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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选择的艺术。由于翻译“一仆二主”的特性以及源语和译语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会面临两难选择：是尽量将异域文化纳入译文读者的知识范围和文化价值观，将作者引向读者，还是在翻译中保留源语语言文化的特异之处，将读者引向作者？亦即在翻译策略上，是选择归化还是异化？
在中西翻译史上，都有关于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在中国，佛经翻译时代鸠罗摩什（Kumarajimva）主张译“文”，实际上是主张归化，道安主张译“质”，实际上是主张异化。1930年代赵景深的“宁顺而不信”与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之争，以及后来傅雷的“神似”与卞之琳及方平的“形似”之争，实际上也是归化与异化之争。在西方，奈达提出“动态对等”的翻译观，主张归化翻译；韦努蒂主张“阻抗式翻译”，即异化翻译。
在这些持续的争论中，焦点常常放在归化和异化各自的优缺点上，讨论者往往割裂地看待、比较两者，而忽视了影响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种种因素：文化和文本的客观因素及译者本身的主观因素，因而长期以来有关归化和异化的讨论仍然没有结果。本文作者将以多元系统理论、目的论、接受理论等现代翻译理论为基础，试分析归纳翻译过程中影响译者翻译策略宏观选择的各种主客观因素。
彼得·纽马克的两个论断：“翻译是将一种文化阐述为另一种文化最为经济的方式”以及“翻译是文化间的媒介”，很好地指明了翻译的性质和目的。下面我们看看翻译的过程。
源语文本的作者是信息的发送者。译者则充当了接受源语文本信息及向译语文本读者发送信息的双重职责。原文作者和源语文本隶属于源语文化，译语文本和译语读者隶属于译语文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并非孤立而存在的——原文作者、源语文本、译语读者，以及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都与译者发生着联系，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事实上，由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很少有机会与原文作者进行交流，所以本文暂不讨论作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影响。从上面的图示我们可以看出：源语文本的类型、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相对地位、译者本身的态度和目的以及译语读者的层次这些因素都将参与决定译者的翻译策略的选择。
1. 源语文本的类型
不同的文本应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根据彼得·纽马克（Newmark 1991：10）的观点，绝大多数信息性、祈使性、人际性、部分审美性及元语言性文本和文本片断适宜采取交际翻译（归化），但如果原文是表达性文本或是重要的审美性文本，其表达形式与内容一样重要，则应采取语义翻译（异化）。
2. 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相对地位
我们看到，翻译过程中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都会对译者产生作用，译语文化强过源语文化，则很可能影响到译者尽量将异域文化纳入译文读者的知识范围和文化价值观，将作者引向读者，采取归化手段，反之，则很可能使译者在翻译中保留源语语言文化的特异之处，将读者引向作者，采取异化的手段。
关于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相对地位对译者翻译策略的制约问题，以色列著名学者Evan－Zohar提出的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对该问题做了更为系统的解释。Evan－Zohar的理论认为，各种符号现象，即由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形式（例如文化、语言、文学、社会）都应视为系统，而非各种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这些系统并非单一的系统，它也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而组成的多元系统。
在文学这个多元系统中翻译文学究竟处在何种位置将影响到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当它处于中心位置时，往往参与创造一级模式，不惜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译者多采取异化式翻译；当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时，则常常套用本国文学中现成的二级模式，译者多采取归化式翻译。
