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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报是西方近代重要科技文明成果。清政府引入电报甚迟，然一经建设，即较为广泛、多样地用诸对外战争。此不仅成为晚清军事近代化的显要表征及重要促动力，也在一定范围内促进着晚清社会的变迁与转型。不过，清季电报建控的局限性亦甚显著，从而也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其影响力。
[关键词]电报建控，中外战争，军事近代化，社会转型，晚清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1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14-0003-10
1844年5月24日，美国人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F.B.Morse)拍出人类历史上第一份长途电报。至此，电报在经历近百年的研制革新历程、数代人接力式的努力后正式宣告诞生。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不仅推动了西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亦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军事通信手段，成为西方国家军事近代化的显要表征及重要促动力。
1874年5月10日，日本借口生蕃事件举兵侵犯台湾，中国海疆再度危机，中外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所保持的“和局”基本结束。清朝一些开明疆臣冲破守旧势力的抵制，开始在台湾、天津等地试办电报，以增强防务能力。1880年9月16日，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设天津至上海电报线，更是掀起较大规模的电报建设活动。其后适逢一系列中外战争，晚清朝野为实现军令兵情的快速闻达，积极利用电报这种近代通信工具，虽仍取得一定效果，但其利用的局限性亦甚显著。本文拟对此作初步考察，以透视晚清时期军事及社会的变迁与转型。
自中国架建电报后，中外间所发生的较大战事，主要有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法战争、90年代中后期的中日战争、德犯胶澳以及20世纪初的庚子之役等。晚清朝野各方于这些战事期间利用电报为战争服务的方式，大抵包括电报局外和电报局内两面。前者是指为应对战争，朝野上下如何架设电报线，对这些电报线又如何巡护以确保通达；后者是指在战时，朝野上下如何保证我方拍报顺畅，又如何控管他方(尤其是敌方)在我境内打报。下文即从这两个方面展开。
一、电线的架建与巡护
中国传统的军令兵情快递方式不外乎驿站烽燧等。驿站主要靠马递，最快者亦仅日行八百里，速度有限。烽燧传递信息要快一些，但内容简单，且受天气、地貌等因素制约。不甚灵便。故“中国之驿站烽燧，速则速矣，究不如外国电报之制”。正是基于这种认识，19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引入电报，然因起步较晚，至1884年中法交战时，仅建有天津至上海、天津至大沽、镇江至江宁、台南等少数几条电报线，上海至广州线、镇江至汉口线尚在架建之中。可见此时的中国，电报北不通京师宸地，南不接中越边境，其他沿海防区亦多未设。这对于跨区域作战、机动性极强的近代战争而言甚为不利，故尽快展延中国既有电报线，将决策中心与各防区，特别是战争前线用电报连接起来，实现二者间的信息速递，成为清政府应对战争之急需。
综观中法战争，中国为备战、应战而架设的电线主要有：在北方，因京城守旧氛围尤浓，李鸿章将天津至北京线分天津至通州、通州至北京两段，逐步推展，至1884年8月终将津沪线延入京师。与此同时，李又建成北塘至山海关线，以增强北洋的防御能力。在南方，早在1883年中国电报局即对边境架线以对战争有所准备。是年5月8日，电报局督办盛宣怀禀闽浙总督何璟称：“如果南疆多事，迅催电工，恐须分途赶办，现已催购材料矣。”随着形势的日趋紧张，清朝臣工一度不得不请求暂停其他商线建设而专架防区军线：“维时关外军情紧迫，亟盼成功，工料一切均系停止商线，移缓就急。”在此情形下，相继架成广州至龙州线、龙州经镇南关达幕府线，另由广州分达虎门内外炮台，以及横钦廉琼线等，水陆并行，纵横数千里，布设20余局。
其他沿海区域：1884年8月20日，两江总督曾国荃奏设江阴及吴淞炮台电线，以加强与该两处防营的联系。9月，会办南洋事务陈士杰为加速军报，饬设行辕至南门外电局电线。10月1日，宁绍台道薛福成禀请浙江巡抚刘秉璋架设宁波至镇海线，刘就此提出，“梅墟策应之营，尤须与前敌呼吸相通，应于梅墟营中留一电线，无论由宁出镇，均可径电线镇坐营”，并专雇一人，在镇营中设房办理，这使得前线镇海与省城杭州电线接通，“一切调度机宜，由杭而宁，由宁而镇。顷刻可传达各营，虽相距数百里，而号令迅捷如在一室。于是抚院不进驻宁波，而与驻宁波同；巡道不常驻镇海，而与驻镇海同”。刘的安排使得该线已具军事专用电信性质，而刘之言又在一定程度上道出电报的引入，对军事调度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大大方便了疆臣、将领的指挥联络。是年“冬，法船游弋浙洋，迨十一年春接仗后，与法船相持数月，电报往来日十数起，军机无误”，发挥出较大效用。
广大电局员工亦知此等工程之意义，故架建格外卖力：“官商协力，创造者则约束夫匠，催解物料，分途勘办，瘴险不辞”，“粤局远抵边关瘴疠之乡，复为创设海线之始，该员生等勘运跋涉之艰阻，巡护修接之烦劳”，较他处尤甚。在清廷内外、朝野官商的共同努力下，中法战争期间，中国大抵完成电报北达京城、南接中越边界及部分重要防区之任务，从而基本实现决策中心与边境前方的信息快递。
