庆→夏玉莲——婵树林
潘金莲——武二郎→夏玉莲——武小房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这三组人物关系构成了小说情节发展的主要线索，并撑起了叙述的基本框架。其次，核心人物夏玉莲和潘金莲在早年经历、人格心性和人生道路选择等多个层面上具有相似性。一、早年丧父的不幸是两人命运的共同起点。夏玉莲随母亲改嫁，而潘金莲则被张大户收为使女。后因与“继父”有不伦之情，并东窗事发，被扫地出门。二、深重的下嫁之感埋下了婚变的种子。夏玉莲进城打工和游走于数任老板之间的城市经历使返乡的她具备了某种优越心理，因而她始终对“一无根，二无秧，根本没有什么靠山”的武大楼心有不满；带着丰厚嫁妆出门的潘金莲对其貌不扬的武大郎更是根本看不上眼。三、心性和人格的境界决定了她们类似的人生选择。两人从来没有打算“自立”，而是靠着发卖身体傍上男人养活自己。作者对核心人物进行雷同性的设置，目的在于为悖逆因素的出场做铺垫。此外，这两部小说的主题层面也有一定的相似性，都试图通过对堕落人生的描写，折射金钱和淫欲对人性的扭曲，达到揭示人性被异化的主题。
然而，互文性戏仿的本质在于在于通过创造悖逆对立的元素呈现反讽的审美效果。为了凸显反讽效果，作者有意通过小说人物提醒读者“武大楼的武也是武大郎的武”，以此来调动读者已有的阅读经验。互文性戏仿带来的独特美学效果也是使这部作品不同于以往官场小说的特别之处。表现在，作家别具慧心地改写了围绕在核心女性周围的男性形象。武大楼坐实了妻子夏玉莲与婵树林偷情的事实后不仅没有畏葸躲避，反而对婵树林强加要挟，逼迫婵树林公权私用，之于婵树林俨然成了说一不二的权威。婵树林身为一县之长却因为担心丢掉乌纱帽，而任由武大楼和夏玉莲摆布，以至沦为武大楼夫妻两人的傀儡。如果说，武大楼和婵树林命运的逆转让人觉得滑稽可笑的话，那么武小房性格中“忠”的缺失则令人唏嘘感叹。忠表达的是家国之中垂直的伦理关系，具体表现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这具有先后顺序的五伦。在长兄为父的伦理观念支配下，行者武松知道哥哥武大郎屈辱后的最直接反应就是代兄复仇——血溅鸳鸯楼便是武松品质中“忠”的表征。然而，李天岑笔下的武小房却是个灰色人物，忠或不忠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东西。他能够在发现夏玉莲与人偷情的第一时间通知武大楼，也可以不顾武大楼的感受迎娶哥哥的前妻夏玉莲。武小房与武大楼的一段话颇令人玩味：
武大楼又扭过身子面朝武小房吼着：“她就是潘金莲转世你也该学学武二郎呀，不能乱了人伦！”
武小房“吞”一笑说：“我才不学二武松哩，二武松是个另类。”
武二郎在武小楼的眼里成了“二武松”——一个不识时务的角色。显然，武小楼的选择依据的是现实需要，而不是根据是非善恶来决定自己的走向。
通过互文性戏仿的手法，作家在表层文本和深层文本之间创造了悖逆冲突，使小说《平安夜的玫瑰》相较于其前文本表现出了英雄的悲壮命运与灰色人物的卑琐生活之间的强烈反差，小说批判现实、讽喻社会的目的也因此彰显。
段子：探究病灶的入口
新时期以来，官场题材小说近乎成为一种具有贯穿性的文学形态。从早期以柯文路为代表改革小说到以刘震云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从“三驾马车”领军的“社会主义冲击波”再到张平、周梅森等人的“主旋律小说”，以权力为视点、以官场为空间的官场题材小说层出不穷，这一趋势直到近年来依然方兴未艾。作家——作为文人中的文人，选择集束式地站庙堂之外描写官场风云，这一现象本身就足以令人玩味。