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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出了‘尊重经典,但不唯经典;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的观点,这也是我在如今多元文化的社会转型期对发展传统戏曲的态度。”
或许,中国电影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戏曲有着难分难解的亲密关系了。从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到第一部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国的电影艺术与戏曲艺术得以在光影间亲密接触,影响了无数中国人。而越剧表演艺术家茅威涛或许更应该感谢电影,回想多年以前,一部青春亮丽、精彩纷呈的彩色越剧电影《五女拜寿》,不仅让浙江小百花的名字响彻大江南北,更让初出茅庐的茅威涛迅速走入千家万户,成了众人皆知的时代之星。
如今,早已功成名就的茅威涛再度与电影亲密接触,一口气将自己从艺30年来最具标志性的三部经典代表作——《梁祝》、《西廂记》、《陆游与唐琬》搬上银幕,来一场华丽的视觉盛宴。而导演并不是他人,正是茅威涛的丈夫郭晓男。
“之所以如此集中地拍摄这三部作品,不仅是想给自己一份礼物,更希望观众由此体会越剧的魅力与美好,为中国越剧下一个一百年的辉煌,作一些记录,作一点承传。我算过一笔账,就算我在舞台上再演10年,能亲眼到现场看到我表演的观众最多100万,但我将我的越剧拍成电影,我的观众群将远远不止这100万。”把自己最经典的舞台形象用胶片记录下来,茅威涛最大的目的,是让越剧通过电影进行最大化传播,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年人看到越剧。
在杭州郊外的片场,趁着抽空拍戏换装的短暂间隙,茅威涛穿着薄薄的水衫,一袭书生打扮,向《新民周刊》记者娓娓道来,清秀而雅致的脸庞没有一丝岁月的痕迹,她拉了拉自己的衣袖,笑着说道:“我这身衣服经历了大雪纷飞披着棉袄的寒冬,又从三伏天一直拍到现在。一年拍三部电影,真的很赶。现在我每天都要拍摄10多个小时,最多睡四五个小时。而郭导几乎都快成大禹了,一直想看女儿,但就是三过家门而不入,呵呵。”再过数月,三部作品就将在春节档期集体亮相,再续越剧与电影的华丽前缘。而采访的话题,也自然而然地就从眼前的《梁祝》开始了。
感恩电影
“我一直以为,梁山伯是最属于越剧的艺术形象。尤其是之前袁雪芬老师与范瑞娟老师的那部彩色电影,堪称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所以,我特别感谢电影。因为在我学艺的岁月里,许多老艺术家已经很少登台了,于是我只能去看他们的电影作品,比如《红楼梦》、《追鱼》、《西园记》等等。这些电影不仅给了我艺术上的启发,更让我由衷地感觉到:越剧女小生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艺术魅力,这种唯美细腻的美学表现,恰恰引领着人们去感知文化的价值与力量。”说起属于小百花自己的新版《梁祝》,茅威涛更倾注了极大的情感与创造。“回过头来看,50年代的那部《梁祝》,是为了配合婚姻法的宣传,因而反封建的意味太过强烈。所以,当进入新世纪之后,反思越剧走过的100年,对于这部经典,我总希望能做得更为动人心弦,更具委婉的诗情与真切的情感组织。”积数年之功后,最终诞生了新版《梁祝》——万松书院,一群俊朗的书生与梁山伯共舞,几十把扇影翻飞,脆生生的念白,清亮亮的敲击,伴着梁山伯急促的台步,俊秀飘逸,美不胜收……
转眼间,从舞台来到了电影,这种高度写意化的精彩表现不仅得到了最大化的保留,更在镜头语言、视觉美学上有了更大、更新的提高。只见片场宛如一片花海,四周天蓝底色的帷幕上满是白色花纹,远看仿佛晴空万里,云淡风轻,镜头推进却又显现出远远近近铺天盖地的小白花,层次分明,鲜亮夺目。不仅如此,配合着梁祝“化蝶”的主题,片中所有的亭台楼阁、雕梁画栋也无不有着各色小花的点缀,就连地上也铺满了绛红浅紫色的落英缤纷。
