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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面抗战初期，在日本军队疯狂进攻，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失败主义蔓延的背景下，中共主办的一些报纸杂志，留心于广大青年的宣传动员工作。作为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唯一一份杂志，全面抗战初期《群众》周刊从激发青年抗战热情，增强其抗战意识，动员青年积极参军或到战地服务，号召其积极投身抗战宣传工作等几个方面着手，对青年展开宣传动员。这一工作在动员广大青年参与抗战、建立抗日青年统一战线、抵制国民政府的消极抗战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群众》周刊，青年，宣传动员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2-0047-07
全面抗战初期，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加抗战，势在必行。作为国家的栋梁、民族的希望，广大青年是抗战动员的重要对象。为此，中共积极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动员广大青年加入到抗日的队伍中来。当前学术界也对抗战时期中共的青年宣传动员予以关注，胡献忠、莫子刚、高鸣等从宏观上探究了中共青年工作的政策、措施等问题，吴小强、徐永昭等考察了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青年救国团等青年救国团体。作为新中国成立前公开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党刊，《群众》周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中共不同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可惜少有学者依此对全面抗战初期中共的青年动员进行专门研究。
《群众》周刊于1937年12月11日创刊于汉口，武汉沦陷后，1938年10月25日迁往重庆，1946年6月3日又迁往上海，次年3月被查封。在此稍前的1月30日，该刊香港版出版发行，直至1949年10月20日停刊。该刊与《新华日报》属同一系统，先后由中共长江局、南方局直接领导，主编由潘梓年长期担任，副主编先后由许涤新、乔冠华、戈宝权担任。该刊共计出版405期，其中抗战期间出版208期，在抗战时期党的宣传动员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群众》周刊为例，讨论全面抗战初期中共的青年宣传动员工作。
一、激发青年的抗战热情，
增强其抗战意识
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在华北、华东战场上遭遇一连串的失败，大片国土沦丧，政府西迁，人民群众流离失所，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一时期，在日本的策划下，平津地方治安维持联合会、察南自治政府等汉奸政权纷纷建立。
跟着东战场上的失利，华北许多著名汉奸，跑到南方来进行妥协运动，德意两国也出来调解，一些亲日份子更大为活跃，散放悲观失望的情绪。
此时，许多国民抗战的信心严重不足，失败主义的消极情绪迅速蔓延，妥协投降之风盛行。当时有论者甚至认为：“四个月来的经验，更证明我们是无力抗日的，失败是唯一的命运。”更为严重的是，“作那些表现的都是有相当地位的人，也就决不只是个人的意见”，也就是说，这种情绪已经到了影响抗战全局的程度了。面对如此严峻的军事和政治形势，树立抗战胜利的信心至关重要。作为对日斗争的生力军，青年是抗战胜利的前途和希望所在，积极帮助他们摆脱前线失利、败北主义蔓延的阴影，增强抗战必胜的意识刻不容缓。
第一，强调青年在抗战中的重要性，提升其抗战责任感
为动员青年积极参与到抗战的伟大洪流中，《群众》周刊多次发文强调青年在抗战中的重要性。这些论述或从青年的辉煌过往着手，论证其在当前抗战中应有的作用。如“在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中，青年们创造过不少壮烈的奇绩，用鲜血写过不少页光荣的历史。这次抗战，没有疑问的，青年应该是最积极的力量”。或从青年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入手，强调其在关系国家存亡的抗日战争中应肩负的使命。认为在社会生活和政治运动中，青年经常扮演着重要角色。日本的侵略，“驱使中国青年只有走向抗日救国的道路，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才能使中国青年有可能去继承我们祖宗的遗产和遗业”。或从青年的特点与当时的主要任务出发，阐释青年在抗战中的应有的担当？“不论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青年永远是社会上最积极最勇敢的分子。”目前我们要做的是抗战到底，争取胜利，“青年们在这里就要成为一个中心力量、中坚人物，应当是抗战中最坚强、最积极、最勇进的一个力量”。
这些言论阐明了广大青年的作用，有助于青年明晰其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使命，增强责任感，提升积极性与主动性。
第二，揭露日军暴行，激起青年的抗战热情
为使广大青年认识到日军的真实面目，全面抗战初期，《群众》周刊刊载《杀人比赛》《在敌人践踏下的女同胞》《人类共弃的敌军暴行》《一个陷落了的乡村》《西线见闻琐记》《日寇的疯狂》等文章，对日寇在华的暴行进行揭露。如“从广灵到五台马路西旁的大小村庄，被日兵杀得鸡犬不留，烧得一干二净……晋北民众死于日军手下者，数以万计”。《杀人比赛》披露日军在占领南京后，举行杀人比赛的罪恶行径，痛斥“像这样的以杀人为儿戏的野兽，真是天下所稀闻，古今所未有……他们简直是要把我国美丽的田园城郭，削为平地，把我们优秀的中华同胞，完全葬埋在血泊之中！”并强调这是侵略者对待殖民地奴隶的政策本质，无法改变。《在敌人践踏下的女同胞》是遭遇日军的中国妇女梅兰在临终前写给丈夫的信，详述了日军在沦陷区烧杀、掳掠、奸淫的残暴行为，“咱的家已变成灰烬了，咱的亲人已七零八落了，咱的祖国已被铁蹄踏破了，我现在要求你马上抛开那颗虚荣心，不顾一切的……到前线杀敌去吧！”所言字字啼血，令人动容。
日军的暴行以及中国民众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的惨状等大量信息的披露，可使青年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掳我钱财、占我土地、杀我同胞、灭我民族，进而激发出其为个人安危、为民族存亡而抗战的热情。