一方面，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促使他们指陈时弊，使他们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缺陷、官员腐败、民生民情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另一方面，从创作主体的心理层面出发来反思这一现象，写官场与写改革则成为了文人参与官方话语的一种途径。作家“借反腐之机，实际上表征着自我心理对权力畸形渴求爱慕”[3]。这说明，针对同一个问题，有太多关于身份的因素可供思考，因而我们不得不提到李天岑“为官作文”的双栖身份。被誉为“作家书记”的李天岑相较于在野文人来说，由于不把写官场当做通往政坛、宣泄权欲的方式，反而获得了更大的文学创作自由和良好的创作心态。在小说《平安夜的玫瑰花》中，作家將官场视点向下移动直至民间。创作视点的位移不仅使小说呈现了市井百态与市民的生活理想，同时也有利于作家深入到文化结构中深挖社会的病灶。而小说中最能代表民间性的因素表现在作家对民间段子和俗语的恰当运用上。 本文所论述的“段子”“指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说的‘笑料’，……通俗简短、口耳相传、幽默搞笑，是其基本特征”[4]。具体到李天岑的小说中，则主要表现为以男女性事为话题的黄段子和与政治、不良社会现象相关的灰段子这两类。作为一种民间话语的言说方式，段子包含着百姓对民间价值的认同，能够从某一侧面真实地反映文化现象和世情民生，因而也顺理成章地构成了作家呈现平民诉求和民间理想的一种方式。李天岑以段子为契机，以此揭示社会文化心理、反映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人们价值立场坍毁的笔触不在少数。作家通过黄段子刻画欲望男女，将平安夜戏称为“第二个情人节”，并以段子的形式调侃道：
这一夜使不少姑娘变成了婆娘，平安夜过后三天之内紧急避孕药畅销，半月之内早孕尿检试纸畅销，一个月后打胎盛行，十个月后医院妇产科医生最忙……
现实情况确实如此，平安夜进入中国之后变了味道，成了消费的狂欢盛典与年轻人竞相追逐的潮流与时尚。因而，作家颇有意味地把“平安夜”作为叙事的标记。小说中的三次平安夜暗示故事的总长度只跨越了三年时间。正是在转瞬即逝的三年时间之内，戾气与浮躁的社会环境足以使武大楼失智成魔，使婵树林从事业巅峰跌落到谷底，令人叹惋。此外，作家通过灰色段子写官场生态，看到了埋藏在官场之外、深层文化结构之中的病灶。在婵树林尚未高升县长之前，葛贵等地产商便登门造访劝婵树林“活动”，并以庙堂门外汉的身份一语切中官场生态的现状：
当下流行话，身体得活动，当官得活动，不但活动下边还得活动上边。
段子里的“活动”隐喻着找关系、走后门已经成了官场中无人不知的生存法则。此外，葛贵的“谏言”里融合了身体和权力的双重因素，用互文性修辞将男女性事和政治权力挂上钩、将庸俗与严肃嫁接在一起，本身就包含着无权无势的百姓对权力生产方式的一种嘲弄和讽刺。
类似的黄段子和灰段子在小说中比比皆是。一方面，这些段子代表了民间话语对于性和政治等禁忌话题的消解、象征着无权无势的百姓对高高在上的权力的挑戰、同时也“包含着民众对自我身份的某种确认”[5]。
别让玫瑰速朽
官场叙事的核心是塑造官场之中以及围绕在官场周围的人，这不仅要求作家从动作层面描写人物，更进一步对作家是否能够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能够透视其迷惘和焦虑并借由人物呼唤爱、导向善提出了深层要求。李天岑的小说《平安夜的玫瑰花》将“玫瑰花”作为对人性中美好面向的最高象喻，然而代表着爱与善的“玫瑰”却在短短时间内零落成泥。作家长于揭露多变的世情和堕落的人性，却疏于从人物内心深处发现复杂的人性，小说因而缺少了终极关怀的光芒。故事中的“玫瑰”虽然早早凋谢了，但小说能否做到“化作春泥更护花”恐怕才是检验这部作品是否成功的标准。
