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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3月总是格外引人注目。1959年的3月10日是西藏上层统治集团的一些人发动武装叛乱的日子，其后每年的“3·10”他们总要做出一些动作以示“纪念”，将其称为“起义日”、“抗暴日”。他们以反抗正义的行动让人们记住了这个日子。同是1959年的3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命令，决定自当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改组后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政府的职权。这标志着西藏社会大变革的开始和旧时代的结束。
2009年1月，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将每年的3月28日设立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这种事隔半个世纪后迟到的纪念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相当多的人们将这一天和它的意义忘掉了，尤其是一些根本不该忘记的人们也把它忘掉了。往后每年的这一天将会有一些相应的活动；也于是，“3·10”和“3·28”作为两个对立的政治符号将会长期并存于西藏、乃至国际斗争的舞台上。
如果把“3·10”和“3·28”的意义简化为“叛乱”和“民主改革”的话，两者的应有逻辑当是后者在前、前者在后，因为农奴主阶级的叛乱会因改革触犯他们的利益而发生，而不应是叛乱的发生造成了民主改革。但事实恰恰是反过来了：“3·10”叛乱先发生了，“3·28”改革随后进行。
叛乱与改革
西藏是中国大陆最后得到解放的一块土地。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大陆过程中的既定方针，然而西藏地方政府却武力抗拒，于是1950年10月发生了昌都战役。这一仗打破了西藏地方当局拒绝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幻想，带来了1951年5月23日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的签署。
该协议的第一条就是“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明确了西藏的主权归属。协议规定了西藏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西藏现行政治制度、达赖喇嘛和班禅的固有地位和职权中央不予变更，但也提到西藏的改革，提出“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要求改革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之”。显然，这里关于改革的措辞是很温和的。
实际上，鉴于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自1950年起中央就在少数民族地区改革的问题上确定了“慎重稳进”的方针，而在诸如西藏这样的地方，更提出了“和平改革”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改革要和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充分协商，要取得他们的同意，使他们的生活不比改革以前差，并在政治上也给他们做出安排。
由于这一方针，中央对西藏的改革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也对达赖集团为代表的西藏上层给予了极大的礼遇。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年仅19岁的达赖和16岁的班禅分别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们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会见各国来宾和各界知名人士，会后又游览了大半个中国，直至1955年3月由北京返回西藏。临行前毛泽东又分别前往达赖和班禅下榻处为其送行。
而在此前后，毛泽东与达赖和班禅也有着频繁的书信往来，以及随书信往来的相互礼赠。如1953年3月10日毛泽东随信附赠达赖喇嘛“扩音机两个、附带喇叭四个，电转一个、附带片子十二张，黄缎四匹，长白山人参一个，貂皮衣筒一件”。
我们相信，毛泽东等领导人如此礼遇达赖和班禅，不但是因为他们在西藏有着宗教和政治上的至高地位，而且也因为把他们看作了“西藏人民的领袖”、“民族的领袖”。1951年5月28日，《人民日报》在《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社论中称，西藏“人民对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信仰是很高的”，对“上述两位藏族人民的领袖的地位和职权也应予以尊重”。该社论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并改写的。1954年达赖和班禅在北京与毛泽东谈话时，毛泽东说到：“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领袖，西藏有达赖和班禅这样的领袖是很好的。”“在西藏，不能只喊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还要喊达赖喇嘛万岁，班禅喇嘛万岁，不能只挂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还要挂达赖和班禅的像……”
“十七条协议”没有对西藏的改革做出时间上的规定，毛泽东等与达赖的接触交谈似乎也没有谈及改革，但这并不意味着西藏可以放弃改革。因为正如周恩来所说，“我国各民族都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进行改革和改造，消灭剥削制度，这是在我国宪法上规定的。我们应该遵照宪法办事，把奴隶、农奴从旧制度下解放出来。”
根据我国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民族地区的改革一部分是与汉族地区同步进行的，随着全国性的土地改革的完成，这部分改革的任务也便完成了。另一部分是滞后于汉族地区的，主要是在经济上尚处于封建领主制和奴隶制的地区。这部分地区的改革自1955年末起相继开始，虽然对这些地区实行的是更为优惠的“和平协商改革”，但四川的彝族和藏族聚居区以及甘肃、青海的藏区仍然发生了反抗改革的武装叛乱。
西藏也属于后一种地区，而且政教合一的旧制度统治顽固，解放时间短，干部条件差，所以中央对西藏的改革一直持最为宽容和慎重的态度。1956年中央做出6年内西藏不进行民主改革的决定。1957年1月，周恩来访问印度期间向达赖和班禅等转交了毛泽东的信，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强调6年不改，6年之后是否改革，仍然由西藏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其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又多次谈到这一点。然而后来的事实说明，还远没等到第六个年头，西藏部分上层分子就先行发动叛乱，改革也随之展开了。
反省的必要
“3·10”和“3·28”作为两个政治符号，后者所代表的社会力量也要强大得多，但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在50年的历史发展中，前者的声音大大彰显了，后者的声音却被淹没了?我们现在提出把“3·28”设立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说到底是被“3·10”打压出来的、被动的。为什么不是当时，而是现在才提出这个动议，现在才提出“西藏民主改革是世界废奴运动的重要里程碑，是对世界民主、自由、人权事业的伟大贡献”?是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改革的伟大意义，还是有所顾忌而有意压低了自己的声音?
