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抗疫已持续近三个月。在3月10日前，全美上下并未正视疫情，反而忙于选举。随着纽约州疫情暴发，联邦终于紧张起来，但选举政治的掣肘与牵绊也逐步显现。白宫始终在抗疫与复工之间摇摆，其抗疫政策也随时可能大幅调整。
　　在这场全球抗疫中，技术的力量可圈可点，但政治对于技术的限缩也始终存在。技术是让世界扁平化，还是更加“内卷化”？

选举，还是抗疫？

　　在有中、韩等国2月份的抗疫经验供参考的情况下，美国依然在3月下旬成为新的全球疫情震中。外界普遍认为，本届白宫对于疫情“不够重视”甚至“粉饰太平”，是美国错过2月底至3月初这一“抗疫黄金期”的关键。问题在于，白宫何以“不够重视”？
　　如果将此番疫情与上一场全球流行病H1N1作比较，特朗普政府的应对不能说完全滞后。2009年4月9日，首例H1N1患者在美出现，当年10月，在H1N1夺去约1000名美国公民的生命后，白宫宣布全美进入紧急状态。相比之下，今年1月20日，美本土出现首例新冠肺炎患者，3月13日，特朗普便宣布全美进入紧急状态，彼时疫情致死的确诊者仅有48人，联邦动作不可谓不快。
　　事实上，如果仅从时间和数字上看，本届白宫在抗疫的某些方面颇为积极。例如，截至3月底特朗普已签署三项抗疫法案，首笔83亿美元的紧急开支案，更是早在3月6日便获国会放行。按照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的说法，美国的第三轮救市计划总额已经攀升到了6万亿美元：除了逾2万亿美元的经济救助计划外，美联储还将提供4万亿美元以稳定金融市场，提供贷款担保支持，以及扶助一些受打击的行业。
　　然而，此次疫情的致死率远高于H1N1，虽然后者最终导致全美约6000万人感染，但致死率只有万分之二，而此次疫情全球致死率近4%，局地高达11%。更高的致死率预期意味着，出于“拯救生命”的义务，特朗普政府理当比奥巴马政府更加卖力，否则就只能是做了“常规动作”而得不到好评。
　　问题在于，H1N1发生在2009年，民主党人在前一年的大选中收获了总统宝座及两院多数席位，毫无选举压力，历经2008年金融危机洗刷后的资本市场百废待兴，股市也不存在“高位维稳”的压力，这让华盛顿可以从容面对。反观当下，国会两党分治，选情焦灼叠加经济高度脆弱，特朗普政府难免如履薄冰，一开始“调低”疫情预期甚至“粉饰太平”，就成了“理性之选”。
　　民主党人虽批评白宫抗疫不力，但必须承认，“抗疫黄金期”恰逢两党3月3日、10日两场大规模初选投票。相比特朗普在本党内的“胜券在握”，民主党人为竞逐出线权的集会造势更为频繁，这无疑便利了病毒的传播，且民众通过集会还可能收获“疫情不紧迫”的错误暗示。由此，一方面疫情在华盛顿等州已然告急，“社交距离”也被公共卫生专家一再强调，但另一方面，在联邦层面和绝大多数州，民主党的初选选情依旧如火如荼。
　　大选年碰上流行病，政客面临类似病毒专家们的困境：个人的职业巅峰，理论上在于预知、预防疾病，但悖论在于，未暴发的疾病无法彰显专业价值。对特朗普政府而言，如果为控制疫情而一早偏离竞选主轴，即便疫情最终得以控制，其中艰辛也难为选民感知，其间不当之处却会招来对手批评；而且，在对方阵营造势不停的背景下，己方放慢脚步，无异于举旗认输—至今，希拉里依然为2016年对密歇根等摇摆州的傲慢而后悔。

国会两党分治，选情焦灼叠加经济高度脆弱，特朗普政府难免如履薄冰，一开始“调低”疫情预期甚至“粉饰太平”，就成了“理性之选”。

　　因此，在选举政治作用下，美国初期抗疫呈现“选战不止则抗疫不能”的特征。纵观美国几大主要报纸，3月以前的头版均被选战報道铺满；3月上旬，选战与疫情各占半壁江山；随着两党在3月11日各自叫停集会，疫情报道才逐步占据头条位置。仅5天之后，美国单日确诊人数就破千。
　　随着3月27日全美感染人数突破10万、白宫签署2.2万亿美元救济法案，特朗普政府的抗疫态度又发生着微妙变化：一方面，他同时坚持“中西部先行复工”和“救人第一”，暗示抗疫将成为美国未来一段时间的“新常态”；另一方面，他频繁“点评”各州抗疫，如认为纽约州需要3万台呼吸机是“天方夜谭”，华盛顿州、密歇根州的州长“不懂感恩”，并建议副总统彭斯“不要给他们打电话”。
　　考虑到全美疫情最严重的10个州中8个是民主党掌控的蓝州，共和党“票仓州”的疫情则相对平缓，白宫类似“点评”的动作，暴露出联邦政府在抗疫中的党派偏好。换句话说，如果大量联邦抗疫资源的投入无法转化为大选中的选举人票，则白宫对救援疫情严重的民主党诸州就姗姗来迟，而对于疫情较轻的共和党铁杆州，通过鼓励先行复工来修复经济、保持就业率并营造复苏局面，将有助于赢得年末的大选。