至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时，中国电报网已略具规模，“东北则达吉林、黑龙江俄界，西北则达甘肃、新疆，东南则达闽、粤、台湾，西南则达广西、云南，遍布二十二行省，并及朝鲜外藩”，分布虽广，但十分稀疏，故仍不能满足战争之需求。为此，清政府又增设一批新的电线。先是朝鲜境内的行军电线。前军将领卫汝贵致电盛宣怀称：“行军电线请派前敌营务处盛守星怀总办、洪令熙会办。”盛宣怀遂令二人“和衷妥办”。不久，盛宣怀又提醒旅顺清军统帅龚照屿，因“老铁山可瞭望西南”，让其设造老铁山电线，以“驰报各口炮台”。这期间添线最多的是江苏沿海。两江总督张之洞饬设的水陆军用电线即有江阴线、崇明线、乍浦线、南通州线、海州线等五路。盛宣怀又提出架设江阴经对面沙而至吴淞电线，使吴淞电报不必转上海、无锡而直达江阴。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提出添设通海南沙支线，“俾沿海边防信息灵捷”，获得批准。这些电报线的架建，便捷了各防区的信息传递，有助于其防务能力的提高。
加强对电线的巡护以防毁损，是保证电报通达不可或缺之环节，清政府在平时即已相当重视，战时则更严格。如1885年3月10日，中法战争正酣，福建浦城至福州线在浦城夕阳岭一带为雪压断，清廷立谕闽浙总督杨昌溶、福建巡抚张兆栋，“严饬认真保护，加查巡修，如有疏误，即行查参”。其实，早在中法战争之初，电报总局即向所属各电局发出通饬：“关外军报重大，即移饬各营汛认真巡守，如有错误，定予参处!”这一切使得人力物力的投人大为增加，保护的力度从而加大甚多：
沿途杆线向来责成各汛管修，每局只用工头 一名，现须添用工头，以备随损随修。洋匠工竣本可裁撤，现因官报紧要，学生、工头尚多生疏，所有洋匠十名尽行留用，岁糜洋银三万元左右；其他薪水、工食、纸张、油烛皆比平时增至数倍。
各电局委员报生因而更加尽责。
中日交战时因电报对战争的作用已凸显，两国更是直接打起电线破坏与保护战。战争期间，日本曾大肆毁损中国的电报线，朝鲜境内中国电局所设之线首先遭毁。1894年7月23日，日人将汉城电线截断。同月31日，日町口熊槌与竹内英男又商定，趁清军抵平壤前，先将平壤电报局破坏，以断清军通讯。10月24日，日军从义州渡过鸭绿江，更疯狂地破坏中国境内的电报线。先是，珲春至俄国巴拉格威斯城电线被截；接着，东北其他电线及山东电线遭毁。如营口至辽沈线在1894年12月13日海城失陷后被日军毁断。1895年1月20日，日海军在威海登陆后立即切断清军电线。25日，日军攻入荣成，首先占领城内电报局，随即切断通向芝罘和威海卫的电线。
对于日本的毁线行径，中方亦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第一，增强防备意识。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夕的1894年7月，汉城电报局委员李毓森便提出，“倭人视电政为重，恐中、日失和，而日必损我中线”，建议“由韩廷派员暂管。可不坏此电线”。不久，盛宣怀向朝鲜驻津督理商务委员李冕相称：“此非为李(毓森)守一人而言也”，并建议：“阁下回国，可与统理督办先行商酌，总须中韩通报，方能消息灵通。恐将来开仗时倭欲派人踞此电局，统理衙门当与各国商酌，公同保护。”7月26日，即日本不宣而战后的第二日，盛宣怀致电山东巡抚福润，传达李鸿章意见：中日已决裂，威海水师要地全仗电报号令。德州至济南、济南至烟台各电线，如一阻滞，必误大局。立即命令地方官，认真保护。
清军进驻平壤后，清廷于1894年8月谕令盛宣怀及北洋官电局总办余昌宇，要求所有军情要电，皆由山海关至行营官商两线传递，不得稍有断阻，贻误军机。“责成各局员严饬工巡，不分昼夜，实力巡护”；相应给以相当宽泛的人力与财政保障：允许添加巡工，“其添用经费不拘定例，准其作正开支”，10月27日，盛宣怀致电旅顺清军统帅龚照屿，提醒“尤恐奸细断线”。12月19日，经元善一面向苏州电报局总办谢家福提出，苏沪咽喉要线，每两段添派优秀工匠一名，并多备材料，以便随损随修；一面托南洋驻沪侦员禀商张之洞，责成线道所经营汛日夜协同巡护。
由于中方早有准备，使得日方破坏平壤电报局的计划一度受挫。1894年8月1日，町口、竹内率骑兵到达大同江南岸，见岸边小船皆被收至北岸，无法渡河实现计划。而收船即是中国所为。盛宣怀在8月4日的一封电报中透露：
倭兵早到大同江，宣(盛宣怀)饬平壤电局会同平安道将民船悉数收至北岸，倭在南岸无可渡。
第二，抢修毁损电线。如营口至辽沈线被日军毁断后，北洋电报局多次电饬营、奉电报分局委员乔装巡探，设法接修。但该地因中日反复争夺，电线屡断。1895年1月29日上谕：“著李鸿章转饬电局，赶紧派员前往接线，俾前敌军情得以迅达京师，切勿迟误。”李遂饬余昌宇派员赶修，以保证线路的畅通与军情的速递。
德犯胶澳和庚子事变期间，电报局亦多方设法，以保护电线电局。1897年11月14日，德兵占领胶州湾，随即开始对该地电局的侵夺。12月11日，山东巡抚张汝梅致电盛宣怀：“德人前踞青岛电局，专发洋报，不准收中国报，今又欲占据胶局。”对于德方的此类行动，中方亦加紧与之斗争。12月8日，盛宣怀一面寄函总署，提出暂在平度设局，以便军报；一面让德国领事转告德军统领，“勿派兵到局滋闹”；并告山东巡抚张汝梅，已令电报委员回胶，将青岛电线接通。1900年庚子事变发生，盛宣怀严饬各电局，所辖杆线如有损坏，致使电报阻滞，必从严惩办；如能使线路畅通，当从优奖励。各电局为此加大保护力度，收到一定效果。
二、打报的畅通与控管
电报一经建设，华洋皆能使用。那么，战争期间，如何保证我方拍报的顺畅?如何控管他方(尤其是敌方)在我境内的打报?这是朝野上下不能不思考的问题。中法战争爆发后，为确保我方军令兵情快速闻达，电报局先是扩大头等官报使用主体的范围，以方便各军将领打报。电局向将待发电报分为四等，其中头等因须先发，且初期免费，故有严格界定：“军机处、总理衙门、各省督抚、出使各国大臣，如寄洋务、军务电报，于信纸上盖印验明转发，是谓头等官报。”中法开战后，此范围有较大拓展。除以上外，“如各路统兵将帅及各局所、炮台、兵船、侦探、转运委员，均以洋务军务，列作头等官报，以免迟误”。
