骥亮，本名王继亮。80后，江西赣州人，江西省作协会员，江西省第五届青年作家改稿班学员，目前供职于媒体。
　　每次照镜子，我都能轻而易举地发觉左耳和右耳的不一样。
　　我的左耳右耳，在耳廓、三角窝、耳垂方面的相似，并不足以掩盖我右耳耳轮的“异军突起”，那是我初中时突发中耳炎留下的后遗症。
　　跟八十多岁外公硕大丰润且长耳毛的大耳比起来，我的耳朵虽然显得单薄，但在轮廓上却很相似。毫无疑问，我的耳朵沿袭了母亲的强大基因。我的脸，则被父亲的强大基因占领，正如爷爷的强大基因占领了父亲的脸一样，只是，爷爷基因的强大之处，还在于同时塑造了父亲的耳朵，就是那种几乎拧不出耳垂的耳朵。多年以后，我似乎终于明白，父亲生前的目光为何经常越过我的脸庞，像欣赏一部作品一样欣赏我的耳垂。
　　父亲的眼睛，像黑夜中跟随他出没于山林田野的猎犬般敏锐，对发现的每一双大耳朵都有着特别的迷恋。在父亲那里，大耳甚至意味着财富，官运，还有长寿。即使没有大耳，父亲也甘愿退而求其次，他觉得能拥有一双好看的耳垂，也是一种令人艳羡的美好。
　　受父亲的影响，我对大耳也产生过浓厚的兴趣。
　　小时候，我对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里刘墉的那双大耳印象非常深刻，每次遇到险情的时候，他那双大耳就会灵机一“动”，帮助他化险为夷。遗憾的是，无论我怎么努力地左右吐舌和瞪眼歪嘴，都学不来，也“动”不了。《西游记》里，如来佛祖那双堪称完美的假大耳，把我骗了好多年，我经常有事没事就拉扯自己的耳垂，以为只要不停地拉扯，就能长到那么大。
　　大学时找女朋友，除了关注女生的容貌，我也关注她们的耳朵，对于面容标致且拥有一双大耳的女生，总忍不住要偷偷地多看几眼。当然，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因为老天给了女人一双大耳后，多半给不了她如花的容貌。
　　后来，我又尝试留意过其他一些不一样的耳朵，厚的薄的，丰满的残缺的……得出的结论当然没有也不可能告诉父亲。毕竟，肥头大耳的乞丐、小偷、老赖、贪官、罪犯比比皆是。
　　我时常猜想，父亲对大耳近乎偏执的钟爱，会不会是对抗现实后某种无奈情感的寄托？当年爷爷无法更改的家庭成分，就如那双几乎拧不出耳垂的耳朵一样，让父亲感到失望，击碎了他成为铁血军人的梦想。
　　我的左耳右耳，总是在我潜入水底捞鱼或寻石的时候灌满水，让我和家乡的小河融为一体。每次出水，我的左耳都比右耳灵气，第一时间就把所有属于河水的部分归还河水;我的右耳总比左耳深情，迷恋于倾听河水的声音，往往要拖到昏天暗地的梦里，才把水声捣碎在我枕下。
　　我潜水捞鱼这部分的记忆，大多和炸鱼有关。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我们家乡，炸鱼和打猎一样，还没有被明令禁止。爱好广泛的父亲，像热爱打纸牌和喝酒一样，迷恋着打猎和炸鱼。到河边炸鱼，只要准备炸药、雷管、一块长条的石头、一个打火机，外加一根绳子就可，实在没有找到绳子的话，到河边剥一根牢靠点的树皮，也是可以应付的。一声巨响，往往发生在夏天某个连大地都被烤得发烧的中午，巨响往往又伴随着冲天而上足有四五米高的雪白水花（当然，一旦遇到深潭，水花溅起的高度就极其有限了，有时甚至还不到一米）。河底被炸出一个大坑。河堤上的柳树微微一颤，小鸟、知了被吓得四处逃窜。附近公路苦楝树下的卖瓜人刚才可能还在打盹，此刻已探头朝河的方向张望。村口的小狗掉头跑出十几米后，才明白不过是虚惊一场……
　　只有我们这些孩子，耳朵一听见炸鱼声，就无比欢快，拼了命地往河边跑。
　　虽然，有关炸鱼时雷管提前爆炸、绑线出现“死亡缠手”的事故在我们乡里，甚至隔壁村都真实地发生过，但每次河边一声巨响，人们首先想到的还是雪白雪白的鱼，而不是血淋淋的手。
　　我们这些孩子，更是如此。我们的左耳右耳都期盼炸鱼声，我们的眼里心里也只有雪白雪白的鱼。
