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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边城》是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美丽编织，其艺术成就所达到的高度自是无需赘言。《边城》结尾所遗留的“离去”还是“归来”的疑问，不仅仅是读者的疑惑，更是作者基于现实和理想的冲突而造成的难以选择的无奈。立足于文本，对小说中人物命运的结局做一种可能性分析，进而窥探沈从文的创作心境，有利于引起一种新的思考。
关键词：《边城》；结尾；离去；创作心境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7-0-02
在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进程中，沈从文的《边城》可算得上是经典之经典。如果说鲁迅的《阿Q正传》基于“立人”的原则，塑造了阿Q这一典型，刻画出四千年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那么沈从文于《边城》中所描绘的翠翠形象及精心营构的湘西世界，则是一贴疗救之药，于理想中再现这个民族的人生形式。相对于《边城》的研究，数年来也可称之为包罗万象。而本文则将关注的重点转移，着重分析《边城》的结尾，并根据文本中的情节暗示和逻辑推演，探究傩送“离去”还是“归来”的可能性。当然，对《边城》尾声特殊处理的盖棺定论并非论者的意图，笔者在此只是想表达一种更为强烈的可能性，并对沈从文设置这种“暧昧性”结尾的原因进行探寻，以期窥探作者的创作心境。
一、“离去”之“难归”
《边城》的故事叙述颇简单，主要的人物也无非是翠翠、老船夫、傩送和天保。在这个如桃花源般的湘西世界里，故事情节的发展以及人物命运的揭示，大致是围绕着翠翠和傩送之间的爱情而展开的。因此，两者之间的爱情结局更能使读者保持强烈的期待欲望。但沈从文于结尾处“悬崖勒马式”的收尾，无疑将读者迫切的期待视野击得粉碎。当然，《边城》收获了艺术表现力上的巨大成功。我们暂且收起这艺术的“外衣”，仅从文本内部观察，将这未完成的故事接着说下去。“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在笔者看来，“这个人”回来的可能性并不大。
文中的“这个人”便是茶峒的美丽少年，人称之为“岳云”的二老傩送。他与自己的哥哥天保，同时爱上了老船夫的孙女翠翠。按照湘西的习俗，求婚有走“车路”和 “马路”两种方式。大老天保选择了“车路”，但迟迟未得到翠翠的回应。而后兄弟二人又欲以唱情歌的方式来向心爱的人求爱，傩送的歌声无疑融入到了翠翠的美好梦镜，而天保自知不是弟弟的对手，便下水远行，无奈大老到茨滩出了事。傩送心生愧疚，坐船下桃源去了。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翠翠唯一的依靠祖父突然逝去，只剩下翠翠一个人在渡船上孤独的守望。翠翠与傩送二人皆互生情愫，但最后的结局无疑掺杂着一缕哀伤。
首先，从感情的双方来看，两人虽心眷彼此，但于内心深处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就傩送而言，哥哥天保的死归因于两方面。一是老船夫的优柔寡断，“为人弯弯曲曲，不索利，大老是它弄死的。”[1]二是傩送心里难以释怀的自我负罪感。相对于前一个原因，老船夫的去世固然可以消解他们之间因误会而造成的矛盾。而对于傩送本身来言，哥哥的去世多半是由于兄弟二人“争”翠翠而直接造成的，这是他内心拂不平的伤。换句话说，把大老的死归因于老船夫的扭捏、做作，不过是傩送借以对外宣泄的幌子，他固执地认为自己才是造成天保离去的“罪魁祸首”。倘使兄弟二人活生生地在一起，无论翠翠答应哪一方，兄弟二人也不会心存任何芥蒂。但当血浓于水的兄弟二人，一方因此而不慎去世，那种因亲情和自我负罪感而造成的心里创伤则是很难愈合的。很大程度上，傩送无论是在“离去”之前还是“离去”之后，一直活在这种痛苦的阴影之下。他找不到解脱的方法，最终选择的只能是“离去”。至于“翠翠”，这个“在风日里长养着”，“触目为青山绿水”，“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的十三四岁的少女，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无不散发着浓郁的原生态的自然气息。她没有上过学、没有读过书，更没有与外界的人或物有过多的接触。她对于爱情的朦胧感觉仅仅是来自于祖父给她讲的故事和生理上的反应。她对于爱情没有认知，所以她对傩送的感觉说不清楚，以致当傩送和他家的长工来渡船时，“翠翠大吃一惊，同小兽物见到猎人一样，回头便向单竹林跑掉了”[2]翠翠内心渴望得到爱情，希望得到二老傩送的爱，却于不自觉中将自己的真实内心隐藏了。而这在一方面也可能造成傩送对翠翠的误解。以旁观者的姿态审视傩送和翠翠的爱情，他们两个可谓是情投意合。但是作为局中人的傩送要想真正猜透翠翠的内心恐并不那么容易。
