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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奥巴马在加利福尼亚宴请了一些硅谷杰出人士。席间每位受邀者都有机会向总统提出一个问题。
然而当史蒂夫·乔布斯发言时，奥巴马总统用自己的疑问打断了他：“为什么苹果公司不在美国本土生产iPhone呢？”
就在不久之前，苹果公司还在自夸其产品全部都是在美国制造。今天，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算是如此。2011年，苹果所销售的7000万部iPhone，3000万部iPad，5900万部其他产品都是在国外加工生产的。
奥巴马这样质问，为什么不把这些就业带回美国？
据另一位在场人士回忆，乔布斯毫不含糊地回复道：“这些就业不可能重归美国。”
制造业怎么了？
总统的疑问体现到了大众对苹果公司的这种指责。苹果的一些管理人员回应道，海外加工并不是仅仅因为国外劳动力价格低廉，而是因为相对于美国制造业而言，外国工人更加勤劳，工作技术更加熟练，工作弹性也大。所以，苹果公司不再青睐于本国制造。
在经营全球化的不懈努力下，苹果公司已成为世界上最为知名、最广受称赞的公司。同时，它也有着最多的模仿者。2011年，苹果的人均净利润为40万美元，超过了高盛银行、埃克森美孚和谷歌。
然而，困扰着奥巴马的问题，也同样着困扰着经济学家和其他政策制定者。和许多高科技同行类似，苹果并不像全盛时期的其他知名公司那样，热衷于创造美国就业岗位。
资本主义顶峰的担忧
苹果在美国雇用了43000名员工，在海外雇用了20000员工。相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通用汽车和80年代的通用电器动辄数十万的员工而言，这个数字实在是微乎其微。不过，苹果的供应商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大约70万员工在设计、制造和装配iPad、iPhone和其他苹果产品。但是这些员工都在亚洲、欧洲和其他地方。几乎所有的电子设计师都得依靠他们，才能完成自己的杰作。
前白宫经济学顾问杰瑞德·伯恩斯坦说：“为什么增加中等收入工作如此困难，苹果公司是一个很好的答案。”
“如果这就是资本主义所能攀爬到的峰顶，我们应该为此担忧。”
苹果的高管表示，在现在的处境下，海外制造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一位前高管描述，苹果如何在iPhone发售前几周依靠一家中国大陆工厂，紧急对产品进行改进。苹果在最后关头对iPhone的屏幕进行了重新设计，这迫使产品装配线必须进行整修。新的手机屏幕在临近午夜时才抵达工厂。
这位高管透露，时间很紧，工厂领班人员马上叫醒了工厂宿舍里的8000工人，并分发给每位工人一些点心和一杯茶，然后在半小时内即奔赴工作点，接着开始12小时的轮班工作。他们紧张地往斜框里组装玻璃屏幕。这家工厂每天加工超过1万部iPhone，持续了96小时。
“这种速度和工作弹性让人震惊，”这位管理人员说，“没有任何一家美国工厂可与之相比。”
几乎任何一家电子科技公司都充满着类似富士康的故事。在包括会计、法律服务、银行、汽车相关制造业和制药业的上百种产业中，外包业务都日益得以发展。
虽然苹果这种情况并非个例，但它为了解为什么知名公司的成功没有促进国内就业，提供了一扇窗户。
前劳工部首席经济学家贝齐·史蒂文森说：“美国公司曾经认为支持美国就业率是一种责任，即使这并不是经济上的最佳决策。但是这种责任感早已被利润和效率所驱赶，荡然无存。”
其他的经济学家和公司认为这种追求效率的理念是合理的，史蒂文森的看法太天真了。尽管美国工人受教育程度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然而美国没有训练出足够的中级工人以满足工厂的需要。
公司方面争辩道，为了生存发展，他们必须在可以产生足够利润的地方生产。只有如此，他们才能支付高昂的创新费用。否则，只会在长期中使美国人失去更多的工作。曾经的一些骄子，如通用汽车公司，就因反其道而行使其市场份额大大缩水。
本文多次提到了苹果，但是苹果以保守秘密著称，拒绝予以置评。
