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负债企业去杠杆：程度、持续性及政策效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许晓芳、周茜、陆正飞
　　本文节选自《经济研究》2020年第7期

　　若更进一步，我们不难发现，本文探讨的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若干问题，其实并不出在制度的微观层面，而是镶嵌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宏观架构乃至刑事诉讼制度之整体结构。出于司法效率的考量，检察机关提出审判机关应当采纳量刑建议、量刑建议应以确定刑为原则等要求，本身并不违背协商性司法的内在理路，甚至可以说，这本身就是发展协商性司法的应然要求。从美国的辩诉交易到德国的量刑协商再到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放弃审判制度”的做法，在大部分程序中取消了以直接言词为核心的证据调查活动，动摇了实质真实、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原则；在真实发现方面，“符合论”让位于“共识论”，刑事诉讼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法治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若不调整刑事诉讼既有的权力结构，不适当限缩基本原则的作用范围，认罪制度在效率实现方面的有效性就很难发挥。之所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出现了各种实践与理论相交错的复杂问题，其根源在于，与法治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仅具协商性司法的形式外观而缺乏其内在本质。由于审判权与公诉权严格分离，定罪权与量刑权皆归于法院，检察机关作出的任何带有定罪量刑性质的决定，都只能被视为“取效行为”。此时，无论在制度设计的细节上做任何调试，协商性司法的效果都只能是形式上的程序简化，而无法触及协商性司法的核心—以控辩双方的合意实质替代审判机关所代表的单方国家意志。只有在某种程度上放宽控审分离原则的要求，将认罪认罚案件审判权的部分内容迁移至检察机关，赋予量刑建议一定的决定权性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协商性价值才能真正显现，否则，量刑建议权永远只能是“请求权”。若要构建真正意义的协商性司法，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发挥最大功效，除控审分离原则外，还需要对实质真实、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原则作重新诠释，以使制度设计与诉讼理论相契合。
　　问题在于，在刑事诉讼“第三范式”尚未发育成熟、社会公众仍对控辩协商充满疑虑的当下，法治与社会环境允许决策者对刑事诉讼的权力结构与基本原则进行调整吗？虽然笔者承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司法实践中能够且已经发挥可观功效，但是，考虑到法治体系的承受能力与社会公众的接受程度，全面推进协商性司法建设、赋予检察机关定罪量刑的决定权限、调整既有的（甚至还尚未落实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未免为时过早。就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建议而言，也应贯彻渐进改革的思路，在未来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中，借鉴域外法治发达国家的相关制度，总结各地司法机关的办案经验，逐渐完善量刑建议的制度内容与运行机制，稳妥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刑事诉讼制度整体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