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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上海五国”机制正式启动20周年。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前身的“上海五国”进程，最初是从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领导人分别在上海和莫斯科签署的《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以下简称“信任协定”）、《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以下简称“裁军协定”）发展起来的。这两个协定的签署，是中国和俄罗斯、中亚国家关系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实现正常化的重大举措，目的是要消除冷战时期中国与苏联长期对抗形成的阴影，为真正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扫清障碍，在欧亚地区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有助于形成国家关系的良性互动，并为探索建立区域合作的新模式打下了坚实基础。
两个协定分别正式签署于1996年4月和1997年4月，与当时世界格局与国际环境发生的急剧变化密切相关。上世纪90年代前期，东欧、苏联发生剧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轰然崩塌，两极格局宣告终结。这个过程帶有突发性，因此没能及时形成一种成熟稳定的新格局来代替旧的国际关系体系。两极对抗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传统的地缘政治经济差异已经弥合，相反，各国之间的关系、地区力量的对比变得更加复杂，由原来的单一性变成多重性，由原来的相对稳定变成复杂多变。
“冷战”的结束是好事，有助于形成一种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这个过程并不简单，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而且两极格局还留下了一系列难以治愈的“后遗症”。苏联在一夜之间变成15个独立国家，这些国家大都缺乏完备的国家体制和成熟的外交政策，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新国家”都经历着传统联系中断、政治经济转型的剧烈“阵痛”，有的国家甚至还陷入了战乱的漩涡。在毗邻俄罗斯的南高加索，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归属大打出手，战争持续了八年，数千人死亡，上百万人流离失所;格鲁吉亚则因为内部的民族矛盾造成山河破碎，阿布哈兹、南奥塞梯成为“国中之国”。在中国的西邻，中亚的山国塔吉克斯坦1992年也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直到1997年实现民族和解才彻底从动荡中走出来。而在中亚的南面，随着苏军从阿富汗撤出，各方军阀你争我夺，战火很快燃遍全境。
无论是中国、俄罗斯，还是刚刚独立的中亚国家，都面临着周边安全环境恶化的现实挑战。各种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开始肆虐，毒品走私和其他跨国犯罪活动难以遏制。西方也在虎视眈眈，试图填补因苏联解体出现的战略真空，在苏联领导的军事集团华约寿终正寝（1991年7月解散）以后，与之对抗的北约反而继续扩大，把俄罗斯当成自己的“假想敌”。从1995年开始，北约陆续把中亚国家拉入“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美国一方面斥资在里海能源开发领域抢占先机，另一方面积极在中亚地区推进所谓的“民主化”战略，实现同时牵制俄罗斯、中国、伊朗的“一石三鸟”的战略目的。
面对这样一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俄罗斯及中亚国家还要解决内部面临的各种难题，都要尽快使自己发展起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因此特别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首先是和平的周边环境。在中国与这些邻国重新塑造双边关系的起步阶段，当务之急是要彻底结束不愉快的历史，在新的基础上开展友好交往，共同应对地区层面的内外挑战。就边境地区军事互信和相互裁军达成协议，创造了一种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开展睦邻合作的新模式，在亚欧大陆率先摆脱了冷战的影响。类似的协议没有过先例，五国领导人签署这样的文件，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无疑是个创举。有了上述“信任协定”和“裁军协定”，中、俄、哈、吉、塔五国才得以真正超越冷战思维，不受大国零和博弈的干扰，在新的基础上规划和发展睦邻伙伴关系。
实现双边关系的历史性跨越