本文是在采访了多位前苹果雇员和承包商的基础上写成的。他们大多要求匿名，以保住自己的饭碗。此外还采访了一些经济学家、制造业专家、国际贸易专家、科技分析师、学术研究者、苹果供应商的雇员、苹果竞争者和合作者，还有一些政府官员。
苹果的管理人员私下里说，尽管苹果比以前雇用了更多的美国工人，但是世界变化如此之快，简单地以雇用人数来衡量一个公司的社会价值早已成为错误。
他们说苹果通过授权承包商代生产，和为通信服务企业、运输企业提供大量就业，促进了经济发展。最后，他们说治疗高失业率并不是自己的工作。
“我们在超过一百个国家销售iPhone，”一个在职的苹果高管说，“我们没有提高美国就业率的义务。我们唯一的职责是尽可能做出最好的产品。”
“我想用玻璃屏幕”
在2007年，iPhone计划发售的一个月前，乔布斯召集一批助理到他的办公室。他兜里的iPhone样机已经揣了好几个星期。
根据当时在场的某个人回忆，乔布斯怒气冲冲地举起他的iPhone,将其倾斜到一个合适的角度，让每个人都能看到塑料屏幕有许多细小的划痕。然后他从牛仔裤中掏出自己的钥匙。
他说，人们把手机放在衣服口袋里，也会把钥匙放在口袋里。“我不会卖一个容易被划坏的产品。”他严肃地说。唯一的解决方案是换一个不易有划痕的玻璃屏。“我想用玻璃屏，6周内必须让它变完美。”
一个高管离开后会议，马上预订了到中国深圳的航班。如果乔布斯想要完美，那确实没其他地方可去。
过去的整整两年里，苹果都在进行一个项目。该项目代号“紫色2号”(purple 2)，在项目的进行中常常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怎样重构人们对手机的想象？怎样设计才能让它拥有卓越的品质，比如不易被划坏的屏幕？怎样在生产数百万手机时，既保证高速生产又保证低价,从而使利润最大？
这些问题的答案几乎每次都在美国以外得以解答。尽管不同型号的iPhone有着不同元件，但所有的iPhone都包含着数百个组成部分，大约90%的部分是在国外生产的。先进的半导体来自中国台湾，存储器产于韩国和日本，显示板和电路系统源于韩国和中国台湾，芯片来自欧洲，稀有金属来自非洲和亚洲，最后都在中国大陆组装起来。
在苹果发展之初，它并未考虑国外制造方案。就在1983年刚开始生产麦金塔电脑后的不久，乔布斯还在夸耀它是彻彻底底的“美国制造”。1990年，乔布斯开始经营NeXT，这家工厂最终被苹果收购。乔布斯当时告诉记者：“我为我的电脑骄傲，也为这家工厂而自豪。”直至2002年的时候，苹果高层还偶尔驱车两个小时，从总部开到东北方向的加州麋鹿林市iMac工厂视察。
但是，到2004 年的时候，苹果大规模地转向了国外工厂。促成这一决策的是当时苹果的运营专家蒂姆·库克。当时许多美国电子公司已经开始走向国外。在进行反复权衡后，苹果觉得自己必须抓住每个有利条件。就在2011年8月，乔布斯逝世前6周，蒂姆·库克取代乔布斯成为了首席执行官。
在某种程度上，亚洲因其廉价的半熟练工人而别具吸引力。但这一点并没有吸引到苹果。因为对于科技公司而言，劳动力价格相对于购买配件支出和管理供应链支出，实在是微不足道。供应链是整合数百家公司服务和配件的关键所在。
一位前苹果的高级管理人员说，库克把亚洲作为战略中心主要因为两点：一是亚洲工厂可以迅速地按比例扩大或缩减生产，二是亚洲供应链要优于美国供应链。结果就是“我们美国无法在这些方面胜出”。
2007年，当乔布斯要求紧急更换玻璃屏时，上述优势的巨大力量显露无疑。
多年以来，因为玻璃在切割和打磨时要求极难企及的精确度，手机生产商都避免使用玻璃屏。苹果已经选择一家美国公司——康宁公司，来生产大长方块的强化玻璃。但是要弄清怎么把这种大块的玻璃切成数百万块iPhone屏幕，需要找到一家空的切割工厂，需要数百块玻璃试验，和一大群中等技术人员。单单是准备工作就得花一大笔钱。
但是一家中国大陆工厂为这份工作发出了投标书。
当苹果的考察团抵达时，这家工厂已经开始修建一栋新的配楼。根据当时在场的一位前苹果高管回忆，工厂经营者说：“这样，假使我们拿到这份合同，不会手忙脚乱。”政府补贴金已缓慢地流入这家切割工厂。工厂免费为苹果提供了一个放满玻璃样品的大仓库，而且以近乎免费的低价提供了技术人员。他们还在厂房旁修建了宿舍，从而24小时内都有可使用的工人。
这家工厂得到了这份工作。
“现在全部的供应链都在中国大陆”，另一名前苹果高管说。“你需要1000个橡胶垫？隔壁工厂就有。你需要100万个螺丝？一个街区远就有螺丝厂。你需要特制的螺丝？只需花费3小时就行。”