为了与前文本《水浒传》形成鲜明的悖逆关系以突显讽刺效果，作家在小说中对照西门庆和武大郎设置了婵树林与武大楼这两个人物。但作家忽略了一点，前人施耐庵小说中的形象大多是扁平人物，是某种价值的外显形态，是作者表达自己思想的重要载体，他们的性格具有单一性和稳定性特征。因而，西门庆的霸道淫逸和武大郎的胆小老实的对立面仍然是某种极端性格。这并不是要否定扁平人物的文学价值，处在次要角色位置上的扁平人物不仅有利于促进情节的发展，并且能够帮助读者从纷繁复杂的叙事线索中理清头绪。但前提是，小说中要有能够反映复杂人性的圆形人物，扁平人物才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走上另一种性格极端的婵树林总是处在任人摆布的境地，而武大楼则摇身一变成了“强盗”式的角色。婵树林一贯地软弱，使他始终没有机会反思自己落得如此下场的原因。因此，大难临头他的反应只是“悔恨涌上心头”，“才真正明白了‘女人是祸水’”。首先，婵树林的悔恨只是后悔，与忏悔不同。忏悔指向自我，指向事件的起因和内心的罪恶。后悔则指向事件的结局和外因，意味着后悔主体无法正视自我的软弱。其次，婵树林将自己的失败归结为“女人是祸水”，归结为夏玉莲的过错。我们仿佛看在作者笔下，男权的幽灵穿越历史的隧洞健步而来，女性“替罪羊”神话在现代复活。
男性话语深藏在小说的情节模式之中，揭开其面纱，作家的男性中心立场和狎玩心态便呈现在读者眼前。传统小说中男才女貌的情节模式被虽然作家置换成了“男财”配女貌，不变的是男性作家寄托在女性身上的那些特定价值和意义：女性始终需要攀附在男性身上，不过是供男人作乐的玩物而已。如果说，夏玉莲的形象是作家有意为之的结果，她从每个与自己有交集的男人身上都要“狠捞一把”的行为代表着世态堕落的某一侧面的话，未尝不可以被理解。但小说中包括毛毛、刘翡翠、甚至谢凡在内的所有女性都是如此，她们与男人交往的前提都是可以交换“等价物”，这便是作家潜在的男性中心立场作祟的结果。毛毛是地厂商胡中彩地产公司的公关，接到胡中彩的命令负责“搞定”婵树林。“公关”的含义在当代语境中已经变得相当含混并且暧昧，在李天岑的小说中近乎可以等同于高级妓女。毛毛为了讨婵树林欢心有段这样的台词：“花心练大脑，偷情心脏好，泡妞抗衰老，调情解烦恼”。毛毛若不清楚她口中的“妞”正是自己，那实在令人觉得同情又滑稽；毛毛若对此心知肚明，那便更令人心生寒意了。
结论
李天岑的小说《平安夜的玫瑰花》戏仿了经典文本《水浒传》中潘金莲故事，同时运用民间段子营造了一出带笑的悲剧。诚然，判断一部作品是否成功的标准是多元的，甚至就像沪上评论家吴亮所说，没有什么道理不过喜好而已。但回顾那些堪称经典的作品，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具备了一定的思想深度和原创性。由于作家选择的文本结构方式和潜在的男性中心立场等原因，《平安夜的玫瑰花》错失了发掘人性深度的机会，并最终影响了作品的批判力度。对作家和读者来说，这无疑是一种遗憾。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93.
[2]汪民安.文化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378.
[3]王建仓.当下官场小说的叙事症候[J].小说评论，2008（6）.
[4]杜伟伟，姜剑云.段子管窥[J].中国俗文化研究（第5辑），成都：巴蜀书社，2008：254.
