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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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40年代初陈寅恪发表了他在唐史方面最为重要的两部著作以来,具体探讨和评估他在唐史方面的论断的研究从未间断过。然而对于他的贡献在现代史学方法上居于何种位置,学界却仍然缺乏理论层面的讨论,尤其是对于他的史学中基本的思想框架和前提预设,认知也不够深入。因此要试图解决的问题是:第一,陈寅恪为何选择唐史作为他史学研究的核心;第二,他在唐史研究方面的学术思想资源来自哪些方面,这些资源又如何构成了他对唐代的整体看法;第三,陈寅恪对唐代历史脉络提出的史学框架在现代史学上的意义为何,如果将他的工作(特别是两“论稿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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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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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40年代初陈寅恪发表了他在唐史方面最为重要的两部著作以来,具体探讨和评估他在唐史方面的论断的研究从未间断过。然而对于他的贡献在现代史学方法上居于何种位置,学界却仍然缺乏理论层面的讨论,尤其是对于他的史学中基本的思想框架和前提预设,认知也不够深入。因此要试图解决的问题是:第一,陈寅恪为何选择唐史作为他史学研究的核心;第二,他在唐史研究方面的学术思想资源来自哪些方面,这些资源又如何构成了他对唐代的整体看法;第三,陈寅恪对唐代历史脉络提出的史学框架在现代史学上的意义为何,如果将他的工作(特别是两“论稿”)放置于20世纪前期的国际唐史学中,会处于何种位置。陈寅恪选择唐史并非纯粹冷静的学术选择,而是包含某种历史敏感度,即他很早就认识到清代与唐代,尤其是晚清和晚唐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这可以说是一种视域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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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体系是借鉴域外理论观念,辅之以对传统史料的搜集董理,在中西兼容的阐释与诠解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它天然被规定了必须处理好“古今”与“中西”两对矛盾,并以辨明中西之间的异同为职志。在实际展开过程中,无论“别异”还是“求同”的研究如今都倍感滞重,它们或仅停留在具体名言的疏通、诠释甚至古文今译,而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碎片化”趋势;或远离传统文论的潜在特质,而流于对外来理论的因循比附。有鉴于此,突破观念史的局限,引入“总体史”的维度,以充分汲取多元文化、文论及一切符合当代知识论公义的理论资源,在“
欧阳炯《花间集序》所标举“应制《清平乐》词四首”,是李白词作中最可靠的一组作品,其一二两首一直流传至今。李白《菩萨蛮》《忆秦娥》二首,北宋时即已流传,南宋时《景宋咸淳本李太白文集》和黄升《词选》、何士信《草堂诗余》等皆收录。现有的质疑不足以否定其非李白所作,宜尊重宋人的意见。欧阳炯《花间集序》推举“李太白应制《清平乐》词四首”,实际上确立了他在词史上的初祖地位。黄升《词选》另推李白《忆秦娥》《菩萨蛮》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后世词家,多祖黄升之论。风格上,李白词兼开豪放和婉约二派;创作
晚清词人由于建构词学统序的尊体需要,推尊《花间》的词体品性,将《花间》直接上接《诗》《骚》,以“风骚之旨”对《花间集》进行有意的误读,重新论证花间风格的雅洁沉郁,从而使得温、韦等词人创造的“花间抒情范式”重建为晚清词学话语下的“花间寄托传统”。在经典的选择上,晚清词坛标举更具有阐释潜能的温庭筠词为经典。晚清词坛“花间传统”的重建策略为令词的隐喻书写提供了理论指导。在词论与世变的双重影响下,晚清出现了大量符合比兴寄托要求的令词写作,并形成了新的政治隐喻意象。
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文中古伊朗语法术文书数量较少,绝大部分以中古波斯语写成,多为符咒。而其中一件文书,不论是从外观,还是内容上都显得尤为与众不同,就是附有插图的摩尼文中古波斯语占卜书残片M556。这件占卜书反映出摩尼教在东传过程中对东方法术传统的学习和吸收。
2019年11月1日至3日,第16届北京论坛(2019)召开。来自世界各地60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领导相聚在北京,国绕论坛主题“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一化世界与人的未来”,共同探讨在急剧变化的世界中,如何应对新挑战,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幕式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邱水平主持,代表北京论坛组织委员会向各位嘉宾学者的光临表示诚挚的欢迎。北京大学校长郝平发表致辞。
在现代哲学中,概念规范与命题逻辑成为哲学论证的前设,结论和秩序的收束性也是哲学论证的基本要求。当代西方的反形上学突破近代哲学的二元论框架进入话语分析和切身经验,尝试突破秩序严谨且具有高度内在一致性的建构性。正是在这种独特的对照语境中,《齐物论》具有独特的价值,它没有概念化的创制与抽象的约化,在概念规范和命题逻辑的限制之外,通过视角的转换与视野的拓展揭示划一秩序和主体智识的有限性,从而保持活跃反思的持续性及对经验的敞开。作为思想方法的《齐物论》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成为哲学——特别是西方底色的哲学范式-─的参照和
朱光潜先生不仅是我国著名的美学家,实际上他也有非常丰富和系统的伦理学思想。他认为,生活是伦理与学问的基础,道德不仅基于人们的理性,也基于人们的情志。另外,道德观也离不开一定的价值观,追求真善美和好生活,坚持道义原则,正确处理群己关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都是道德的主体价值观基础。道德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规范,因此,处群或者群育就成为道德关心的首要问题,仁义原则或者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普遍道德原则,对于青年人群来说尤其要处理好朋友和恋爱婚姻关系。朱光潜先生的伦理思想博大精深,视野、观点、方法的创新性
近年有学者从古代文论“以医喻文”和“文理通医道”的角度论述了医学与古代文论原理及其表述方式的关系,但医学作为古代文论话语之知识背景的意义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为此有必要从古代文论“近身取譬”与医学知识的关系入手,分别从身体器官名与古代文论的构成性概念,机能性概念与古代文论的相关原理,抽象范畴,概念关系的模式化及其逻辑关系几个层面,对医学作为古代文论知识背景的意义加以清理,分析,同时对象喻式概念的表达效果及其缺陷也应有必要的反思和认识。
元末明初浙东文人推崇《诗经》的价值,借助《诗经》文本及其相关理论,建立了一套标榜风雅的诗学思想,唤醒了《诗经》的理论活力。其标志有四:首先,他们以《诗经》为最高标准评价历代诗歌,将汉魏诗和唐诗树立为《诗经》的“代言人”,却在师其意与师其辞之间出现了纠缠;其次,他们以《毛诗》“正变说”为框架,或以时代政治盛衰解释诗歌变化,或将个人道德修养融入时代政治盛衰之中,或将政治盛衰偷换为文体变迁,从而实现对“正变说”的遵循、突破与背离;再次,他们发扬了《毛诗序》中的“讽谏说”,借诗歌批判现实,表现下位者诉求,并与水嘉
陈寅恪的历史解释,是为了“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重建古人面对各种情境时种种可能的做法以及表达的意向。通过“象征化过程”“隐形的条理”“诗文写作的机制”三种进路,或可了解陈寅恪诗史互证的工作。陈寅恪的历史解释相当重视历史的层次,常以出典追索具体情境,亦常以诗文写作的特定方式,追索人际网络的分合。这种对“心史”的解释,胡适似不完全同意。1958年,胡适在台北获读油印本《论再生缘》,并留下若干眉批。在陈寅恪用其非凡的想象力与“隐形的条理”进行历史推论之处,胡适每每打上问号,或径批为“穿凿”。陈寅恪认为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