在中国和苏联关系恶化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两个有着世界上最长陆地边界的大国相互敌对，在边界上各自陈兵百万，甚至发生了严重的流血冲突。80年代后期，中国和苏联的关系终于解冻，但双边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被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打断。在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刚刚从一个“超级大国”的躯壳中破茧而出、元气大伤、重新面临发展道路的选择时，经过十几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繁荣时期，国际威望日益提升。双方要在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基础上相互审视，第一次以平等互利为原则重构双边关系，签署“信任协定”和“裁军协定”，是完成双边关系“质变”的合理标志，而且使良好的国家间合作在地区层面上得以延展和升级。
早在1990年4月，中国与苏联曾签署了有关在两国边境地区相互缩减武装力量和增进军事领域信任措施的原则协定。苏联解体后，从1992年3月下旬开始，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联合代表团继续进行边境裁军谈判，谈判以中国为一方，四国联合代表团为另一方。到1995年12月，双方共进行22轮谈判，最后中国同上述四国就《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及其他有关文件的内容达成一致。因为技术原因，不得不把军事领域相互信任的协定和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分开签署，也印证了经过20年对抗的双方，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相互信任，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
在边境地区军事互信和裁军谈判一轮轮进行的时候，正是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政治关系稳步发展的阶段，领导人经常互访，签署数十份涉及各个领域的合作文件，边境的贸易口岸陆续开放，双方都在为打破“坚冰”积极努力。1992年?1993年，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人先后到中国访问，为双边关系定下了友好的基调。1994年9月，中俄双方在联合声明中宣布两国“决心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半关系”。中国与俄罗斯、中亚邻国的边界谈判也顺利举行，中哈两国在1994年最先签署了《关于中哈国界的协定》，“信任协定”和“裁军协定”签署后，中国和中亚国家、俄罗斯解决历史遗留边界问题的进程明显加快。
1996年是中国与俄罗斯、中亚邻国关系发展的重要一年。当年4月，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发表第三个《中俄联合声明》，双方宣布继续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7月初，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中亚国家，并且明确提出希望和中亚国家彼此真诚相待、友好相处，永远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在这样良好的氛围中，中国和俄罗斯、中亚国家实现边境地区军事互信和相互裁军，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而且实际上还不止于此，后来的“上海五国”进程还不断充实了新的内涵、扩大了合作的领域。 有效破解和应对中亚的安全挑战
两个重要协定签署以后，在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等中亚国家领导人的努力之下，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的会晤得以延续，并逐步机制化。会晤之所以受到中亚国家的重视，与当时的地区形势、特别是安全形势的恶化有直接关系。首先是阿富汗内战“外溢”，塔利班占领首都喀布尔以后继续北上，威胁中亚国家边境;其次是中亚国家的极端势力受到鼓舞，不断制造包括恐怖袭击在内的各种事端，并且得到来自境外的支持;再次是地处内陆的中亚国家在扩大对外经济交往过程中遇到“瓶颈”，需要通过寻找外部的帮助解决资金和交通上的难题。由于西方国家提供援助时往往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中亚国家希望与中国、俄罗斯加强合作。
中亚地处欧亚大陆的腹地，地缘政治环境特殊、复杂，刚刚走上国际舞台的五个民族国家，在内忧外患当中带着重重疑虑展开其“全方位”的对外交往。在当时的中亚，苏联时期形成的反华情绪尚未完全消解，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还颇有市场，加上它们本国的国防体制处在草创阶段，塔吉克斯坦甚至要靠俄罗斯的边防军来守卫边境，奉行什么样的安全战略也不十分清晰。以平等一方参与互信和裁军谈判，对缺少外交经验的中亚国家来说是不平凡的经历。尽管谈判的基调由中、俄两个大国主导，但中亚国家随着谈判的深入越来越自信，对中国睦邻周边政策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1995年2月，中国向哈萨克斯坦提供不使用核武器的安全保证，同时开放本国的“大陆桥”港口连云港为哈萨克斯坦进出口商品提供便利。中亚国家最终认识到中国是可信任的伙伴，并且把对华关系作为外交的一个优先方向，也因此成为“上海五国”机制最积极的推动者。
珍宝岛历史事件铜雕。经历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由珍宝岛联想起来的，恐怕首先是发生在1969年的那场中苏武装冲突和弥漫全国的“反修、防修、备战、备荒”气氛。
