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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暴动，其主要意义，在广大的发动土地革命的争斗。因此这一暴动，应当与中央决定之秋收暴动计划汇合为一贯的斗争，在此原则之下，中央曾训令湘粤赣鄂四省立即进行，响应南昌暴动：一方索（牵）制破坏压迫‘南昌’之敌；一方开始秋收斗争……”上述文字取自解放军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战争时期档案珍品展览”展陈的一封信，即192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化名“中原”）写给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的信，信件发出的当天，南昌起义爆发。实际上，从起义的酝酿、决策、部署到部队南征等各个阶段，中共中央对南昌起义的领导指挥始终贯穿其中，其指挥策略主要体现在中央给前委和各省的一系列信件中。
一、以武装暴动为旗帜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历经血的代价、火的洗礼，终于认识到：革命力量兴而覆亡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武装，唯有建立革命武装才是中国共产党人抗敌的出路，也唯有以革命的暴力对待反革命的暴力才是中国的出路，为此，中国共产党开始着手组织自己的武装，并积极谋划暴动，直到南昌起义付之于实践。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进一步坚定了中国共产党采用革命的暴力手段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策略。随后，在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八七会议上，陈独秀放弃武装斗争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遭到了严厉批判，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在1927年8月19日给湖北省委的信中，中央十分关切地询问：“鄂南鄂北农民的力量如何？一般的农民是否能在各地起来杀豪绅及缴驻军等的枪支？”8月22日中央致南方局转广东省委信中又再次强调：“东江须立即开始广大的暴动，发表政治的口号为叶、贺内应……为牵制李、黄军队起见，对两（西）江及南路亦须立即有军事的动作和农民暴动。”由此可见，南昌起义爆发时，中央不仅明确了武装暴动的总方针，而且已经逐步认识到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并在指挥过程中有意识地将军事斗争与农民运动联系起来。
从起义部队的具体行动和结果来看，中共中央以武装暴动为旗帜的指挥策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效应。10月12日中央在给广东省委函中指出：“相信农民为暴动的主力，坚决的领导他们继续不断的暴动……叶、贺之残余部队应积极拥护农民暴动，剩余之枪支尽数武装农民，不可靠之部队以农民改编。”在中央的指挥下，起义部队在进军途中有意识地将枪支弹药留给农民群众，鼓励他们拿起手中的武器开展斗争运动。朱德在闽西平和时，曾亲自指导当地县委如何有效地开展武装斗争。部队离开以后，当地特委依靠起义军留下的枪支大大充实了军备，加快了武装斗争的步伐，吹响了1928年福建龙岩、平和、上杭、永定暴动的前奏。
二、以土地革命为宗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中国共产党开始重新审视党和革命事业的前途与命运。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以下简称《通告》），指出中国革命已“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土地革命阶段”，旗帜鲜明地把土地革命当做党的中心工作突出地提到全党面前，党的责任就在于“积聚一切革命势力，开展这一革命的新阶段——土地革命”。《通告》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目前的反动局面只是革命转到解决土地问题这一阶段时阶级冲突的反映。我们的党只有坚定地站在这个土地革命的立场上，才能领导这一革命潮流前进。”正是基于对革命形势的科学分析和正确预判，中央做出了以土地革命为宗旨，发动秋收暴动和南昌起义的重要决定。
在8月1日给前委的信中，中央开门见山地指出：“南昌暴动，其主要意义，在广大的发动土地革命的争斗。”其后，在8月5日给湖南省委和9月12日给江西省委的信中，又两次重申：“现在南昌政变，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发动土地革命”，“南昌暴动的意义是为要彻底土地革命，而与一切反动派作坚决奋斗”。早在起义筹划阶段，中央就曾指出，部队要落脚东江，结合农民运动建立根据地。可以说，选择东江方向的行军路线，不仅仅是表面上所呈现的为广州起义补充力量，更是我党在土地革命宗旨下的全盘布局。实际上，起义军在南征途中，积极宣传《土地革命宣传大纲》，在多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活动，对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可以说，作为土地革命第一步实际行动，南昌起义拉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