第三，积极宣传中国青年英勇抗战的光辉事迹，以引起全国青年的共鸣
《群众》周刊第1卷第18期刊登有周立波的《师生游击队》，以读者来信的形式讲述了太原失陷后，清源县被敌机轰炸，成成中学的全体师生极其悲愤，在校长刘子崇的带领下，教员抛了教鞭，学生丢了书本，“从三十六岁的校长，一直到十二岁的小学生，都要到晋西北的前方”，组建游击队，准备到战场杀敌的事迹。 由于历史教科书在编写时缺乏具体的历史场景，一些教师的教学又是照本宣科，常常使学生对历史问题发生的背景认识不清，导致他们对历史的理解，是一种想当然式的臆测，或者仅是对教科书抽象结论的复述。教科书缺乏足够的材料信息，许多结论是建立在理论推导上的，学生对课本结论的复述，并不能说明他们理解了历史。例如，中国近代史是国人追求近代化的历史，是努力融入世界大市场的历史。众所周知，资本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近代西方殖民者为了拓展世界市场，常常不惜代价。首先他们会采用和平通商的变法，如果达不到目的，就用血与火的方式打开一条血路。这就是中国近代的历史背景。面对这种背景，清朝统治者应该怎么办？实际上他们又是怎样做的？从中我们应感悟什么？这是学生学习近代史的意义所在。这种学习应能够让学生真正进入到历史的背景中进行反思。“19世纪以来中国人一再走错路，根本原因是对时代认识不清楚。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时代，是中国要融入世界的年代。但是我们只看到这个过程不合理的一面、强权的一面，帝国主义怎样侵略、压迫我们的一面”。由于缺乏历史的眼光，导致学生对近代史的理解出现片面化的现象，未能领会近代史教育的本意。
3.没有意识到历史事物的发展性，以一种静态的眼光看待历史的发展问题
许多历史现象或历史事物的发展具有动态性，并不是短期历史发展的结果，而是在长达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尤其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等的发展，就是在历史长河中，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形成的。所以，将这些历史现象的理解置于动态的历史发展中，才能获得更好的认识。
例如，在当代中国，由于经济迅猛发展，给社会伦理道德秩序造成巨大冲击。因此，许多人呼吁恢复传统，希望重建社会伦理。弘扬传统文化，一定要理解传统文化的优缺点。儒家文化强调的伦理道德，如果从字面上看往往具有令人迷恋的光环色彩。儒家文化最大的特点是维护等级制，强调“三纲六纪”，这些与当代社会强调的民主平等思想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如果删除传统的“三纲六纪”，其普世性内容与今天的伦理道德内容差别不大。显然，弘扬传统文化需要按照今天的价值观、认识观，对其进行一定的改造，抛弃宗法制、等级制等观念，传统文化才具有值得肯定的价值。简单认为儒家文化优点大于缺点，并加以弘扬，很可能会阻碍我国民主制度的建设发展。这需要我们以一种发展的眼光冷静地分析看待儒家文化。
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会随着时间的变化、阅历的增加而有变化。一方面，我们应意识到变化的原因：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违背尊重过去的基本原则，能够进入历史情境中，既以历史主义的眼光，又以动态发展的眼光分析历史问题。
三、历史教科书编写应有助于
历史意识的培养
如何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受篇幅所限，仅就高中历史教科书编写而言，笔者认为，从学生成长、学科特点、课程理念、利于历史意识实施等方面着手设计，将利于学生历史意识的培养。
1.教科书编写应关注学生的学习经验
历史教育的对象是青少年，自然，教科书编写应贴近学生的经验与认知，这才有助于构建学生的历史意识。
杜威指出：“儿童的世界是一个具有他们个人兴趣的人的世界，而不是一个事实和规律的世界。儿童世界的主要特征，不是什么与外界事物相符合这个意义上的真理，而是感情和同情。”“如果课程忽略了儿童的整体经验，就会造成教材空洞，儿童缺乏学习动机以及不能启发思维等问题。”历史课程如何关注学生的学习经验？杰克逊认为，课程应为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对话提供可能，关键不是如何改进教学技巧，而是改变课程，使之满足学生的需要与兴趣。当成人用包装好的历史来教育学生时，已经远离了学生的生活与经验。“经验”既包括了被经验的材料，也包括了能经验的主体及其活动，能够引发学生的心理体验。历史教科书内容的设计如果想满足学科知识与学生经验的结合，一是应做到内容编写从学生心理需求出发，符合他们的认知特点，以学生自身的能力和兴趣为主旨，采用探究等“做中学”的方式，引发他们的学习欲望，去学习直接经验卜是教科书知识直接经验化，就是按照实践的过程、认识的过程来组织学科内容，尽可能将学科知识还原为学生的直接经验。经验是学生在对所从事的学习活动的思考中形成的，要通过主体活动才能获得，唯有学习经验，才是学生学到的课程。它强调课程的实践环节，要求学生在学习中主动参与、探究。“儿童正是通过他们自发的探究，不断加深着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探究是学生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亲身探究获得的知识是学生自己主动建构起来的，容易为他们真正所理解，通常终生难忘。同时，课程标准也要求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强调培养学生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如果历史教科书文本能够让学生产生好奇心以及主动学习与探究的欲望，进入历史氛围中进行思考、体验、探寻，产生学习的快乐与兴趣，那么，这样的历史内容就是学生所需要的。它一方面有助于学生从中获得历史学习的方法：另一方面有助于构建属于学生自己的历史，形成历史意识。
由于历史学科独特的特点，学习历史仅靠记忆无法认知历史的真谛，也难以激起学生对历史的兴趣。学习历史要求学生思考历史事件原因与结果的关系，进行合理的历史解释，求得可资在现实生活中做出明智决定的知识。历史知识本身具有多元性，对某一个历史事件没有也不可能只有一种解释，形成历史意识的方法也不可能由教师单纯讲述产生，它离不开批判性思考与历史探究。因此，历史教科书内容设置要与学生的经验相联系，便于他们通过探究学习体验，发展自我的历史学习经验，在反思中养成历史意识。
2.必修课本应循序渐进地将史学工作的方式、方法呈现出来，以利于历史意识教育的实施