而清廷方面，其对疆臣使用“电奏”本有严格限制，随着中法关系的日趋紧张，渐将之放松。1883年5月13日，李鸿章奉上谕：
事机旦夕变迁，惟在随时权衡办理。该大臣现由金陵前赴上海，即著暂在上海驻扎，统筹全局，将兵事饷事豫为布置，审度机宜，再定进止，著将筹办情形随时奏闻，其紧要事件并著由电信寄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转奏。以期迅速。
此后，不仅李鸿章，当时海防吃紧处如两广、闽浙等省，因已开通电报，各该处将军督抚亦纷纷以电报奏陈“紧要事件”。
这些情况使得头等官报数量剧增，从而造成打报拥塞。为此，电局不得不再将之分成缓、急两类，急报先递，以期无误戎机。1884年7月28日，有关方面建议：“各局转禀各大宪，近日一等官报络绎不绝，其中缓急，局不知也。恐倒置误事。请将急报加一急字，以便在官报内先其所急。”1884年10月，郑观应一度向李鸿章建言：“华商所设各处旱电报之处宜归华官办理，不准传递商报，泄漏军情。”体现出电局对畅通军务电报的努力，以及商董对清政府利用电报以应对战争的支持。
头等官报使用主体范围的拓展仅为战争需要，故战争结束后又将之调回：“现在军务既平，仍按照奏定章程，凡总理衙门、各省督抚将军、出使各国大臣官报列为头等，其余各省提镇司道，及防营局所炮台兵船、各路印委官员寄报，照三四等章程，令其自行出费，庶官款不致虚糜。”此从另一侧面透视出，战争期间晚清电报为军事服务的一般情形。
中日交战后，清政府与电报局亦有此种要求与规定，部分电局业具军事专用性质。为保卫京师，清廷调程文炳、董福祥、闵殿魁部驻扎近畿，因“时有营务事件，电致外省”，1894年11月20日，督办军务处咨文总署，让其转饬电局，“遇有该三处盖用关防电报，无论明码暗码，均作一等报寄，勿稍迟误。”总署应允。而对于前方重要将领的电报，盛宣怀更提出，列入头等，且免报费。1894年6月21日，盛宣怀致电盛京将军裕禄：“已饬义州电局，遇有聂统领(聂士成)、省电盖用关防，准照官电，勿收报费。”甚至将部分电局拨予前方将领专用。是年7月29日，盛宣怀致电义州毅军统领马玉岜称：“如公先到平壤，电局可为公 用。安州亦有报房。所需机器学生各一，已饬义州局酌拨。”11月9日，山东巡抚李秉衡一度向清廷提出：“可否饬下北洋大臣，通饬各省电报局，除官报外，凡沿海有军务处所暂停商报一月，以昭慎重。俟军务稍定，再行复旧。”因事关电局整体，影响过大，该建言才未被采用。
军队大量使用电报，对电码本的需求急剧增加。1894年7月，盛宣怀致函叶志超：
前发密电，知尊处无本可查，兹特抄寄一本，以后如有敝处往来密电，请照此本查译。中堂处以及东行各军皆用此密本，务望秘之为要。
为保卫京城，神机营派兵驻扎通州。1894年8月16日，该营向总署提出，“需官电商电字码各一本”，请其检送。总署接知当日即送出。10月9日，总署接李鸿章电，称各营将领索取《电报新法》甚多，请再寄10本。总署于12日寄之。为此，经元善等上海电报局重要管理人员开始编订电码新本——《义字密本》，并提出：
倘荷见义勇为，合志同方，伫盼德音，即将密码电本寄呈，并咨照各处敝局，凡有筹商机要，准列公报转递。
庚子之役期间，北中国部分地区电局亦扩大了头等官报的使用主体范围。驻防徐州的铭军统带陈凤楼认为，军情电报，倘用语过简，则难以达意，但内容稍详，则需费较多，遂向两江总督提出，让徐州电局将其所发军情电报，减半收费。1900年lO月18日，刘坤一咨商盛宣怀。22日，盛札文上海电报局华总管周万鹏，同意陈之所请，并展及其他提镇。
延长电局的工作时间亦是战争期间畅通军报的重要办法。中国电局在相当长时期里，实行的是14小时单一工作时日制。中法交战后，此工作时间不断被展延，甚至24小时不间断，“自上年闰五月谅山事起，官报更数倍于前，司事、学生日夜值班，刻无暇晷。凡遇电传上谕、奏咨各件，关系紧急，不敢片刻停留”。这种因战争而展延打报时限的做法，在战后自然又回复到常行体制。中日战争爆发后，打报时限再被展延，报生不得不加班轮值。为防人手不足，谢家福一度要求各局报生不准请假，并将久假不销者分别革究。
重赏送报人员是战争期间畅通军报的又一措置。在军事电信未全面建立之前，决策中心与前方将领的快速联系只能在最靠近二者的电局间实现，至于电局与前方将领之间，电报仍由人工递送。故战争期间，不仅架线、护线、打报是畅通信息的必要环节，送报亦是其中重要一环，盖完成这种任务需冒生命危险，所以尤显其难。为此，电局对送报人员采取重赏政策，以便其担负起这一特殊任务。1894年7月25日，日军进犯牙山清军。30日，盛宣怀致电统领叶志超，因电报不能直接打到牙山，遂令平壤电报局王锡祉：
以重资选派朝人三名，分别水旱路送往牙山。如打听大营移扎他处，亦即送往。倘能取得回信送平局，或送安局，许给重赏银若干。此电纸或藏匣底，或缝衣里，须缜密。
控管敌方人员在我境内打报与保证己方电报畅通同样重要，经历了从禁阻敌方暗码电报及关涉战事之明码电报，到全面封锁敌方电报及全面控管各方暗码电报的过程。
禁阻敌方暗码电报及关涉战事之明码电报，主要施诸中法战争。不过，中国因严格遵守国际法则，正式开战后方将之提出，不能灵活变通，从而造成重大损失，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强烈愤慨。1884年8月5日法军进攻基隆，台湾保卫战开始。翌日，坊间传出“孤(拔)与巴(德诺)电谋攻台，有意嘱中国电报局明码传电，而中国不阻，甚至十三发攻打鸡笼电，亦代为发”。谢家福与闻，认为此举“在局者真是梦梦之语，闻之甚为愤懑。即查报底，皆系暗码”。尽管不是明码电报，但表明斯时是不禁敌方暗码电报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中国惧战、避战的态度所致，唯恐因此影响大局。谢进而认为，法“打鸡笼调船装兵各电，我既一一代发，则实代彼效力，此心将何以自安”!强烈要求禁阻敌方暗码电报。直至8月23日马尾开战后，中国电局才不准拍发法人密电及关涉战事之明码电报。