　　我和小伙伴们，几乎每次都是以超过穿衣五到十倍不等的速度，迅速脱得光溜溜。来不及征求炸鱼人的同意，我们就争先恐后地冲向了炸鱼点的下游。有的鱼被炸得翻起了白肚浮在水面，有的鱼被炸死后沉在河底，还有一些被炸晕了的大鲤鱼、大草鱼，负伤潜逃，在水面或靠近河岸的草丛中、柳枝下乱窜，尾巴拍打出阵阵水花。鉴于我小学三年级就有偷偷跑去河里游泳，并且成为学校反面教材的“不俗”经历，在和小伙伴们潜水捞鱼的大战中，我长期占据着较大的优势。我左耳能捕捉到鱼在水面和草丛的逃跑路径，右耳则能发现死亡在深水区的一个个落点。我的左手右手经常抓着好几条鱼，有时连我嘴里，甚至也叼着一条鱼，我无比享受发现鱼和捞到鱼的乐趣，完全忘了鱼的那股腥味。
　　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捞起的鱼还可以炒一碗下饭菜，那感觉也妙不可言。
　　潜水寻石，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們在放牛时曾经疯玩过的一个极其简单的游戏。一块雪白光滑又好看的石头，就是游戏的道具。当这块石头的模样被我们熟记后，所有参与游戏的人都必须闭上眼睛。接着，石头会被负责监督的那个人扔至河中某个稍远的位置，直到石头泛起的波澜完全散尽后，其他人方可睁开眼睛，开始上演一场推推搡搡，争先恐后的寻石大战。这个游戏挑战一个人的水性，也考验一个人的听力，准确地说是用耳朵辨别方向的能力。如果你的方向判断错了，寻石之旅就会南辕北辙。要是你的水性很一般，就没法在激烈的争抢中取得先机。
　　寻石大战中，找不到石头的小伙伴，通常会搞破坏或者恶作剧：有捞起一块相似的白石头丢入水中搅乱人心的，也有潜到别人身后偷捏一把屁股的……我的左耳右耳，总能在这种关键时刻大显神威，帮助我快速锁定目标。接着，我又使出多年潜水摸索出的“小绝招”（其实就是潜入水中后，用双脚蹬着河底的沙石快速前进），以最快的速度游向那块雪白石头，成为河里的英雄。那是一个侠客和英雄被高度崇拜的年代，父亲已经拜了镇上武师罗金华为师，经常带着十几个年轻人在月光下舞枪弄棒。我和堂兄王勇当时最大的愿望也并非读书赚钱买车买房，而是一起到嵩山少林寺去学武。少林寺的轻功、千年古树、暮鼓晨钟、塔林等，经常潜入我的梦境，王勇也是在那个时期，剃了他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光头。
　　但在现实生活中，即便是双胞胎兄弟，惊人相似的外表背后也总会有各自不同的命运。我的耳朵也不例外，左耳的健康可谓顺风顺水，右耳却历经坎坷。时至今日，我仍不敢过于用力地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那段时光——中耳炎和鼻炎几乎同时折磨着我。
　　“用警棍那么粗的针筒，手指那么粗的针头打针”，这个传闻，只是打乙肝疫苗这一新事物首次进入宁都前传得沸沸扬扬的一个谣言，却让校园里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学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女生们下了晚自习，不敢一个人回寝室，男生再怎么睡不着觉，也不敢溜到果园里去偷柑橘了。大家都害怕，害怕身后突然跳出一个陌生人，往自己的屁股上狠狠地扎一针。
　　校园里人心惶惶，我受到的惊吓更甚。因为早在这个传闻之前，我就亲身体验过警棍那么粗的针筒，它的针头比一般针头还要大。人民医院的医生就是用这样的“大针”，不止一次地给我的鼻子抽所谓的脓水。抽来抽去，鼻炎没治好，苦头却让我吃了不少。我的右耳，正是在这段时期发炎肿起来的，它又痒又痛，还长脓包，只要用指甲稍微一碰就流脓水。我想，这是不是它长期迷恋水压很大的河流必须付出的代价呢？
　　那时，我几乎整天都处于一种昏昏沉沉的状态，听力下降，情绪悲观，根本没有心思认真听课。实际上，因为发炎变得更加肥大的右耳，不仅没有像父亲预言的那样给我增添任何财富、带来任何好运，而且还给我带来了嘲讽和难以言说的痛的折磨。经过好几周的漫长治疗后，我的右耳才得以恢复到现在这副模样。
　　近些年，我的左耳右耳都少有机会施展才华，但只要一靠近家乡的那条河，左耳就会响起河底沙子和雪白石头的对话声，右耳就会隐约听到父亲对我耳垂的赞赏。虽然，他离开我和这个世界好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