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据潘怡为在《老舍评传》中介绍，20世纪50年代，老舍面对应接不暇的社会活动，不仅感到自己正在失去一位作家的所为，而且身心日益疲惫。
一位外国记者更是直截了当地问他，您作为一名著名作家，主要工作任务应是写作，为什么要把那么多的时间浪费在社会活动之中？
老舍曾向组织提出申请，还向一直对他特别关心的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专门汇报，要求辞去一些社会职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最终未能实现。
其实，1949年老舍应邀回国时，本来并无过多参加社会活动的打算。这年春天，身居美国的老舍，收到了国内文艺界23位老朋友的来信，信中转达了周恩来总理邀请他回国共同建设新中国的意思。
老舍
老舍大约在10月中旬从旧金山启程回国，初到美国时陪着他度过那段百无聊赖日子的乔志高（1912—2008，本名高克毅，知名作家、记者、翻译家）来为他送行。
据乔志高在《老舍在美国》一文中回忆，他在当地最好的中餐馆远东楼请老舍吃饭，两人共叙3年来的友誼。老舍一开始就对他说，自己的太太和儿女都已从重庆回到了北京，最终决定回国的主要原因是与家人团聚，流露出自己此时的矛盾心理。接着，老舍又郑重地声明：自己回国后要实行“三不主义”：一不谈政治，二不开会，三不演讲。
老舍这番话，也许是有碍于当时乔志高与国民党的关系而说，但不管出于什么动机，至少可以说明老舍回国后并无热衷社会活动的打算。
然而，回国后的老舍，却频添各种社会职务头衔：1950年2月，他被补选为全国文联委员;4月，被推选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6月，当选为北京市文联常务理事、主席;1951年2月，增选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953年10月，被选举为全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副主席;1954年5月，被推选为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理事、常务理事;6月，被委以北京市宪法讨论委员会文艺界分会主任委员;9月，又当选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2月，被委任为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副主任。
同时，他还是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文艺界抗美援朝宣传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北京分会副主席、中印友好协会理事、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北京市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选举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一时间，老舍成为全国社会兼职最多的作家。
老舍的社会兼职迅速增加，受到各方面的拥戴，究其原因，除了他是共产党的老朋友，与周恩来等一批领导人的私谊相当不错外，最主要的还是与他自身态度的改变有关。
老舍从美国回国后，看到新中国一派欣欣向荣、健康向上的景象，没有了毒品、没有了娼妓、没有了赌博、没有了黑社会，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现实，他兴奋不已，于是很快放弃了“三不主义”的初衷。
老舍曾站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台上说：“我本是个无党派的人。可是，我今天有了派。什么派呢？‘歌德派’。”
特别是在创作《龙须沟》剧本时，老舍说：“我就抓住臭水沟不放，要达到对人民政府修沟的歌颂。哪怕自己还不够成熟，我也要反映它。”
老舍的这种态度，在当时无疑很快受到欢迎，加上他早年在武汉、重庆担任“文协”实际负责人时，就与共产党有过很好的合作，因此，让他进人更多的管理层面，既无过多的顾忌，也可让民主人士备受鼓舞。这也就直接导致了他社会职务的不断增加。
随着社会职务的增多，老舍经常感到忙不过来。最为恼火的是，没完没了的会议不仅占据了不少时间，而且常常要说一些套话，遇上各种批判会，就更是为难。
温儒敏的《图本老舍传》很有意思，专门安排了一节写老舍开会，披露了老舍1950年4至5月一段时间的日记——
4月28日：“终日大会。夜间起草宣言二篇，致通电二篇。甚疲。”
4月29日：“大会于午间闭幕。下午有研究会会议，因倦未去。苗培时等来开座谈会。”
仅隔一天的时间，从5月1到10日，每天的日记都不乏会议的记载，且日记中不时出现“终日会议、不堪其烦”的字样。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时间，如果出现哪天没有会议，便成为老舍值得庆贺的事。
所以，在5月14日的日记中便出现了这样的记载：“今日无会。午松厂送菜一桌，多么美好的一天！”
15日，仍是这样一个好日子，他没忘记在日记中记上：“今日无会。”
由此，不难看出，他对_当时开不完的会已感到相当的厌恶。用于写作的时间和精力变得越来越少，他很是苦恼，因此不得不向组织和周恩来总理提出，要求减少他的兼职。
由此看来，倘若当时老舍能从北京市文联主席以及其他职务上退下来，专心从事文学创作，无论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还是老舍本人，不能不说都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
从文学创作来说，他酝酿已久的《正红旗下》等几部作品便有了时间去完成，也就能为中国现代文学多留几部精品力作。
从他自身来说，在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也就不至于成为某些人斗争的靶子，也许可躲过最后那场红卫兵冲击的劫难，求得自保。
据说，毛泽东和当时文艺界领导人周扬也确曾有意，让沈从文接替老舍出任北京市文联主席，但由于沈从文的婉言谢绝，老舍被继续留在了这个位子上。
周恩来总理虽然对老舍非常理解，但只是就尽量减少老舍的社会活动向有关方面打过招呼。于是，最终留下遗憾。