“做《梁祝》我想了整整10年。”重排《梁祝》,让这位曾经执导出昆剧《牡丹亭》、话剧《秀才与刽子手》的著名导演郭晓男都长期踌躇不前,“可以说,‘化蝶’是我做《梁祝》最大的障碍之一,实在难以接受传统舞台上两个主人公突然从坟堆里跳出,扮演蝴蝶翩翩起舞的画面。”然而郭晓男又始终不知道该用怎样的处理来表现“化蝶”那一刻的唯美,不知道要怎么做才能让人发自内心地感动,而不是被突然炸裂的坟头或是硕大的蝴蝶所惊吓。直到有一天,他找到了“扇子”这一意象。于是,“新梁祝”将两扇一合,幻化成蝴蝶的影像,制造出“满台不见蝶,满台都是蝶”的精彩效果,曾让无数观众为之惊叹,原来“梁祝”不一定都要见“蝶”,有着“蝶影”的元素,同样能拥有震撼人心的效果。
此次在影片中,扇子依旧是贯穿整部电影的一种意念上的象征,而在主题上,电影版《梁祝》也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通过细腻的镜头语言表达得更加直白、丰富与生动,就在两位主角手中的折扇上,各有着一段《诗经》中“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誓言,随着剧情的起伏,多次出现,也将让这一中国古老的爱情传说更为感人至深。
塑造中国式歌舞剧
“现在我们拍戏曲电影的很多,但基本上都属于舞台纪录片。电影是制造生活幻觉的艺术,把舞台上的戏演一遍拍下来,不就成了‘CCTV空中剧院’了吗?”郭晓男说起自己已经埋头打造了整整一年的三部电影,颇有感触:“我们要拍,就要拍点好玩的,和以往不一样的东西!”从舞台到银幕,从面对观众到面对摄像机,谈起《梁祝》、《西厢记》、《陆游与唐琬》这三部作品在艺术形态上的变化,郭晓男总结:“这是一种介乎舞台剧的意象化与电影写实化之间的艺术形态,是中国戏曲电影向音乐剧的过渡,我们力求在保留了舞台写意的同时也能让人感受电影的美轮美奂。”谈起三部作品各自不同特色,他坦言:“《西厢记》较为忠实于元杂剧的舞台感,采用了比较传统的拍摄手法;而《陆游与唐琬》采用实景和舞台结合的方式,镜头表达上较为凝练;《梁祝》是花费精力最多的一部,我们力图制造出一种写意、空灵、神话般形态的影像感,将细节的东方繁复主义与框架的西方简约主义完美结合,创造出一种细节突出、叙事简洁流畅、整体婉约细腻的极致美感。”
三部电影,三种风格,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将越剧打造成中国式歌舞剧。
诚如郭晓男所说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风格最适合拍成电影,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旋律贯穿始终,使之本身已经具备了音乐片的基本元素。而在电影中,他更加大编舞的篇幅,舞蹈动作上加入大量跳跃性的动作,使之更有节奏感。对此,茅威涛第一个表示肯定:“中国戏曲本身就是以歌舞演故事。在越剧中,最大化的歌舞化非但不会影响演出,反而会将越剧艺术有所提升。”
对于中国越剧的下一个一百年,茅威涛思考得很多,也很深。“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越剧领域中坚守着,我太喜欢舞台上的感觉。祖师爷能赏给我越剧这碗饭吃,我很享受。我们这一代的越剧,没有完全的程式化表演模式,因此发挥的空间就更大,表演也就不再那么严谨死板。所以我提出了‘尊重经典,但不唯经典;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的观点,这也是我在如今多元文化的社会转型期对发展传统戏曲的态度。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在这样一个崭新的时代,戏曲人如何守住自己?如何寻求当下戏曲自身的生存空间?我感觉我们的越剧很像百老汇音乐剧,轻快、活泼、自然,故事性强。那么,无论如何,为什么不尝试着把越剧也做成中国化的歌舞剧呢?”说到这里,茅威涛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得自信,笑得阳光。