中日战争期间，中国在此方面从严控制。1894年6月24日，中日正式开战前夕，谢家福向盛宣怀提出停收日入电报。盛认为，日本水师提督驻烟台，往来电报尚难明阻，遂采纳电报局洋参赞博来的意见，以烟台济南线断，暂时不收不发。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同日日军进犯牙山清军。总署与闻，随即禁发日本驻华公使密电。迨中日正式宣战后，郑观应立即致书盛宣怀，要求“电报局须传谕严戒，不得与日本人往来、为日本人打报及泄露电报与日人。总办应派委员密查，如司事学生及局内丁役人等但有此等情事者，即照军法从事，不可稍为徇纵”，以全面封锁日入电报。
其间，中国开始全面管制任一他国人员在华拍发暗码电报。对此，盛宣怀认为，各国宣战后，“查禁密码电报皆系自主之权”，他国不得干涉。正是基于这种认识，1894年7月27日，即日本不宣而战后的第三日，盛宣怀一面向总署提出：日人狡诈，常乔装侦探，用密码发电，大碍军情。“若专禁倭电，仍可托名他国人传递。自应照公例禁止一切密报”。一面要求各电报局，控管他国密码电报：
凡商报无论华洋文，密码均不准收。……至各国公使及总税务司，如收发密码报，须将密本送局查看，在京请示总署，在津请示督署，方准收发。
这里，盛将洋人密电分为两类：一是密码商报，实行全面禁阻；一是密码官报，予以通融，但须先由电局查验密电本，再请示总理衙门或北洋大臣，允准后方可寄发。此办法一经执行便遭洋商反对。福州各洋商认为不准发密电，大有碍于商务，故“甚为不愿”。为此，天津电报局对于该办法中全面禁阻洋商密报的执行，有所调整，答应给发密电，但须先译成明电，并将所用密电本送局核对后，方能代发。这样，其他各口洋商亦要求效仿。总署遂让盛宣怀制定统一章程。9月20日，盛提出：各洋商先将密码电报送往各口，由税务司派一帮办查核，如内容不涉危及中国之事，亦无含糊隐晦字句，即由税务司盖印，送局查验后发出。倘有妨碍中国战事或字义含糊之内容，税务司不得盖印，电局也不予发递。该方案得到李鸿章及总署的批准而实行。。
庚子事变发生后，中国虽未封锁各交战国在华人员寄发电报，但对其一些可疑电报亦加管制。1900年7月27日，总署一面致函山东巡抚袁世凯，指出时下军务未定，所有各国往来电报，皆应使用明码，且不得涉及军事，如遇洋文密电，则让电局退还；一面将此情况通知各国公使。
此外，战争期间为防止在华外国电报公司替敌方拍发军报，清廷内外曾一再要求他们遵守国际法则。1884年9月6日，宁绍台道薛福成向李鸿章建言，“令大东大北公司勿为法军递电，断其呼应”。8日，李鸿章电告总署，根据“盛道宣怀前与东北公司合同第十一款载明：‘遇有海口封禁不测之事，均照公法办理”’之规定，提出：“大东北在华境内海线上海福州厦门三处，我有阻之之权，应一律阻止接收，上行各督抚派员赴公司查察，拟照会英 丹两使，饬大东北遵办。”其实，清政府前于对法宣战的当日(1884年8月25日)，即照会英公使巴夏礼及俄使博白傅(代丹国公使)，声明中法开战，“按照公法之例，电报公司在中国地面代法国传报不得用暗码，中国并可派员驻彼查验”，要求转饬大东、大北“遵照公法办理”。可见，中国对打报的控管，不仅是自办之局。亦包括在华之外国电报公司。这也从一个侧面透视出，那个时期清廷内外对电报功能及战争法则等现代事象已有较深程度的认知与了解。
电报在战争期间不仅是指挥联络的重要工具。也是后方及时了解前方战情的有效手段。而战局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国人的情绪与心态，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乃至政府的统治。故如何利用电报及时有效地传递有利信息，营造有利舆论环境，对于战争双方来说，都是十分敏感与审慎的问题，而于劣势一方，更显重要。中日战争爆发后，经元善提出：“可否请相示，通饬近营各局，开仗后实情电沪，负稍略，胜宜详，以宁民心，暗销反侧，关系非细。”盛宣怀极表赞同。晚清电报在战争中的功用得到进一步发挥。
三、余论
电报之速，驿递与之不可同日而语，故一经引人中国，即被朝野较为广泛、多样地用诸对外战争，取得一定效果。尤于中法战争言，尽管其时电报在中国起步不久，然亦因此故，遂与大部分地区使用的传统通信方式形成鲜明对比，功用反差巨大，时人更多盛赞。盛宣怀指出：“此次法人开衅，数省用兵，朝廷指挥军事，万里户庭，机不或失，识者皆谓电线与有功焉。”李鸿章称：“适值法人起衅，沿海戒严，将帅人告军谋，朝廷发纵指示，皆得相机立应，无少隔阂。”其后又称：“光绪十年以来，各路防剿吃紧，事机既急，情形百变，赖有电线得以下连军情，上禀庙算，无误机宜。为益实非浅显。”这一切成为清政府进一步推广电报的重要源基。
正是由于电报在对外战争中发挥着相当突出的功用，至清末，新军开始建立军事电信。1905年，袁世凯练成北洋常备军六镇。1908年七八月间，该军成立北洋电信队，陆军部让该队派学兵赴各电局见习。1909年3月，陆军部制订《电信学队内务细则》，对电信学队的管理作了较为细致的规定。不久，各省常备军亦设电信队，并在会操之时多有演习。尽管当时电信队所习电报较普通电局简单得多，且就晚清言，时间甚短，但毕竟已开启军事专用电信建设，为后来中国军事电信的发展奠定必要的基础。
通信是军事系统之有机组成部分，故其水准当是衡量军事发展的重要尺度。中国自古讲求，“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这种“神速”包涵两个方面，即信息灵捷与调兵快捷。随着船舰与火车在西方国度的发明与应用，其兵力可在短时间内迅速结集与转移。电报的发明与应用，又实现其军令兵情的快速闻达，从而使其军事进一步近代化。然在西方国度使用电报已经30年、日本使用电报亦近10年之际，“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在此情形下，清政府引入电报，并用诸一系列对外战争，逐步改变了中国传统递信方式的落后状况，渐使决策中心与边防前线“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从而成为晚清军事近代化的重要促动力。
