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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技术发展 主流媒体 舆论引导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与应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全媒体时代来临，而传统主流媒体的舆论主体地位相对弱化。与之相伴的，是舆论客体（舆论关注对象）的多样化，舆论本体的复杂化、非理性化。传统主流媒体舆论只是“全员媒体”时代多元舆论中的一部分，而舆论载体也早已不限于传统主流媒体。新技术发展给中外社会主流舆论的形成与巩固都带来巨大冲击，在此条件下我国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意义和应发挥的作用值得深入思考。
新技术发展对中外社会主流舆论及主流媒体均带来巨大挑战。互联网等新技术兴起之后，对世界各国的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主流舆论和主流媒体都形成了巨大挑战。近些年来，国外爆发的黄马甲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英国脱欧二次公投请愿、暴力冲击美国国会大厦等现实冲突，反映出社会舆论撕裂，主流意识形态混乱，造成社会的极端不稳定，这与其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失效不无关系。在中国，新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传播的主体多元化、舆论多样化、载体泛在化，具有媒体属性的互联网平台以及众多的自媒体，实际上已经突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媒体国有制度，主流舆论、主流媒体一度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事实证明，主流舆论缺失、弱化，社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甚至分崩离析。只有在新技术条件下持续壮大主流舆论，才能巩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保持社会稳定健康发展，中外概莫能外。
主流媒体引导舆论是新技术条件下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现实需要。在英美等西方国家，长期标榜所谓“独立媒体”“新闻自由”“客观中立”，但当新闻舆论威胁到资产阶级统治及其意识形态安全时，由资本操控的媒体意识形态属性则暴露无遗。看似更加多元的“去中心化”舆论，依然由资本、财团所控制，这从脸谱封杀大批中国账号、推特封杀特朗普账号等事例可见一斑。西方社会輿论的撕裂，也说明其私人资本控制的传统主流媒体已无法凝聚共识。在新技术条件下，仅仅立足于某一个阶层、群体的媒体舆论，难以凝聚社会整体稳定发展的力量。而从长远看，新技术为广大民众赋权，对于维护资本主义上层建筑而言则是根本性的挑战。
我国主流媒体具有公共属性，新闻事业历来作为社会公共事业。主流媒体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角度引导舆论，是其职责所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我国主流媒体引导舆论还有其特殊现实意义：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多元舆论主体并非具有同等舆论参与能力，仍需专业主体在社会分工中承担引导舆论的职责使命；纷繁的社会舆论中存在着理性和非理性的成分，其中海量自媒体所发起的舆论往往具有非理性特征和情绪化色彩；以赢利为目的所谓MCN机构（内容生产运营商）以及商业互联网平台，难以站在社会公共利益立场引导舆论。发挥主流媒体舆论引导作用，是新技术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现实需要。
主流媒体引导舆论是新技术条件下中国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所做的全新探索。我国“舆论引导”概念的确立经历了“制造舆论—舆论宣传—舆论导向—舆论引导”的历史过程：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理论基石，从达成共识到无条件宣传党的思想来引导社会舆论，再到舆论宣传应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最终在导向正确的前提下，遵循舆论本身的运行规律。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时期，更需要主流媒体遵循新技术条件下的舆论发展规律，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发挥好舆论引导作用。
新技术条件下引导舆论，与主流媒体在传播格局中居于垄断地位时已大不相同。为适应新技术发展趋势，中国将媒体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出“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主流媒体要通过融合发展，发挥舆论压舱石、社会黏合剂、价值风向标的作用，逐步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主流媒体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是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和手段。这既是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顶层设计和制度性安排，更是新技术条件下中国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所做的全新探索。在世界范围内，这对于新技术条件下如何有效引导社会舆论，凝聚社会共识，推动社会稳定健康发展也将具有积极意义。
新技术条件下，主流媒体虽然只是多元舆论主体之一，发表的内容可能只占海量社会舆论中的一小部分，但其肩负着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职责使命，要成为社会稳定健康发展的压舱石、黏合剂，需要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发挥作用：