或许,中国电影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戏曲有着难分难解的亲密关系了。从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到第一部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国的电影艺术与戏曲艺术得以在光影间亲密接触,影响了无数中国人。而越剧表演艺术家茅威涛或许更应该感谢电影,回想多年以前,一部青春亮丽、精彩纷呈的彩色越剧电影《五女拜寿》,不仅让浙江小百花的名字响彻大江南北,更让初出茅庐的茅威涛迅速走入千家万户,成了众人皆知的时代之星。
如今,早已功成名就的茅威涛再度与电影亲密接触,一口气将自己从艺30年来最具标志性的三部经典代表作——《梁祝》、《西廂记》、《陆游与唐琬》搬上银幕,来一场华丽的视觉盛宴。而导演并不是他人,正是茅威涛的丈夫郭晓男。
“之所以如此集中地拍摄这三部作品,不仅是想给自己一份礼物,更希望观众由此体会越剧的魅力与美好,为中国越剧下一个一百年的辉煌,作一些记录,作一点承传。我算过一笔账,就算我在舞台上再演10年,能亲眼到现场看到我表演的观众最多100万,但我将我的越剧拍成电影,我的观众群将远远不止这100万。”把自己最经典的舞台形象用胶片记录下来,茅威涛最大的目的,是让越剧通过电影进行最大化传播,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年人看到越剧。
在杭州郊外的片场,趁着抽空拍戏换装的短暂间隙,茅威涛穿着薄薄的水衫,一袭书生打扮,向《新民周刊》记者娓娓道来,清秀而雅致的脸庞没有一丝岁月的痕迹,她拉了拉自己的衣袖,笑着说道:“我这身衣服经历了大雪纷飞披着棉袄的寒冬,又从三伏天一直拍到现在。一年拍三部电影,真的很赶。现在我每天都要拍摄10多个小时,最多睡四五个小时。而郭导几乎都快成大禹了,一直想看女儿,但就是三过家门而不入,呵呵。”再过数月,三部作品就将在春节档期集体亮相,再续越剧与电影的华丽前缘。而采访的话题,也自然而然地就从眼前的《梁祝》开始了。
感恩电影
“我一直以为,梁山伯是最属于越剧的艺术形象。尤其是之前袁雪芬老师与范瑞娟老师的那部彩色电影,堪称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所以,我特别感谢电影。因为在我学艺的岁月里,许多老艺术家已经很少登台了,于是我只能去看他们的电影作品,比如《红楼梦》、《追鱼》、《西园记》等等。这些电影不仅给了我艺术上的启发,更让我由衷地感觉到:越剧女小生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艺术魅力,这种唯美细腻的美学表现,恰恰引领着人们去感知文化的价值与力量。”说起属于小百花自己的新版《梁祝》,茅威涛更倾注了极大的情感与创造。“回过头来看,50年代的那部《梁祝》,是为了配合婚姻法的宣传,因而反封建的意味太过强烈。所以,当进入新世纪之后,反思越剧走过的100年,对于这部经典,我总希望能做得更为动人心弦,更具委婉的诗情与真切的情感组织。”积数年之功后,最终诞生了新版《梁祝》——万松书院,一群俊朗的书生与梁山伯共舞,几十把扇影翻飞,脆生生的念白,清亮亮的敲击,伴着梁山伯急促的台步,俊秀飘逸,美不胜收……
转眼间,从舞台来到了电影,这种高度写意化的精彩表现不仅得到了最大化的保留,更在镜头语言、视觉美学上有了更大、更新的提高。只见片场宛如一片花海,四周天蓝底色的帷幕上满是白色花纹,远看仿佛晴空万里,云淡风轻,镜头推进却又显现出远远近近铺天盖地的小白花,层次分明,鲜亮夺目。不仅如此,配合着梁祝“化蝶”的主题,片中所有的亭台楼阁、雕梁画栋也无不有着各色小花的点缀,就连地上也铺满了绛红浅紫色的落英缤纷。
