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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房地产新国八条的实施，市场存在一种房市资金再配置的预期，即“在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下，资金将可能逐渐从房地产市场转移，进入到其他投资渠道或实体经济之中，其中股票市场将是房市资金再配置的重要场所，并且受益于这种资金再配置的过程从而出现牛市”。从逻辑上讲，这种预期有可能实现，确实也不能排除有部分投机资金从房地产市场转移到股票市场。
我们从居民资产配置的角度，考察了美、日、韩国家庭资产配置组合的变化，来了解居民资产配置组结构的变化与股票市场的关系，并结合中国目前的现状，对目前中国居民资产配置结构的变化及其对股票市场中长期趋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超级大牛市并不是出现在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GDP增速呈上升趋势），而是出现在经济在经历一段高速增长及下滑后的稳定增长阶段”。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深入分析，我们得出了一个让人深感幸运和振奋的结论，即“未来10-15年可能是中国股票市场投资的黄金时期，可能会出现一轮超级大牛市，大胆猜测，上证综指1万点也是其中一个波段，该轮牛市的高点将可能是未来几十年再难企及的顶部，错过了该段时期，将可能再无如此长期系统性的上升机会”。
居民资产配置结构变化与股票市场趋势关系分析
美国股市真正的大牛市出现在1982年后，在1957-1982年25年间，股票指数一直在1倍空间附近上下波动，而在1982-1999年15年间，股票指数上涨将近十倍。
经济增速的变化并不能解释大牛市在1982年后才出现。1982年前，美国GDP增速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股票市场指数却在一直在1倍空间附近处上下波动，在1982年后，经济增速逐渐回落，并在4%-6%附近的水平维持相对稳定，但股票市场却出现了超级大牛市。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同样可得到验证。
既然经济增速的变化不能解释，我们就需要寻找其他原因。其中一种解释是，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金融市场还未成熟完善，因此经济的增长难以反映到股市的大幅上扬中，而在随后全球金融一体化、自由化等浪潮的影响下，金融市场发展较快，股市才出现了大牛市。对于这种观点，也许可以解释部分，但并不让我们信服，最明显的论据就是，各国发生超级大牛市的时候，难道就是证券市场成熟完善的时候？
因此，我们需要寻找其他解释。幸运的是，通过观察美国家庭资产配置结构的变化，我们发现，居民资产配置结构发生趋势性变化，或许可以解释该种情形（即在经济增速由高速增长的上升趋势逐渐转为稳定增长阶段时，股票市场将有可能会出现超级大牛市，这点与我们日常的观念相冲突）。
1982年恰好是美国居民金融和实物资产配置比例发生显著变化的第一年，随后美国居民金融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而实物资产所占比重下降，这种趋势直到1999年科技股泡沫破灭后才发生逆转。
不过，对于究竟是居民资产配置结构的变化促使了这次股市牛市还是牛市推动居民资产配置结构的变化？需要进一步分析。其中，“牛市推动居民资产配置结构的变化”的解释可以认为，“股市的上涨推动了股票资产的价值，从而推高金融资产占整个居民资产的比重”，这种正反馈的逻辑我们并不否认，事实上，这点可以在随后的科技股泡沫后金融资产所占比重大幅缩水得到验证。但同时从资金配置的角度，我们更强调前者的作用，即“居民资产配置结构变化趋势有利于促进股市中长期趋势的形成，居民资产配置重点由实物资产转向金融资产有利于股票市场形成大牛市”，其中一个支撑依据就是，在1982年后的金融资产占资产比重变化趋势中，债券等信贷市场工具占总资产的比重同股票资产一样出现上升趋势，即在居民资产配置结构由实物资产转向金融资产过程中，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将同时受益，这点并不能由“股市牛市推动居民资产配置结构的变化”来进行解释。
应特别指出的是，收入的增长或居民资产增长同经济增速指标一样并不能解释股市这种变化，但是可以解释股市中长期向上，尤其是在未出现超级大牛市之前的慢牛趋势。从居民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解释，我们认为，正是由于经济增长带来居民收入或总资产（包括其中的金融资产）持续增加，股市中长期来看才呈现出向上趋势，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增长或居民收入提高是驱动股市中长期向上的关键原因。