这样的实例很多。以英语为标志的英美文化在这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不难理解，在这些国家“流畅翻译”、“透明”的归化译法成为主流。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被大多数评论家认为是一种“创作”，是“一种基于中国素材的英语诗歌，而不是翻译作品”，可见其翻译策略是归化至极了。而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化的国家，在翻译英美的作品时容易采用异化手段。如香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后，异化式翻译盛行，以至留下了像“士多啤梨”（strawberry）、士多（store）、沙展（sergeant）等让大陆人不明所以的“语言殖民”现象。
3. 译者对源语文本的态度
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密事”。不同的读者对于同一个文本会有不同的反应，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是源语文本的接受者，他对源语文本的态度必然会影响到其翻译策略的选择。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飘》的两个译本。
傅东华认为“译这样的书，与译Classics究竟两样”，认为《飘》是不能与名家的杰作等量齐观的。很自然的，傅在翻译中采取的是归化形式。傅不单把原作中的人名译得带有浓厚的中国风味（郝思嘉、汤家），他的译文甚至有中国话本小说的口吻（在人物名字前面加上指示代词，以及增译解释性的短语“原来”）。而另一个译者李野光对这本小说的评价要大大高于傅东华，他在序言中说：“作家的艺术手法也是朴实的，再加上题材的严肃性和倾向的明确性，作品的格调便远远超出迎合市民趣味的境界了”。李认为，“译这种雅俗共赏的世界名著，似不宜作太多改动”。于是我们在李与戴侃、庄绛传合译的《飘》的版本中，看到了明显的异化的痕迹：人名和地名采取了音译；原文的所有内容都得到了保留，不似傅译本中有选择的删减，甚至连原文的句法结构也作了最大程度的保留。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两者：
Although they considered themselves Scarlett’s favorite suitors, they had never before gained tokens of this favor so easily.
尽管他们把自己看作思嘉所嘉许的追求者，可是以前他们还从没有这么轻易得到这一嘉许的表征。（李野光等译）
他们在思嘉的追求人当中，虽然自问还算受欢迎，可是从来没有象今天这么百依百顺过。（傅东华译）
4. 译者的文化态度
译者不但是源语文本的接受者，同时他也是译语文本的发送者，所以译者对译语文化的态度也影响了他翻译策略的选择。如果译者认为译语文化大大优于源语文化，极力维护译语文化的地位，则其在翻译策略上会采取归化策略，反之亦然。
严复和林纾是中国第三次翻译高潮的第一阶段（从1840的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代表人物。其实，中央大国、文化霸主的意识在当时的中国人的思想中已根深蒂固。因此，当时的译者们正是带着这种心理上的文化优越感开始翻译西方的科学人文作品的。Huxiley的Evolution and Ethics是用第一人称写的，而严复却用作者的名字“赫胥黎”代之，这样听起来便很像我国古代的说部与史书。无独有偶，林纾在翻译小仲马的《茶花女》时，也将第一人称换成了作者名“小仲马”。
五四运动后，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进步力量对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有着忧患意识，极力主张封建文化向民主文化的“转折”，因而这些译者的翻译策略自然有着异化倾向。
5. 翻译目的
译者作为源语文本的发送者，其翻译的目的显然是影响其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我们再次以鲁迅为例。鲁迅先生认为翻译、介绍外国文艺可以改造社会、唤醒民众，同时也希望借此输入新内容、新表达法以弥补早期白话汉语与表达方面的不甚精确的缺陷，对汉语的词语句式起到改造、补充的作用。我们来看一段鲁迅在《毁灭》中的译文。“毕加就好像用了自己的压碎了似的神情，在映发没有休息和救援的这寂寞的不安和空洞。”鲁迅的这种思想影响了与其同时代的很多翻译家，董秋斯就是其中一位。董在《大卫·考坡菲》中有这样一句译文：“这就是那重大的要紧的（请恕我这样说）星期五的下午的情形……”两者的译文，异化的痕迹尽一览无遗。
6. 译语读者的层次与要求
接受理论认为，任何文学文本都具有未定性，而是一个多层面的未完成的图式结构。译文也是一个文学文本，译文要通过译语读者的阅读才能使其意义具体化，才能达到译文的彻底完成。因此，译者在选择翻译策略时，不可能不考虑到译语文本的接受者的层次与要求。
我们已经注意到，在我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初始阶段（19世纪的70年代至90年代），译者基本上采取的都是归化策略，因为那时的中国人由于长期处于封闭自守的状态，对国外的文化知之甚少，归化的译文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但是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读者的认知水平和审美情趣的日渐提高，他们对异域文化渴望也随即愈来愈强烈，这一因素对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也产生了作用。我们看看莎士比亚名著的重译与旧译的比较。
He made you a highway to my bed, But I, a maid, die maiden-widowed.