1999年上半年，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连续发生恶性恐怖事件。到了8月，就在“上海五国”元首会晤即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召开的前两天，近千名隶属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武装分子悄悄从阿富汗越过塔吉克斯坦边境，再绕道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巴特肯山区，把四名日本地质学家和20余名吉尔吉斯斯坦警察扣为人质，并与吉政府军对峙了两个月，事件震惊了国际社会。到2000年夏天，中亚的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来自阿富汗的极端组织武装人员四处袭扰中亚国家边境，地区形势空前紧张。
在这种背景下，“上海五国”元首会晤的议题，自然由商谈有关边境地区军事互信与裁减军队协议的执行情况，扩展到准备建立一个经常性安全与合作机制，强调要坚决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等“三股势力”和走私贩毒及其他跨国犯罪行为。为强化安全和执法合作，1999年后“上海五国”框架内首先建立了各国执法安全部门领导人组成的“比什凯克小组”，筹建联合反恐怖机构，同时启动国防部长、外交部长等会晤机制，加强对中亚国家的援助和支持力度。后来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也因此成为最早关注国际恐怖主义危害并高擎“反恐”旗帜的区域组织之一。“上海五国”领导人还主张加强经贸合作，帮助中亚国家渡过经济难关，这也充分印证了中亚国家选择的正确性。
俄罗斯曾经试图建立自己领导的军事政治集团，独立掌控中亚的安全格局，1992年5月，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俄罗斯与多数新独立国家签署《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宣布建立军事互助关系，共同应对外部威胁。但无论是南高加索的纳卡冲突、阿布哈兹冲突，还是摩尔多瓦德涅斯特河东岸地区、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的分立活动，俄罗斯都无法置身事外。加上美国和北约的积极渗透，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不断受到挤压，被作为“后院”的中亚地区也不平静，面对北约、欧盟的步步紧逼，俄罗斯领导人逐步放弃了对西方的幻想，希望通过密切与中国、中亚国家的安全合作，巩固作为一个大国在地区的影响力。
“信任协定”与“裁军协定”签署后，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首先是双边关系进入“成熟期”，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成为了真正的“伙伴”，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领域的合作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调整后驶入了“快车道”;其次是多边机制进入了“准备期”，提出了多种共同的目标，特别是在安全领域推进实质性合作，可以说“上海五国”进程是以政治安全互信为先导，以解决中亚地区紧迫的安全问题为要务，以逐步建立多边合作机制为基础，提出了建立区域合作新模式这样一项重要任务;第三是世纪之交的国际格局和地区形势进入了“震荡期”，不确定因素增多，挑战增大，促使“上海五国”的成员国要开展更加密切、有效的合作，促使这个多边机制迅速成为一个国际组织。
通过签署两个协定，邻近国家相互通报边境部队活动情况，最大幅度减少边境驻军，使之与彼此良好的国家关系相适应，这样一种实践，对维护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都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冷战思维的行为方式，为增进国家间的相互信任开辟了一条有益的途径;为相邻国家建立长期的睦邻友好关系开创了良好的范例。2000年7月5日，五国元首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第五次会晤时，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讲话指出，“上海五国”进程不仅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了一条五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之路，而且也为国际社会寻求超越冷战思维及探索新型国家关系、新型安全观和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上海五国”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精神，这就是睦邻互信、平等互利、团结协作、共同发展。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边境景观。