其次，从时间的跨度上来看，傩送归来的可能性也不大。从文本中的时间来推算，傩送下桃源大约是在七月中旬。而在小说的最后，作者这样写道：“可是到了冬天，那个坍圮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来的青年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3]可见，傩送离去已经接近半年的时间了，而以往的外出大多是隔不了多久就会回来一次。另外文中有讲到二老人在辰州，辰州即现在的怀化市沅陵县，大致位于湖南省的西北部。而茶峒地处湘、黔、川三省交界处，即湘西地带。二者实际上相隔并不远，即使是走水路，也不会花费太多时间。况且，在傩送离去的这一段时间里，老船夫已经去世，翠翠一个人孤独地守着渡船，傩送的父亲顺顺也已预备将翠翠接到家中，这些事情傩送不可能不知道，也没有理由不知道，但是仍没有任何迹象表露出二老将要归来。有一种很大的可能，即这个小小的边城在傩送的心中俨然已成为一座伤心之城，与其说是一种逃避，不如说是一种回避，甚至是“离去”的自我救赎。
最后，我们再来审视一下《边城》中这句富含深意的结束语：“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如果按照固有的思维来解读，这是一个模糊性结尾，其中蕴含着两种可能性，而可能性的取向则完全交由读者。但如果我们从细微处分析，或许会发现另一种可能性。“‘明天’”一词在文中是以双引号的形式进行处理的，那么会不会存在着一种可能性，这个“‘明天’”可能是否定式的“明天”。因为从符号修辞学的角度来看，不乏存在这种可能。假使这种猜测成立的话，那么这一结尾可能就暗含着这样一层意思：“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永远不回来了”。后一句仅是对前一句的重复，以表现沈从文对傩送“离去”之“难归”的叹息！ 从上述分析来看，《边城》中傩送归来并与翠翠相聚的可能性并不大。当然，这并不是说笔者在刻意地渲染这部小说的悲剧色彩。实际上，强行去回答一个似乎连作者都难以回答的问题并非明智之举，但如果我们因探究小说的结尾而引起新的思考与认识，进而延伸至作者当时的创作心境，或许不无裨益。
二、现实与理想的冲突造成的难以选择的尴尬窘境
除了基于一种叙事艺术技巧的处理之外，是否还会有其它的原因促使着沈从文创设这样一个具有“暧昧性”的结尾呢？如果联系作者当时的创作背景和创作意图，或许会发现某些端倪。
《边城》全文原分11次发表于1934年1月1日—21日，3月12日-4月23日《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1-4期，第10-16期。1934年10月由上海生活书店最先出版。其新题记曾这样写到：“九月至平结婚，即在达子营住处小院中，用小方桌在树荫下写第一章。在《国闻周报》发表。入冬返湘看望母亲，来回四十天，在家乡三天，回到北平续写。二十三年母亲死去，书出版时心中充满悲伤。”[4]据此，推断其创作时间大致是在1933年的秋季到1934年的春季，且中间因回湘探望母亲，中断了一段时间的写作。这也难怪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边城》后面一部分的情感色彩略显悲凉。不容否认的是母亲的突然离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沈从文的创作心境，作者难以继续前期的温情，使这田园牧歌式的湘西世界笼罩上一丝忧伤。
再者，沈从文的这次回乡使他美好湘西世界的理想梦境彻底破灭。沈从文是一个有着浓重的乡土情结的作家，他前期的创作受周作人、郁达夫、废名等影响，多写些怀乡忆旧之作，寄托对乡土的愁思，“凸现湘西世界蛮荒自然状态和原始初民的神性、强力、元气以及旺盛的情欲，让读者领略湘西世界的奇幻和浪漫，原始初民的自在与强健”[5]。像《龙朱》、《神巫之爱》、《月下小景》、《凤子》都有浓郁的湘西风味。那没有被世俗污染的美好的湘西世界，一直是沈从文守护的梦。但这次回乡的印象却让他震惊，“清党”大开杀戒、税吏敲诈勒索，村民世俗丑陋。曾经美好恬静的“湘西世界”已被现代文明冲击的支离破碎。