[5]吴高泉.抵抗与规训——黄段子灰段子与红段子的意识形态话语分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
关键词： 官场小说 戏仿 段子
针对清末官场小说，鲁迅下过这样的断语：“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编，即千篇一律。”[1]将这一评价放置到新时期以来集束出现的官场小说上，估衡其艺术价值，仍然具有有效性。尤其是90年代以来，以官场为空间的省部长系列小说、秘书系列小说、大院系列小说层出不穷，在文学遇冷的大环境下升温走俏。然而，官场小说的叙事策略其实并不复杂，基本围绕一个腐败的权力中心展开，存在正面或负面的两股势力，再加上作为润色的三角恋情和作为插科打诨的派系斗争，大致可以概括官场小说的基本元素。因此，不难理解这种满足于追求热闹、编造故事的套版小说为何仅仅停留在了展示权术、诲淫诲盗的层面。长篇小说《平安夜的玫瑰》虽然没能跳脱上述窠臼，但作家的慧心体现在对经典文本《水浒传》的戏仿、对耳熟能详的潘金莲的故事巧妙转化、以及对方言俗语和民间段子的灵活运用上。前文本意义的位移和改变指向了家庭伦理的瓦解，而市井百态的狂欢化表达则寓意着民间道义的消散。作家以此指陈时弊、喻世劝世，昭示着作家对当下生活的思考和判断。
戏仿：一出带笑的悲剧
有学者将戏仿定义为：“是一种对原作的游戏式调侃式的模仿从而构造新文本的符号实践。”[2]但这一概念则无法解释李天岑戏仿手法的警世效果。作家巧妙地转化了读者耳熟能详的传统文学资源，借鉴并改写了作为旁枝末节出现在《水浒传》中的潘金莲的故事，使经典文本与其小说形成悖逆对立，呈现反讽效果。《平安夜的玫瑰花》在结构上与《水浒传》中潘金莲的故事基本保持平行和对应，但在人物命运的走向上却与前文本（pre-text）形成悖逆关系，它所产生的美学效果不仅远远超出了喜剧和闹剧的范畴，同时具有了悲剧感和现实批判性。
作家对戏仿手法的运用首先体现在其对主要人物关系的设置上。在小说中有三组较为主要的人物关系，即夏玉莲和武大楼的夫妻关系、夏玉莲和婵树林的情人关系以及夏玉莲和武小房的叔嫂关系。这三组关系在《水浒传》中可以找到原型：
潘金莲——武大郎→夏玉莲——武大楼
潘金莲——西门庆→夏玉莲——婵树林
潘金莲——武二郎→夏玉莲——武小房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这三组人物关系构成了小说情节发展的主要线索，并撑起了叙述的基本框架。其次，核心人物夏玉莲和潘金莲在早年经历、人格心性和人生道路选择等多个层面上具有相似性。一、早年丧父的不幸是两人命运的共同起点。夏玉莲随母亲改嫁，而潘金莲则被张大户收为使女。后因与“继父”有不伦之情，并东窗事发，被扫地出门。二、深重的下嫁之感埋下了婚变的种子。夏玉莲进城打工和游走于数任老板之间的城市经历使返乡的她具备了某种优越心理，因而她始终对“一无根，二无秧，根本没有什么靠山”的武大楼心有不满；带着丰厚嫁妆出门的潘金莲对其貌不扬的武大郎更是根本看不上眼。三、心性和人格的境界决定了她们类似的人生选择。两人从来没有打算“自立”，而是靠着发卖身体傍上男人养活自己。作者对核心人物进行雷同性的设置，目的在于为悖逆因素的出场做铺垫。此外，这两部小说的主题层面也有一定的相似性，都试图通过对堕落人生的描写，折射金钱和淫欲对人性的扭曲，达到揭示人性被异化的主题。
然而，互文性戏仿的本质在于在于通过创造悖逆对立的元素呈现反讽的审美效果。为了凸显反讽效果，作者有意通过小说人物提醒读者“武大楼的武也是武大郎的武”，以此来调动读者已有的阅读经验。互文性戏仿带来的独特美学效果也是使这部作品不同于以往官场小说的特别之处。表现在，作家别具慧心地改写了围绕在核心女性周围的男性形象。武大楼坐实了妻子夏玉莲与婵树林偷情的事实后不仅没有畏葸躲避，反而对婵树林强加要挟，逼迫婵树林公权私用，之于婵树林俨然成了说一不二的权威。婵树林身为一县之长却因为担心丢掉乌纱帽，而任由武大楼和夏玉莲摆布，以至沦为武大楼夫妻两人的傀儡。如果说，武大楼和婵树林命运的逆转让人觉得滑稽可笑的话，那么武小房性格中“忠”的缺失则令人唏嘘感叹。忠表达的是家国之中垂直的伦理关系，具体表现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这具有先后顺序的五伦。在长兄为父的伦理观念支配下，行者武松知道哥哥武大郎屈辱后的最直接反应就是代兄复仇——血溅鸳鸯楼便是武松品质中“忠”的表征。然而，李天岑笔下的武小房却是个灰色人物，忠或不忠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东西。他能够在发现夏玉莲与人偷情的第一时间通知武大楼，也可以不顾武大楼的感受迎娶哥哥的前妻夏玉莲。武小房与武大楼的一段话颇令人玩味：
