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中心城市成长规律研究——21世纪的城市发展与上海建设国际大都市的模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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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规模、形态各异,发展模式有所不同,但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功能构成和形成过程确实有一定的共性特点。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以崭新的姿态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中国经济已有的容量和发展态势,预示着中国内地出现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已只是时间问题。一般认为,中国内地最有可能首先成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是上海。探讨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成长规律,不仅对于更好实现上海“一个龙头、四个中心”的发展定位、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于中国其他大城市的发展具有借鉴作用。本刊编辑部与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经济学部共同组织专家座谈,讨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成长规律与上海发展”问题,现将与会专家的发言摘要刊登如下。
其他文献
对于国际关系历史和现实的发展,人们努力从理论上加以描述、评价和分析,并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流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表现出了各自的优势,与此同时也显露出各自的缺陷,并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很多的探讨和争论。这是一种自然的现象。然而国际关系理论毕竟要发展,也迫切需要发展。不同学派之间本不应有天然的鸿沟,对于国际政治的重大发展,谁都难以视而不见,绕过去或简单的否定并不能解决问题。
由于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之间存在不对称竞争压力,所以亚洲其他国家对人民币的汇率稳定要求要高于中国对亚洲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稳定要求,这样,中国在亚洲汇率协调中就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中国没有必要和亚洲其他国家实行以共同货币篮子为基础的汇率协调机制。本文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可供选择的汇率协调机制的可行性分析,明确提出人民币的亚洲战略目标应该是谋求人民币在亚洲的关键货币地位,并指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使人民币在维持亚洲汇率稳定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是实现人民币成为亚洲关键货币的最重要战略部署。
期刊
2003年初春,《中国各界反对美国政府对伊拉克战争计划的声明》和《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在网络空间里针锋相对(当然,动辄代表全国人民,这种习惯不好),而众多学术界中人的不表态则可算做第三种态度。这一事态清楚地显示关于国际事务,中国知识分子在价值、立场、策略上存在着重大分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于2004年4月17~18日在京举办了“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及其批评”学术研讨会,重点讨论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理论流派以及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的关系问题。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洛阳、台湾等地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由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主办的“全球治理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4月24~25日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30多个高校、研究机构、新闻媒体的60余名学者和专家参加了会议。
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日趋严重,环境影响日趋国际化与全球化,环境问题日趋经济化与政治化,国际环境关系日趋制度化与体系化,环境问题与人权等问题并列成为国际政治的重大问题,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
中美关系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发展状况和走向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中关两国对中关关系的认识是不同的。总体而言,中国视中关关系为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而美国只是把中关关系看做美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中的摩擦和冲突通常是由美国挑起的,这种情况的产生是由双方综合国力的巨大差异和两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引起的。中关关系到底处于怎样一种状态,未来走势如何,不能只从两国领导人和外交官的讲话中去得出结论,不能简单地、笼统地做好与坏的判断,要分清
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特点的基本判断为中国20多年持续高速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今天,我们不应该因为局部的战争、动荡和紧张而否定全局的和平、稳定与缓和。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外交独立自主原则与反对霸权主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反对霸权主义并不等于把反霸作为口号呼喊,也不等于把反霸作为标签张贴,更不等于恢复结盟搞集团政治。在国际社会中提倡以互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推动多极化局面早日形成,都是对霸权主义的制约,也是更有效、更实在的反霸途径。邓小平关于中国外交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科学方法论借助的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而这种方法论来源于自然科学研究范式,但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也存在着像萨缪尔森指出的其在经济学应用时存在的问题:“其他条件相同”、“后此谬误”、“整体与部分合成谬误”、主观性、无法应对不确定性和可信性假说。建立在这种科学方法论基础上的理论不是“价值中立”的,它具有维护现存世界秩序,服务于既得利益的意识形态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