或许现实的湘西与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存在着的太多的矛盾和隔膜，他无法说服自己将《边城》里的梦强加给正在遭受现实重担的湘西。沈从文理想中的湘西世界是一片净土，是他拿来与丑陋都市、庸俗社会进行比照的一面镜子，但当这仅存的一片净土也正逐渐被现代文明所侵蚀时，他难以掩饰自己的哀伤，进而将自己的这种情感带入到文本中，收笔之处则会有所显现。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测一下沈从文当时的创作心境。自湘返京之后，经历了生离死别的痛苦，目睹了不堪想象的湘西现状，他的内心再难以平复下来，充满着痛苦与纠结，他开始为湘西的未来而担忧，为自己理想的破灭而伤心。而在创作中前期的那种明快与轻松感觉早已不复存在，他要在《边城》的后半部分将这种哀伤、担忧的心境表现出来。当涉及到《边城》的结尾时，作者有些犹豫，如果直接将结尾定性为“这个人永远也不会来了”或者“这个人终将回来”，都难以将作者当时的心境切实地表现出来。沈从文在现实和理想的冲突之中陷入到了一种尴尬的境地，最终他选择了这样一个结尾：“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用一种模糊甚至于“暧昧”式的结尾，将想象的权利交给他的读者。
结语：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曾赞赏《边城》可称之为“牧歌式”的，有“田园气息”的作品。[6]而实际上“牧歌”这一词语并不仅仅是一种浪漫情调，它还夹杂着一层悲凉意味。在早期的“牧歌”中，牧羊人经常面对各种挫折，像失败的爱情、残暴的主人、死去的朋友等，牧羊人对同伴倾诉忧伤，感怀身世。《边城》中也处处弥漫着这种哀伤的情调。结尾处欲言又止的人物命运结局，无疑使这种“牧歌”情调得到了升华。本文对傩送“离去”还是“归来”的探讨，目的不在去解答连作者都难以回答的无奈，最终的结局究竟如何，恐怕也只有故事里的人物才知道。笔者回归到小说文本中来分析傩送“离去”还是“归来”的可能性，希望能够以此扩大和丰富小说结尾的内涵。毕竟，这一结尾留下的将是无尽的思考和长久的回味。
参考文献：
[1][2][3][4]沈从文.边城[M].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02，107，122，9.
[5]刘洪涛.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J].文学评论，2002（2）：73.
[6]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46.
关键词：《边城》；结尾；离去；创作心境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7-0-02
在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进程中，沈从文的《边城》可算得上是经典之经典。如果说鲁迅的《阿Q正传》基于“立人”的原则，塑造了阿Q这一典型，刻画出四千年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那么沈从文于《边城》中所描绘的翠翠形象及精心营构的湘西世界，则是一贴疗救之药，于理想中再现这个民族的人生形式。相对于《边城》的研究，数年来也可称之为包罗万象。而本文则将关注的重点转移，着重分析《边城》的结尾，并根据文本中的情节暗示和逻辑推演，探究傩送“离去”还是“归来”的可能性。当然，对《边城》尾声特殊处理的盖棺定论并非论者的意图，笔者在此只是想表达一种更为强烈的可能性，并对沈从文设置这种“暧昧性”结尾的原因进行探寻，以期窥探作者的创作心境。
一、“离去”之“难归”
《边城》的故事叙述颇简单，主要的人物也无非是翠翠、老船夫、傩送和天保。在这个如桃花源般的湘西世界里，故事情节的发展以及人物命运的揭示，大致是围绕着翠翠和傩送之间的爱情而展开的。因此，两者之间的爱情结局更能使读者保持强烈的期待欲望。但沈从文于结尾处“悬崖勒马式”的收尾，无疑将读者迫切的期待视野击得粉碎。当然，《边城》收获了艺术表现力上的巨大成功。我们暂且收起这艺术的“外衣”，仅从文本内部观察，将这未完成的故事接着说下去。“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在笔者看来，“这个人”回来的可能性并不大。