历史意识的获得“植根于历史事实知识和应用历史工作方法的能力”。由于种种原因，一线历史教师习惯于教教科书，对于史學工作方法的认识存在不少的误区，如果教科书内容不能有效地呈现史学家工作的方式、方法，一线教师很难有意识地在教学中主动介绍史家工作的方法。深入历史情境、综合分析历史背景、鸟瞰的研究视野都是研究历史所必需的，也是基本的史学工作方式，其中蕴含着历史学科独特的思维特点，是历史意识在思维形式上的主要表现。对于这些史家工作方法，目前高中历史教科书是在选修课本《探索历史的奥秘》中介绍的。学生历史意识的养成并非朝夕之功，需要经过较长时段的培养与训练。当学生在高二阶段去系统学习史家工作的方法时，不仅有些迟了，而且大多数的高二学生并没有选修《探索历史的奥秘》课程的机会，对于他们来说，将带着对历史学科特点只鳞片爪的印象走向毕业。这意味着历史意识的培养可能落空了。因此，建议教科书编写者在高一必修课本中，应有意识地将史家研究工作的方法渗透到具体历史知识的叙述中。学生历史意识的水平质量“取决于他的历史眼光和理解的质量以及应用历史方法论的能力”，高层次的历史分析问题的眼光和方法论的培养，均建立在学生面对的知识信息能够反映历史学科特点以及学科知识结构特点上。教科书编写不是一件易事，随意组织一批学者、教师，简单根据课程内容标准的要求叙述课本内容，是很难编纂出高质量教科书的。由于“历史主要是一个组织化的事实、概念和结构的结合体”，这些要素一起构成了历史教科书内容编写参考框架，编写者需要根据课程目标达成的要求，对相关的历史事实、历史人物、历史概念及其结构进行筛选、组织，并围绕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的培养，设计教科书编写的框架。 第一，严峻的形势迫切需要广大青年积极投身抗战宣传
全面抗战初期，为应对危机，国民政府颁布征兵令、号召募集救国公债，但各地党政当局不仅没有放手发动、组织民众，还限制民众救亡团体的成立，阻止民众救亡运动的开展。如淞沪会战时，聚集上海的青年强烈要求参加救亡工作，但“当局说要防止汉奸，不能去”。在募集救国公债、训练壮丁时，地方士绅趁机敛财，使“自愿应募的救国公债变成硬派的勒索的苛捐，鼓励民众抗战的壮丁训练变成按户抽丁，甚至借端敲诈的苛政”。动员力度的缺乏、方式的欠妥，使本就对抗战救亡的意义不尽理解的民众，又新增了不满，甚至连个别报道抗战新闻的广播电台都说：“抗什么战，日本人来了，至多也不过这样苦痛！”
与此同时，日军所到之处大量张贴传单、漫画等，对中国政府和军队进行反面宣传。他们不仅宣传中国军队实力差、国库空虚、外交孤立，以打击中国军民的信心，还称“南京中央政府上了苏联与八路军的当，中央应赶紧反省，和日本共同防共打八路军等”，企图挑拨国共关系，破坏抗战的大局。日伪还对沦陷区民众故施恩惠，“有的地方取消某几项捐税，有的地方则把逃难人家所遗留下来的米粮，聚拢起来，作大规模的施放赈济”，以收买人心。他们还实施其所谓的“归乡运动”，以“华界恢复治安，从速回家就业”等口号，鼓动已逃离的难民回归，使更多的中国民众甘为顺民。日本的诱骗政策，极易消减战地乃至大后方中国民众的抗战热情，给中国的抗战带来严重危机。
严峻的政治形势急需中国加强抗战动员工作。由于青年大多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适于开展此类工作，《群众》周刊强烈呼吁优秀青年积极投身宣传动员工作，粉碎敌人阴谋，激起我军将士的战斗热情，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军民合作共同抵抗日本侵略。
第二，号召青年在动员中国军民积极抗战，削弱敌军的战斗意识中贡献力量
全面抗战初期，因部分军队政治教育不充分，使一些士兵不明确抗战的性质与意义，抗战的意愿不强。接连的军事失利，又严重打击了中国士兵的斗志。加之日军在前线频繁对我军战士进行反动宣传，也严重影响其抗战积极性。点燃士兵的战斗激情、提升其抗战意识已成为重要任务。为此，《群众》周刊号召那些“对于抗日有政治的觉悟的知识青年，就应该负担起军队中的教育工作，耐劳耐苦的跟士兵兄弟讲解抗战的情势和意义”，提高将士的民族热忱，助其坚定信心，增强抗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全面抗战初期，在敌我军事实力悬殊的状况下，广大民众的态度攸关抗战的前途，动员他们积极参战成为广大青年的重要使命。针对当时许多民众不了解抗日的意义、视应征为畏途的现象，《群众》周刊呼吁青年们“必须有组织地、直接地下乡动员群众，使农村壮丁勇敢地、自动地到前线去”，献身抗战事业。除动员壮丁参军外，动员民众支援抗战也至关紧要。为此，该刊呼吁广大青年：
不避艰难的去接近民众，向民众解释抗战的意义，军民合作在抗敌作战中的重要，发动民众援助军队，甚至武装民众，参加队伍。
至于对敌军的宣传工作，《群众》周刊建议青年“写日文传单散发到敌人的阵营里去，揭穿日帝国主义对日本劳苦兄弟的种种欺骗”，以诱发日军将士的反战意识，动摇其军心、削弱其战斗力，为中国抗战的胜利贡献力量。
第三，刊发文章，提升青年宣传动员工作的效果
为提升青年宣传动员工作的效果，《群众》周刊刊发了《文化人到民间去》《关于青年训练问题》《怎样动员群众积极参战》《怎样进行敌军工作》《建立敌军工作》《争取伪军反正》《怎样开展宣传工作》等多篇文章对广大青年进行指导。
首先，在动员方式方面进行指导。提议采用访问、谈话、唱歌、演戏、演讲、壁报、训练班和小刊物等方式进行动员，并对每种方式需注意的事项进行说明。如在《文化人到民间去》中，许涤新提醒青年们：
演讲最忌用术语，最忌理论，要尽量使用当地用语。说明须多打比方，越具体越好……壁报重要处要加红圉，空白处要画漫画，易使人注意。
其次，在动员内容上，强调应把我党的一切有关于抗战的重要文献，在群众中作普遍的宣传和解释，使广大群众“都懂得日寇怎样侵略中国，现在侵略到什么程度，日寇是怎样的凶残和狡猾，亡国奴殖民地是如何的痛苦”。在专门为广大群众开办的训练班中，“课程不但要加强其政治认识，而且要给他们以军事知识，作为武装民众的准备”。
此外，对广大青年在宣传动员中遇到的困难，《群众》周刊也予以具体指导。如该刊在“读者问答”栏目中刊发《怎样开展宣传工作》，针对有些教师不愿让学生参加救亡工作指出，须对他们说明日本的毒计和民族的危机，诚恳地以大义争取他们，针对有些农民想参加抗战却无从着手，指出应告诉他们从事生产、参加军训、帮助交通运输等都是对抗战工作的支援：针对妇女不愿与宣传队接触的问题，建议派女同学与她们接触。为指导广大青年进行抗战宣传动员工作，《群众》周刊做到了事无巨细，一一解答的程度。
四、全面抗战初期
《群众》周刊青年宣传动员的效果
