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中的好汉们几乎顿顿不离酒，甚至有些好汉的上山动机，就是为了“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借助电子检索功能对《水浒全传》中的“酒”字作一统计，在60万言的文本中，“酒”字竟出现近2000次！
　　 “饮食”之“饮”本可理解为饮水、饮茶，但最早则专指饮酒。《尚书》中有《酒诰》一篇，是周公警告贵族子弟不可酗酒的文告，其中“尔乃饮食醉饱”中的“饮”，便指饮酒。而自周公之后，历代统治者对酒多抱警惕态度，都曾颁布禁酒令。究其原因，一是怕臣民酗酒作乱，有碍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二来酿酒需要粮食，人吃还不够，哪有多余的粮食酿酒？
　　 然而从《水浒》的描述中，丝毫看不出官府对饮酒之风有所钳制，只觉得宋人饮酒成风，到了举国若狂的地步。
　　 小说重虚构，但也总能或多或少反映现实生活的面貌。宋代官府对酿酒饮酒的态度，确乎与历朝不同。我们知道，宋代实行募兵制，日常养着一支庞大的军队。军队要吃饭，要关饷;而兵器衣甲、屯扎训练之费，同样是一笔惊人的数字。这样一笔巨款，只能由国库支给，用税收来填充。
　　 跟许多朝代一样，宋代的盐、酒、茶属于特殊商品，由国家垄断经营，实行专卖，收取高额税金，称为“榷政”。而酒税又是其中的大头儿，征收机制称“榷酤”。宋代庞大的军费开支，便仰仗着酒税（“酒课”）的支撑。若赶上战争，酒课更成为雪中之炭。
　　 据学者考证，北宋初年，一年的酒课收入为185万贯，约占国家全年货币收入的10%。到了庆历年间，朝廷跟西夏大动干戈，军费需求激增，酒课也飙升至1710万贯，是宋初的九倍！所占货币收入的比例也升至38.9%，是宋初的近四倍！以后这个比例有所降低，但据估算，两宋期间的酒课始终维持在税收总额的20～25%。
　　 在宋代，各州府军县都设有“酒务”，专管酒的酿制、发售及缴税等业务。据统计，在熙宁年间，北宋全境共设酒务1861个。单是开封府所辖州县，就有酒务35个！哪怕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聚落，也都有卖官酒的酒店。
　　 地方财政没有别的增收手段，也把手伸向酒税。南宋人陈亮就说：今日郡县的油水已经搜刮殆尽，即便有能力的长官，没钱也是枉然。只剩下酒税可以挪用，一县的财政，全靠它了。（“今郡县之利括之殆尽，能者无所用其力，惟酒为可措手，而一县之计实在焉。”《龙川集·义乌县减酒额记》）
　　 好在酒务随处皆有，税金取用方便，不像茶、盐，有专门的生产区域，还需长途贩运。于是酒税在负担沉重的军费开支之外，又成了地方政府的提款機。
　　 其实“榷酤”初行，国家垄断酒浆生产，未尝没有“禁民饮”的动机。可是官府尝到酒课的甜头，一味扩大酒的酿造规模，不但不再提禁酒，反而明里暗里引导、鼓励酒水消费。
　　 郡县预先规定了难以完成的税收额度，县吏催缴不力，是要挨板子、受黥刑的！为了推销美酒，商家及官府想尽办法。例如北宋官府有一项救济措施，即在春夏青黄不接之际，向农民发放贷款，称“青苗钱”。一些商家盯上了农民的救命钱，特地在放青苗钱的日子，于通衢酒店摆出美酒，“命倡女（妓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引诱农民入肆买醉。农民一旦入内，到手的青苗钱往往“十费其二三矣”，更有空手而归者。
　　 官府则派兵带着枷、杖等刑具到现场弹压，号称“设法卖酒”。这个“法”，是指刑法;而“设法”的目的，不是禁止商家过度推销，而是监督饮者要乖乖饮酒、痛快还钱，不得闹事。——官府自然也是要坐地分肥的。为了增加酒课收入，官商勾结，沆瀣一气，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宋代鼓励酿酒，还因当时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粮食进一步商品化。但利益所关，官府渐渐对酿造规模失去了控制。全国用来酿酒的粮食，有时竟要占到总产量的三分之一！酿酒占用粮食过多，搞得贫苦百姓没饭吃。
　　 酒糟是酿酒余下的下脚料，堆积如山，酸腐糜烂，连猪狗都不吃，只好送去肥田。就是这种东西，每当酒务早上开门，总有穷苦百姓扶老携幼挤在门前争买，拿回去掺和着糠秕充饥。更有买不起的，只好向人乞讨。这样的悲惨景象，被诗人写在诗中，称这些可怜人为“食糟民”。（欧阳修《食糟民》）——如此一比，不时还能喝上两顿水酒的梁山好汉，境遇还不是最糟的。
　　 宋代官府“唯恐人不饮酒”（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谈·酒禁》），这不能不说是中国“酒文化”中绝无仅有的荒唐现象。
　　 酒文化发展到宋代，已演化为名副其实的“酒经济”“酒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