党派政治铸造“群体免疫”

　　以暂停选举集会为标志，美国抗疫逐步由英式“群体免疫”走向中韩式积极抗疫，即主动居家、保持社交距离、关停非必需公共设施、大量检测疑似病例、加大关键医疗物资的供应。
　　让特朗普暂时放下“群体免疫”的依然是选举政治。3月12日，美国广播公司民调显示，赞同和反对白宫疫情处置工作的民众比例分别为43%和54%。白宫调整抗疫策略后，3月19日，民意首度逆转，3月27日的赞同和反对比例为51%和45%。这表明美国选民面对疫情走向务实。
　　其间，去年6月参加“特金会”并在去年11月谏阻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福克斯新闻台主持人卡尔森，曾在3月10日左右多番批评白宫抗疫不力，打破了特朗普自己的“Yesman团队”的沉默，可被称作本届白宫的“吹哨人”。 　　值得注意的是，中韩式积极抗疫并非特朗普的初衷，不停工停产的同时让病毒“自然消失”才是。在确诊病例突破10万后，特朗普依然希望“尽快复工”，无法接受“不处于工作状态的美国”。

　　执政以来，特朗普一直自我打造代言“美国优先”的硬汉形象，在移民、贸易等核心问题上寸步不让，甚至不惜与内外盟友开战。去年年初的美墨边境难民危机中，白宫违逆国会意愿启动“紧急状态”；2018年3月以来，白宫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多国钢铝、汽车加征进口关税。就此次疫情而言，暂停航线、关闭边界、借他国疫情促成制造业回流本土或将疫情矛盾转嫁第三方，都是“美国优先”思路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生动体现。
　　毋庸置疑，全球疫情是选举季里的“黑天鹅”，但如果其注定难以避免，面对这一天然“紧急状态”和“国家安全事件”，特朗普政府在走出初期的被动应对后，必将对其善加打磨，将其与既有政策深度捆绑，加大助选效应。

福克斯新闻台主持人卡尔森，曾在3月10日左右多番批评白宫抗疫不力，打破了特朗普自己的“Yesman团队”的沉默，可被称作本届白宫的“吹哨人”。

　　过去3年，两党及其选民在几乎所有议题上都意见分裂，抗疫议题也难以例外。CBS和YouGov的一项联合民调显示，90%的共和党选民和14%的民主党选民，将总统视为抗疫行动的“可靠信源”。这意味着，如果抗疫成为年内常态，经济复苏缓慢，失业人口持续增加，资本市场波动加剧，在11月大选来临前，白宫的抗疫政策仍可能剧烈调整。
　　无论是尽快复工，重回“群体免疫”，还是摇摆于全球主义与孤立主义之间，特朗普政府将大概率塑造出最符合其基本盘审美的“抗疫策略”。这一策略潜藏的负外部性风险不容小觑。两党围绕2.2万亿美元救济法案的争执，以及特朗普团队对于疫情“称呼”的多次反转，只是这一切的开始。
　　让全球打烊的疫情，本该是感受环球同此凉热的契机。当亚太处于疫情震中时，欧美担忧亚太沦陷破坏全球产业链；当欧美来到震中，亚太又担忧欧美外贸订单不足。制造业方面的两个细节是，特斯拉美国工厂停摆后，其上海工厂早在农历正月便投产；大众汽车欧美工厂关门以来，中国的33家工厂在抗疫过后正常运营。
　　然而，在多番非常态动员和刺激下，当真正的“紧急状态”或“国家安全”事宜来袭，政客与选民却已然“免疫”，大多自觉按党派立场选边站队。2月份，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认为美国应对疫情“无懈可击”；3月末被迫离职的福克斯新闻台主持人翠西，此前曾多番鼓吹“疫情是民主党人弹劾总统的恶作剧”；共和党选民多将纽约州州长科莫的物资求援斥为作秀。
　　政治场域之外，长期跟踪关注病毒领域研究的比尔·盖茨，针对此次疫情多次发声，认为抗疫没有“中间立场”，美国已经错失了“不封锁就能控制疫情的关键期”，呼吁各州、郡联动“全面抗疫”、关停部分“重灾区”。但在当下美国政治语境中，即便对于民主党而言，盖茨的声音也过于刺耳。
　　如果说各国抗疫都是一场战争，世界或许已不再奢求美国的领导力。美国战疫最值得观察的，或许并非不惜代价保经济，而是联邦制度和议会政治的韧性，能否在危机中得到确认和校验。

