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鉴宝节目的主持人，他的锤子具有去伪存真的功能，无情地砸碎那些看上去很美的赝品，只让真品长留人间。在“我”心目中，这样的男人不仅有决断力，也是性感的。“我”被那个叫骆驼的鉴宝节目主持人所吸引，认定他就是“我”想找的纯洁男人并和他谈起了恋爱，困扰“我”的是骆驼优雅端庄的上半身和卑琐夸张的下半身有着某种不协调。对男性已有着相当丰富的身体经验的“我”经过一番反省发誓要和骆驼谈一场撇开身体的恋爱，“把下半身的野兽关进笼子里”。就在“我”慎重其事地决定要把自己“嫁”给骆驼之际，五岁小侄儿童言无忌的一句话暴露出骆驼和汪大头是同性恋的事实将“我”击中……“我”观看的是鉴宝节目，读者观看的是“我”这个不惧世俗、追求真爱的女人鉴别爱情、也鉴别男性的节目，流程与模式大致相同，鉴别古玩靠的是经验与眼光，鉴别爱情对于“我”来说，依凭的是精神与身体难分难解的纠缠。连结局也一样，被砸碎的是赝品。不过，鉴宝节目的锤子是有形的铁锤，而作者使用的锤子，是文字。它让人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寻找男子汉》，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找到的仿佛是男子汉，是爱情，为此不惜同自己做着身体与精神的斗争，最终发现仍然不过是一件美丽的赝品而已。人面狮身本来以人面代表智慧、狮身代表力量，小说在反讽的意义上运用了这一习语，现代人的人面仍是智慧，那“狮身”却在现代风雨的侵蚀下雄风不再甚至是病象丛生了。
　　很多评论家在谈到盛可以的小说时都会提到“凶猛”、“凌厉”、“冒犯”等字眼。的确，小说中第一人称女性叙述者“我”对于男性身体的“看”带有明显的冒犯性。根据社会学家的研究，现代公共空间中对于男性与女性身体的“观看”往往受到人们所处的各种社会要素与权力位置的影响。一般来说，男性比女性更能自由地在公共空间张望异性，而且，男性也比女性更被允许公然带着性意识观看异性的身体。街头海报、广告牌、百货公司橱窗以及电视上的广告也大都利用了这一社会惯例突出了女性的性别特征并堂而皇之将女性作为凝视的对象。而男性身体一般以一种“去性化”的方式被观看与理解，女性在观看男性时一般会关注其身体透露出来的教养与修饰，如穿着品位、仪态举止，即使注意到男性身体本身如体格、骨架、腰身或臀部，一般也不必然地关联着性的联想。文学作品一贯也是如此。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女性主义写作、身体写作，以身体作为反抗父权制、解构男女二元对立的“元语言”，但也仅仅限于对女性身体的书写。而在《人面狮身》中，“我”对骆驼的观看，却浓墨重彩地集中在他的性征突出的部位，对摇滚乐手汪大头边弹边唱的动作联想也非常直露地带有性意识的特征。如果说女作家陈染、林白上世纪末所谓的身体写作针对的仅是女性自己的身体，是“一个人的战争”，将女性的身体欲望坦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期反倒迎合了男性的窥视欲，而并没有成功到达自我救赎的目的地的话，那么生于七十年代的盛可以似乎是在独辟蹊径地走另一条反抗之路，那就是明白无误甚至是带点报复与邪恶地宣布“我”将作为一个女性带着强烈的性意识去“观看”男性，就像男性看女性那样。这种“以暴（“观看”的暴力）易暴”的反抗能否成为消除性别偏见的有效写作策略，性意识与性话语在女性解放的旅途中究竟具有多大的正能量，男女性别结构中“看”与“被看”模式的翻转是否就跳出了二元对立的框架，这是我们尚不能妄下结论的问题。就如小说的主人公“我”，她并未明确遇到来自父权制文化方面的压力，从心理上也完全摆脱了“第二性”的依附性，她以和男性绝对平等的地位来从事这场恋爱的活动，却同样不幸地陷入了男性已失“性”这一讽刺性的尴尬境地。这是否也包含着当女性成功地完成了对自我性属的反抗的同时，男性也将不再成其为男性的悖论？
　　盛可以在小说创作对谈录里曾经提到她对小说语言的弹性的追求、对比喻的重视，应该说，这篇小说同样营造出了适合于叙述的强大气场，犀利的语调、“我”作为主词频频出现的果断的语气，使小说的叙述凌厉而又保持着绵密的内在劲道。那些形象的比喻，给充满饱满力量的文字恰到好处地笼上了一层蓬松温润的光晕，补足了读者对于那些质直语句的朦胧想象，譬如“我”看骆驼“像一株潮湿的植物”，“我”感觉和骆驼的恋爱“像一个匀速摇晃的摇篮，有时仿佛还能听见婴儿的呢喃声。这里有一种避风港式的安全感”。但是，有时候真理再往前走一小步就会成为谬误，“我看见高潮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徘徊，像一个孤独的流放犯，身影既朦胧又清晰”，这本来是一个充满陌生化效果的生动比喻，但在小说中作者刻意重复了七次之多，在文本内部又毫不吝惜地耗尽了其内在的张力与弹性，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王海燕，青年评论家，现任教于湖北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