既然居民资产配置结构由实物资产向金融资产转移有利于股市形成大牛市,那么是什么原因促进了这种资产配置结构的变化呢? 这需要从资产配置的功能说起,资产配置是资金在各类资产之间的合理分配，可供分配的资产类别包括房地产、商品等实物资产，以及现金、存款、债券、股票、非上市股权等各类金融资产，主要目的有两点，一是消费，二是投资，即保值增值。其中，实物资产基本功能主要体现在消费，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由于供需因素或衍生产品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投资属性，例如房地产和大宗商品；金融资产除现金及及活期存款外，配置的基本目的则是保值增值。因此，居民实物、金融资产配置结构的变化主要取决于于投资和消费侧重点的变化。
基于居民资产配置结构变化原因主要取决于对投资和消费侧重点的变化的思考，并结合对美、日、韩等国多重经济指标分析，我们认为，消费支出增速尤其是私人或家庭消费支出增速的变化可以作为资产配置结构变化的表征指标，体现的结果就是私人消费支出增速呈现上升趋势时，房地产、耐用消费品等实物资产在总资产所占比重上升，金融资产所占比重相对降低；而消费支出增速出现中长期回落趋势时，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在总资产比重上升，而消费品等实物资产所占比重相对降低。
以美国为例，在80年代初，私人消费支出增速发生了趋势性的拐点变化，即在1982年前，私人消费支出增速呈上升趋势，而随着婴儿潮效应的结束，私人消费支出虽仍呈正增长，但增速却逐渐回落，而这反映到居民资产配置结构上，就是房地产、耐用消费品等实物资产占整个居民资产比重的下降，与之对应的是金融资产比重的上升。
不过，对于房地产和耐用消费品实物资产，二者占居民资产比重变化方向虽有所类似，但具体表现有所不同，一是房地产占居民资产比重下滑趋势滞后于耐用消费品，这点也可以从美国家庭在机动车辆及零部件和与“住”相关的家庭经营支出增速变化趋势可以看出；二是房地产占居民资产比重的波动要大于耐用消费品。分析其差异产生原因，我们认为，可能与房地产周期长和其具有一定投资品特征有关。
除美国外，日本、韩国经验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消费支出增速趋势变化可用来作为判断居民资产配置结构变化趋势的表征指标）。
我们可以看出一个规律，即居民资产配置结构发生趋势性拐点变化的时刻，往往是消费升级第一阶段（由“衣食”向“住行、康乐”升级）基本完成的时刻，其标志即耐用消费品支出占家庭总消费支出比重开始下降。
随着消费升级第一阶段的基本完成，居民资产配置重点逐渐由房地产、耐用消费品等实物资产向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转移。在这个过程中，股票、债券、定期存款占金融资产比重发生趋势性拐点变化的时间，与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重发生趋势性拐点变化的时间大致相近；具体来说，由于经济增速开始由上升趋势转为下滑趋势，因此债券类资产最先受益，在金融资产中的比重不断提升，股票类资产比重则改变下滑趋势，面临一段时间的盘整过程，持续时间大概在6-10年左右，但股票市场由于受益于居民资产配置重点的转移（从实物资产、定期存款、现金及活期存款等资产转向股票、债券类资产），仍呈缓慢爬升态势；随后，随着经济逐渐进入一个新的稳定增长阶段，定期存款股票类资产占金融资产比重将迅速上升，股票市场也开始走出长达数年的超级大牛市，债券类资产比重则在股市快速拉升以前开始逐渐回落，进一步转向股票类资产，加速牛市的上升进程。
中国居民资产配置结构变化及市场中长期趋势分析
由于我们未获取到具体居民资产配置结构数据，因此根据我们前面研究结果，需要对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增速及是否完成消费升级第一阶段进行分析。
从反映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增速的总体指标（如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增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经过连续十年的上升，居民消费支出增速于2007-2008年期间达到最高点，随后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出现下滑趋势，这或许意味着居民资产在消费品上的配置已经开始放缓，中国居民总体资产配置结构可能已经开始发生趋势性的拐点变化。