达赖集团无论在50年前还是今天，都是藏族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他们都自视为藏族人民的代表、藏传佛教的代表，而我们在相当程度上也同样把他们当作了这样的代表。正因为此，我们的领袖和有关部门可以打破常规、将他们待若上宾；为取得他们的同意、等待他们的觉悟，中央可以将改革的时间一拖再拖。但他们却并不领情。实际上，达赖集团并不代表藏族人民，否则他们不会那样不堪一击：1959年3月10日开始叛乱，虽然起初得势了几天，但3月20日平叛战斗开始后，只有1000余人的解放军，仅用两天时间便把他们在拉萨的叛乱武装歼灭了，之后，西藏其他地区的叛乱也被迅速平息。共产党领导的改革一开展，百万农奴一下子就发动起来了，很短的时间内便将统治西藏千百年的三大领主及其社会制度彻底推翻了。
这里，我们将原定6年不改、6年之后改不改要看情况的承诺打破了，但实践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的改革很顺利，得到了藏族人民的衷心拥护。没有经过达赖集团的同意，我们同样成功进行了民主改革。这说明，我们原来过高估计了达赖集团在西藏的统治力，也错误地以为他们代表了西藏人民。马克思主义讲阶级，讲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却背离了自己的信念。这是我们应该引以为戒的。
民主改革50年后的西藏，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和人民生活早已今非昔比，然而达赖集团的影响却并未随突飞猛进的社会进步而消解。这里国际敌对势力的扶持和纵容是第一位的，没有外部的支持，达赖集团一天也活不下去。然而我们的应对方略是否得当恐怕也应有所反思，其中也包括我们对自己和达赖集团力量对比的估价。真正的力量在于人民，谁代表人民在于谁能够真正为人民谋利益并得到人民的拥护。在这一点上，处于执政地位的党和政府应该有完全的自信。达赖集团自恃有着宗教的优势，但正如世俗社会不能形成垄断一样，宗教垄断也对包括宗教在内的社会进步是一种阻遏。我们完全应该、也能够合理合法地阻止和分解达赖集团对于藏传佛教的垄断和操控，而不應去被动地承认甚至有意无意地强化他们的垄断和操控。抹去了达赖喇嘛身上神的光环，也便解除了他的最后武装。
50年前，我们曾过高地估计了达赖集团的力量而延迟了改革的进程，当今我们是不是仍然高估了他们从而阻遏了我们应有的步伐?这一点，在这多事的3月的确有认真反省的必要。
2009年1月，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将每年的3月28日设立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这种事隔半个世纪后迟到的纪念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相当多的人们将这一天和它的意义忘掉了，尤其是一些根本不该忘记的人们也把它忘掉了。往后每年的这一天将会有一些相应的活动；也于是，“3·10”和“3·28”作为两个对立的政治符号将会长期并存于西藏、乃至国际斗争的舞台上。
如果把“3·10”和“3·28”的意义简化为“叛乱”和“民主改革”的话，两者的应有逻辑当是后者在前、前者在后，因为农奴主阶级的叛乱会因改革触犯他们的利益而发生，而不应是叛乱的发生造成了民主改革。但事实恰恰是反过来了：“3·10”叛乱先发生了，“3·28”改革随后进行。
叛乱与改革
西藏是中国大陆最后得到解放的一块土地。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大陆过程中的既定方针，然而西藏地方政府却武力抗拒，于是1950年10月发生了昌都战役。这一仗打破了西藏地方当局拒绝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幻想，带来了1951年5月23日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的签署。
该协议的第一条就是“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明确了西藏的主权归属。协议规定了西藏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西藏现行政治制度、达赖喇嘛和班禅的固有地位和职权中央不予变更，但也提到西藏的改革，提出“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要求改革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之”。显然，这里关于改革的措辞是很温和的。
实际上，鉴于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自1950年起中央就在少数民族地区改革的问题上确定了“慎重稳进”的方针，而在诸如西藏这样的地方，更提出了“和平改革”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改革要和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充分协商，要取得他们的同意，使他们的生活不比改革以前差，并在政治上也给他们做出安排。
由于这一方针，中央对西藏的改革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也对达赖集团为代表的西藏上层给予了极大的礼遇。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年仅19岁的达赖和16岁的班禅分别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们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会见各国来宾和各界知名人士，会后又游览了大半个中国，直至1955年3月由北京返回西藏。临行前毛泽东又分别前往达赖和班禅下榻处为其送行。
而在此前后，毛泽东与达赖和班禅也有着频繁的书信往来，以及随书信往来的相互礼赠。如1953年3月10日毛泽东随信附赠达赖喇嘛“扩音机两个、附带喇叭四个，电转一个、附带片子十二张，黄缎四匹，长白山人参一个，貂皮衣筒一件”。