武大楼又扭过身子面朝武小房吼着：“她就是潘金莲转世你也该学学武二郎呀，不能乱了人伦！”
武小房“吞”一笑说：“我才不学二武松哩，二武松是个另类。”
武二郎在武小楼的眼里成了“二武松”——一个不识时务的角色。显然，武小楼的选择依据的是现实需要，而不是根据是非善恶来决定自己的走向。
通过互文性戏仿的手法，作家在表层文本和深层文本之间创造了悖逆冲突，使小说《平安夜的玫瑰》相较于其前文本表现出了英雄的悲壮命运与灰色人物的卑琐生活之间的强烈反差，小说批判现实、讽喻社会的目的也因此彰显。
段子：探究病灶的入口
新时期以来，官场题材小说近乎成为一种具有贯穿性的文学形态。从早期以柯文路为代表改革小说到以刘震云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从“三驾马车”领军的“社会主义冲击波”再到张平、周梅森等人的“主旋律小说”，以权力为视点、以官场为空间的官场题材小说层出不穷，这一趋势直到近年来依然方兴未艾。作家——作为文人中的文人，选择集束式地站庙堂之外描写官场风云，这一现象本身就足以令人玩味。一方面，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促使他们指陈时弊，使他们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缺陷、官员腐败、民生民情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另一方面，从创作主体的心理层面出发来反思这一现象，写官场与写改革则成为了文人参与官方话语的一种途径。作家“借反腐之机，实际上表征着自我心理对权力畸形渴求爱慕”[3]。这说明，针对同一个问题，有太多关于身份的因素可供思考，因而我们不得不提到李天岑“为官作文”的双栖身份。被誉为“作家书记”的李天岑相较于在野文人来说，由于不把写官场当做通往政坛、宣泄权欲的方式，反而获得了更大的文学创作自由和良好的创作心态。在小说《平安夜的玫瑰花》中，作家將官场视点向下移动直至民间。创作视点的位移不仅使小说呈现了市井百态与市民的生活理想，同时也有利于作家深入到文化结构中深挖社会的病灶。而小说中最能代表民间性的因素表现在作家对民间段子和俗语的恰当运用上。 本文所论述的“段子”“指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说的‘笑料’，……通俗简短、口耳相传、幽默搞笑，是其基本特征”[4]。具体到李天岑的小说中，则主要表现为以男女性事为话题的黄段子和与政治、不良社会现象相关的灰段子这两类。作为一种民间话语的言说方式，段子包含着百姓对民间价值的认同，能够从某一侧面真实地反映文化现象和世情民生，因而也顺理成章地构成了作家呈现平民诉求和民间理想的一种方式。李天岑以段子为契机，以此揭示社会文化心理、反映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人们价值立场坍毁的笔触不在少数。作家通过黄段子刻画欲望男女，将平安夜戏称为“第二个情人节”，并以段子的形式调侃道：
这一夜使不少姑娘变成了婆娘，平安夜过后三天之内紧急避孕药畅销，半月之内早孕尿检试纸畅销，一个月后打胎盛行，十个月后医院妇产科医生最忙……
现实情况确实如此，平安夜进入中国之后变了味道，成了消费的狂欢盛典与年轻人竞相追逐的潮流与时尚。因而，作家颇有意味地把“平安夜”作为叙事的标记。小说中的三次平安夜暗示故事的总长度只跨越了三年时间。正是在转瞬即逝的三年时间之内，戾气与浮躁的社会环境足以使武大楼失智成魔，使婵树林从事业巅峰跌落到谷底，令人叹惋。此外，作家通过灰色段子写官场生态，看到了埋藏在官场之外、深层文化结构之中的病灶。在婵树林尚未高升县长之前，葛贵等地产商便登门造访劝婵树林“活动”，并以庙堂门外汉的身份一语切中官场生态的现状：
当下流行话，身体得活动，当官得活动，不但活动下边还得活动上边。
段子里的“活动”隐喻着找关系、走后门已经成了官场中无人不知的生存法则。此外，葛贵的“谏言”里融合了身体和权力的双重因素，用互文性修辞将男女性事和政治权力挂上钩、将庸俗与严肃嫁接在一起，本身就包含着无权无势的百姓对权力生产方式的一种嘲弄和讽刺。