除消费支出增速放缓的证据外，股票和存款占金融资产比重的变化也可以作为支撑性证据。存款类资产占金融资产比重2006年开始出现下滑，股票类资产占金融资产的比重也是从2006年开始改变下滑趋势出现上升，具体可以将2006年与2009年第三季度相比，上证综指都处于2700-2800点附近，但股票资产比重大幅上升了2.2个百分点。应指出的是，其中2007-2008年由于是大牛和大熊，比重出现大幅波动，但并不改变这种上升趋势，事实上，这种波动也恰好证明了在居民资产配置结构发生趋势性拐点的开市期间，股票类资产占金融资产比重会出现一段时间的盘整波动期。对于债券类资产，我们认为，由于债券市场的不完善及投资门槛的限制，普通投资者想要投资银行间债券、企业债、可转债等债券产品通常比较困难，因此债券占金融资产比重变化难以反映居民资产配置结构的变化趋势。
综上，我们可以认为，从2006-2008年间开始，我国居民资产配置结构总体趋势已经开始发生趋势性的拐点变化，房地产等实物资产的消费支出在整个居民资产配置组合中的比重将不再呈上升趋势，居民资产配置重点将逐渐由实物资产向金融资产转移，股票等金融资产的比重将逐渐上升。
同时应指出的是，尽管总体趋势已发生趋势性的拐点变化，但具体来看，却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我们认为，城乡二元消费结构的差异可能决定着城镇和农村居民资产配置结构变化的差异，城镇居民资产配置结构可能已发生趋势性的拐点变化，而农村居民资产配置重点仍在消费品上。
因此，在严厉房地产调控政策下，城镇居民资产从房地产和耐用消费品等实物资产转移到金融资产的速度可能会加快，由于投资渠道较少，股票市场将可能会明显受益；而农村居民资产配置结构的变化趋势受影响程度可能不大，消费品等实物资产比重仍可能继续上升。居民资产配置结构的总体趋势已经发生趋势性的拐点变化，而严厉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出台，将加速这一趋势，但是这种加速动力主要来自于城镇居民，而非农村居民。
对于这种城镇和农村居民资产配置结构不同的变化趋势，我们认为，（1）这种差异未来将会通过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而逐渐得到改善；（2）将可能会拉长资产配置结构发生趋势性变化的时期，即“盘整期拉长——实物资产比重在顶部和金融资产比重在底部维持较长一段时期”，反映到股票市场，就是超级牛市的中前期——震荡盘整但重心不断上移的时间将会被拉长，甚至可能超过美、日、韩的6-10年时间，若以2008年金融危机算起，至少要持续到2014-2018年，再加上快速拉升时期（美、日经验是7-8年），该轮超级大牛市将至少要持续到2021-2025年。
简而言之，未来10-15年时间将是股票市场投资的黄金时期，大胆猜测，上证综指1万点也是其中一个波段，该轮牛市的高点将可能是未来几十年再难企及的顶部，错过了该段时期，将可能再无如此长期系统性的上升机会。■
我们从居民资产配置的角度，考察了美、日、韩国家庭资产配置组合的变化，来了解居民资产配置组结构的变化与股票市场的关系，并结合中国目前的现状，对目前中国居民资产配置结构的变化及其对股票市场中长期趋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超级大牛市并不是出现在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GDP增速呈上升趋势），而是出现在经济在经历一段高速增长及下滑后的稳定增长阶段”。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深入分析，我们得出了一个让人深感幸运和振奋的结论，即“未来10-15年可能是中国股票市场投资的黄金时期，可能会出现一轮超级大牛市，大胆猜测，上证综指1万点也是其中一个波段，该轮牛市的高点将可能是未来几十年再难企及的顶部，错过了该段时期，将可能再无如此长期系统性的上升机会”。
居民资产配置结构变化与股票市场趋势关系分析
美国股市真正的大牛市出现在1982年后，在1957-1982年25年间，股票指数一直在1倍空间附近上下波动，而在1982-1999年15年间，股票指数上涨将近十倍。
经济增速的变化并不能解释大牛市在1982年后才出现。1982年前，美国GDP增速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股票市场指数却在一直在1倍空间附近处上下波动，在1982年后，经济增速逐渐回落，并在4%-6%附近的水平维持相对稳定，但股票市场却出现了超级大牛市。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同样可得到验证。
既然经济增速的变化不能解释，我们就需要寻找其他原因。其中一种解释是，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金融市场还未成熟完善，因此经济的增长难以反映到股市的大幅上扬中，而在随后全球金融一体化、自由化等浪潮的影响下，金融市场发展较快，股市才出现了大牛市。对于这种观点，也许可以解释部分，但并不让我们信服，最明显的论据就是，各国发生超级大牛市的时候，难道就是证券市场成熟完善的时候？