“信任协定”与“裁军协定”的签署以及“上海五国”机制的发展，体现了建立在平等合作、互信互利基础上不结盟的、开放的、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国家关系，丰富了当代外交和区域合作的实践，对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实现了互信与裁军，中国、俄罗斯、中亚国家才真正“化敌为友”，并且开启了地区合作的新进程;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精神的鼓舞之下，新一轮的“上海五国”元首峰会开始之前，才能考虑建立一种更加密切的合作方式。2001年6月15日，“上海五国”峰会重新回到上海举行时，中亚的人口大国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加入，一个新的、承载着更多期望和责任的地區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宣告成立。而由两个协定衍生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也成为该组织的灵魂——“上海精神”。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秘书长）
成功走出冷战阴影的外交范例
两个协定分别正式签署于1996年4月和1997年4月，与当时世界格局与国际环境发生的急剧变化密切相关。上世纪90年代前期，东欧、苏联发生剧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轰然崩塌，两极格局宣告终结。这个过程帶有突发性，因此没能及时形成一种成熟稳定的新格局来代替旧的国际关系体系。两极对抗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传统的地缘政治经济差异已经弥合，相反，各国之间的关系、地区力量的对比变得更加复杂，由原来的单一性变成多重性，由原来的相对稳定变成复杂多变。
“冷战”的结束是好事，有助于形成一种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这个过程并不简单，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而且两极格局还留下了一系列难以治愈的“后遗症”。苏联在一夜之间变成15个独立国家，这些国家大都缺乏完备的国家体制和成熟的外交政策，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新国家”都经历着传统联系中断、政治经济转型的剧烈“阵痛”，有的国家甚至还陷入了战乱的漩涡。在毗邻俄罗斯的南高加索，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归属大打出手，战争持续了八年，数千人死亡，上百万人流离失所;格鲁吉亚则因为内部的民族矛盾造成山河破碎，阿布哈兹、南奥塞梯成为“国中之国”。在中国的西邻，中亚的山国塔吉克斯坦1992年也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直到1997年实现民族和解才彻底从动荡中走出来。而在中亚的南面，随着苏军从阿富汗撤出，各方军阀你争我夺，战火很快燃遍全境。
无论是中国、俄罗斯，还是刚刚独立的中亚国家，都面临着周边安全环境恶化的现实挑战。各种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开始肆虐，毒品走私和其他跨国犯罪活动难以遏制。西方也在虎视眈眈，试图填补因苏联解体出现的战略真空，在苏联领导的军事集团华约寿终正寝（1991年7月解散）以后，与之对抗的北约反而继续扩大，把俄罗斯当成自己的“假想敌”。从1995年开始，北约陆续把中亚国家拉入“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美国一方面斥资在里海能源开发领域抢占先机，另一方面积极在中亚地区推进所谓的“民主化”战略，实现同时牵制俄罗斯、中国、伊朗的“一石三鸟”的战略目的。
面对这样一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俄罗斯及中亚国家还要解决内部面临的各种难题，都要尽快使自己发展起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因此特别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首先是和平的周边环境。在中国与这些邻国重新塑造双边关系的起步阶段，当务之急是要彻底结束不愉快的历史，在新的基础上开展友好交往，共同应对地区层面的内外挑战。就边境地区军事互信和相互裁军达成协议，创造了一种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开展睦邻合作的新模式，在亚欧大陆率先摆脱了冷战的影响。类似的协议没有过先例，五国领导人签署这样的文件，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无疑是个创举。有了上述“信任协定”和“裁军协定”，中、俄、哈、吉、塔五国才得以真正超越冷战思维，不受大国零和博弈的干扰，在新的基础上规划和发展睦邻伙伴关系。
实现双边关系的历史性跨越
在中国和苏联关系恶化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两个有着世界上最长陆地边界的大国相互敌对，在边界上各自陈兵百万，甚至发生了严重的流血冲突。80年代后期，中国和苏联的关系终于解冻，但双边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被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打断。在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刚刚从一个“超级大国”的躯壳中破茧而出、元气大伤、重新面临发展道路的选择时，经过十几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繁荣时期，国际威望日益提升。双方要在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基础上相互审视，第一次以平等互利为原则重构双边关系，签署“信任协定”和“裁军协定”，是完成双边关系“质变”的合理标志，而且使良好的国家间合作在地区层面上得以延展和升级。
