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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主义存在的时间极为短暂,“但其重要意义在于,这是在整个‘文化革命’的政治大潮中,在清一色的政治性群众运动中,唯一一段人性色彩的显现”。
这是一个发生在两代人之间的对话。儿子羡慕父辈青年时期的“壮游”:“那么多人一起大串连,游山玩水,岂不是一次免费旅游?”
父亲迟疑了一会说:“你们这一代永远不能体会我们在‘文革’的感受。如果你只是从旅游的角度去看,就太浅薄了。”“我的孩子也曾和我讨论过同样的话题。他们完全不了解这场运动的实质。而对这位父亲来说,他感觉受到了伤害。因为他当初怀着那样崇高的革命理想,却被当成了游山玩水。他们双方都没有考虑到,所谓的大串连,给国家造成的巨大破坏。”
然而也有研究者认为:“假如没有免费的午餐,学生是不是还有这么高的热情很难说。”串联的三大任务是看看其他省市都是怎么开展“文革”的、交流革命经验,同时也顺便看看祖国大好河山。而印红标远在东北抚顺的表弟,当年就只记住了最后一条。
看看解密老档案中的那段日子,也是别有一番滋味。
看看祖国大好河山
“路费全免。外地学生来北京吃饭也不花钱,在哪个学校吃饭就按哪个学校的伙食。北京的中学是每人每天3角3分,大学是4角。”印红标回忆说。
河北省大、中学生串联外地,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是4角,吃粮标准补足1斤半。每天还发给政治宣传费1元,杂费1元,购买长征途中的必需品和支付零星需要。中等学校学生和家庭困难的大专院校的学生每天还有2角4分的伙食补贴。天津市的大专学生每人每天也可以享受5分钱的补助。县以上的中学生每人每日补助1角5分,县以下的中学生则补助2角钱。(1966年12月20日《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中等以上学校师生外出进行革命串联吃粮标准和经费开支的试行办法(草案)》,1966年12月27日《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步行串联经费开支和粮食补助的试行办法》)
据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接待工作清理办公室1967年7月26日的统计,从1966年8月开始出现全国性的大串连,北京市共接待了1200万革命小将,每天在京人数高达260万人,一共花去了约1亿元接待费,这还不包括免费乘车。
国家投入了大量物资用于接待。初步统计有棉布300万米,棉花190万斤,毛毯16万条,棉毯27.7万条,铺垫和搭棚用的铺草席子7000余吨,此外还有大量的炊事用具和其他物资。在接待期间,还借出粮票5000万斤,现金500多万,棉衣1.5万件,绒衣裤21万件。
“整个国家的民用运输非常拥挤,几近瘫痪。当时红卫兵在北京有乘车卡,他们也没有目标,见队就排。有一次我家门口的天坛西门公交站排起了长龙,我骑着自行车一路看,才发现这条队原来是从天桥排过来的,整整一站路。当时我家里也不算富裕,但我还是花了150元买了一辆自行车,就是因为挤不上车上不了学。”
当时北京已是落叶纷飞、寒风砭骨,据说很多人借到棉衣之后都没有还。林学院有学生去兰州串联,借了宣传车、油印机、录音机、照相机等,后将照相机据为己有。地安门中学也有一学生在上海借自行车1辆,油印机1台,棉被3条,也成了一笔烂账。
从1967年1月16日开始,北京市要求学生串联的个人伙食费和生活用品改为全部自备,宣传活动费压缩为5角,乐器、油印机以借用或自制解决,一律不要购买新的。中学师生市内串联提倡徒步,不向公家报销车费。各组织的袖章、证件的费用,一个人限报销一次。
1967年2月25日,北京市财政局撤消了原来下发的《关于学校在校际之间进行串联活动车费报销问题的通知》。
但在原为上海总工会工作人员的旅美学者李逊看来,年轻的红卫兵们在“文革”初期的经济要求简单得多。除了要求发放与串连费及活动经费外,没有发现这些到处造反的学生提出过属于自己的经济要求,体现出年轻一代追求理想主义的另一面。真正引起轩然大波的是合同工、临时工掀起的“经济主义风”。
“我们要复工!”