因此，我们需要寻找其他解释。幸运的是，通过观察美国家庭资产配置结构的变化，我们发现，居民资产配置结构发生趋势性变化，或许可以解释该种情形（即在经济增速由高速增长的上升趋势逐渐转为稳定增长阶段时，股票市场将有可能会出现超级大牛市，这点与我们日常的观念相冲突）。
1982年恰好是美国居民金融和实物资产配置比例发生显著变化的第一年，随后美国居民金融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而实物资产所占比重下降，这种趋势直到1999年科技股泡沫破灭后才发生逆转。
不过，对于究竟是居民资产配置结构的变化促使了这次股市牛市还是牛市推动居民资产配置结构的变化？需要进一步分析。其中，“牛市推动居民资产配置结构的变化”的解释可以认为，“股市的上涨推动了股票资产的价值，从而推高金融资产占整个居民资产的比重”，这种正反馈的逻辑我们并不否认，事实上，这点可以在随后的科技股泡沫后金融资产所占比重大幅缩水得到验证。但同时从资金配置的角度，我们更强调前者的作用，即“居民资产配置结构变化趋势有利于促进股市中长期趋势的形成，居民资产配置重点由实物资产转向金融资产有利于股票市场形成大牛市”，其中一个支撑依据就是，在1982年后的金融资产占资产比重变化趋势中，债券等信贷市场工具占总资产的比重同股票资产一样出现上升趋势，即在居民资产配置结构由实物资产转向金融资产过程中，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将同时受益，这点并不能由“股市牛市推动居民资产配置结构的变化”来进行解释。
应特别指出的是，收入的增长或居民资产增长同经济增速指标一样并不能解释股市这种变化，但是可以解释股市中长期向上，尤其是在未出现超级大牛市之前的慢牛趋势。从居民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解释，我们认为，正是由于经济增长带来居民收入或总资产（包括其中的金融资产）持续增加，股市中长期来看才呈现出向上趋势，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增长或居民收入提高是驱动股市中长期向上的关键原因。
既然居民资产配置结构由实物资产向金融资产转移有利于股市形成大牛市,那么是什么原因促进了这种资产配置结构的变化呢? 这需要从资产配置的功能说起,资产配置是资金在各类资产之间的合理分配，可供分配的资产类别包括房地产、商品等实物资产，以及现金、存款、债券、股票、非上市股权等各类金融资产，主要目的有两点，一是消费，二是投资，即保值增值。其中，实物资产基本功能主要体现在消费，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由于供需因素或衍生产品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投资属性，例如房地产和大宗商品；金融资产除现金及及活期存款外，配置的基本目的则是保值增值。因此，居民实物、金融资产配置结构的变化主要取决于于投资和消费侧重点的变化。
基于居民资产配置结构变化原因主要取决于对投资和消费侧重点的变化的思考，并结合对美、日、韩等国多重经济指标分析，我们认为，消费支出增速尤其是私人或家庭消费支出增速的变化可以作为资产配置结构变化的表征指标，体现的结果就是私人消费支出增速呈现上升趋势时，房地产、耐用消费品等实物资产在总资产所占比重上升，金融资产所占比重相对降低；而消费支出增速出现中长期回落趋势时，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在总资产比重上升，而消费品等实物资产所占比重相对降低。
以美国为例，在80年代初，私人消费支出增速发生了趋势性的拐点变化，即在1982年前，私人消费支出增速呈上升趋势，而随着婴儿潮效应的结束，私人消费支出虽仍呈正增长，但增速却逐渐回落，而这反映到居民资产配置结构上，就是房地产、耐用消费品等实物资产占整个居民资产比重的下降，与之对应的是金融资产比重的上升。
不过，对于房地产和耐用消费品实物资产，二者占居民资产比重变化方向虽有所类似，但具体表现有所不同，一是房地产占居民资产比重下滑趋势滞后于耐用消费品，这点也可以从美国家庭在机动车辆及零部件和与“住”相关的家庭经营支出增速变化趋势可以看出；二是房地产占居民资产比重的波动要大于耐用消费品。分析其差异产生原因，我们认为，可能与房地产周期长和其具有一定投资品特征有关。
除美国外，日本、韩国经验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消费支出增速趋势变化可用来作为判断居民资产配置结构变化趋势的表征指标）。
我们可以看出一个规律，即居民资产配置结构发生趋势性拐点变化的时刻，往往是消费升级第一阶段（由“衣食”向“住行、康乐”升级）基本完成的时刻，其标志即耐用消费品支出占家庭总消费支出比重开始下降。