进言之，晚清的中国在强大西潮的冲击下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诚如有学者所指谓的，乃是中国既有的“在传统中变(changewithinthe tradition)”逐步转向“在传统之外变(change be-yondthetradition)”。故在某种程度上看来，这种变化就是晚清社会从传统形态向近代的过渡与转型。而军事的转型当是社会转型的重要场域。从这个意义上讲，电报的架建，同前装、后装枪炮的使用、制式装备的革新、西式军队编制的取用等一道，在促动晚清军事近代化的同时，亦力促着晚清社会的变迁与转型。
最后需指出的是，中国架建电报本身即甚迟，而架建后在彼时的社会环境中，难于短时间内形成规模，运作成熟，事实上是经历了一个渐进、甚至可谓缓慢的发展过程，这使得清政府在其后的对外战争中对之的取用亦有众多显见的不足。例如架线方面，中法战争期间许多重要防区未通电报，从而给军事行动造成不便。以台湾为例，该岛“孤悬海外”，而“台洋之险，甲诸海疆”，故“从前文报，恒累月不通，有轮船后，乃按月可达。然至飓风大作时，虽轮船亦为所阻”。职是之故，早在1874年日本侵台之时，沈葆桢即奏设台湾经厦门达福州的电报，以捷其与大陆的联系。然台事稍一缓和，设线之事便搁置下来。3年后，丁日昌再拟设台湾电线，但仅限岛内，最后只建成台湾府至安平、旗后两线，计95里。不消说实现台湾与大陆的快捷联系，即便是丁的原订计划——电报贯通台岛南北亦未完成。这一切从表面上看，是经济因素所致，但就根本言，造因当为思想因素，那时朝野上下守旧氛围浓厚，导致清廷不够重视，这才是沈葆桢、丁日昌等未能将台湾与大陆用电报接通的关键。
中法开战后，法军袭击台湾，使得该地区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1884年10月19日，清廷连颁两道谕旨，令督办台湾军务刘铭传敷设台海电线，以通大陆。其一称：“再台湾至福建内地，现饬刘铭传于鹿港(在台湾彰化)设立海线，以通消息。”另一称：“其府城至基隆设立电线，并鹿港安放海线以达蚶江(在福建泉州)，再接陆线之处，即著刘铭传查照所奏，咨商杨昌溶等妥速筹办。”足见清廷的急迫态度。清政府在平时对此不甚积极，待战事发生才仓促令设，尽管中国电报局已拟出方案，但终因战斗激烈而未完成，使得台岛电报只能由船递至厦门或福州，再由该地电局拍至京城或大陆其他地区，反之亦然。这种情状直至中法战后第三年(1887年)方才改变。因而就中法战争言，台湾与大陆的兵情军令难以速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台湾地区的防御能力。
打报方面同样存在缺憾，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对中国密电码的破译即是显例。清政府是有自己的密电本的，1888年总署修订张德彝所编《电信新法》，使其成为官方专用电码密本。问题的关键是，这种密电本需不断修订，方能达到保密的效果。然是时总署并无定期修订、“以期缜密”之意识。此状况直到甲午战后才改变。1895年11月，总署指出《电信新法》“行用已久，恐有疏漏”，遂作修订，此距前次修订已有7年之久。现实的情况已不是“恐有疏漏”，而是在中日战争及议和期间已发生重大疏漏。1894年6月22日，日本破译了清驻日公使汪凤藻的全部往返密电。更需提醒的是，由于清廷毫无觉察，从而在整个战争中，官方一直未编订新的密电本，以致在马关议和期间李鸿章与总署的22件往来密电也全被破译。据此，日本掌握了李鸿章的计划与策略，了解到清廷的基本态度与应允底限，从而有针对性地商订对策、采取措施，使得中方在谈判中极为被动。中国因电报技术管理问题付出惨痛代价。
可见，清季电报建控的局限性亦甚显著，从而也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这种通信工具的影响力。从深层次看，其造因当为晚清社会在转型的过程中，守旧思想与势力对新兴技术发展的困遏与阻滞，它透视出的是那个时期的中国，传统与近代的矛盾与冲突。
[关键词]电报建控，中外战争，军事近代化，社会转型，晚清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1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14-0003-10
1844年5月24日，美国人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F.B.Morse)拍出人类历史上第一份长途电报。至此，电报在经历近百年的研制革新历程、数代人接力式的努力后正式宣告诞生。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不仅推动了西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亦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军事通信手段，成为西方国家军事近代化的显要表征及重要促动力。
1874年5月10日，日本借口生蕃事件举兵侵犯台湾，中国海疆再度危机，中外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所保持的“和局”基本结束。清朝一些开明疆臣冲破守旧势力的抵制，开始在台湾、天津等地试办电报，以增强防务能力。1880年9月16日，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设天津至上海电报线，更是掀起较大规模的电报建设活动。其后适逢一系列中外战争，晚清朝野为实现军令兵情的快速闻达，积极利用电报这种近代通信工具，虽仍取得一定效果，但其利用的局限性亦甚显著。本文拟对此作初步考察，以透视晚清时期军事及社会的变迁与转型。
自中国架建电报后，中外间所发生的较大战事，主要有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法战争、90年代中后期的中日战争、德犯胶澳以及20世纪初的庚子之役等。晚清朝野各方于这些战事期间利用电报为战争服务的方式，大抵包括电报局外和电报局内两面。前者是指为应对战争，朝野上下如何架设电报线，对这些电报线又如何巡护以确保通达；后者是指在战时，朝野上下如何保证我方拍报顺畅，又如何控管他方(尤其是敌方)在我境内打报。下文即从这两个方面展开。