（原载于《纽约时报》）
然而当史蒂夫·乔布斯发言时，奥巴马总统用自己的疑问打断了他：“为什么苹果公司不在美国本土生产iPhone呢？”
就在不久之前，苹果公司还在自夸其产品全部都是在美国制造。今天，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算是如此。2011年，苹果所销售的7000万部iPhone，3000万部iPad，5900万部其他产品都是在国外加工生产的。
奥巴马这样质问，为什么不把这些就业带回美国？
据另一位在场人士回忆，乔布斯毫不含糊地回复道：“这些就业不可能重归美国。”
制造业怎么了？
总统的疑问体现到了大众对苹果公司的这种指责。苹果的一些管理人员回应道，海外加工并不是仅仅因为国外劳动力价格低廉，而是因为相对于美国制造业而言，外国工人更加勤劳，工作技术更加熟练，工作弹性也大。所以，苹果公司不再青睐于本国制造。
在经营全球化的不懈努力下，苹果公司已成为世界上最为知名、最广受称赞的公司。同时，它也有着最多的模仿者。2011年，苹果的人均净利润为40万美元，超过了高盛银行、埃克森美孚和谷歌。
然而，困扰着奥巴马的问题，也同样着困扰着经济学家和其他政策制定者。和许多高科技同行类似，苹果并不像全盛时期的其他知名公司那样，热衷于创造美国就业岗位。
资本主义顶峰的担忧
苹果在美国雇用了43000名员工，在海外雇用了20000员工。相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通用汽车和80年代的通用电器动辄数十万的员工而言，这个数字实在是微乎其微。不过，苹果的供应商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大约70万员工在设计、制造和装配iPad、iPhone和其他苹果产品。但是这些员工都在亚洲、欧洲和其他地方。几乎所有的电子设计师都得依靠他们，才能完成自己的杰作。
前白宫经济学顾问杰瑞德·伯恩斯坦说：“为什么增加中等收入工作如此困难，苹果公司是一个很好的答案。”
“如果这就是资本主义所能攀爬到的峰顶，我们应该为此担忧。”
苹果的高管表示，在现在的处境下，海外制造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一位前高管描述，苹果如何在iPhone发售前几周依靠一家中国大陆工厂，紧急对产品进行改进。苹果在最后关头对iPhone的屏幕进行了重新设计，这迫使产品装配线必须进行整修。新的手机屏幕在临近午夜时才抵达工厂。
这位高管透露，时间很紧，工厂领班人员马上叫醒了工厂宿舍里的8000工人，并分发给每位工人一些点心和一杯茶，然后在半小时内即奔赴工作点，接着开始12小时的轮班工作。他们紧张地往斜框里组装玻璃屏幕。这家工厂每天加工超过1万部iPhone，持续了96小时。
“这种速度和工作弹性让人震惊，”这位管理人员说，“没有任何一家美国工厂可与之相比。”
几乎任何一家电子科技公司都充满着类似富士康的故事。在包括会计、法律服务、银行、汽车相关制造业和制药业的上百种产业中，外包业务都日益得以发展。
虽然苹果这种情况并非个例，但它为了解为什么知名公司的成功没有促进国内就业，提供了一扇窗户。
前劳工部首席经济学家贝齐·史蒂文森说：“美国公司曾经认为支持美国就业率是一种责任，即使这并不是经济上的最佳决策。但是这种责任感早已被利润和效率所驱赶，荡然无存。”
其他的经济学家和公司认为这种追求效率的理念是合理的，史蒂文森的看法太天真了。尽管美国工人受教育程度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然而美国没有训练出足够的中级工人以满足工厂的需要。
公司方面争辩道，为了生存发展，他们必须在可以产生足够利润的地方生产。只有如此，他们才能支付高昂的创新费用。否则，只会在长期中使美国人失去更多的工作。曾经的一些骄子，如通用汽车公司，就因反其道而行使其市场份额大大缩水。
本文多次提到了苹果，但是苹果以保守秘密著称，拒绝予以置评。
本文是在采访了多位前苹果雇员和承包商的基础上写成的。他们大多要求匿名，以保住自己的饭碗。此外还采访了一些经济学家、制造业专家、国际贸易专家、科技分析师、学术研究者、苹果供应商的雇员、苹果竞争者和合作者，还有一些政府官员。