随着消费升级第一阶段的基本完成，居民资产配置重点逐渐由房地产、耐用消费品等实物资产向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转移。在这个过程中，股票、债券、定期存款占金融资产比重发生趋势性拐点变化的时间，与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重发生趋势性拐点变化的时间大致相近；具体来说，由于经济增速开始由上升趋势转为下滑趋势，因此债券类资产最先受益，在金融资产中的比重不断提升，股票类资产比重则改变下滑趋势，面临一段时间的盘整过程，持续时间大概在6-10年左右，但股票市场由于受益于居民资产配置重点的转移（从实物资产、定期存款、现金及活期存款等资产转向股票、债券类资产），仍呈缓慢爬升态势；随后，随着经济逐渐进入一个新的稳定增长阶段，定期存款股票类资产占金融资产比重将迅速上升，股票市场也开始走出长达数年的超级大牛市，债券类资产比重则在股市快速拉升以前开始逐渐回落，进一步转向股票类资产，加速牛市的上升进程。
中国居民资产配置结构变化及市场中长期趋势分析
由于我们未获取到具体居民资产配置结构数据，因此根据我们前面研究结果，需要对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增速及是否完成消费升级第一阶段进行分析。
从反映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增速的总体指标（如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增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经过连续十年的上升，居民消费支出增速于2007-2008年期间达到最高点，随后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出现下滑趋势，这或许意味着居民资产在消费品上的配置已经开始放缓，中国居民总体资产配置结构可能已经开始发生趋势性的拐点变化。
除消费支出增速放缓的证据外，股票和存款占金融资产比重的变化也可以作为支撑性证据。存款类资产占金融资产比重2006年开始出现下滑，股票类资产占金融资产的比重也是从2006年开始改变下滑趋势出现上升，具体可以将2006年与2009年第三季度相比，上证综指都处于2700-2800点附近，但股票资产比重大幅上升了2.2个百分点。应指出的是，其中2007-2008年由于是大牛和大熊，比重出现大幅波动，但并不改变这种上升趋势，事实上，这种波动也恰好证明了在居民资产配置结构发生趋势性拐点的开市期间，股票类资产占金融资产比重会出现一段时间的盘整波动期。对于债券类资产，我们认为，由于债券市场的不完善及投资门槛的限制，普通投资者想要投资银行间债券、企业债、可转债等债券产品通常比较困难，因此债券占金融资产比重变化难以反映居民资产配置结构的变化趋势。
综上，我们可以认为，从2006-2008年间开始，我国居民资产配置结构总体趋势已经开始发生趋势性的拐点变化，房地产等实物资产的消费支出在整个居民资产配置组合中的比重将不再呈上升趋势，居民资产配置重点将逐渐由实物资产向金融资产转移，股票等金融资产的比重将逐渐上升。
同时应指出的是，尽管总体趋势已发生趋势性的拐点变化，但具体来看，却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我们认为，城乡二元消费结构的差异可能决定着城镇和农村居民资产配置结构变化的差异，城镇居民资产配置结构可能已发生趋势性的拐点变化，而农村居民资产配置重点仍在消费品上。
因此，在严厉房地产调控政策下，城镇居民资产从房地产和耐用消费品等实物资产转移到金融资产的速度可能会加快，由于投资渠道较少，股票市场将可能会明显受益；而农村居民资产配置结构的变化趋势受影响程度可能不大，消费品等实物资产比重仍可能继续上升。居民资产配置结构的总体趋势已经发生趋势性的拐点变化，而严厉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出台，将加速这一趋势，但是这种加速动力主要来自于城镇居民，而非农村居民。
对于这种城镇和农村居民资产配置结构不同的变化趋势，我们认为，（1）这种差异未来将会通过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而逐渐得到改善；（2）将可能会拉长资产配置结构发生趋势性变化的时期，即“盘整期拉长——实物资产比重在顶部和金融资产比重在底部维持较长一段时期”，反映到股票市场，就是超级牛市的中前期——震荡盘整但重心不断上移的时间将会被拉长，甚至可能超过美、日、韩的6-10年时间，若以2008年金融危机算起，至少要持续到2014-2018年，再加上快速拉升时期（美、日经验是7-8年），该轮超级大牛市将至少要持续到2021-2025年。
简而言之，未来10-15年时间将是股票市场投资的黄金时期，大胆猜测，上证综指1万点也是其中一个波段，该轮牛市的高点将可能是未来几十年再难企及的顶部，错过了该段时期，将可能再无如此长期系统性的上升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