“经济主义指的是(当年)以工人为主的群众,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出现了改变身份、同工同酬的经济诉求。它存在的时间极为短暂,仅有一两个月,但其重要意义在于,这是在整个‘文化革命’的政治大潮中,在清一色的政治性群众运动中,唯一一段人性色彩的显现。”徐友渔说。
在1966年底及1967年初的中国大地上,为什么会出现突如其来的“革命逆流”?徐友渔认为这源于“文化革命”之前便已经存在的社会矛盾。1958年以后,中国有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之分,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别。在这些身份差别的背后,是个人政治、经济待遇的天壤之别。
全民所有制的国有大企业,尤其是军工企业的工人堪称“工人贵族”,不仅工资高、铁饭碗,还享有医疗、住房、养老等等一系列令人称羡的福利保障。集体所有制便要差人一等,合同工和临时工的条件最差,不仅没有任何劳动福利、社会保障,工资水平也是极低,实行按日或者计件、提成工资制。最重要的是,他们在政治上不能入党、不能参加工会,完全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机会。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们就出来闹,说毛主席说中国社会有特权阶层、不平等,号召我们革命。如果要社会公正,工人怎么可以分贵族工人和底层工人?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当家作主,为什么我们处在最糟糕的境地?我们也要追求平等,同工同酬。”
最初临时工、合同工们只是要求参加所在工厂的工会,成立战斗队,报销经费。但随着当权派开始退让,工人们就开始加码主张起经济利益。
北京市修理行业1961年全面推行了提成(计件)工资制度。据说是因为广大职工在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提高了政治觉悟之后,从1964年以来强烈要求改变“前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到了1966年,宣武区的职工白天要写大字报,东城区的也是每晚有活动,每周还要安排八小时;崇文区是半天加晚上进行“文化大革命”活动,继续靠计件提成怎么吃得消?西城区乐器修理门市部平常每月收入2000余元,6月仅收入600元。修鞋社293人中有144人的工资可能会下降30%。(1966年7月7日《北京市修理事业管理局关于社员达不到基本工资拟酌情解决的请示报告》)于是据西城区修管处报告,共有四家做衣服的,一家修钟表的,两家修鞋的,两家修自行车的,一家修理乐器的和一家弹棉花的“揭竿而起”,要求享受和国营企业一样的月工资制度。有些单位自作主张一改了之,有些甚至警告修管局,如果1996年9月份再按计件提成发放,就将工资退回。
上海是“经济主义”最主要的阵地。除了共有的临时工、合同工问题,上海在大跃进之后曾有18.3万职工被动员回乡“为国家分担困难”,从城市户口转为了农村户口。但在1963年经济情况好转后,让他们回厂复工的许诺并没有兑现……
1966年11月9日的“安亭事件”具有标志性意义,造反派逼迫中共上海市委签字同意了“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这些内容,全部是政治性诉求。11月22日,“上海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迫使中共上海市委,中共中央华东局及上海市劳动局的代表签字同意他们的六条要求,就在政治内容之外,涉及到用工制度。
这是一个发生在两代人之间的对话。儿子羡慕父辈青年时期的“壮游”:“那么多人一起大串连,游山玩水,岂不是一次免费旅游?”
父亲迟疑了一会说:“你们这一代永远不能体会我们在‘文革’的感受。如果你只是从旅游的角度去看,就太浅薄了。”“我的孩子也曾和我讨论过同样的话题。他们完全不了解这场运动的实质。而对这位父亲来说,他感觉受到了伤害。因为他当初怀着那样崇高的革命理想,却被当成了游山玩水。他们双方都没有考虑到,所谓的大串连,给国家造成的巨大破坏。”
然而也有研究者认为:“假如没有免费的午餐,学生是不是还有这么高的热情很难说。”串联的三大任务是看看其他省市都是怎么开展“文革”的、交流革命经验,同时也顺便看看祖国大好河山。而印红标远在东北抚顺的表弟,当年就只记住了最后一条。
看看解密老档案中的那段日子,也是别有一番滋味。
看看祖国大好河山
“路费全免。外地学生来北京吃饭也不花钱,在哪个学校吃饭就按哪个学校的伙食。北京的中学是每人每天3角3分,大学是4角。”印红标回忆说。
河北省大、中学生串联外地,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是4角,吃粮标准补足1斤半。每天还发给政治宣传费1元,杂费1元,购买长征途中的必需品和支付零星需要。中等学校学生和家庭困难的大专院校的学生每天还有2角4分的伙食补贴。天津市的大专学生每人每天也可以享受5分钱的补助。县以上的中学生每人每日补助1角5分,县以下的中学生则补助2角钱。(1966年12月20日《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中等以上学校师生外出进行革命串联吃粮标准和经费开支的试行办法(草案)》,1966年12月27日《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步行串联经费开支和粮食补助的试行办法》)