苹果的管理人员私下里说，尽管苹果比以前雇用了更多的美国工人，但是世界变化如此之快，简单地以雇用人数来衡量一个公司的社会价值早已成为错误。
他们说苹果通过授权承包商代生产，和为通信服务企业、运输企业提供大量就业，促进了经济发展。最后，他们说治疗高失业率并不是自己的工作。
“我们在超过一百个国家销售iPhone，”一个在职的苹果高管说，“我们没有提高美国就业率的义务。我们唯一的职责是尽可能做出最好的产品。”
“我想用玻璃屏幕”
在2007年，iPhone计划发售的一个月前，乔布斯召集一批助理到他的办公室。他兜里的iPhone样机已经揣了好几个星期。
根据当时在场的某个人回忆，乔布斯怒气冲冲地举起他的iPhone,将其倾斜到一个合适的角度，让每个人都能看到塑料屏幕有许多细小的划痕。然后他从牛仔裤中掏出自己的钥匙。
他说，人们把手机放在衣服口袋里，也会把钥匙放在口袋里。“我不会卖一个容易被划坏的产品。”他严肃地说。唯一的解决方案是换一个不易有划痕的玻璃屏。“我想用玻璃屏，6周内必须让它变完美。”
一个高管离开后会议，马上预订了到中国深圳的航班。如果乔布斯想要完美，那确实没其他地方可去。
过去的整整两年里，苹果都在进行一个项目。该项目代号“紫色2号”(purple 2)，在项目的进行中常常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怎样重构人们对手机的想象？怎样设计才能让它拥有卓越的品质，比如不易被划坏的屏幕？怎样在生产数百万手机时，既保证高速生产又保证低价,从而使利润最大？
这些问题的答案几乎每次都在美国以外得以解答。尽管不同型号的iPhone有着不同元件，但所有的iPhone都包含着数百个组成部分，大约90%的部分是在国外生产的。先进的半导体来自中国台湾，存储器产于韩国和日本，显示板和电路系统源于韩国和中国台湾，芯片来自欧洲，稀有金属来自非洲和亚洲，最后都在中国大陆组装起来。
在苹果发展之初，它并未考虑国外制造方案。就在1983年刚开始生产麦金塔电脑后的不久，乔布斯还在夸耀它是彻彻底底的“美国制造”。1990年，乔布斯开始经营NeXT，这家工厂最终被苹果收购。乔布斯当时告诉记者：“我为我的电脑骄傲，也为这家工厂而自豪。”直至2002年的时候，苹果高层还偶尔驱车两个小时，从总部开到东北方向的加州麋鹿林市iMac工厂视察。
但是，到2004 年的时候，苹果大规模地转向了国外工厂。促成这一决策的是当时苹果的运营专家蒂姆·库克。当时许多美国电子公司已经开始走向国外。在进行反复权衡后，苹果觉得自己必须抓住每个有利条件。就在2011年8月，乔布斯逝世前6周，蒂姆·库克取代乔布斯成为了首席执行官。
在某种程度上，亚洲因其廉价的半熟练工人而别具吸引力。但这一点并没有吸引到苹果。因为对于科技公司而言，劳动力价格相对于购买配件支出和管理供应链支出，实在是微不足道。供应链是整合数百家公司服务和配件的关键所在。
一位前苹果的高级管理人员说，库克把亚洲作为战略中心主要因为两点：一是亚洲工厂可以迅速地按比例扩大或缩减生产，二是亚洲供应链要优于美国供应链。结果就是“我们美国无法在这些方面胜出”。
2007年，当乔布斯要求紧急更换玻璃屏时，上述优势的巨大力量显露无疑。
多年以来，因为玻璃在切割和打磨时要求极难企及的精确度，手机生产商都避免使用玻璃屏。苹果已经选择一家美国公司——康宁公司，来生产大长方块的强化玻璃。但是要弄清怎么把这种大块的玻璃切成数百万块iPhone屏幕，需要找到一家空的切割工厂，需要数百块玻璃试验，和一大群中等技术人员。单单是准备工作就得花一大笔钱。
但是一家中国大陆工厂为这份工作发出了投标书。
当苹果的考察团抵达时，这家工厂已经开始修建一栋新的配楼。根据当时在场的一位前苹果高管回忆，工厂经营者说：“这样，假使我们拿到这份合同，不会手忙脚乱。”政府补贴金已缓慢地流入这家切割工厂。工厂免费为苹果提供了一个放满玻璃样品的大仓库，而且以近乎免费的低价提供了技术人员。他们还在厂房旁修建了宿舍，从而24小时内都有可使用的工人。
这家工厂得到了这份工作。
“现在全部的供应链都在中国大陆”，另一名前苹果高管说。“你需要1000个橡胶垫？隔壁工厂就有。你需要100万个螺丝？一个街区远就有螺丝厂。你需要特制的螺丝？只需花费3小时就行。”
（原载于《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