全面抗战初期，《群众》周刊的青年宣传动员工作收到了显著效果。青年的抗战热情被激发出来，有的参加军队、游击队、战地服务团、救护队等，有的组织各种抗日团体。陕甘宁、晋察冀等边区呈现了“上百万的青年已组织了青救会”的壮观景象。武汉的青年救国团、中国青年救亡协会、汉口蚁社，江西的中国青年救亡协会，河南的青年救亡协会，甘肃的青年抗敌团等纷纷涌现。在这些团体的带动下，青年们踊跃参加各种慰劳前线运动、募集寒衣运动，为前线的将士提供支援。同时，还在“各处设立简易图书馆、书报供应处，甚至创办民众学校，扩充原有的民众教育馆，不时举办各种研究会、座谈会、讲演会等”，积极参与反侵略运动周、庆祝台儿庄胜利扩大宣传周、七七建国宣传周等活动，对广大民众进行抗战动员，为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为进一步凝聚青年抗战力量，提升青年抗战效果，中共积极倡导建立抗日青年统一战线。其实，早在1935年12月20日，共青团中央便公开宣布愿意开放组织，变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抗日救国青年团，号召一切爱国青年，无论是否相信共产主义，“只要愿意抗日救国的，就可以加入我们的抗日救国青年团”。这是中共号召组织抗日青年统一战线的前身。全面抗战开始后，在国共两党合作的背景下，建立全国的抗日青年统一战线有了可能。此时，中共中央适时提出要“尽量使各地区内各种各样性质的青年团体互相联络合作，逐渐形成一个地区乃至全国的青年救国联合会”，建立抗日青年统一战线。为此，《群众》周刊刊发凯丰的长文《论目前中国青年运动的任务》，指出全国各党派大团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号召全国青年“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民族，不分宗教，不分性别，不分地域在抗日救国大目标下团结起来”，以建立全民族的青年统一战线。同时，还对统一全国青年力量的原则与方式予以说明。
在中共中央建立抗日青年统一战线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各地青年向着团结统一的目标逐步迈进。在西安，西安学生分会、民先西安队部、抗协、平津同学会、妇女慰劳会、西北青年文艺工作者协会等团体建立了共同行动纲领和各团体联席会议制度。广东的8个青年抗战团体更于1938年联合组建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
然而，国民政府唯恐其对青年的领导权旁落，积极筹备组建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1938年6月16日，蒋介石以三青团团长的名义发表《告全国青年书》，意欲使此组织“成为网罗全国优秀热烈青年及革命分子之唯一组织”。同时，颁布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规定团员“不得加入其他任何党派”，旨在强制解散或归并其他青年抗日团体。
在此背景下，《群众》周刊刊发《西北青年的救亡运动》一文，指出抗战以来西北青年救亡运动，在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的带领下，获得了飞跃式的发展，“从狭隘的部分学生的运动转到全体学生及各阶层青年的运动”，从偶发的救亡活动转入持续的抗日工作。直陈在其逐渐走入统一时，却遭遇13个救亡团体被省党部强令解散、3名负责人被拘捕的顿挫。该文以西北为例，反映了整个中国青年救亡运动在抗战以来的发展与面临的阻滞，强烈表达了期盼国民政府合理顺情地解决事件，支持全国青年向着团结抗日的目标前进。
与此同时，为促成抗日青年统一战线，中共多次与国民党协商谈判，但终因国民党坚持关门主义政策，不愿开放三青团，并极力压制其他党派领导的青年抗日团体和组织，使建立抗日青年统一战线的目标无法完全实现，也未能改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汉口蚁社、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等青年抗日团体被强令解散的命运。但在中共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在各地青救会、民先队的带领下，出色地完成了团结抗日的任务，使抗日青年统一战线的目标得以部分实现。
当然，全面抗战初期，由于一度过分强调与国民党的团结，《群众》周刊的青年宣传动员工作未能尽善尽美。但是，该刊在对广大青年进行宣传，动员他们积极投入到抗战中来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作者简介]吴蕊蕊，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避免学生以一种静态的眼光视读历史，教科书编写应以一种更广阔的视野设计内容，对历史内容的叙述能够体现一种发展性，使学生感受到历史发展的动态性，感受到历史对今天生活、文化的影响。根据历史课程标准，历史学是一门努力探求历史真相的学科，对学生进行历史教育，需要本着客观公正、史论结合的原则，尽可能提供充分的史料，告诉学生历史发生的本来面目。面对真实的历史，有助于学生深刻反思歷史，为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风采所感动，从中感悟历史，进而形成自己的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只有尊重历史的客观性，努力展示历史的本来面目，在充足史料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才能使学生形成的历史认识、价值观、历史观，不会受他人历史认识的影响而随意变动。并且，证据意识、史论结合、反思历史等本身就是历史教育的特征，也是史家工作的基本方法，是历史意识培养所需要的。
第二，围绕某一历史事件，有意识地呈现矛盾的、多样化的材料信息，激发学生进入历史情境中进行思考。
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着复杂的背景，历史当事人会表现出各种不同的心态与行动。当教科书仅叙述单一层面的背景与人物行动时，如果学生将历史事件简单化之后，他们所形成的历史认识随之也就刻板化、模式化。这不利于学生正确历史意识的形成。
一般而言，历史事件内部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例如，“五四运动”爆发时，国内不仅有大量的支持者，也有众多的反对者。即使是支持者，也并非铁板一块，其中存在着很多不同的声音。“五四运动”的组织者是一个叫做“国家主义”的团体，口号也是由他们提出的，他们与早期的中共是敌对关系。历史教科书不谈这些内容，实际是不利于学生真正理解“五四运动”的，他们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几乎全是教科书结论的翻版。当教科书以这样一种方式编写，想让学生学会反思历史是很难的。
历史事件中存在的冲突与矛盾是绝好的培养学生历史思维的素材。但是，历史教科书不能事无巨细地将历史细节与冲突全部都呈现出来，这是做不到的。教科书只能选择那些对历史发展影响极大的历史事件，有意识、有选择的将事件中的冲突细节呈现出来，让学生能够接触到一定的、矛盾的历史信息，听到历史当事人不同的声音，这有助于学生超越当下的视野，置身于深刻的历史情境中，诠释历史事件蕴含的意义，避免将历史简单化。当学生能够在学习中经常以这样的方式思考历史问题时，就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正确的历史意识。
