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侵略，并留下了丰富的史料，特别是满铁档案及相关机构留下的调查材料相对完整，间接造就了近代“满洲”研究在日本中国史研究中长期的热点地位。然而，不同于其他探讨日、俄帝国主义侵略以及中国的国民国家形成等“满洲”研究的主流作品，《“满洲”之成立——森林的耗尽与近代空间的形成》一书则比较综合。虽然使用的史料和其他“满洲”研究相仿，但它试图解决的却是一个头绪纷繁的问题——山海关之东北、黑龙江之南、乌苏里江之西这一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地理区域，如何在空间上形成一个“满洲”社会的过程，以及此过程与该地区生
【机 构】
：
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大学院,东京173-0022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侵略，并留下了丰富的史料，特别是满铁档案及相关机构留下的调查材料相对完整，间接造就了近代“满洲”研究在日本中国史研究中长期的热点地位。然而，不同于其他探讨日、俄帝国主义侵略以及中国的国民国家形成等“满洲”研究的主流作品，《“满洲”之成立——森林的耗尽与近代空间的形成》一书则比较综合。虽然使用的史料和其他“满洲”研究相仿，但它试图解决的却是一个头绪纷繁的问题——山海关之东北、黑龙江之南、乌苏里江之西这一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地理区域，如何在空间上形成一个“满洲”社会的过程，以及此过程与该地区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
其他文献
实验用大学生被试考察了充分条件句语义关系表达形式（逻辑形式和概念形式）和条件句类型（五种条件句）对充分条件句语义关系理解的影响。实验结果发现,语义关系表达形式影响被试对条件句中必要性的语义关系理解,而不影响被试对条件句中充分性的语义关系理解,在对条件句前后件之间语义关系的逻辑理解成绩和概念理解成绩之间既有相关又有独立：对是否充分的语义关系的两种理解成绩之间存在相关一致,而对是否必要的语义关系的两种理解成绩之间存在独立;五种条件句在对后件对前件的必要性的知觉难易程度受条件句意义内容的影响而存在明显差异,这种
北京政变后摄政内阁逼宫改约，在胡适及摄阁支持者之间引发一场清室优待条件的法律性质与违约责任之争，留下诸多法史悬疑。结合史实与法理分析可知，优待条件是民、清双方商订的双边法政协议，非如论争一方及后来学者所言，仅系民国施与逊清皇帝的片面恩惠，可单方修改。就协议执行而言，清室固常爽约，但条件本身含混不清，易生歧义，亦有以致之，而指责清室违约的民国方面也长期违约欠款。至于条件修改，不仅摄阁所提诸如清帝复辟应负刑责及清室未履约移宫一类理由难尽成立，修改手续也成问题。根本上言，在不敢承认所为系“革命”事实上也不具“革
五月的重庆格外美,空气清新,气候宜人。中国心理学会人格心理学分会2013年学术年会于2013年5月23日至24日在西南大学召开。来自全国50余所高等院校、学术研究机构、医院、出版社等单位的近200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受艾滋影响儿童是指年龄小于18岁，因艾滋病失去父母或与艾滋病感染的父母一起生活的儿童。父母感染HIV病毒或因艾滋病去世给儿童的基本生存状态带来挑战，并严重影响儿童的未来发展。在过去八年中，我们课题组两次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项目资助（R01MH76488；R01NR13466），研究并制定干预方案来提高中国农村受艾滋影响儿童的心理适应能力。研究成果已陆续发表在英文期刊及中文期刊中，其中大部分文章都收录于科学索引（SCI）和社会科学索引（SSCI）。我们的研究分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哀伤与心理需求评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是战后世界最为重要的经济组织，中国在其创建过程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战后急需重建与复兴的现实出发，中国促使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在创建战后国际经济组织的过程中考虑不发达国家的利益，并将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作为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中国集大国与不发达国家的身份于一体，力争合理利益，能够做出让步，为战后国际经济组织的成功创建做出了特殊贡献。
在心理、教育和管理等研究领域中，经常会碰到两水平（两层）的数据结构，如学生嵌套在班级中，员工嵌套在企业中。在两水平研究中，被试通常不是独立的，如果直接用单水平信度公式进行估计，会高估测验信度。文献上已有研究讨论如何更准确地估计两水平研究中单维测验的信度。本研究指出了现有的估计公式的不足之处，用两水平验证性因子分析推导出一个新的信度公式，举例演示如何计算，并给出简单的计算程序。
有贺长雄受聘为袁世凯法律顾问的准确时间是1913年2月，初次续聘则在当年7月国会即将开始草宪工作之际，由代总理段祺瑞签署续聘合同。他能够被续聘，与他在此前抛出《观弈闲评》，提出有利于袁世凯的“国权授受”说及主张“超然内阁制”，有密切关系。同时，《观弈闲评》的出笼亦成为袁世凯对即将开始的草宪工作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举措。至于《共和宪法持久策》，则是有贺长雄在《观弈闲评》未能对草宪工作发生影响的情况下，针对当年10月出台的“天坛宪草”第一稿直接发出的攻击，是草宪过程中总统制与内阁制两种主张争斗的产物。以往研究者
1946年至1948年间，江西省南昌县小蓝乡境内发生了一系列窃割电话电报线案件，为此，南昌县政府受到了来自电信管理部门和省政府要求其迅速破案和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的巨大压力，并三番五次催促小蓝乡缉拿窃犯和严加防护。小蓝乡最初对此无动于衷，只是在受到多次催促后才呈书一封，陈明该乡既无力破案，也无防护责任。频繁发生的窃线案件最终都不了了之，无一破获。“窃线”案频繁且持续发生，自有其经济因素，但它反映的却是地方政府、乡镇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政治关系的现实。由此可以看出，近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传统乡村社会秩
基于军需与财政目的而制定的缓分浮财与缓分土地及暂缓土地改革的政治策略，使1950年上半年进行的1949年农业税征收成为一个经济与政治合一的运动。借助征粮，尤其是“大户加征”，人民政府给予地主阶级沉重的打击。在50％以上的高税率压迫下，相当一批“大户”面临破产。川东行署严禁地主抽佃或出卖土地，他们要为以分配土地为中心的土地改革留下一个敌对的阶级和斗争的对象。因此，从实践的层面上看，征粮的本质是征粮，土改的目的之一也是征粮。这是因为，经过“大户加征”与“减租退押”之后，地主阶级已经无力承担高额的农业税，而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