朱生豪译文：他要借着你做牵引相思的桥梁，可是我却要做一个独守空闺的怨女而死去。
方平译文：他本要借你做捷径，登上我的床；可怜我这处女，守活寡，到死是这样。
朱生豪的译文考虑到中国传统的“性忌讳”，采取了“才子佳人”的译法：“相思”、“做一个独守空闺的怨女而死去”。而在思想观念开放的今天，方平在他新出的诗体译本中则采取了严格的异化译法：“登上我的床”、“处女”。
此外，不同教育背景的读者对译本的要求也有所不同。“很受了教育的读者”更能也更加愿意接受异域文化，反之，“识字无几”的读者接受异域文化时有一定的困难，他们更倾向于归化的译本。
综上所述，影响译者宏观翻译策略选择的因素有：源语文本的类型、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相对地位、译者对源语文本的态度、译者自身的文化态度、译者的翻译目的以及译语读者的要求和层次。
尽管选择归化或是异化的翻译策略并无定论，但是了解以上制约翻译策略因素对译者采取适宜的翻译策略，以及根据各个因素综合评判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是有很大意义的。
注释
①Evan-Zohar, I.（1978）“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in J.S. Holmes，J. Lambert & R. Van Den Broeck（eds.）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Leuven：ACCo. 117-127。
②Evan-Zohar，I.（1990）“Polysystem Theory”in Polysystem Studies [J] 11：1，9-26。
③Newmark, Peter（1991）About Translation，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0-13。
④Nida，Eugene A.（1993）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15，118-119，139。
⑤戴侃、李野光、庄绎传译：《飘》，外国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⑥⑩罗新璋主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99-303页、第136-138页。
⑦傅东华译：《飘》，浙江文艺出版社1940年版。
⑧孙致礼：《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 《中国翻译》2002年第1期。
⑨王东风：《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 《中国翻译》2002年第4期。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中西翻译史上，都有关于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在中国，佛经翻译时代鸠罗摩什（Kumarajimva）主张译“文”，实际上是主张归化，道安主张译“质”，实际上是主张异化。1930年代赵景深的“宁顺而不信”与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之争，以及后来傅雷的“神似”与卞之琳及方平的“形似”之争，实际上也是归化与异化之争。在西方，奈达提出“动态对等”的翻译观，主张归化翻译；韦努蒂主张“阻抗式翻译”，即异化翻译。
在这些持续的争论中，焦点常常放在归化和异化各自的优缺点上，讨论者往往割裂地看待、比较两者，而忽视了影响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种种因素：文化和文本的客观因素及译者本身的主观因素，因而长期以来有关归化和异化的讨论仍然没有结果。本文作者将以多元系统理论、目的论、接受理论等现代翻译理论为基础，试分析归纳翻译过程中影响译者翻译策略宏观选择的各种主客观因素。
彼得·纽马克的两个论断：“翻译是将一种文化阐述为另一种文化最为经济的方式”以及“翻译是文化间的媒介”，很好地指明了翻译的性质和目的。下面我们看看翻译的过程。
源语文本的作者是信息的发送者。译者则充当了接受源语文本信息及向译语文本读者发送信息的双重职责。原文作者和源语文本隶属于源语文化，译语文本和译语读者隶属于译语文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并非孤立而存在的——原文作者、源语文本、译语读者，以及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都与译者发生着联系，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事实上，由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很少有机会与原文作者进行交流，所以本文暂不讨论作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影响。从上面的图示我们可以看出：源语文本的类型、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相对地位、译者本身的态度和目的以及译语读者的层次这些因素都将参与决定译者的翻译策略的选择。