影响学生历史意识形成的因素很多，既有教科书编写问题，又有教师的实施问题。就我国历史教育的情况来看，教科书内容对历史教师的教学影响很大。教科书的编写如果不利于学生历史意识的形成，将直接影响到一线历史教师的教学实施。要想提高历史意识培养的效果，历史教科书应按照有助于学生历史意识形成的方式进行编写。
[作者简介]陈志刚，安徽宿州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历史课程与教学理论研究。
[关键词]《群众》周刊，青年，宣传动员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2-0047-07
全面抗战初期，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加抗战，势在必行。作为国家的栋梁、民族的希望，广大青年是抗战动员的重要对象。为此，中共积极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动员广大青年加入到抗日的队伍中来。当前学术界也对抗战时期中共的青年宣传动员予以关注，胡献忠、莫子刚、高鸣等从宏观上探究了中共青年工作的政策、措施等问题，吴小强、徐永昭等考察了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青年救国团等青年救国团体。作为新中国成立前公开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党刊，《群众》周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中共不同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可惜少有学者依此对全面抗战初期中共的青年动员进行专门研究。
《群众》周刊于1937年12月11日创刊于汉口，武汉沦陷后，1938年10月25日迁往重庆，1946年6月3日又迁往上海，次年3月被查封。在此稍前的1月30日，该刊香港版出版发行，直至1949年10月20日停刊。该刊与《新华日报》属同一系统，先后由中共长江局、南方局直接领导，主编由潘梓年长期担任，副主编先后由许涤新、乔冠华、戈宝权担任。该刊共计出版405期，其中抗战期间出版208期，在抗战时期党的宣传动员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群众》周刊为例，讨论全面抗战初期中共的青年宣传动员工作。
一、激发青年的抗战热情，
增强其抗战意识
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在华北、华东战场上遭遇一连串的失败，大片国土沦丧，政府西迁，人民群众流离失所，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一时期，在日本的策划下，平津地方治安维持联合会、察南自治政府等汉奸政权纷纷建立。
跟着东战场上的失利，华北许多著名汉奸，跑到南方来进行妥协运动，德意两国也出来调解，一些亲日份子更大为活跃，散放悲观失望的情绪。
此时，许多国民抗战的信心严重不足，失败主义的消极情绪迅速蔓延，妥协投降之风盛行。当时有论者甚至认为：“四个月来的经验，更证明我们是无力抗日的，失败是唯一的命运。”更为严重的是，“作那些表现的都是有相当地位的人，也就决不只是个人的意见”，也就是说，这种情绪已经到了影响抗战全局的程度了。面对如此严峻的军事和政治形势，树立抗战胜利的信心至关重要。作为对日斗争的生力军，青年是抗战胜利的前途和希望所在，积极帮助他们摆脱前线失利、败北主义蔓延的阴影，增强抗战必胜的意识刻不容缓。
第一，强调青年在抗战中的重要性，提升其抗战责任感
为动员青年积极参与到抗战的伟大洪流中，《群众》周刊多次发文强调青年在抗战中的重要性。这些论述或从青年的辉煌过往着手，论证其在当前抗战中应有的作用。如“在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中，青年们创造过不少壮烈的奇绩，用鲜血写过不少页光荣的历史。这次抗战，没有疑问的，青年应该是最积极的力量”。或从青年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入手，强调其在关系国家存亡的抗日战争中应肩负的使命。认为在社会生活和政治运动中，青年经常扮演着重要角色。日本的侵略，“驱使中国青年只有走向抗日救国的道路，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才能使中国青年有可能去继承我们祖宗的遗产和遗业”。或从青年的特点与当时的主要任务出发，阐释青年在抗战中的应有的担当？“不论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青年永远是社会上最积极最勇敢的分子。”目前我们要做的是抗战到底，争取胜利，“青年们在这里就要成为一个中心力量、中坚人物，应当是抗战中最坚强、最积极、最勇进的一个力量”。
这些言论阐明了广大青年的作用，有助于青年明晰其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使命，增强责任感，提升积极性与主动性。
第二，揭露日军暴行，激起青年的抗战热情
为使广大青年认识到日军的真实面目，全面抗战初期，《群众》周刊刊载《杀人比赛》《在敌人践踏下的女同胞》《人类共弃的敌军暴行》《一个陷落了的乡村》《西线见闻琐记》《日寇的疯狂》等文章，对日寇在华的暴行进行揭露。如“从广灵到五台马路西旁的大小村庄，被日兵杀得鸡犬不留，烧得一干二净……晋北民众死于日军手下者，数以万计”。《杀人比赛》披露日军在占领南京后，举行杀人比赛的罪恶行径，痛斥“像这样的以杀人为儿戏的野兽，真是天下所稀闻，古今所未有……他们简直是要把我国美丽的田园城郭，削为平地，把我们优秀的中华同胞，完全葬埋在血泊之中！”并强调这是侵略者对待殖民地奴隶的政策本质，无法改变。《在敌人践踏下的女同胞》是遭遇日军的中国妇女梅兰在临终前写给丈夫的信，详述了日军在沦陷区烧杀、掳掠、奸淫的残暴行为，“咱的家已变成灰烬了，咱的亲人已七零八落了，咱的祖国已被铁蹄踏破了，我现在要求你马上抛开那颗虚荣心，不顾一切的……到前线杀敌去吧！”所言字字啼血，令人动容。
日军的暴行以及中国民众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的惨状等大量信息的披露，可使青年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掳我钱财、占我土地、杀我同胞、灭我民族，进而激发出其为个人安危、为民族存亡而抗战的热情。
第三，积极宣传中国青年英勇抗战的光辉事迹，以引起全国青年的共鸣