早在1990年4月，中国与苏联曾签署了有关在两国边境地区相互缩减武装力量和增进军事领域信任措施的原则协定。苏联解体后，从1992年3月下旬开始，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联合代表团继续进行边境裁军谈判，谈判以中国为一方，四国联合代表团为另一方。到1995年12月，双方共进行22轮谈判，最后中国同上述四国就《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及其他有关文件的内容达成一致。因为技术原因，不得不把军事领域相互信任的协定和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分开签署，也印证了经过20年对抗的双方，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相互信任，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
在边境地区军事互信和裁军谈判一轮轮进行的时候，正是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政治关系稳步发展的阶段，领导人经常互访，签署数十份涉及各个领域的合作文件，边境的贸易口岸陆续开放，双方都在为打破“坚冰”积极努力。1992年?1993年，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人先后到中国访问，为双边关系定下了友好的基调。1994年9月，中俄双方在联合声明中宣布两国“决心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半关系”。中国与俄罗斯、中亚邻国的边界谈判也顺利举行，中哈两国在1994年最先签署了《关于中哈国界的协定》，“信任协定”和“裁军协定”签署后，中国和中亚国家、俄罗斯解决历史遗留边界问题的进程明显加快。
1996年是中国与俄罗斯、中亚邻国关系发展的重要一年。当年4月，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发表第三个《中俄联合声明》，双方宣布继续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7月初，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中亚国家，并且明确提出希望和中亚国家彼此真诚相待、友好相处，永远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在这样良好的氛围中，中国和俄罗斯、中亚国家实现边境地区军事互信和相互裁军，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而且实际上还不止于此，后来的“上海五国”进程还不断充实了新的内涵、扩大了合作的领域。 有效破解和应对中亚的安全挑战
两个重要协定签署以后，在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等中亚国家领导人的努力之下，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的会晤得以延续，并逐步机制化。会晤之所以受到中亚国家的重视，与当时的地区形势、特别是安全形势的恶化有直接关系。首先是阿富汗内战“外溢”，塔利班占领首都喀布尔以后继续北上，威胁中亚国家边境;其次是中亚国家的极端势力受到鼓舞，不断制造包括恐怖袭击在内的各种事端，并且得到来自境外的支持;再次是地处内陆的中亚国家在扩大对外经济交往过程中遇到“瓶颈”，需要通过寻找外部的帮助解决资金和交通上的难题。由于西方国家提供援助时往往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中亚国家希望与中国、俄罗斯加强合作。
中亚地处欧亚大陆的腹地，地缘政治环境特殊、复杂，刚刚走上国际舞台的五个民族国家，在内忧外患当中带着重重疑虑展开其“全方位”的对外交往。在当时的中亚，苏联时期形成的反华情绪尚未完全消解，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还颇有市场，加上它们本国的国防体制处在草创阶段，塔吉克斯坦甚至要靠俄罗斯的边防军来守卫边境，奉行什么样的安全战略也不十分清晰。以平等一方参与互信和裁军谈判，对缺少外交经验的中亚国家来说是不平凡的经历。尽管谈判的基调由中、俄两个大国主导，但中亚国家随着谈判的深入越来越自信，对中国睦邻周边政策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1995年2月，中国向哈萨克斯坦提供不使用核武器的安全保证，同时开放本国的“大陆桥”港口连云港为哈萨克斯坦进出口商品提供便利。中亚国家最终认识到中国是可信任的伙伴，并且把对华关系作为外交的一个优先方向，也因此成为“上海五国”机制最积极的推动者。
1999年上半年，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连续发生恶性恐怖事件。到了8月，就在“上海五国”元首会晤即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召开的前两天，近千名隶属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武装分子悄悄从阿富汗越过塔吉克斯坦边境，再绕道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巴特肯山区，把四名日本地质学家和20余名吉尔吉斯斯坦警察扣为人质，并与吉政府军对峙了两个月，事件震惊了国际社会。到2000年夏天，中亚的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来自阿富汗的极端组织武装人员四处袭扰中亚国家边境，地区形势空前紧张。