三、以四省联合为策应
1927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初步提出了秋收暴动的设想，之后，决定在湘粤赣鄂四省发动农民秋收暴动。由此可见，中央决定发动四省秋收暴动的时间先于南昌起义。从日后的行动部署上看，中央对南昌起义的指挥也主要是围绕这一既定政策展开的。中央在8月1日给前委的信中就指出：“这一暴动，应当与中央决定之秋收暴动计划汇合为一贯的斗争，在此原则之下，中央曾训令湘粤赣鄂四省立即进行，响应南昌暴动：一方索（牵）制破坏压迫‘南昌’之敌；一方开始秋收斗争。”8月5日，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南昌政变给了四省暴动以有力的帮助。在此时四省即应给南昌政变以有力的响应。”8月9日又再次强调：“南昌事变要与四省秋收暴动联为一贯，在这一个原则之下去决定实际工作计划。”由此看来，中央是希望以南昌起义为契机，以四省联合秋收暴动为策应，引发农民为主力的暴动，推动农民秋收暴动的广泛开展。
但是，在处理南昌暴动与四省联合秋收暴动的关系问题上，中央逐渐暴露出“左”倾苗头。中央一些领导人片面地认为，南昌暴动只是暴动计划的一部分，是农民暴动的辅助力量。起义失败后，10月24日中央发布的《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中称：“中央在宣布与国民党的武汉政府破裂之后，立刻决定民众武装暴动的新政策，规定湘粤赣鄂的四省秋收暴动的计划，而叶挺军队的南昌暴动，便是这一民众暴动，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权之总政策中的一个计划……叶贺军队的革命战争，不过是全国民众暴动中的一个强大的副力……革命的基础力量始终并不是叶贺的部队，而是工农群众。”直到最终起义失败，中央都还是将南昌起义视作秋收暴动的推力，忽视了南昌起义在军事力量上取得的胜利。对农民革命情绪和革命局势过于乐观的估计，对指挥领导一线暴动经验的缺乏，导致了对起义指导的局限性。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中国共产党在南昌起义中以武装斗争为旗帜，以土地革命为宗旨，以四省联合为策应的开创性的指揮策略，在探索革命新道路的实践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是，由于起义发生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历史转折期，中共中央还没有完全跳出“城市中心论”的错误指导思想，在军事指挥、发动群众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等方面还存在着一定局限。诚然，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无论是成果还是失误，对于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而言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为挽救中国革命事业、探索革命道路、鼓舞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单位：解放军档案馆
一、以武装暴动为旗帜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历经血的代价、火的洗礼，终于认识到：革命力量兴而覆亡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武装，唯有建立革命武装才是中国共产党人抗敌的出路，也唯有以革命的暴力对待反革命的暴力才是中国的出路，为此，中国共产党开始着手组织自己的武装，并积极谋划暴动，直到南昌起义付之于实践。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进一步坚定了中国共产党采用革命的暴力手段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策略。随后，在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八七会议上，陈独秀放弃武装斗争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遭到了严厉批判，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在1927年8月19日给湖北省委的信中，中央十分关切地询问：“鄂南鄂北农民的力量如何？一般的农民是否能在各地起来杀豪绅及缴驻军等的枪支？”8月22日中央致南方局转广东省委信中又再次强调：“东江须立即开始广大的暴动，发表政治的口号为叶、贺内应……为牵制李、黄军队起见，对两（西）江及南路亦须立即有军事的动作和农民暴动。”由此可见，南昌起义爆发时，中央不仅明确了武装暴动的总方针，而且已经逐步认识到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并在指挥过程中有意识地将军事斗争与农民运动联系起来。
从起义部队的具体行动和结果来看，中共中央以武装暴动为旗帜的指挥策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效应。10月12日中央在给广东省委函中指出：“相信农民为暴动的主力，坚决的领导他们继续不断的暴动……叶、贺之残余部队应积极拥护农民暴动，剩余之枪支尽数武装农民，不可靠之部队以农民改编。”在中央的指挥下，起义部队在进军途中有意识地将枪支弹药留给农民群众，鼓励他们拿起手中的武器开展斗争运动。朱德在闽西平和时，曾亲自指导当地县委如何有效地开展武装斗争。部队离开以后，当地特委依靠起义军留下的枪支大大充实了军备，加快了武装斗争的步伐，吹响了1928年福建龙岩、平和、上杭、永定暴动的前奏。