全面、真实呈现社会现实，用事实来引导群众。舆论是个人观点、态度和信念的集合体，往往基于对客观现实的认知产生。因此，探究事实真相，对于舆论引导至关重要。新技术条件下，虽然人人都可以发声，但并非人人都能深入新闻现场，都有时间进行专门的调查采访。提供老百姓最为关心关切，涉及国计民生、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事实信息，是主流媒体的首要职责。越是在众声喧哗的“后真相”时代，越需要主流媒体通过专业、及时的事实报道，澄清谬误、明辨是非。也只有掌握事实、报道事实，才能掌握舆论主导权，占据舆论制高点。不能及时澄清事实、报道真相，往往带来舆论的被动，不仅是媒体的失职，对媒体的公信力也损害极大。此外，主流媒体报道还应是对事实的全面真实反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认为，那种只重个别（具体、特殊）新闻事实，忽视主导、主流（普遍、一般）社会情况的观念，极易导致人们对社会整体的片面认知。主流媒体要通过呈现全面、客观、真实的社会现实，引导公众认清社会的主流和本质；要从总体上、本质上和发展趋势上把握事物的真实性，做到个体真实和整体真实的统一。 引领正确的价值导向，于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价值共识。引导舆论，核心是引导价值观；凝聚共识，关键是形成价值共识。主流媒体要在纷繁复杂、利益多元的舆论生态中发挥引导作用，必须以先进科学的思想、理念起到引领作用。一方面，主流媒体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做好政治方向的引领，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全社会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遍共识和价值认同。另一方面，主流媒体要在新闻报道、评论解读以及节目活动中做好价值取向的引领，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转化为最大多数民众的生活理念，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概念转为方方面面的生活航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为此，主流媒体不仅要在自身日常报道、活动中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要组织、放大社会力量的正能量声音，引导全社会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衣食住行、言谈举止中，融入不同阶段的人生经验、不同事物的生活态度、不同城市的生活需求、不同行业的职业情境以及不同领域的生活体验。
传播科学方法论，引导群众理性看待社会矛盾。多元主体的舆论场中情绪传播较为明显，如果缺乏科学方法论进行指引，公众在情绪传导下极易形成群体极化效应，让非理性带偏舆论方向。作为公共资源的使用者与公共利益的维护者，主流媒体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培养公众科学的方法论，引导公众理性看待社会矛盾，调试好公众的社会心态。主流媒体可以通過议程设置对社会舆论加以引导，传播客观的科学精神，传递严谨的科学思维，提升全民族的科学素养，使公众构建理性看待社会事件的认识论、方法论，不仅包含自然科学，也包含社会科学的认识论，让科学在整体语境中发挥作用。同时，主流媒体要通过对科学家、科学研究、科学精神、科学现象、科学原理等的普及与宣传，使公众加深对各类社会事件的科学理解，辨析各种现象背后的驱动力，了解社会心理对于舆论的影响等等，最终形成既尊重个人合理诉求，又从社会全局、国家长远发展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发，“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的舆论氛围。
加强舆论监督，助力提升社会治理的整体效能。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者，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路径之一。舆论监督助推媒体、政府、公众三方形成积极互动，不仅有助于提升公众表达意愿、强化公众权利意识以及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积极性，而且也可以帮助查漏补缺，在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改善政府运作和流程的过程中，提高社会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新技术条件下，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是维护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推进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手段。舆论监督的目的不是简单的批评性报道，而是要通过舆论监督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因此，主流媒体舆论监督要坚持建设性导向，一方面要贴近中心工作，另一方面还要反映群众诉求；一方面要监督政府、企业，另一方面还要监督社会公众；一方面要敢于直面问题、揭露问题，另一方面还要善于解决问题、促进和谐。
增强国际话语权，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国家发展与社会治理不仅要面对国内多元利益诉求，还面临国际社会纷繁复杂的利益关系。新技术条件下，国际舆论的传播、渗透更加便捷，影响更为迅速、深远。随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舆论关注度日益增大，舆论压力和复杂性也随之增大。在多主体、立体式的对外传播格局中，与其他主体相比，主流媒体往往被视为代表着国家的主流价值观，拥有更多的公共资源和专业力量，是国家战略传播的主力军，需要发挥旗帜作用、导向作用，不断增强国际话语权，营造于国家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为此，主流媒体要持续、专业、全面地发出中国声音，宣示中国主张、中国方案，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对造谣污蔑、歪曲抹黑中国的外部舆论进行有力回应，维护国家利益，展开舆论斗争；对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误读，及时进行澄清、疏导，引导国际舆论正确认识我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增进国家互信、增进民心相通。特别是在新技术条件下，要充分发挥网络跨越时空界限、突破语言障碍、汇聚多元声音的特点，充分利用强交互的社交媒体、低门槛的视频形态、智能化的应答系统等，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公共传播与公共外交作用，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旗，求同存异、文明互鉴，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作者分别为人民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级编辑；人民网研究院研究员、主任编辑；人民网研究院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杨保军：《统一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真实观的典型特征》，《新闻大学》，2018年第1期。
②孙少山、孙发友：《新媒介技术语境中新闻真实性较真》，《中国出版》，2020年第24期。