文中的“这个人”便是茶峒的美丽少年，人称之为“岳云”的二老傩送。他与自己的哥哥天保，同时爱上了老船夫的孙女翠翠。按照湘西的习俗，求婚有走“车路”和 “马路”两种方式。大老天保选择了“车路”，但迟迟未得到翠翠的回应。而后兄弟二人又欲以唱情歌的方式来向心爱的人求爱，傩送的歌声无疑融入到了翠翠的美好梦镜，而天保自知不是弟弟的对手，便下水远行，无奈大老到茨滩出了事。傩送心生愧疚，坐船下桃源去了。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翠翠唯一的依靠祖父突然逝去，只剩下翠翠一个人在渡船上孤独的守望。翠翠与傩送二人皆互生情愫，但最后的结局无疑掺杂着一缕哀伤。
首先，从感情的双方来看，两人虽心眷彼此，但于内心深处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就傩送而言，哥哥天保的死归因于两方面。一是老船夫的优柔寡断，“为人弯弯曲曲，不索利，大老是它弄死的。”[1]二是傩送心里难以释怀的自我负罪感。相对于前一个原因，老船夫的去世固然可以消解他们之间因误会而造成的矛盾。而对于傩送本身来言，哥哥的去世多半是由于兄弟二人“争”翠翠而直接造成的，这是他内心拂不平的伤。换句话说，把大老的死归因于老船夫的扭捏、做作，不过是傩送借以对外宣泄的幌子，他固执地认为自己才是造成天保离去的“罪魁祸首”。倘使兄弟二人活生生地在一起，无论翠翠答应哪一方，兄弟二人也不会心存任何芥蒂。但当血浓于水的兄弟二人，一方因此而不慎去世，那种因亲情和自我负罪感而造成的心里创伤则是很难愈合的。很大程度上，傩送无论是在“离去”之前还是“离去”之后，一直活在这种痛苦的阴影之下。他找不到解脱的方法，最终选择的只能是“离去”。至于“翠翠”，这个“在风日里长养着”，“触目为青山绿水”，“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的十三四岁的少女，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无不散发着浓郁的原生态的自然气息。她没有上过学、没有读过书，更没有与外界的人或物有过多的接触。她对于爱情的朦胧感觉仅仅是来自于祖父给她讲的故事和生理上的反应。她对于爱情没有认知，所以她对傩送的感觉说不清楚，以致当傩送和他家的长工来渡船时，“翠翠大吃一惊，同小兽物见到猎人一样，回头便向单竹林跑掉了”[2]翠翠内心渴望得到爱情，希望得到二老傩送的爱，却于不自觉中将自己的真实内心隐藏了。而这在一方面也可能造成傩送对翠翠的误解。以旁观者的姿态审视傩送和翠翠的爱情，他们两个可谓是情投意合。但是作为局中人的傩送要想真正猜透翠翠的内心恐并不那么容易。
其次，从时间的跨度上来看，傩送归来的可能性也不大。从文本中的时间来推算，傩送下桃源大约是在七月中旬。而在小说的最后，作者这样写道：“可是到了冬天，那个坍圮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来的青年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3]可见，傩送离去已经接近半年的时间了，而以往的外出大多是隔不了多久就会回来一次。另外文中有讲到二老人在辰州，辰州即现在的怀化市沅陵县，大致位于湖南省的西北部。而茶峒地处湘、黔、川三省交界处，即湘西地带。二者实际上相隔并不远，即使是走水路，也不会花费太多时间。况且，在傩送离去的这一段时间里，老船夫已经去世，翠翠一个人孤独地守着渡船，傩送的父亲顺顺也已预备将翠翠接到家中，这些事情傩送不可能不知道，也没有理由不知道，但是仍没有任何迹象表露出二老将要归来。有一种很大的可能，即这个小小的边城在傩送的心中俨然已成为一座伤心之城，与其说是一种逃避，不如说是一种回避，甚至是“离去”的自我救赎。
最后，我们再来审视一下《边城》中这句富含深意的结束语：“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如果按照固有的思维来解读，这是一个模糊性结尾，其中蕴含着两种可能性，而可能性的取向则完全交由读者。但如果我们从细微处分析，或许会发现另一种可能性。“‘明天’”一词在文中是以双引号的形式进行处理的，那么会不会存在着一种可能性，这个“‘明天’”可能是否定式的“明天”。因为从符号修辞学的角度来看，不乏存在这种可能。假使这种猜测成立的话，那么这一结尾可能就暗含着这样一层意思：“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永远不回来了”。后一句仅是对前一句的重复，以表现沈从文对傩送“离去”之“难归”的叹息！ 从上述分析来看，《边城》中傩送归来并与翠翠相聚的可能性并不大。当然，这并不是说笔者在刻意地渲染这部小说的悲剧色彩。实际上，强行去回答一个似乎连作者都难以回答的问题并非明智之举，但如果我们因探究小说的结尾而引起新的思考与认识，进而延伸至作者当时的创作心境，或许不无裨益。