《群众》周刊第1卷第18期刊登有周立波的《师生游击队》，以读者来信的形式讲述了太原失陷后，清源县被敌机轰炸，成成中学的全体师生极其悲愤，在校长刘子崇的带领下，教员抛了教鞭，学生丢了书本，“从三十六岁的校长，一直到十二岁的小学生，都要到晋西北的前方”，组建游击队，准备到战场杀敌的事迹。 由于历史教科书在编写时缺乏具体的历史场景，一些教师的教学又是照本宣科，常常使学生对历史问题发生的背景认识不清，导致他们对历史的理解，是一种想当然式的臆测，或者仅是对教科书抽象结论的复述。教科书缺乏足够的材料信息，许多结论是建立在理论推导上的，学生对课本结论的复述，并不能说明他们理解了历史。例如，中国近代史是国人追求近代化的历史，是努力融入世界大市场的历史。众所周知，资本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近代西方殖民者为了拓展世界市场，常常不惜代价。首先他们会采用和平通商的变法，如果达不到目的，就用血与火的方式打开一条血路。这就是中国近代的历史背景。面对这种背景，清朝统治者应该怎么办？实际上他们又是怎样做的？从中我们应感悟什么？这是学生学习近代史的意义所在。这种学习应能够让学生真正进入到历史的背景中进行反思。“19世纪以来中国人一再走错路，根本原因是对时代认识不清楚。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时代，是中国要融入世界的年代。但是我们只看到这个过程不合理的一面、强权的一面，帝国主义怎样侵略、压迫我们的一面”。由于缺乏历史的眼光，导致学生对近代史的理解出现片面化的现象，未能领会近代史教育的本意。
3.没有意识到历史事物的发展性，以一种静态的眼光看待历史的发展问题
许多历史现象或历史事物的发展具有动态性，并不是短期历史发展的结果，而是在长达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尤其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等的发展，就是在历史长河中，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形成的。所以，将这些历史现象的理解置于动态的历史发展中，才能获得更好的认识。
例如，在当代中国，由于经济迅猛发展，给社会伦理道德秩序造成巨大冲击。因此，许多人呼吁恢复传统，希望重建社会伦理。弘扬传统文化，一定要理解传统文化的优缺点。儒家文化强调的伦理道德，如果从字面上看往往具有令人迷恋的光环色彩。儒家文化最大的特点是维护等级制，强调“三纲六纪”，这些与当代社会强调的民主平等思想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如果删除传统的“三纲六纪”，其普世性内容与今天的伦理道德内容差别不大。显然，弘扬传统文化需要按照今天的价值观、认识观，对其进行一定的改造，抛弃宗法制、等级制等观念，传统文化才具有值得肯定的价值。简单认为儒家文化优点大于缺点，并加以弘扬，很可能会阻碍我国民主制度的建设发展。这需要我们以一种发展的眼光冷静地分析看待儒家文化。
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会随着时间的变化、阅历的增加而有变化。一方面，我们应意识到变化的原因：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违背尊重过去的基本原则，能够进入历史情境中，既以历史主义的眼光，又以动态发展的眼光分析历史问题。
三、历史教科书编写应有助于
历史意识的培养
如何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受篇幅所限，仅就高中历史教科书编写而言，笔者认为，从学生成长、学科特点、课程理念、利于历史意识实施等方面着手设计，将利于学生历史意识的培养。
1.教科书编写应关注学生的学习经验
历史教育的对象是青少年，自然，教科书编写应贴近学生的经验与认知，这才有助于构建学生的历史意识。
杜威指出：“儿童的世界是一个具有他们个人兴趣的人的世界，而不是一个事实和规律的世界。儿童世界的主要特征，不是什么与外界事物相符合这个意义上的真理，而是感情和同情。”“如果课程忽略了儿童的整体经验，就会造成教材空洞，儿童缺乏学习动机以及不能启发思维等问题。”历史课程如何关注学生的学习经验？杰克逊认为，课程应为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对话提供可能，关键不是如何改进教学技巧，而是改变课程，使之满足学生的需要与兴趣。当成人用包装好的历史来教育学生时，已经远离了学生的生活与经验。“经验”既包括了被经验的材料，也包括了能经验的主体及其活动，能够引发学生的心理体验。历史教科书内容的设计如果想满足学科知识与学生经验的结合，一是应做到内容编写从学生心理需求出发，符合他们的认知特点，以学生自身的能力和兴趣为主旨，采用探究等“做中学”的方式，引发他们的学习欲望，去学习直接经验卜是教科书知识直接经验化，就是按照实践的过程、认识的过程来组织学科内容，尽可能将学科知识还原为学生的直接经验。经验是学生在对所从事的学习活动的思考中形成的，要通过主体活动才能获得，唯有学习经验，才是学生学到的课程。它强调课程的实践环节，要求学生在学习中主动参与、探究。“儿童正是通过他们自发的探究，不断加深着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探究是学生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亲身探究获得的知识是学生自己主动建构起来的，容易为他们真正所理解，通常终生难忘。同时，课程标准也要求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强调培养学生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如果历史教科书文本能够让学生产生好奇心以及主动学习与探究的欲望，进入历史氛围中进行思考、体验、探寻，产生学习的快乐与兴趣，那么，这样的历史内容就是学生所需要的。它一方面有助于学生从中获得历史学习的方法：另一方面有助于构建属于学生自己的历史，形成历史意识。
由于历史学科独特的特点，学习历史仅靠记忆无法认知历史的真谛，也难以激起学生对历史的兴趣。学习历史要求学生思考历史事件原因与结果的关系，进行合理的历史解释，求得可资在现实生活中做出明智决定的知识。历史知识本身具有多元性，对某一个历史事件没有也不可能只有一种解释，形成历史意识的方法也不可能由教师单纯讲述产生，它离不开批判性思考与历史探究。因此，历史教科书内容设置要与学生的经验相联系，便于他们通过探究学习体验，发展自我的历史学习经验，在反思中养成历史意识。
2.必修课本应循序渐进地将史学工作的方式、方法呈现出来，以利于历史意识教育的实施