责编/赵博艺 美编/杨玲玲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与应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全媒体时代来临，而传统主流媒体的舆论主体地位相对弱化。与之相伴的，是舆论客体（舆论关注对象）的多样化，舆论本体的复杂化、非理性化。传统主流媒体舆论只是“全员媒体”时代多元舆论中的一部分，而舆论载体也早已不限于传统主流媒体。新技术发展给中外社会主流舆论的形成与巩固都带来巨大冲击，在此条件下我国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意义和应发挥的作用值得深入思考。
新技术条件下主流媒体引导舆论的意义重构
新技术发展对中外社会主流舆论及主流媒体均带来巨大挑战。互联网等新技术兴起之后，对世界各国的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主流舆论和主流媒体都形成了巨大挑战。近些年来，国外爆发的黄马甲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英国脱欧二次公投请愿、暴力冲击美国国会大厦等现实冲突，反映出社会舆论撕裂，主流意识形态混乱，造成社会的极端不稳定，这与其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失效不无关系。在中国，新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传播的主体多元化、舆论多样化、载体泛在化，具有媒体属性的互联网平台以及众多的自媒体，实际上已经突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媒体国有制度，主流舆论、主流媒体一度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事实证明，主流舆论缺失、弱化，社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甚至分崩离析。只有在新技术条件下持续壮大主流舆论，才能巩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保持社会稳定健康发展，中外概莫能外。
主流媒体引导舆论是新技术条件下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现实需要。在英美等西方国家，长期标榜所谓“独立媒体”“新闻自由”“客观中立”，但当新闻舆论威胁到资产阶级统治及其意识形态安全时，由资本操控的媒体意识形态属性则暴露无遗。看似更加多元的“去中心化”舆论，依然由资本、财团所控制，这从脸谱封杀大批中国账号、推特封杀特朗普账号等事例可见一斑。西方社会輿论的撕裂，也说明其私人资本控制的传统主流媒体已无法凝聚共识。在新技术条件下，仅仅立足于某一个阶层、群体的媒体舆论，难以凝聚社会整体稳定发展的力量。而从长远看，新技术为广大民众赋权，对于维护资本主义上层建筑而言则是根本性的挑战。
我国主流媒体具有公共属性，新闻事业历来作为社会公共事业。主流媒体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角度引导舆论，是其职责所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我国主流媒体引导舆论还有其特殊现实意义：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多元舆论主体并非具有同等舆论参与能力，仍需专业主体在社会分工中承担引导舆论的职责使命；纷繁的社会舆论中存在着理性和非理性的成分，其中海量自媒体所发起的舆论往往具有非理性特征和情绪化色彩；以赢利为目的所谓MCN机构（内容生产运营商）以及商业互联网平台，难以站在社会公共利益立场引导舆论。发挥主流媒体舆论引导作用，是新技术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现实需要。
主流媒体引导舆论是新技术条件下中国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所做的全新探索。我国“舆论引导”概念的确立经历了“制造舆论—舆论宣传—舆论导向—舆论引导”的历史过程：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理论基石，从达成共识到无条件宣传党的思想来引导社会舆论，再到舆论宣传应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最终在导向正确的前提下，遵循舆论本身的运行规律。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时期，更需要主流媒体遵循新技术条件下的舆论发展规律，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发挥好舆论引导作用。
新技术条件下引导舆论，与主流媒体在传播格局中居于垄断地位时已大不相同。为适应新技术发展趋势，中国将媒体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出“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主流媒体要通过融合发展，发挥舆论压舱石、社会黏合剂、价值风向标的作用，逐步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主流媒体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是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和手段。这既是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顶层设计和制度性安排，更是新技术条件下中国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所做的全新探索。在世界范围内，这对于新技术条件下如何有效引导社会舆论，凝聚社会共识，推动社会稳定健康发展也将具有积极意义。
新技术条件下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应发挥的作用
新技术条件下，主流媒体虽然只是多元舆论主体之一，发表的内容可能只占海量社会舆论中的一小部分，但其肩负着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职责使命，要成为社会稳定健康发展的压舱石、黏合剂，需要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发挥作用：