二、现实与理想的冲突造成的难以选择的尴尬窘境
除了基于一种叙事艺术技巧的处理之外，是否还会有其它的原因促使着沈从文创设这样一个具有“暧昧性”的结尾呢？如果联系作者当时的创作背景和创作意图，或许会发现某些端倪。
《边城》全文原分11次发表于1934年1月1日—21日，3月12日-4月23日《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1-4期，第10-16期。1934年10月由上海生活书店最先出版。其新题记曾这样写到：“九月至平结婚，即在达子营住处小院中，用小方桌在树荫下写第一章。在《国闻周报》发表。入冬返湘看望母亲，来回四十天，在家乡三天，回到北平续写。二十三年母亲死去，书出版时心中充满悲伤。”[4]据此，推断其创作时间大致是在1933年的秋季到1934年的春季，且中间因回湘探望母亲，中断了一段时间的写作。这也难怪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边城》后面一部分的情感色彩略显悲凉。不容否认的是母亲的突然离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沈从文的创作心境，作者难以继续前期的温情，使这田园牧歌式的湘西世界笼罩上一丝忧伤。
再者，沈从文的这次回乡使他美好湘西世界的理想梦境彻底破灭。沈从文是一个有着浓重的乡土情结的作家，他前期的创作受周作人、郁达夫、废名等影响，多写些怀乡忆旧之作，寄托对乡土的愁思，“凸现湘西世界蛮荒自然状态和原始初民的神性、强力、元气以及旺盛的情欲，让读者领略湘西世界的奇幻和浪漫，原始初民的自在与强健”[5]。像《龙朱》、《神巫之爱》、《月下小景》、《凤子》都有浓郁的湘西风味。那没有被世俗污染的美好的湘西世界，一直是沈从文守护的梦。但这次回乡的印象却让他震惊，“清党”大开杀戒、税吏敲诈勒索，村民世俗丑陋。曾经美好恬静的“湘西世界”已被现代文明冲击的支离破碎。
或许现实的湘西与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存在着的太多的矛盾和隔膜，他无法说服自己将《边城》里的梦强加给正在遭受现实重担的湘西。沈从文理想中的湘西世界是一片净土，是他拿来与丑陋都市、庸俗社会进行比照的一面镜子，但当这仅存的一片净土也正逐渐被现代文明所侵蚀时，他难以掩饰自己的哀伤，进而将自己的这种情感带入到文本中，收笔之处则会有所显现。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测一下沈从文当时的创作心境。自湘返京之后，经历了生离死别的痛苦，目睹了不堪想象的湘西现状，他的内心再难以平复下来，充满着痛苦与纠结，他开始为湘西的未来而担忧，为自己理想的破灭而伤心。而在创作中前期的那种明快与轻松感觉早已不复存在，他要在《边城》的后半部分将这种哀伤、担忧的心境表现出来。当涉及到《边城》的结尾时，作者有些犹豫，如果直接将结尾定性为“这个人永远也不会来了”或者“这个人终将回来”，都难以将作者当时的心境切实地表现出来。沈从文在现实和理想的冲突之中陷入到了一种尴尬的境地，最终他选择了这样一个结尾：“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用一种模糊甚至于“暧昧”式的结尾，将想象的权利交给他的读者。
结语：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曾赞赏《边城》可称之为“牧歌式”的，有“田园气息”的作品。[6]而实际上“牧歌”这一词语并不仅仅是一种浪漫情调，它还夹杂着一层悲凉意味。在早期的“牧歌”中，牧羊人经常面对各种挫折，像失败的爱情、残暴的主人、死去的朋友等，牧羊人对同伴倾诉忧伤，感怀身世。《边城》中也处处弥漫着这种哀伤的情调。结尾处欲言又止的人物命运结局，无疑使这种“牧歌”情调得到了升华。本文对傩送“离去”还是“归来”的探讨，目的不在去解答连作者都难以回答的无奈，最终的结局究竟如何，恐怕也只有故事里的人物才知道。笔者回归到小说文本中来分析傩送“离去”还是“归来”的可能性，希望能够以此扩大和丰富小说结尾的内涵。毕竟，这一结尾留下的将是无尽的思考和长久的回味。
参考文献：
[1][2][3][4]沈从文.边城[M].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02，107，122，9.
[5]刘洪涛.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J].文学评论，2002（2）：73.
[6]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