（责任编辑：亚闻）
一位外国记者更是直截了当地问他，您作为一名著名作家，主要工作任务应是写作，为什么要把那么多的时间浪费在社会活动之中？
老舍曾向组织提出申请，还向一直对他特别关心的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专门汇报，要求辞去一些社会职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最终未能实现。
其实，1949年老舍应邀回国时，本来并无过多参加社会活动的打算。这年春天，身居美国的老舍，收到了国内文艺界23位老朋友的来信，信中转达了周恩来总理邀请他回国共同建设新中国的意思。
老舍
老舍大约在10月中旬从旧金山启程回国，初到美国时陪着他度过那段百无聊赖日子的乔志高（1912—2008，本名高克毅，知名作家、记者、翻译家）来为他送行。
据乔志高在《老舍在美国》一文中回忆，他在当地最好的中餐馆远东楼请老舍吃饭，两人共叙3年来的友誼。老舍一开始就对他说，自己的太太和儿女都已从重庆回到了北京，最终决定回国的主要原因是与家人团聚，流露出自己此时的矛盾心理。接着，老舍又郑重地声明：自己回国后要实行“三不主义”：一不谈政治，二不开会，三不演讲。
老舍这番话，也许是有碍于当时乔志高与国民党的关系而说，但不管出于什么动机，至少可以说明老舍回国后并无热衷社会活动的打算。
然而，回国后的老舍，却频添各种社会职务头衔：1950年2月，他被补选为全国文联委员;4月，被推选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6月，当选为北京市文联常务理事、主席;1951年2月，增选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953年10月，被选举为全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副主席;1954年5月，被推选为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理事、常务理事;6月，被委以北京市宪法讨论委员会文艺界分会主任委员;9月，又当选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2月，被委任为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副主任。
同时，他还是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文艺界抗美援朝宣传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北京分会副主席、中印友好协会理事、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北京市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选举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一时间，老舍成为全国社会兼职最多的作家。
老舍的社会兼职迅速增加，受到各方面的拥戴，究其原因，除了他是共产党的老朋友，与周恩来等一批领导人的私谊相当不错外，最主要的还是与他自身态度的改变有关。
老舍从美国回国后，看到新中国一派欣欣向荣、健康向上的景象，没有了毒品、没有了娼妓、没有了赌博、没有了黑社会，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现实，他兴奋不已，于是很快放弃了“三不主义”的初衷。
老舍曾站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台上说：“我本是个无党派的人。可是，我今天有了派。什么派呢？‘歌德派’。”
特别是在创作《龙须沟》剧本时，老舍说：“我就抓住臭水沟不放，要达到对人民政府修沟的歌颂。哪怕自己还不够成熟，我也要反映它。”
老舍的这种态度，在当时无疑很快受到欢迎，加上他早年在武汉、重庆担任“文协”实际负责人时，就与共产党有过很好的合作，因此，让他进人更多的管理层面，既无过多的顾忌，也可让民主人士备受鼓舞。这也就直接导致了他社会职务的不断增加。
随着社会职务的增多，老舍经常感到忙不过来。最为恼火的是，没完没了的会议不仅占据了不少时间，而且常常要说一些套话，遇上各种批判会，就更是为难。
温儒敏的《图本老舍传》很有意思，专门安排了一节写老舍开会，披露了老舍1950年4至5月一段时间的日记——
4月28日：“终日大会。夜间起草宣言二篇，致通电二篇。甚疲。”
4月29日：“大会于午间闭幕。下午有研究会会议，因倦未去。苗培时等来开座谈会。”
仅隔一天的时间，从5月1到10日，每天的日记都不乏会议的记载，且日记中不时出现“终日会议、不堪其烦”的字样。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时间，如果出现哪天没有会议，便成为老舍值得庆贺的事。
所以，在5月14日的日记中便出现了这样的记载：“今日无会。午松厂送菜一桌，多么美好的一天！”
15日，仍是这样一个好日子，他没忘记在日记中记上：“今日无会。”
由此，不难看出，他对_当时开不完的会已感到相当的厌恶。用于写作的时间和精力变得越来越少，他很是苦恼，因此不得不向组织和周恩来总理提出，要求减少他的兼职。
由此看来，倘若当时老舍能从北京市文联主席以及其他职务上退下来，专心从事文学创作，无论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还是老舍本人，不能不说都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
从文学创作来说，他酝酿已久的《正红旗下》等几部作品便有了时间去完成，也就能为中国现代文学多留几部精品力作。
从他自身来说，在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也就不至于成为某些人斗争的靶子，也许可躲过最后那场红卫兵冲击的劫难，求得自保。
据说，毛泽东和当时文艺界领导人周扬也确曾有意，让沈从文接替老舍出任北京市文联主席，但由于沈从文的婉言谢绝，老舍被继续留在了这个位子上。
周恩来总理虽然对老舍非常理解，但只是就尽量减少老舍的社会活动向有关方面打过招呼。于是，最终留下遗憾。
（责任编辑：亚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