在这种背景下，“上海五国”元首会晤的议题，自然由商谈有关边境地区军事互信与裁减军队协议的执行情况，扩展到准备建立一个经常性安全与合作机制，强调要坚决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等“三股势力”和走私贩毒及其他跨国犯罪行为。为强化安全和执法合作，1999年后“上海五国”框架内首先建立了各国执法安全部门领导人组成的“比什凯克小组”，筹建联合反恐怖机构，同时启动国防部长、外交部长等会晤机制，加强对中亚国家的援助和支持力度。后来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也因此成为最早关注国际恐怖主义危害并高擎“反恐”旗帜的区域组织之一。“上海五国”领导人还主张加强经贸合作，帮助中亚国家渡过经济难关，这也充分印证了中亚国家选择的正确性。
地区稳定与发展的重要保障
俄罗斯曾经试图建立自己领导的军事政治集团，独立掌控中亚的安全格局，1992年5月，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俄罗斯与多数新独立国家签署《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宣布建立军事互助关系，共同应对外部威胁。但无论是南高加索的纳卡冲突、阿布哈兹冲突，还是摩尔多瓦德涅斯特河东岸地区、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的分立活动，俄罗斯都无法置身事外。加上美国和北约的积极渗透，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不断受到挤压，被作为“后院”的中亚地区也不平静，面对北约、欧盟的步步紧逼，俄罗斯领导人逐步放弃了对西方的幻想，希望通过密切与中国、中亚国家的安全合作，巩固作为一个大国在地区的影响力。
“信任协定”与“裁军协定”签署后，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首先是双边关系进入“成熟期”，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成为了真正的“伙伴”，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领域的合作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调整后驶入了“快车道”;其次是多边机制进入了“准备期”，提出了多种共同的目标，特别是在安全领域推进实质性合作，可以说“上海五国”进程是以政治安全互信为先导，以解决中亚地区紧迫的安全问题为要务，以逐步建立多边合作机制为基础，提出了建立区域合作新模式这样一项重要任务;第三是世纪之交的国际格局和地区形势进入了“震荡期”，不确定因素增多，挑战增大，促使“上海五国”的成员国要开展更加密切、有效的合作，促使这个多边机制迅速成为一个国际组织。
通过签署两个协定，邻近国家相互通报边境部队活动情况，最大幅度减少边境驻军，使之与彼此良好的国家关系相适应，这样一种实践，对维护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都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冷战思维的行为方式，为增进国家间的相互信任开辟了一条有益的途径;为相邻国家建立长期的睦邻友好关系开创了良好的范例。2000年7月5日，五国元首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第五次会晤时，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讲话指出，“上海五国”进程不仅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了一条五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之路，而且也为国际社会寻求超越冷战思维及探索新型国家关系、新型安全观和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上海五国”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精神，这就是睦邻互信、平等互利、团结协作、共同发展。
“信任协定”与“裁军协定”的签署以及“上海五国”机制的发展，体现了建立在平等合作、互信互利基础上不结盟的、开放的、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国家关系，丰富了当代外交和区域合作的实践，对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实现了互信与裁军，中国、俄罗斯、中亚国家才真正“化敌为友”，并且开启了地区合作的新进程;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精神的鼓舞之下，新一轮的“上海五国”元首峰会开始之前，才能考虑建立一种更加密切的合作方式。2001年6月15日，“上海五国”峰会重新回到上海举行时，中亚的人口大国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加入，一个新的、承载着更多期望和责任的地區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宣告成立。而由两个协定衍生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也成为该组织的灵魂——“上海精神”。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