“做《梁祝》我想了整整10年。”重排《梁祝》,让这位曾经执导出昆剧《牡丹亭》、话剧《秀才与刽子手》的著名导演郭晓男都长期踌躇不前,“可以说,‘化蝶’是我做《梁祝》最大的障碍之一,实在难以接受传统舞台上两个主人公突然从坟堆里跳出,扮演蝴蝶翩翩起舞的画面。”然而郭晓男又始终不知道该用怎样的处理来表现“化蝶”那一刻的唯美,不知道要怎么做才能让人发自内心地感动,而不是被突然炸裂的坟头或是硕大的蝴蝶所惊吓。直到有一天,他找到了“扇子”这一意象。于是,“新梁祝”将两扇一合,幻化成蝴蝶的影像,制造出“满台不见蝶,满台都是蝶”的精彩效果,曾让无数观众为之惊叹,原来“梁祝”不一定都要见“蝶”,有着“蝶影”的元素,同样能拥有震撼人心的效果。
此次在影片中,扇子依旧是贯穿整部电影的一种意念上的象征,而在主题上,电影版《梁祝》也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通过细腻的镜头语言表达得更加直白、丰富与生动,就在两位主角手中的折扇上,各有着一段《诗经》中“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誓言,随着剧情的起伏,多次出现,也将让这一中国古老的爱情传说更为感人至深。
塑造中国式歌舞剧
“现在我们拍戏曲电影的很多,但基本上都属于舞台纪录片。电影是制造生活幻觉的艺术,把舞台上的戏演一遍拍下来,不就成了‘CCTV空中剧院’了吗?”郭晓男说起自己已经埋头打造了整整一年的三部电影,颇有感触:“我们要拍,就要拍点好玩的,和以往不一样的东西!”从舞台到银幕,从面对观众到面对摄像机,谈起《梁祝》、《西厢记》、《陆游与唐琬》这三部作品在艺术形态上的变化,郭晓男总结:“这是一种介乎舞台剧的意象化与电影写实化之间的艺术形态,是中国戏曲电影向音乐剧的过渡,我们力求在保留了舞台写意的同时也能让人感受电影的美轮美奂。”谈起三部作品各自不同特色,他坦言:“《西厢记》较为忠实于元杂剧的舞台感,采用了比较传统的拍摄手法;而《陆游与唐琬》采用实景和舞台结合的方式,镜头表达上较为凝练;《梁祝》是花费精力最多的一部,我们力图制造出一种写意、空灵、神话般形态的影像感,将细节的东方繁复主义与框架的西方简约主义完美结合,创造出一种细节突出、叙事简洁流畅、整体婉约细腻的极致美感。”
三部电影,三种风格,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将越剧打造成中国式歌舞剧。
诚如郭晓男所说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风格最适合拍成电影,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旋律贯穿始终,使之本身已经具备了音乐片的基本元素。而在电影中,他更加大编舞的篇幅,舞蹈动作上加入大量跳跃性的动作,使之更有节奏感。对此,茅威涛第一个表示肯定:“中国戏曲本身就是以歌舞演故事。在越剧中,最大化的歌舞化非但不会影响演出,反而会将越剧艺术有所提升。”
对于中国越剧的下一个一百年,茅威涛思考得很多,也很深。“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越剧领域中坚守着,我太喜欢舞台上的感觉。祖师爷能赏给我越剧这碗饭吃,我很享受。我们这一代的越剧,没有完全的程式化表演模式,因此发挥的空间就更大,表演也就不再那么严谨死板。所以我提出了‘尊重经典,但不唯经典;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的观点,这也是我在如今多元文化的社会转型期对发展传统戏曲的态度。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在这样一个崭新的时代,戏曲人如何守住自己?如何寻求当下戏曲自身的生存空间?我感觉我们的越剧很像百老汇音乐剧,轻快、活泼、自然,故事性强。那么,无论如何,为什么不尝试着把越剧也做成中国化的歌舞剧呢?”说到这里,茅威涛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得自信,笑得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