类似的黄段子和灰段子在小说中比比皆是。一方面，这些段子代表了民间话语对于性和政治等禁忌话题的消解、象征着无权无势的百姓对高高在上的权力的挑戰、同时也“包含着民众对自我身份的某种确认”[5]。
别让玫瑰速朽
官场叙事的核心是塑造官场之中以及围绕在官场周围的人，这不仅要求作家从动作层面描写人物，更进一步对作家是否能够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能够透视其迷惘和焦虑并借由人物呼唤爱、导向善提出了深层要求。李天岑的小说《平安夜的玫瑰花》将“玫瑰花”作为对人性中美好面向的最高象喻，然而代表着爱与善的“玫瑰”却在短短时间内零落成泥。作家长于揭露多变的世情和堕落的人性，却疏于从人物内心深处发现复杂的人性，小说因而缺少了终极关怀的光芒。故事中的“玫瑰”虽然早早凋谢了，但小说能否做到“化作春泥更护花”恐怕才是检验这部作品是否成功的标准。
为了与前文本《水浒传》形成鲜明的悖逆关系以突显讽刺效果，作家在小说中对照西门庆和武大郎设置了婵树林与武大楼这两个人物。但作家忽略了一点，前人施耐庵小说中的形象大多是扁平人物，是某种价值的外显形态，是作者表达自己思想的重要载体，他们的性格具有单一性和稳定性特征。因而，西门庆的霸道淫逸和武大郎的胆小老实的对立面仍然是某种极端性格。这并不是要否定扁平人物的文学价值，处在次要角色位置上的扁平人物不仅有利于促进情节的发展，并且能够帮助读者从纷繁复杂的叙事线索中理清头绪。但前提是，小说中要有能够反映复杂人性的圆形人物，扁平人物才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走上另一种性格极端的婵树林总是处在任人摆布的境地，而武大楼则摇身一变成了“强盗”式的角色。婵树林一贯地软弱，使他始终没有机会反思自己落得如此下场的原因。因此，大难临头他的反应只是“悔恨涌上心头”，“才真正明白了‘女人是祸水’”。首先，婵树林的悔恨只是后悔，与忏悔不同。忏悔指向自我，指向事件的起因和内心的罪恶。后悔则指向事件的结局和外因，意味着后悔主体无法正视自我的软弱。其次，婵树林将自己的失败归结为“女人是祸水”，归结为夏玉莲的过错。我们仿佛看在作者笔下，男权的幽灵穿越历史的隧洞健步而来，女性“替罪羊”神话在现代复活。
男性话语深藏在小说的情节模式之中，揭开其面纱，作家的男性中心立场和狎玩心态便呈现在读者眼前。传统小说中男才女貌的情节模式被虽然作家置换成了“男财”配女貌，不变的是男性作家寄托在女性身上的那些特定价值和意义：女性始终需要攀附在男性身上，不过是供男人作乐的玩物而已。如果说，夏玉莲的形象是作家有意为之的结果，她从每个与自己有交集的男人身上都要“狠捞一把”的行为代表着世态堕落的某一侧面的话，未尝不可以被理解。但小说中包括毛毛、刘翡翠、甚至谢凡在内的所有女性都是如此，她们与男人交往的前提都是可以交换“等价物”，这便是作家潜在的男性中心立场作祟的结果。毛毛是地厂商胡中彩地产公司的公关，接到胡中彩的命令负责“搞定”婵树林。“公关”的含义在当代语境中已经变得相当含混并且暧昧，在李天岑的小说中近乎可以等同于高级妓女。毛毛为了讨婵树林欢心有段这样的台词：“花心练大脑，偷情心脏好，泡妞抗衰老，调情解烦恼”。毛毛若不清楚她口中的“妞”正是自己，那实在令人觉得同情又滑稽；毛毛若对此心知肚明，那便更令人心生寒意了。
结论
李天岑的小说《平安夜的玫瑰花》戏仿了经典文本《水浒传》中潘金莲故事，同时运用民间段子营造了一出带笑的悲剧。诚然，判断一部作品是否成功的标准是多元的，甚至就像沪上评论家吴亮所说，没有什么道理不过喜好而已。但回顾那些堪称经典的作品，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具备了一定的思想深度和原创性。由于作家选择的文本结构方式和潜在的男性中心立场等原因，《平安夜的玫瑰花》错失了发掘人性深度的机会，并最终影响了作品的批判力度。对作家和读者来说，这无疑是一种遗憾。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93.
[2]汪民安.文化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378.
[3]王建仓.当下官场小说的叙事症候[J].小说评论，2008（6）.
[4]杜伟伟，姜剑云.段子管窥[J].中国俗文化研究（第5辑），成都：巴蜀书社，2008：254.
[5]吴高泉.抵抗与规训——黄段子灰段子与红段子的意识形态话语分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