一、电线的架建与巡护
中国传统的军令兵情快递方式不外乎驿站烽燧等。驿站主要靠马递，最快者亦仅日行八百里，速度有限。烽燧传递信息要快一些，但内容简单，且受天气、地貌等因素制约。不甚灵便。故“中国之驿站烽燧，速则速矣，究不如外国电报之制”。正是基于这种认识，19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引入电报，然因起步较晚，至1884年中法交战时，仅建有天津至上海、天津至大沽、镇江至江宁、台南等少数几条电报线，上海至广州线、镇江至汉口线尚在架建之中。可见此时的中国，电报北不通京师宸地，南不接中越边境，其他沿海防区亦多未设。这对于跨区域作战、机动性极强的近代战争而言甚为不利，故尽快展延中国既有电报线，将决策中心与各防区，特别是战争前线用电报连接起来，实现二者间的信息速递，成为清政府应对战争之急需。
综观中法战争，中国为备战、应战而架设的电线主要有：在北方，因京城守旧氛围尤浓，李鸿章将天津至北京线分天津至通州、通州至北京两段，逐步推展，至1884年8月终将津沪线延入京师。与此同时，李又建成北塘至山海关线，以增强北洋的防御能力。在南方，早在1883年中国电报局即对边境架线以对战争有所准备。是年5月8日，电报局督办盛宣怀禀闽浙总督何璟称：“如果南疆多事，迅催电工，恐须分途赶办，现已催购材料矣。”随着形势的日趋紧张，清朝臣工一度不得不请求暂停其他商线建设而专架防区军线：“维时关外军情紧迫，亟盼成功，工料一切均系停止商线，移缓就急。”在此情形下，相继架成广州至龙州线、龙州经镇南关达幕府线，另由广州分达虎门内外炮台，以及横钦廉琼线等，水陆并行，纵横数千里，布设20余局。
其他沿海区域：1884年8月20日，两江总督曾国荃奏设江阴及吴淞炮台电线，以加强与该两处防营的联系。9月，会办南洋事务陈士杰为加速军报，饬设行辕至南门外电局电线。10月1日，宁绍台道薛福成禀请浙江巡抚刘秉璋架设宁波至镇海线，刘就此提出，“梅墟策应之营，尤须与前敌呼吸相通，应于梅墟营中留一电线，无论由宁出镇，均可径电线镇坐营”，并专雇一人，在镇营中设房办理，这使得前线镇海与省城杭州电线接通，“一切调度机宜，由杭而宁，由宁而镇。顷刻可传达各营，虽相距数百里，而号令迅捷如在一室。于是抚院不进驻宁波，而与驻宁波同；巡道不常驻镇海，而与驻镇海同”。刘的安排使得该线已具军事专用电信性质，而刘之言又在一定程度上道出电报的引入，对军事调度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大大方便了疆臣、将领的指挥联络。是年“冬，法船游弋浙洋，迨十一年春接仗后，与法船相持数月，电报往来日十数起，军机无误”，发挥出较大效用。
广大电局员工亦知此等工程之意义，故架建格外卖力：“官商协力，创造者则约束夫匠，催解物料，分途勘办，瘴险不辞”，“粤局远抵边关瘴疠之乡，复为创设海线之始，该员生等勘运跋涉之艰阻，巡护修接之烦劳”，较他处尤甚。在清廷内外、朝野官商的共同努力下，中法战争期间，中国大抵完成电报北达京城、南接中越边界及部分重要防区之任务，从而基本实现决策中心与边境前方的信息快递。
至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时，中国电报网已略具规模，“东北则达吉林、黑龙江俄界，西北则达甘肃、新疆，东南则达闽、粤、台湾，西南则达广西、云南，遍布二十二行省，并及朝鲜外藩”，分布虽广，但十分稀疏，故仍不能满足战争之需求。为此，清政府又增设一批新的电线。先是朝鲜境内的行军电线。前军将领卫汝贵致电盛宣怀称：“行军电线请派前敌营务处盛守星怀总办、洪令熙会办。”盛宣怀遂令二人“和衷妥办”。不久，盛宣怀又提醒旅顺清军统帅龚照屿，因“老铁山可瞭望西南”，让其设造老铁山电线，以“驰报各口炮台”。这期间添线最多的是江苏沿海。两江总督张之洞饬设的水陆军用电线即有江阴线、崇明线、乍浦线、南通州线、海州线等五路。盛宣怀又提出架设江阴经对面沙而至吴淞电线，使吴淞电报不必转上海、无锡而直达江阴。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提出添设通海南沙支线，“俾沿海边防信息灵捷”，获得批准。这些电报线的架建，便捷了各防区的信息传递，有助于其防务能力的提高。
加强对电线的巡护以防毁损，是保证电报通达不可或缺之环节，清政府在平时即已相当重视，战时则更严格。如1885年3月10日，中法战争正酣，福建浦城至福州线在浦城夕阳岭一带为雪压断，清廷立谕闽浙总督杨昌溶、福建巡抚张兆栋，“严饬认真保护，加查巡修，如有疏误，即行查参”。其实，早在中法战争之初，电报总局即向所属各电局发出通饬：“关外军报重大，即移饬各营汛认真巡守，如有错误，定予参处!”这一切使得人力物力的投人大为增加，保护的力度从而加大甚多：
沿途杆线向来责成各汛管修，每局只用工头 一名，现须添用工头，以备随损随修。洋匠工竣本可裁撤，现因官报紧要，学生、工头尚多生疏，所有洋匠十名尽行留用，岁糜洋银三万元左右；其他薪水、工食、纸张、油烛皆比平时增至数倍。
各电局委员报生因而更加尽责。
中日交战时因电报对战争的作用已凸显，两国更是直接打起电线破坏与保护战。战争期间，日本曾大肆毁损中国的电报线，朝鲜境内中国电局所设之线首先遭毁。1894年7月23日，日人将汉城电线截断。同月31日，日町口熊槌与竹内英男又商定，趁清军抵平壤前，先将平壤电报局破坏，以断清军通讯。10月24日，日军从义州渡过鸭绿江，更疯狂地破坏中国境内的电报线。先是，珲春至俄国巴拉格威斯城电线被截；接着，东北其他电线及山东电线遭毁。如营口至辽沈线在1894年12月13日海城失陷后被日军毁断。1895年1月20日，日海军在威海登陆后立即切断清军电线。25日，日军攻入荣成，首先占领城内电报局，随即切断通向芝罘和威海卫的电线。