全面、真实呈现社会现实，用事实来引导群众。舆论是个人观点、态度和信念的集合体，往往基于对客观现实的认知产生。因此，探究事实真相，对于舆论引导至关重要。新技术条件下，虽然人人都可以发声，但并非人人都能深入新闻现场，都有时间进行专门的调查采访。提供老百姓最为关心关切，涉及国计民生、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事实信息，是主流媒体的首要职责。越是在众声喧哗的“后真相”时代，越需要主流媒体通过专业、及时的事实报道，澄清谬误、明辨是非。也只有掌握事实、报道事实，才能掌握舆论主导权，占据舆论制高点。不能及时澄清事实、报道真相，往往带来舆论的被动，不仅是媒体的失职，对媒体的公信力也损害极大。此外，主流媒体报道还应是对事实的全面真实反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认为，那种只重个别（具体、特殊）新闻事实，忽视主导、主流（普遍、一般）社会情况的观念，极易导致人们对社会整体的片面认知。主流媒体要通过呈现全面、客观、真实的社会现实，引导公众认清社会的主流和本质；要从总体上、本质上和发展趋势上把握事物的真实性，做到个体真实和整体真实的统一。 引领正确的价值导向，于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价值共识。引导舆论，核心是引导价值观；凝聚共识，关键是形成价值共识。主流媒体要在纷繁复杂、利益多元的舆论生态中发挥引导作用，必须以先进科学的思想、理念起到引领作用。一方面，主流媒体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做好政治方向的引领，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全社会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遍共识和价值认同。另一方面，主流媒体要在新闻报道、评论解读以及节目活动中做好价值取向的引领，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转化为最大多数民众的生活理念，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概念转为方方面面的生活航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为此，主流媒体不仅要在自身日常报道、活动中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要组织、放大社会力量的正能量声音，引导全社会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衣食住行、言谈举止中，融入不同阶段的人生经验、不同事物的生活态度、不同城市的生活需求、不同行业的职业情境以及不同领域的生活体验。
传播科学方法论，引导群众理性看待社会矛盾。多元主体的舆论场中情绪传播较为明显，如果缺乏科学方法论进行指引，公众在情绪传导下极易形成群体极化效应，让非理性带偏舆论方向。作为公共资源的使用者与公共利益的维护者，主流媒体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培养公众科学的方法论，引导公众理性看待社会矛盾，调试好公众的社会心态。主流媒体可以通過议程设置对社会舆论加以引导，传播客观的科学精神，传递严谨的科学思维，提升全民族的科学素养，使公众构建理性看待社会事件的认识论、方法论，不仅包含自然科学，也包含社会科学的认识论，让科学在整体语境中发挥作用。同时，主流媒体要通过对科学家、科学研究、科学精神、科学现象、科学原理等的普及与宣传，使公众加深对各类社会事件的科学理解，辨析各种现象背后的驱动力，了解社会心理对于舆论的影响等等，最终形成既尊重个人合理诉求，又从社会全局、国家长远发展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发，“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的舆论氛围。
加强舆论监督，助力提升社会治理的整体效能。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者，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路径之一。舆论监督助推媒体、政府、公众三方形成积极互动，不仅有助于提升公众表达意愿、强化公众权利意识以及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积极性，而且也可以帮助查漏补缺，在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改善政府运作和流程的过程中，提高社会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新技术条件下，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是维护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推进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手段。舆论监督的目的不是简单的批评性报道，而是要通过舆论监督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因此，主流媒体舆论监督要坚持建设性导向，一方面要贴近中心工作，另一方面还要反映群众诉求；一方面要监督政府、企业，另一方面还要监督社会公众；一方面要敢于直面问题、揭露问题，另一方面还要善于解决问题、促进和谐。
增强国际话语权，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国家发展与社会治理不仅要面对国内多元利益诉求，还面临国际社会纷繁复杂的利益关系。新技术条件下，国际舆论的传播、渗透更加便捷，影响更为迅速、深远。随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舆论关注度日益增大，舆论压力和复杂性也随之增大。在多主体、立体式的对外传播格局中，与其他主体相比，主流媒体往往被视为代表着国家的主流价值观，拥有更多的公共资源和专业力量，是国家战略传播的主力军，需要发挥旗帜作用、导向作用，不断增强国际话语权，营造于国家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为此，主流媒体要持续、专业、全面地发出中国声音，宣示中国主张、中国方案，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对造谣污蔑、歪曲抹黑中国的外部舆论进行有力回应，维护国家利益，展开舆论斗争；对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误读，及时进行澄清、疏导，引导国际舆论正确认识我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增进国家互信、增进民心相通。特别是在新技术条件下，要充分发挥网络跨越时空界限、突破语言障碍、汇聚多元声音的特点，充分利用强交互的社交媒体、低门槛的视频形态、智能化的应答系统等，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公共传播与公共外交作用，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旗，求同存异、文明互鉴，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作者分别为人民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级编辑；人民网研究院研究员、主任编辑；人民网研究院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杨保军：《统一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真实观的典型特征》，《新闻大学》，2018年第1期。
②孙少山、孙发友：《新媒介技术语境中新闻真实性较真》，《中国出版》，2020年第24期。
责编/赵博艺 美编/杨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