据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接待工作清理办公室1967年7月26日的统计,从1966年8月开始出现全国性的大串连,北京市共接待了1200万革命小将,每天在京人数高达260万人,一共花去了约1亿元接待费,这还不包括免费乘车。
国家投入了大量物资用于接待。初步统计有棉布300万米,棉花190万斤,毛毯16万条,棉毯27.7万条,铺垫和搭棚用的铺草席子7000余吨,此外还有大量的炊事用具和其他物资。在接待期间,还借出粮票5000万斤,现金500多万,棉衣1.5万件,绒衣裤21万件。
“整个国家的民用运输非常拥挤,几近瘫痪。当时红卫兵在北京有乘车卡,他们也没有目标,见队就排。有一次我家门口的天坛西门公交站排起了长龙,我骑着自行车一路看,才发现这条队原来是从天桥排过来的,整整一站路。当时我家里也不算富裕,但我还是花了150元买了一辆自行车,就是因为挤不上车上不了学。”
当时北京已是落叶纷飞、寒风砭骨,据说很多人借到棉衣之后都没有还。林学院有学生去兰州串联,借了宣传车、油印机、录音机、照相机等,后将照相机据为己有。地安门中学也有一学生在上海借自行车1辆,油印机1台,棉被3条,也成了一笔烂账。
从1967年1月16日开始,北京市要求学生串联的个人伙食费和生活用品改为全部自备,宣传活动费压缩为5角,乐器、油印机以借用或自制解决,一律不要购买新的。中学师生市内串联提倡徒步,不向公家报销车费。各组织的袖章、证件的费用,一个人限报销一次。
1967年2月25日,北京市财政局撤消了原来下发的《关于学校在校际之间进行串联活动车费报销问题的通知》。
但在原为上海总工会工作人员的旅美学者李逊看来,年轻的红卫兵们在“文革”初期的经济要求简单得多。除了要求发放与串连费及活动经费外,没有发现这些到处造反的学生提出过属于自己的经济要求,体现出年轻一代追求理想主义的另一面。真正引起轩然大波的是合同工、临时工掀起的“经济主义风”。
“我们要复工!”
“经济主义指的是(当年)以工人为主的群众,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出现了改变身份、同工同酬的经济诉求。它存在的时间极为短暂,仅有一两个月,但其重要意义在于,这是在整个‘文化革命’的政治大潮中,在清一色的政治性群众运动中,唯一一段人性色彩的显现。”徐友渔说。
在1966年底及1967年初的中国大地上,为什么会出现突如其来的“革命逆流”?徐友渔认为这源于“文化革命”之前便已经存在的社会矛盾。1958年以后,中国有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之分,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别。在这些身份差别的背后,是个人政治、经济待遇的天壤之别。
全民所有制的国有大企业,尤其是军工企业的工人堪称“工人贵族”,不仅工资高、铁饭碗,还享有医疗、住房、养老等等一系列令人称羡的福利保障。集体所有制便要差人一等,合同工和临时工的条件最差,不仅没有任何劳动福利、社会保障,工资水平也是极低,实行按日或者计件、提成工资制。最重要的是,他们在政治上不能入党、不能参加工会,完全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机会。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们就出来闹,说毛主席说中国社会有特权阶层、不平等,号召我们革命。如果要社会公正,工人怎么可以分贵族工人和底层工人?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当家作主,为什么我们处在最糟糕的境地?我们也要追求平等,同工同酬。”
最初临时工、合同工们只是要求参加所在工厂的工会,成立战斗队,报销经费。但随着当权派开始退让,工人们就开始加码主张起经济利益。
北京市修理行业1961年全面推行了提成(计件)工资制度。据说是因为广大职工在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提高了政治觉悟之后,从1964年以来强烈要求改变“前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到了1966年,宣武区的职工白天要写大字报,东城区的也是每晚有活动,每周还要安排八小时;崇文区是半天加晚上进行“文化大革命”活动,继续靠计件提成怎么吃得消?西城区乐器修理门市部平常每月收入2000余元,6月仅收入600元。修鞋社293人中有144人的工资可能会下降30%。(1966年7月7日《北京市修理事业管理局关于社员达不到基本工资拟酌情解决的请示报告》)于是据西城区修管处报告,共有四家做衣服的,一家修钟表的,两家修鞋的,两家修自行车的,一家修理乐器的和一家弹棉花的“揭竿而起”,要求享受和国营企业一样的月工资制度。有些单位自作主张一改了之,有些甚至警告修管局,如果1996年9月份再按计件提成发放,就将工资退回。
上海是“经济主义”最主要的阵地。除了共有的临时工、合同工问题,上海在大跃进之后曾有18.3万职工被动员回乡“为国家分担困难”,从城市户口转为了农村户口。但在1963年经济情况好转后,让他们回厂复工的许诺并没有兑现……
1966年11月9日的“安亭事件”具有标志性意义,造反派逼迫中共上海市委签字同意了“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这些内容,全部是政治性诉求。11月22日,“上海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迫使中共上海市委,中共中央华东局及上海市劳动局的代表签字同意他们的六条要求,就在政治内容之外,涉及到用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