“内卷化”的世界

　　白宫因抗疫不力遭批，硅谷却在抗疫中收获好评，以至于有美媒评论称，“脸书比总统更可靠”。
　　华盛顿州疫情告急，比尔·盖茨基金会帮助州政府给民众提供免费检测试剂盒；物资紧缺，苹果公司购买数百万只口罩支援前线；谷歌与白宫合建网站，供民众填写问卷来预约病毒检测；脸书、推特在保证用户隐私安全的前提下，愿与政府分享用户地理位置信息以找出潜在患者；亚马逊紧急扩员，以确保必要生活物资的正常配送；微软与多家科技企业联合，为疫苗攻坚提供算力支持。
　　实际上，纵观中美科技行业抗疫行动，其共性远大于分歧。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理当在应对疫情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科技赋能的边界，却因人类政治的干预而遭到限缩。
　　与2001年的“9·11事件”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相比，此次疫情发生在移动社交高度发达的时代。疫情暴发初期，世界卫生组织提出“infodemic”的概念，建议防范社交网络中虚假疫情信息的蔓延。作为应对，谷歌将权威检索结果置顶，脸书、推特等社交平台加强了对虚假信息的打击，但即便如此，诸如“新冠病毒只是感冒”类的虚假信息依然得以传播。
　　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多国政要通过社交平台传达了类似信息，而社交平台对于政客的网络言论，在审查时采用宽松的处理标准。这表明，传统意义上接触互联网机会不等的数字鸿沟虽然被逐步消除，但在如何获取准确信息、如何有效利用信息上，鸿沟依然存在。

特斯拉等科技公司積极响应，表示愿意帮助生产呼吸机。但白宫考虑到《国防生产法》对于市场的消极暗示，迟至3月27日才启动该法，而物资短缺的伤害早已酿成。

　　政治对于科技的干预，还突出体现在东西半球之间。1月12日，我国公布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信息，日韩等国据此迅速研发出试剂盒。但美国因为政客多番调降疫情预期，疾控中心行动缓慢，首批下发各州的试剂盒存在质量缺陷，严重迟滞了各州的检测工作，为后续抗疫埋下了隐患。
　　此外，东西方之间的“信息屏障”也比想象中大得多。我国的举国抗疫，几乎以网络直播的方式进行，但似乎并未引起除华裔以外的西方主流社群关注；我国的抗疫经验也未能得到及时传播，甚至有观点傲慢地以为东方的防疫水平依然停留在古老的“中世纪”。如何在全球危机中，真正体现人类作为统一社群的力量，这既是科技公司的分内之事，但恐怕更与政治脱不开干系。
　　此外，传统科技也遭遇政治的侵蚀。早在2月25日，美卫生部门负责人在参议院听证时就表示，医疗系统需要3亿只N95口罩，而当时库存只有3000万。3月起，卫生专家及国会议员多番呼吁白宫援引《国防生产法》以实现医用口罩、呼吸机等关键医疗资源供应链的联邦化，防止物资短缺和各州争抢资源。当时，特斯拉等科技公司积极响应，表示愿意帮助生产呼吸机。但白宫考虑到《国防生产法》对于市场的消极暗示，迟至3月27日才启动该法，而物资短缺的伤害早已酿成。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人类文化学者利福德·盖尔茨曾用“内卷化”来描述简单重复、没有进步的农业生活状态。此后，“内卷化”一词被应用至多个社科领域，意指社会或组织既无突变式的发展，也无渐进式的变化，只在一个简单层次上自我重复。
　　全球抗疫中，世界的“内卷化”突出表现为：世界没有因移动互联而自然扁平，数据大爆炸与信息屏障并存，人类的同理心与经验没有因预想中的自由信息分享而自然累积，族群、党派等身份意识似乎比往常更为浓烈，疫情的震中也随时间推移而转移，同样的困境从一国转移至另一国。
　　科技不会带来天然平等，在疫情等特殊时期，其甚至可能加剧已经存在的鸿沟。在全球性流行病面前，科学技术与选举政治对于人类命运的决定作用同等关键。是通过技术传播民粹与荒谬，宣扬孤立与仇恨，还是通过技术打破屏障、筑立共识，展现全球合作主义的肌肉，将决定我们是最终能够战胜病毒，还是为疫情所俘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