对于日本的毁线行径，中方亦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第一，增强防备意识。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夕的1894年7月，汉城电报局委员李毓森便提出，“倭人视电政为重，恐中、日失和，而日必损我中线”，建议“由韩廷派员暂管。可不坏此电线”。不久，盛宣怀向朝鲜驻津督理商务委员李冕相称：“此非为李(毓森)守一人而言也”，并建议：“阁下回国，可与统理督办先行商酌，总须中韩通报，方能消息灵通。恐将来开仗时倭欲派人踞此电局，统理衙门当与各国商酌，公同保护。”7月26日，即日本不宣而战后的第二日，盛宣怀致电山东巡抚福润，传达李鸿章意见：中日已决裂，威海水师要地全仗电报号令。德州至济南、济南至烟台各电线，如一阻滞，必误大局。立即命令地方官，认真保护。
清军进驻平壤后，清廷于1894年8月谕令盛宣怀及北洋官电局总办余昌宇，要求所有军情要电，皆由山海关至行营官商两线传递，不得稍有断阻，贻误军机。“责成各局员严饬工巡，不分昼夜，实力巡护”；相应给以相当宽泛的人力与财政保障：允许添加巡工，“其添用经费不拘定例，准其作正开支”，10月27日，盛宣怀致电旅顺清军统帅龚照屿，提醒“尤恐奸细断线”。12月19日，经元善一面向苏州电报局总办谢家福提出，苏沪咽喉要线，每两段添派优秀工匠一名，并多备材料，以便随损随修；一面托南洋驻沪侦员禀商张之洞，责成线道所经营汛日夜协同巡护。
由于中方早有准备，使得日方破坏平壤电报局的计划一度受挫。1894年8月1日，町口、竹内率骑兵到达大同江南岸，见岸边小船皆被收至北岸，无法渡河实现计划。而收船即是中国所为。盛宣怀在8月4日的一封电报中透露：
倭兵早到大同江，宣(盛宣怀)饬平壤电局会同平安道将民船悉数收至北岸，倭在南岸无可渡。
第二，抢修毁损电线。如营口至辽沈线被日军毁断后，北洋电报局多次电饬营、奉电报分局委员乔装巡探，设法接修。但该地因中日反复争夺，电线屡断。1895年1月29日上谕：“著李鸿章转饬电局，赶紧派员前往接线，俾前敌军情得以迅达京师，切勿迟误。”李遂饬余昌宇派员赶修，以保证线路的畅通与军情的速递。
德犯胶澳和庚子事变期间，电报局亦多方设法，以保护电线电局。1897年11月14日，德兵占领胶州湾，随即开始对该地电局的侵夺。12月11日，山东巡抚张汝梅致电盛宣怀：“德人前踞青岛电局，专发洋报，不准收中国报，今又欲占据胶局。”对于德方的此类行动，中方亦加紧与之斗争。12月8日，盛宣怀一面寄函总署，提出暂在平度设局，以便军报；一面让德国领事转告德军统领，“勿派兵到局滋闹”；并告山东巡抚张汝梅，已令电报委员回胶，将青岛电线接通。1900年庚子事变发生，盛宣怀严饬各电局，所辖杆线如有损坏，致使电报阻滞，必从严惩办；如能使线路畅通，当从优奖励。各电局为此加大保护力度，收到一定效果。
二、打报的畅通与控管
电报一经建设，华洋皆能使用。那么，战争期间，如何保证我方拍报的顺畅?如何控管他方(尤其是敌方)在我境内的打报?这是朝野上下不能不思考的问题。中法战争爆发后，为确保我方军令兵情快速闻达，电报局先是扩大头等官报使用主体的范围，以方便各军将领打报。电局向将待发电报分为四等，其中头等因须先发，且初期免费，故有严格界定：“军机处、总理衙门、各省督抚、出使各国大臣，如寄洋务、军务电报，于信纸上盖印验明转发，是谓头等官报。”中法开战后，此范围有较大拓展。除以上外，“如各路统兵将帅及各局所、炮台、兵船、侦探、转运委员，均以洋务军务，列作头等官报，以免迟误”。
而清廷方面，其对疆臣使用“电奏”本有严格限制，随着中法关系的日趋紧张，渐将之放松。1883年5月13日，李鸿章奉上谕：
事机旦夕变迁，惟在随时权衡办理。该大臣现由金陵前赴上海，即著暂在上海驻扎，统筹全局，将兵事饷事豫为布置，审度机宜，再定进止，著将筹办情形随时奏闻，其紧要事件并著由电信寄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转奏。以期迅速。
此后，不仅李鸿章，当时海防吃紧处如两广、闽浙等省，因已开通电报，各该处将军督抚亦纷纷以电报奏陈“紧要事件”。
这些情况使得头等官报数量剧增，从而造成打报拥塞。为此，电局不得不再将之分成缓、急两类，急报先递，以期无误戎机。1884年7月28日，有关方面建议：“各局转禀各大宪，近日一等官报络绎不绝，其中缓急，局不知也。恐倒置误事。请将急报加一急字，以便在官报内先其所急。”1884年10月，郑观应一度向李鸿章建言：“华商所设各处旱电报之处宜归华官办理，不准传递商报，泄漏军情。”体现出电局对畅通军务电报的努力，以及商董对清政府利用电报以应对战争的支持。
头等官报使用主体范围的拓展仅为战争需要，故战争结束后又将之调回：“现在军务既平，仍按照奏定章程，凡总理衙门、各省督抚将军、出使各国大臣官报列为头等，其余各省提镇司道，及防营局所炮台兵船、各路印委官员寄报，照三四等章程，令其自行出费，庶官款不致虚糜。”此从另一侧面透视出，战争期间晚清电报为军事服务的一般情形。
中日交战后，清政府与电报局亦有此种要求与规定，部分电局业具军事专用性质。为保卫京师，清廷调程文炳、董福祥、闵殿魁部驻扎近畿，因“时有营务事件，电致外省”，1894年11月20日，督办军务处咨文总署，让其转饬电局，“遇有该三处盖用关防电报，无论明码暗码，均作一等报寄，勿稍迟误。”总署应允。而对于前方重要将领的电报，盛宣怀更提出，列入头等，且免报费。1894年6月21日，盛宣怀致电盛京将军裕禄：“已饬义州电局，遇有聂统领(聂士成)、省电盖用关防，准照官电，勿收报费。”甚至将部分电局拨予前方将领专用。是年7月29日，盛宣怀致电义州毅军统领马玉岜称：“如公先到平壤，电局可为公 用。安州亦有报房。所需机器学生各一，已饬义州局酌拨。”11月9日，山东巡抚李秉衡一度向清廷提出：“可否饬下北洋大臣，通饬各省电报局，除官报外，凡沿海有军务处所暂停商报一月，以昭慎重。俟军务稍定，再行复旧。”因事关电局整体，影响过大，该建言才未被采用。
军队大量使用电报，对电码本的需求急剧增加。1894年7月，盛宣怀致函叶志超：
前发密电，知尊处无本可查，兹特抄寄一本，以后如有敝处往来密电，请照此本查译。中堂处以及东行各军皆用此密本，务望秘之为要。
为保卫京城，神机营派兵驻扎通州。1894年8月16日，该营向总署提出，“需官电商电字码各一本”，请其检送。总署接知当日即送出。10月9日，总署接李鸿章电，称各营将领索取《电报新法》甚多，请再寄10本。总署于12日寄之。为此，经元善等上海电报局重要管理人员开始编订电码新本——《义字密本》，并提出：