历史意识的获得“植根于历史事实知识和应用历史工作方法的能力”。由于种种原因，一线历史教师习惯于教教科书，对于史學工作方法的认识存在不少的误区，如果教科书内容不能有效地呈现史学家工作的方式、方法，一线教师很难有意识地在教学中主动介绍史家工作的方法。深入历史情境、综合分析历史背景、鸟瞰的研究视野都是研究历史所必需的，也是基本的史学工作方式，其中蕴含着历史学科独特的思维特点，是历史意识在思维形式上的主要表现。对于这些史家工作方法，目前高中历史教科书是在选修课本《探索历史的奥秘》中介绍的。学生历史意识的养成并非朝夕之功，需要经过较长时段的培养与训练。当学生在高二阶段去系统学习史家工作的方法时，不仅有些迟了，而且大多数的高二学生并没有选修《探索历史的奥秘》课程的机会，对于他们来说，将带着对历史学科特点只鳞片爪的印象走向毕业。这意味着历史意识的培养可能落空了。因此，建议教科书编写者在高一必修课本中，应有意识地将史家研究工作的方法渗透到具体历史知识的叙述中。学生历史意识的水平质量“取决于他的历史眼光和理解的质量以及应用历史方法论的能力”，高层次的历史分析问题的眼光和方法论的培养，均建立在学生面对的知识信息能够反映历史学科特点以及学科知识结构特点上。教科书编写不是一件易事，随意组织一批学者、教师，简单根据课程内容标准的要求叙述课本内容，是很难编纂出高质量教科书的。由于“历史主要是一个组织化的事实、概念和结构的结合体”，这些要素一起构成了历史教科书内容编写参考框架，编写者需要根据课程目标达成的要求，对相关的历史事实、历史人物、历史概念及其结构进行筛选、组织，并围绕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的培养，设计教科书编写的框架。 第一，严峻的形势迫切需要广大青年积极投身抗战宣传
全面抗战初期，为应对危机，国民政府颁布征兵令、号召募集救国公债，但各地党政当局不仅没有放手发动、组织民众，还限制民众救亡团体的成立，阻止民众救亡运动的开展。如淞沪会战时，聚集上海的青年强烈要求参加救亡工作，但“当局说要防止汉奸，不能去”。在募集救国公债、训练壮丁时，地方士绅趁机敛财，使“自愿应募的救国公债变成硬派的勒索的苛捐，鼓励民众抗战的壮丁训练变成按户抽丁，甚至借端敲诈的苛政”。动员力度的缺乏、方式的欠妥，使本就对抗战救亡的意义不尽理解的民众，又新增了不满，甚至连个别报道抗战新闻的广播电台都说：“抗什么战，日本人来了，至多也不过这样苦痛！”
与此同时，日军所到之处大量张贴传单、漫画等，对中国政府和军队进行反面宣传。他们不仅宣传中国军队实力差、国库空虚、外交孤立，以打击中国军民的信心，还称“南京中央政府上了苏联与八路军的当，中央应赶紧反省，和日本共同防共打八路军等”，企图挑拨国共关系，破坏抗战的大局。日伪还对沦陷区民众故施恩惠，“有的地方取消某几项捐税，有的地方则把逃难人家所遗留下来的米粮，聚拢起来，作大规模的施放赈济”，以收买人心。他们还实施其所谓的“归乡运动”，以“华界恢复治安，从速回家就业”等口号，鼓动已逃离的难民回归，使更多的中国民众甘为顺民。日本的诱骗政策，极易消减战地乃至大后方中国民众的抗战热情，给中国的抗战带来严重危机。
严峻的政治形势急需中国加强抗战动员工作。由于青年大多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适于开展此类工作，《群众》周刊强烈呼吁优秀青年积极投身宣传动员工作，粉碎敌人阴谋，激起我军将士的战斗热情，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军民合作共同抵抗日本侵略。
第二，号召青年在动员中国军民积极抗战，削弱敌军的战斗意识中贡献力量
全面抗战初期，因部分军队政治教育不充分，使一些士兵不明确抗战的性质与意义，抗战的意愿不强。接连的军事失利，又严重打击了中国士兵的斗志。加之日军在前线频繁对我军战士进行反动宣传，也严重影响其抗战积极性。点燃士兵的战斗激情、提升其抗战意识已成为重要任务。为此，《群众》周刊号召那些“对于抗日有政治的觉悟的知识青年，就应该负担起军队中的教育工作，耐劳耐苦的跟士兵兄弟讲解抗战的情势和意义”，提高将士的民族热忱，助其坚定信心，增强抗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全面抗战初期，在敌我军事实力悬殊的状况下，广大民众的态度攸关抗战的前途，动员他们积极参战成为广大青年的重要使命。针对当时许多民众不了解抗日的意义、视应征为畏途的现象，《群众》周刊呼吁青年们“必须有组织地、直接地下乡动员群众，使农村壮丁勇敢地、自动地到前线去”，献身抗战事业。除动员壮丁参军外，动员民众支援抗战也至关紧要。为此，该刊呼吁广大青年：
不避艰难的去接近民众，向民众解释抗战的意义，军民合作在抗敌作战中的重要，发动民众援助军队，甚至武装民众，参加队伍。
至于对敌军的宣传工作，《群众》周刊建议青年“写日文传单散发到敌人的阵营里去，揭穿日帝国主义对日本劳苦兄弟的种种欺骗”，以诱发日军将士的反战意识，动摇其军心、削弱其战斗力，为中国抗战的胜利贡献力量。
第三，刊发文章，提升青年宣传动员工作的效果
为提升青年宣传动员工作的效果，《群众》周刊刊发了《文化人到民间去》《关于青年训练问题》《怎样动员群众积极参战》《怎样进行敌军工作》《建立敌军工作》《争取伪军反正》《怎样开展宣传工作》等多篇文章对广大青年进行指导。
首先，在动员方式方面进行指导。提议采用访问、谈话、唱歌、演戏、演讲、壁报、训练班和小刊物等方式进行动员，并对每种方式需注意的事项进行说明。如在《文化人到民间去》中，许涤新提醒青年们：
演讲最忌用术语，最忌理论，要尽量使用当地用语。说明须多打比方，越具体越好……壁报重要处要加红圉，空白处要画漫画，易使人注意。
其次，在动员内容上，强调应把我党的一切有关于抗战的重要文献，在群众中作普遍的宣传和解释，使广大群众“都懂得日寇怎样侵略中国，现在侵略到什么程度，日寇是怎样的凶残和狡猾，亡国奴殖民地是如何的痛苦”。在专门为广大群众开办的训练班中，“课程不但要加强其政治认识，而且要给他们以军事知识，作为武装民众的准备”。
此外，对广大青年在宣传动员中遇到的困难，《群众》周刊也予以具体指导。如该刊在“读者问答”栏目中刊发《怎样开展宣传工作》，针对有些教师不愿让学生参加救亡工作指出，须对他们说明日本的毒计和民族的危机，诚恳地以大义争取他们，针对有些农民想参加抗战却无从着手，指出应告诉他们从事生产、参加军训、帮助交通运输等都是对抗战工作的支援：针对妇女不愿与宣传队接触的问题，建议派女同学与她们接触。为指导广大青年进行抗战宣传动员工作，《群众》周刊做到了事无巨细，一一解答的程度。
四、全面抗战初期
《群众》周刊青年宣传动员的效果
全面抗战初期，《群众》周刊的青年宣传动员工作收到了显著效果。青年的抗战热情被激发出来，有的参加军队、游击队、战地服务团、救护队等，有的组织各种抗日团体。陕甘宁、晋察冀等边区呈现了“上百万的青年已组织了青救会”的壮观景象。武汉的青年救国团、中国青年救亡协会、汉口蚁社，江西的中国青年救亡协会，河南的青年救亡协会，甘肃的青年抗敌团等纷纷涌现。在这些团体的带动下，青年们踊跃参加各种慰劳前线运动、募集寒衣运动，为前线的将士提供支援。同时，还在“各处设立简易图书馆、书报供应处，甚至创办民众学校，扩充原有的民众教育馆，不时举办各种研究会、座谈会、讲演会等”，积极参与反侵略运动周、庆祝台儿庄胜利扩大宣传周、七七建国宣传周等活动，对广大民众进行抗战动员，为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为进一步凝聚青年抗战力量，提升青年抗战效果，中共积极倡导建立抗日青年统一战线。其实，早在1935年12月20日，共青团中央便公开宣布愿意开放组织，变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抗日救国青年团，号召一切爱国青年，无论是否相信共产主义，“只要愿意抗日救国的，就可以加入我们的抗日救国青年团”。这是中共号召组织抗日青年统一战线的前身。全面抗战开始后，在国共两党合作的背景下，建立全国的抗日青年统一战线有了可能。此时，中共中央适时提出要“尽量使各地区内各种各样性质的青年团体互相联络合作，逐渐形成一个地区乃至全国的青年救国联合会”，建立抗日青年统一战线。为此，《群众》周刊刊发凯丰的长文《论目前中国青年运动的任务》，指出全国各党派大团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号召全国青年“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民族，不分宗教，不分性别，不分地域在抗日救国大目标下团结起来”，以建立全民族的青年统一战线。同时，还对统一全国青年力量的原则与方式予以说明。
