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腥风血雨、变幻无常的残酷现实，使宋庆龄练就了一种对敌斗争的高度警觉性。对此，原中共特委三科董健吾的女儿、20世纪30年代初期曾担任过5年宋庆龄通讯员的董惠芳有着很深的印象，也从中学到了不少对敌斗争的经验。
　　当时，年仅13岁的董惠芳刚担任通讯员工作没多久，有一次，她奉命前往上海莫利爱路29号宋庆龄家送情报，刚走到大门口，正要揿门铃时，忽听门内有说话的声音，而且越来越近，像是有人马上要出来了。董惠芳唯恐在这个时候与门内出来的人打照面，被他人认出自己或记住自己的模样，便慌忙转过身，朝法国公园（今上海市复兴公园）方向走去。她在公园里转了几圈，认定来人已经离开宋家后，才重又来到宋庆龄的家。
　　董惠芳迟到的原因，被宋庆龄猜出了八九不离十。宋庆龄一见到她就问道：“小萝茜（宋庆龄专为董惠芳起的爱称），刚才你来过了？”见董惠芳点头承认，宋庆龄就以提醒的口气说道，“你倒想得聪明，你转回身走，人家就看不到你了？就不怀疑你了？”
　　当时，董惠芳感到心里很委屈，因为刚接受这个特殊的任务时，父亲就告诫她说，到宋庆龄家去时，一定要注意前后左右，看看有没有“尾巴”盯梢，如发现可疑情况要立即回避。所以，她没吭声，只是怔怔地看着宋庆龄。
　　宋庆龄进一步提醒道：“要随机应变。眼看有人马上要出来，躲是躲不掉了，就干脆站在大门口打铃，大大方方地走进来见我。否则，你急匆匆地转身离去，别人看见了，一定会判断你是来找我的，这样躲躲闪闪的，反而会引起人家的怀疑。”
　　宋庆龄的提醒，使董惠芳恍然大悟，不由钦佩地直点头。
　　有几次在送信件时，为尽量避免引人注意，董惠芳就采取了不背书包、把信夹在一本书中的形式。第一次，宋庆龄没有讲什么。但等董惠芳第二次仍把信夹在原来的那本书中交给宋庆龄时，宋庆龄就神色严厉地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小萝茜，往后，你不能老是把信夹在这本书里，否则，细心的人看到了，就很容易发现这本书中有问题，会怀疑这本书是我们联络的暗号！”
　　宋庆龄的细致与谨慎，使董惠芳如醍醐灌顶，增长了经验。
　　有时候，宋庆龄会带董惠芳去戏院、公园玩。当时，董惠芳总发现宋庆龄喜欢在提包里放一面圆圆的小镜子，而且坐下时就把它取出来，对着镜子审视妆容。开始，她感到很纳闷，因为平时宋庆龄并不特别讲究这些，尤其在公共场合。
　　有一天，宋庆龄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带董惠芳到“大光明”看电影。她俩仍像以往那样，并排坐在楼上的前排。刚坐定，宋庆龄又从提包里取出了那面小圆镜，对着自己前后左右理了一下妆容。这时，小惠芳再也憋不住了，“扑哧”一下笑出了声。宋庆龄闻声，即睨视着董惠芳，把手中的小圆镜塞在了她的手中，示意用它向后照一照。这时，董惠芳才如梦方醒，原来，宋庆龄每次外出对镜理妆，是别有用意的，她是利用镜子观察身后的动静呢！以便一旦发现有可疑的人盯梢，能够及时应付。
　　就这样，董惠芳在宋庆龄的言传身教下，也逐渐养成了警觉的习惯，确保在担任通讯员的过程中，从未发生过任何意外。
　　宋庆龄凭借着她那高度敏锐的对敌斗争的警觉性，多次及时、准确地识破过国民党特务的阴谋与企图。一次，国民党军统特务沈醉曾派英俊年轻的男特务接近宋庆龄的贴身女佣李燕娥，试图利用李燕娥打入宋庆龄的家。而宋庆龄从那男特务脚上穿着的一双高级皮鞋以及与之不相称的月薪上，敏感地觉察出其中破绽，及时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从而有效地保护了革命事业不受损失，也保护了自己与李燕娥。
　　至于宋庆龄随身携带的小提包里，除常年放着镜子、香烟盒、打火机外，还有那把当年孙中山送给她的防身用的小手枪，这也是宋庆龄对敌斗争高度警觉性的一种具体反映。（责任编辑：张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