我们相信，毛泽东等领导人如此礼遇达赖和班禅，不但是因为他们在西藏有着宗教和政治上的至高地位，而且也因为把他们看作了“西藏人民的领袖”、“民族的领袖”。1951年5月28日，《人民日报》在《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社论中称，西藏“人民对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信仰是很高的”，对“上述两位藏族人民的领袖的地位和职权也应予以尊重”。该社论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并改写的。1954年达赖和班禅在北京与毛泽东谈话时，毛泽东说到：“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领袖，西藏有达赖和班禅这样的领袖是很好的。”“在西藏，不能只喊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还要喊达赖喇嘛万岁，班禅喇嘛万岁，不能只挂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还要挂达赖和班禅的像……”
“十七条协议”没有对西藏的改革做出时间上的规定，毛泽东等与达赖的接触交谈似乎也没有谈及改革，但这并不意味着西藏可以放弃改革。因为正如周恩来所说，“我国各民族都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进行改革和改造，消灭剥削制度，这是在我国宪法上规定的。我们应该遵照宪法办事，把奴隶、农奴从旧制度下解放出来。”
根据我国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民族地区的改革一部分是与汉族地区同步进行的，随着全国性的土地改革的完成，这部分改革的任务也便完成了。另一部分是滞后于汉族地区的，主要是在经济上尚处于封建领主制和奴隶制的地区。这部分地区的改革自1955年末起相继开始，虽然对这些地区实行的是更为优惠的“和平协商改革”，但四川的彝族和藏族聚居区以及甘肃、青海的藏区仍然发生了反抗改革的武装叛乱。
西藏也属于后一种地区，而且政教合一的旧制度统治顽固，解放时间短，干部条件差，所以中央对西藏的改革一直持最为宽容和慎重的态度。1956年中央做出6年内西藏不进行民主改革的决定。1957年1月，周恩来访问印度期间向达赖和班禅等转交了毛泽东的信，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强调6年不改，6年之后是否改革，仍然由西藏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其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又多次谈到这一点。然而后来的事实说明，还远没等到第六个年头，西藏部分上层分子就先行发动叛乱，改革也随之展开了。
反省的必要
“3·10”和“3·28”作为两个政治符号，后者所代表的社会力量也要强大得多，但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在50年的历史发展中，前者的声音大大彰显了，后者的声音却被淹没了?我们现在提出把“3·28”设立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说到底是被“3·10”打压出来的、被动的。为什么不是当时，而是现在才提出这个动议，现在才提出“西藏民主改革是世界废奴运动的重要里程碑，是对世界民主、自由、人权事业的伟大贡献”?是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改革的伟大意义，还是有所顾忌而有意压低了自己的声音?
达赖集团无论在50年前还是今天，都是藏族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他们都自视为藏族人民的代表、藏传佛教的代表，而我们在相当程度上也同样把他们当作了这样的代表。正因为此，我们的领袖和有关部门可以打破常规、将他们待若上宾；为取得他们的同意、等待他们的觉悟，中央可以将改革的时间一拖再拖。但他们却并不领情。实际上，达赖集团并不代表藏族人民，否则他们不会那样不堪一击：1959年3月10日开始叛乱，虽然起初得势了几天，但3月20日平叛战斗开始后，只有1000余人的解放军，仅用两天时间便把他们在拉萨的叛乱武装歼灭了，之后，西藏其他地区的叛乱也被迅速平息。共产党领导的改革一开展，百万农奴一下子就发动起来了，很短的时间内便将统治西藏千百年的三大领主及其社会制度彻底推翻了。
这里，我们将原定6年不改、6年之后改不改要看情况的承诺打破了，但实践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的改革很顺利，得到了藏族人民的衷心拥护。没有经过达赖集团的同意，我们同样成功进行了民主改革。这说明，我们原来过高估计了达赖集团在西藏的统治力，也错误地以为他们代表了西藏人民。马克思主义讲阶级，讲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却背离了自己的信念。这是我们应该引以为戒的。
民主改革50年后的西藏，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和人民生活早已今非昔比，然而达赖集团的影响却并未随突飞猛进的社会进步而消解。这里国际敌对势力的扶持和纵容是第一位的，没有外部的支持，达赖集团一天也活不下去。然而我们的应对方略是否得当恐怕也应有所反思，其中也包括我们对自己和达赖集团力量对比的估价。真正的力量在于人民，谁代表人民在于谁能够真正为人民谋利益并得到人民的拥护。在这一点上，处于执政地位的党和政府应该有完全的自信。达赖集团自恃有着宗教的优势，但正如世俗社会不能形成垄断一样，宗教垄断也对包括宗教在内的社会进步是一种阻遏。我们完全应该、也能够合理合法地阻止和分解达赖集团对于藏传佛教的垄断和操控，而不應去被动地承认甚至有意无意地强化他们的垄断和操控。抹去了达赖喇嘛身上神的光环，也便解除了他的最后武装。
50年前，我们曾过高地估计了达赖集团的力量而延迟了改革的进程，当今我们是不是仍然高估了他们从而阻遏了我们应有的步伐?这一点，在这多事的3月的确有认真反省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