二、以土地革命为宗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中国共产党开始重新审视党和革命事业的前途与命运。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以下简称《通告》），指出中国革命已“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土地革命阶段”，旗帜鲜明地把土地革命当做党的中心工作突出地提到全党面前，党的责任就在于“积聚一切革命势力，开展这一革命的新阶段——土地革命”。《通告》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目前的反动局面只是革命转到解决土地问题这一阶段时阶级冲突的反映。我们的党只有坚定地站在这个土地革命的立场上，才能领导这一革命潮流前进。”正是基于对革命形势的科学分析和正确预判，中央做出了以土地革命为宗旨，发动秋收暴动和南昌起义的重要决定。
在8月1日给前委的信中，中央开门见山地指出：“南昌暴动，其主要意义，在广大的发动土地革命的争斗。”其后，在8月5日给湖南省委和9月12日给江西省委的信中，又两次重申：“现在南昌政变，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发动土地革命”，“南昌暴动的意义是为要彻底土地革命，而与一切反动派作坚决奋斗”。早在起义筹划阶段，中央就曾指出，部队要落脚东江，结合农民运动建立根据地。可以说，选择东江方向的行军路线，不仅仅是表面上所呈现的为广州起义补充力量，更是我党在土地革命宗旨下的全盘布局。实际上，起义军在南征途中，积极宣传《土地革命宣传大纲》，在多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活动，对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可以说，作为土地革命第一步实际行动，南昌起义拉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
三、以四省联合为策应
1927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初步提出了秋收暴动的设想，之后，决定在湘粤赣鄂四省发动农民秋收暴动。由此可见，中央决定发动四省秋收暴动的时间先于南昌起义。从日后的行动部署上看，中央对南昌起义的指挥也主要是围绕这一既定政策展开的。中央在8月1日给前委的信中就指出：“这一暴动，应当与中央决定之秋收暴动计划汇合为一贯的斗争，在此原则之下，中央曾训令湘粤赣鄂四省立即进行，响应南昌暴动：一方索（牵）制破坏压迫‘南昌’之敌；一方开始秋收斗争。”8月5日，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南昌政变给了四省暴动以有力的帮助。在此时四省即应给南昌政变以有力的响应。”8月9日又再次强调：“南昌事变要与四省秋收暴动联为一贯，在这一个原则之下去决定实际工作计划。”由此看来，中央是希望以南昌起义为契机，以四省联合秋收暴动为策应，引发农民为主力的暴动，推动农民秋收暴动的广泛开展。
但是，在处理南昌暴动与四省联合秋收暴动的关系问题上，中央逐渐暴露出“左”倾苗头。中央一些领导人片面地认为，南昌暴动只是暴动计划的一部分，是农民暴动的辅助力量。起义失败后，10月24日中央发布的《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中称：“中央在宣布与国民党的武汉政府破裂之后，立刻决定民众武装暴动的新政策，规定湘粤赣鄂的四省秋收暴动的计划，而叶挺军队的南昌暴动，便是这一民众暴动，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权之总政策中的一个计划……叶贺军队的革命战争，不过是全国民众暴动中的一个强大的副力……革命的基础力量始终并不是叶贺的部队，而是工农群众。”直到最终起义失败，中央都还是将南昌起义视作秋收暴动的推力，忽视了南昌起义在军事力量上取得的胜利。对农民革命情绪和革命局势过于乐观的估计，对指挥领导一线暴动经验的缺乏，导致了对起义指导的局限性。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中国共产党在南昌起义中以武装斗争为旗帜，以土地革命为宗旨，以四省联合为策应的开创性的指揮策略，在探索革命新道路的实践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是，由于起义发生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历史转折期，中共中央还没有完全跳出“城市中心论”的错误指导思想，在军事指挥、发动群众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等方面还存在着一定局限。诚然，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无论是成果还是失误，对于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而言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为挽救中国革命事业、探索革命道路、鼓舞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单位：解放军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