1. 源语文本的类型
不同的文本应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根据彼得·纽马克（Newmark 1991：10）的观点，绝大多数信息性、祈使性、人际性、部分审美性及元语言性文本和文本片断适宜采取交际翻译（归化），但如果原文是表达性文本或是重要的审美性文本，其表达形式与内容一样重要，则应采取语义翻译（异化）。
2. 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相对地位
我们看到，翻译过程中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都会对译者产生作用，译语文化强过源语文化，则很可能影响到译者尽量将异域文化纳入译文读者的知识范围和文化价值观，将作者引向读者，采取归化手段，反之，则很可能使译者在翻译中保留源语语言文化的特异之处，将读者引向作者，采取异化的手段。
关于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相对地位对译者翻译策略的制约问题，以色列著名学者Evan－Zohar提出的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对该问题做了更为系统的解释。Evan－Zohar的理论认为，各种符号现象，即由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形式（例如文化、语言、文学、社会）都应视为系统，而非各种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这些系统并非单一的系统，它也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而组成的多元系统。
在文学这个多元系统中翻译文学究竟处在何种位置将影响到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当它处于中心位置时，往往参与创造一级模式，不惜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译者多采取异化式翻译；当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时，则常常套用本国文学中现成的二级模式，译者多采取归化式翻译。
这样的实例很多。以英语为标志的英美文化在这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不难理解，在这些国家“流畅翻译”、“透明”的归化译法成为主流。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被大多数评论家认为是一种“创作”，是“一种基于中国素材的英语诗歌，而不是翻译作品”，可见其翻译策略是归化至极了。而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化的国家，在翻译英美的作品时容易采用异化手段。如香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后，异化式翻译盛行，以至留下了像“士多啤梨”（strawberry）、士多（store）、沙展（sergeant）等让大陆人不明所以的“语言殖民”现象。
3. 译者对源语文本的态度
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密事”。不同的读者对于同一个文本会有不同的反应，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是源语文本的接受者，他对源语文本的态度必然会影响到其翻译策略的选择。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飘》的两个译本。
傅东华认为“译这样的书，与译Classics究竟两样”，认为《飘》是不能与名家的杰作等量齐观的。很自然的，傅在翻译中采取的是归化形式。傅不单把原作中的人名译得带有浓厚的中国风味（郝思嘉、汤家），他的译文甚至有中国话本小说的口吻（在人物名字前面加上指示代词，以及增译解释性的短语“原来”）。而另一个译者李野光对这本小说的评价要大大高于傅东华，他在序言中说：“作家的艺术手法也是朴实的，再加上题材的严肃性和倾向的明确性，作品的格调便远远超出迎合市民趣味的境界了”。李认为，“译这种雅俗共赏的世界名著，似不宜作太多改动”。于是我们在李与戴侃、庄绛传合译的《飘》的版本中，看到了明显的异化的痕迹：人名和地名采取了音译；原文的所有内容都得到了保留，不似傅译本中有选择的删减，甚至连原文的句法结构也作了最大程度的保留。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两者：
Although they considered themselves Scarlett’s favorite suitors, they had never before gained tokens of this favor so easily.