在中共中央建立抗日青年统一战线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各地青年向着团结统一的目标逐步迈进。在西安，西安学生分会、民先西安队部、抗协、平津同学会、妇女慰劳会、西北青年文艺工作者协会等团体建立了共同行动纲领和各团体联席会议制度。广东的8个青年抗战团体更于1938年联合组建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
然而，国民政府唯恐其对青年的领导权旁落，积极筹备组建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1938年6月16日，蒋介石以三青团团长的名义发表《告全国青年书》，意欲使此组织“成为网罗全国优秀热烈青年及革命分子之唯一组织”。同时，颁布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规定团员“不得加入其他任何党派”，旨在强制解散或归并其他青年抗日团体。
在此背景下，《群众》周刊刊发《西北青年的救亡运动》一文，指出抗战以来西北青年救亡运动，在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的带领下，获得了飞跃式的发展，“从狭隘的部分学生的运动转到全体学生及各阶层青年的运动”，从偶发的救亡活动转入持续的抗日工作。直陈在其逐渐走入统一时，却遭遇13个救亡团体被省党部强令解散、3名负责人被拘捕的顿挫。该文以西北为例，反映了整个中国青年救亡运动在抗战以来的发展与面临的阻滞，强烈表达了期盼国民政府合理顺情地解决事件，支持全国青年向着团结抗日的目标前进。
与此同时，为促成抗日青年统一战线，中共多次与国民党协商谈判，但终因国民党坚持关门主义政策，不愿开放三青团，并极力压制其他党派领导的青年抗日团体和组织，使建立抗日青年统一战线的目标无法完全实现，也未能改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汉口蚁社、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等青年抗日团体被强令解散的命运。但在中共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在各地青救会、民先队的带领下，出色地完成了团结抗日的任务，使抗日青年统一战线的目标得以部分实现。
当然，全面抗战初期，由于一度过分强调与国民党的团结，《群众》周刊的青年宣传动员工作未能尽善尽美。但是，该刊在对广大青年进行宣传，动员他们积极投入到抗战中来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作者简介]吴蕊蕊，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避免学生以一种静态的眼光视读历史，教科书编写应以一种更广阔的视野设计内容，对历史内容的叙述能够体现一种发展性，使学生感受到历史发展的动态性，感受到历史对今天生活、文化的影响。根据历史课程标准，历史学是一门努力探求历史真相的学科，对学生进行历史教育，需要本着客观公正、史论结合的原则，尽可能提供充分的史料，告诉学生历史发生的本来面目。面对真实的历史，有助于学生深刻反思歷史，为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风采所感动，从中感悟历史，进而形成自己的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只有尊重历史的客观性，努力展示历史的本来面目，在充足史料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才能使学生形成的历史认识、价值观、历史观，不会受他人历史认识的影响而随意变动。并且，证据意识、史论结合、反思历史等本身就是历史教育的特征，也是史家工作的基本方法，是历史意识培养所需要的。
第二，围绕某一历史事件，有意识地呈现矛盾的、多样化的材料信息，激发学生进入历史情境中进行思考。
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着复杂的背景，历史当事人会表现出各种不同的心态与行动。当教科书仅叙述单一层面的背景与人物行动时，如果学生将历史事件简单化之后，他们所形成的历史认识随之也就刻板化、模式化。这不利于学生正确历史意识的形成。
一般而言，历史事件内部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例如，“五四运动”爆发时，国内不仅有大量的支持者，也有众多的反对者。即使是支持者，也并非铁板一块，其中存在着很多不同的声音。“五四运动”的组织者是一个叫做“国家主义”的团体，口号也是由他们提出的，他们与早期的中共是敌对关系。历史教科书不谈这些内容，实际是不利于学生真正理解“五四运动”的，他们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几乎全是教科书结论的翻版。当教科书以这样一种方式编写，想让学生学会反思历史是很难的。
历史事件中存在的冲突与矛盾是绝好的培养学生历史思维的素材。但是，历史教科书不能事无巨细地将历史细节与冲突全部都呈现出来，这是做不到的。教科书只能选择那些对历史发展影响极大的历史事件，有意识、有选择的将事件中的冲突细节呈现出来，让学生能够接触到一定的、矛盾的历史信息，听到历史当事人不同的声音，这有助于学生超越当下的视野，置身于深刻的历史情境中，诠释历史事件蕴含的意义，避免将历史简单化。当学生能够在学习中经常以这样的方式思考历史问题时，就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正确的历史意识。
影响学生历史意识形成的因素很多，既有教科书编写问题，又有教师的实施问题。就我国历史教育的情况来看，教科书内容对历史教师的教学影响很大。教科书的编写如果不利于学生历史意识的形成，将直接影响到一线历史教师的教学实施。要想提高历史意识培养的效果，历史教科书应按照有助于学生历史意识形成的方式进行编写。
[作者简介]陈志刚，安徽宿州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历史课程与教学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