尽管他们把自己看作思嘉所嘉许的追求者，可是以前他们还从没有这么轻易得到这一嘉许的表征。（李野光等译）
他们在思嘉的追求人当中，虽然自问还算受欢迎，可是从来没有象今天这么百依百顺过。（傅东华译）
4. 译者的文化态度
译者不但是源语文本的接受者，同时他也是译语文本的发送者，所以译者对译语文化的态度也影响了他翻译策略的选择。如果译者认为译语文化大大优于源语文化，极力维护译语文化的地位，则其在翻译策略上会采取归化策略，反之亦然。
严复和林纾是中国第三次翻译高潮的第一阶段（从1840的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代表人物。其实，中央大国、文化霸主的意识在当时的中国人的思想中已根深蒂固。因此，当时的译者们正是带着这种心理上的文化优越感开始翻译西方的科学人文作品的。Huxiley的Evolution and Ethics是用第一人称写的，而严复却用作者的名字“赫胥黎”代之，这样听起来便很像我国古代的说部与史书。无独有偶，林纾在翻译小仲马的《茶花女》时，也将第一人称换成了作者名“小仲马”。
五四运动后，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进步力量对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有着忧患意识，极力主张封建文化向民主文化的“转折”，因而这些译者的翻译策略自然有着异化倾向。
5. 翻译目的
译者作为源语文本的发送者，其翻译的目的显然是影响其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我们再次以鲁迅为例。鲁迅先生认为翻译、介绍外国文艺可以改造社会、唤醒民众，同时也希望借此输入新内容、新表达法以弥补早期白话汉语与表达方面的不甚精确的缺陷，对汉语的词语句式起到改造、补充的作用。我们来看一段鲁迅在《毁灭》中的译文。“毕加就好像用了自己的压碎了似的神情，在映发没有休息和救援的这寂寞的不安和空洞。”鲁迅的这种思想影响了与其同时代的很多翻译家，董秋斯就是其中一位。董在《大卫·考坡菲》中有这样一句译文：“这就是那重大的要紧的（请恕我这样说）星期五的下午的情形……”两者的译文，异化的痕迹尽一览无遗。
6. 译语读者的层次与要求
接受理论认为，任何文学文本都具有未定性，而是一个多层面的未完成的图式结构。译文也是一个文学文本，译文要通过译语读者的阅读才能使其意义具体化，才能达到译文的彻底完成。因此，译者在选择翻译策略时，不可能不考虑到译语文本的接受者的层次与要求。
我们已经注意到，在我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初始阶段（19世纪的70年代至90年代），译者基本上采取的都是归化策略，因为那时的中国人由于长期处于封闭自守的状态，对国外的文化知之甚少，归化的译文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但是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读者的认知水平和审美情趣的日渐提高，他们对异域文化渴望也随即愈来愈强烈，这一因素对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也产生了作用。我们看看莎士比亚名著的重译与旧译的比较。
He made you a highway to my bed, But I, a maid, die maiden-widowed.
朱生豪译文：他要借着你做牵引相思的桥梁，可是我却要做一个独守空闺的怨女而死去。
方平译文：他本要借你做捷径，登上我的床；可怜我这处女，守活寡，到死是这样。
朱生豪的译文考虑到中国传统的“性忌讳”，采取了“才子佳人”的译法：“相思”、“做一个独守空闺的怨女而死去”。而在思想观念开放的今天，方平在他新出的诗体译本中则采取了严格的异化译法：“登上我的床”、“处女”。
此外，不同教育背景的读者对译本的要求也有所不同。“很受了教育的读者”更能也更加愿意接受异域文化，反之，“识字无几”的读者接受异域文化时有一定的困难，他们更倾向于归化的译本。
综上所述，影响译者宏观翻译策略选择的因素有：源语文本的类型、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相对地位、译者对源语文本的态度、译者自身的文化态度、译者的翻译目的以及译语读者的要求和层次。
尽管选择归化或是异化的翻译策略并无定论，但是了解以上制约翻译策略因素对译者采取适宜的翻译策略，以及根据各个因素综合评判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是有很大意义的。
注释
①Evan-Zohar, I.（1978）“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in J.S. Holmes，J. Lambert & R. Van Den Broeck（eds.）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Leuven：ACCo. 117-127。
②Evan-Zohar，I.（1990）“Polysystem Theory”in Polysystem Studies [J] 11：1，9-26。
③Newmark, Peter（1991）About Translation，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0-13。
④Nida，Eugene A.（1993）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15，118-119，139。
⑤戴侃、李野光、庄绎传译：《飘》，外国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⑥⑩罗新璋主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99-303页、第136-138页。
⑦傅东华译：《飘》，浙江文艺出版社1940年版。
⑧孙致礼：《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 《中国翻译》2002年第1期。
⑨王东风：《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 《中国翻译》2002年第4期。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