倘荷见义勇为，合志同方，伫盼德音，即将密码电本寄呈，并咨照各处敝局，凡有筹商机要，准列公报转递。
庚子之役期间，北中国部分地区电局亦扩大了头等官报的使用主体范围。驻防徐州的铭军统带陈凤楼认为，军情电报，倘用语过简，则难以达意，但内容稍详，则需费较多，遂向两江总督提出，让徐州电局将其所发军情电报，减半收费。1900年lO月18日，刘坤一咨商盛宣怀。22日，盛札文上海电报局华总管周万鹏，同意陈之所请，并展及其他提镇。
延长电局的工作时间亦是战争期间畅通军报的重要办法。中国电局在相当长时期里，实行的是14小时单一工作时日制。中法交战后，此工作时间不断被展延，甚至24小时不间断，“自上年闰五月谅山事起，官报更数倍于前，司事、学生日夜值班，刻无暇晷。凡遇电传上谕、奏咨各件，关系紧急，不敢片刻停留”。这种因战争而展延打报时限的做法，在战后自然又回复到常行体制。中日战争爆发后，打报时限再被展延，报生不得不加班轮值。为防人手不足，谢家福一度要求各局报生不准请假，并将久假不销者分别革究。
重赏送报人员是战争期间畅通军报的又一措置。在军事电信未全面建立之前，决策中心与前方将领的快速联系只能在最靠近二者的电局间实现，至于电局与前方将领之间，电报仍由人工递送。故战争期间，不仅架线、护线、打报是畅通信息的必要环节，送报亦是其中重要一环，盖完成这种任务需冒生命危险，所以尤显其难。为此，电局对送报人员采取重赏政策，以便其担负起这一特殊任务。1894年7月25日，日军进犯牙山清军。30日，盛宣怀致电统领叶志超，因电报不能直接打到牙山，遂令平壤电报局王锡祉：
以重资选派朝人三名，分别水旱路送往牙山。如打听大营移扎他处，亦即送往。倘能取得回信送平局，或送安局，许给重赏银若干。此电纸或藏匣底，或缝衣里，须缜密。
控管敌方人员在我境内打报与保证己方电报畅通同样重要，经历了从禁阻敌方暗码电报及关涉战事之明码电报，到全面封锁敌方电报及全面控管各方暗码电报的过程。
禁阻敌方暗码电报及关涉战事之明码电报，主要施诸中法战争。不过，中国因严格遵守国际法则，正式开战后方将之提出，不能灵活变通，从而造成重大损失，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强烈愤慨。1884年8月5日法军进攻基隆，台湾保卫战开始。翌日，坊间传出“孤(拔)与巴(德诺)电谋攻台，有意嘱中国电报局明码传电，而中国不阻，甚至十三发攻打鸡笼电，亦代为发”。谢家福与闻，认为此举“在局者真是梦梦之语，闻之甚为愤懑。即查报底，皆系暗码”。尽管不是明码电报，但表明斯时是不禁敌方暗码电报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中国惧战、避战的态度所致，唯恐因此影响大局。谢进而认为，法“打鸡笼调船装兵各电，我既一一代发，则实代彼效力，此心将何以自安”!强烈要求禁阻敌方暗码电报。直至8月23日马尾开战后，中国电局才不准拍发法人密电及关涉战事之明码电报。
中日战争期间，中国在此方面从严控制。1894年6月24日，中日正式开战前夕，谢家福向盛宣怀提出停收日入电报。盛认为，日本水师提督驻烟台，往来电报尚难明阻，遂采纳电报局洋参赞博来的意见，以烟台济南线断，暂时不收不发。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同日日军进犯牙山清军。总署与闻，随即禁发日本驻华公使密电。迨中日正式宣战后，郑观应立即致书盛宣怀，要求“电报局须传谕严戒，不得与日本人往来、为日本人打报及泄露电报与日人。总办应派委员密查，如司事学生及局内丁役人等但有此等情事者，即照军法从事，不可稍为徇纵”，以全面封锁日入电报。
其间，中国开始全面管制任一他国人员在华拍发暗码电报。对此，盛宣怀认为，各国宣战后，“查禁密码电报皆系自主之权”，他国不得干涉。正是基于这种认识，1894年7月27日，即日本不宣而战后的第三日，盛宣怀一面向总署提出：日人狡诈，常乔装侦探，用密码发电，大碍军情。“若专禁倭电，仍可托名他国人传递。自应照公例禁止一切密报”。一面要求各电报局，控管他国密码电报：
凡商报无论华洋文，密码均不准收。……至各国公使及总税务司，如收发密码报，须将密本送局查看，在京请示总署，在津请示督署，方准收发。
这里，盛将洋人密电分为两类：一是密码商报，实行全面禁阻；一是密码官报，予以通融，但须先由电局查验密电本，再请示总理衙门或北洋大臣，允准后方可寄发。此办法一经执行便遭洋商反对。福州各洋商认为不准发密电，大有碍于商务，故“甚为不愿”。为此，天津电报局对于该办法中全面禁阻洋商密报的执行，有所调整，答应给发密电，但须先译成明电，并将所用密电本送局核对后，方能代发。这样，其他各口洋商亦要求效仿。总署遂让盛宣怀制定统一章程。9月20日，盛提出：各洋商先将密码电报送往各口，由税务司派一帮办查核，如内容不涉危及中国之事，亦无含糊隐晦字句，即由税务司盖印，送局查验后发出。倘有妨碍中国战事或字义含糊之内容，税务司不得盖印，电局也不予发递。该方案得到李鸿章及总署的批准而实行。。
庚子事变发生后，中国虽未封锁各交战国在华人员寄发电报，但对其一些可疑电报亦加管制。1900年7月27日，总署一面致函山东巡抚袁世凯，指出时下军务未定，所有各国往来电报，皆应使用明码，且不得涉及军事，如遇洋文密电，则让电局退还；一面将此情况通知各国公使。
此外，战争期间为防止在华外国电报公司替敌方拍发军报，清廷内外曾一再要求他们遵守国际法则。1884年9月6日，宁绍台道薛福成向李鸿章建言，“令大东大北公司勿为法军递电，断其呼应”。8日，李鸿章电告总署，根据“盛道宣怀前与东北公司合同第十一款载明：‘遇有海口封禁不测之事，均照公法办理”’之规定，提出：“大东北在华境内海线上海福州厦门三处，我有阻之之权，应一律阻止接收，上行各督抚派员赴公司查察，拟照会英 丹两使，饬大东北遵办。”其实，清政府前于对法宣战的当日(1884年8月25日)，即照会英公使巴夏礼及俄使博白傅(代丹国公使)，声明中法开战，“按照公法之例，电报公司在中国地面代法国传报不得用暗码，中国并可派员驻彼查验”，要求转饬大东、大北“遵照公法办理”。可见，中国对打报的控管，不仅是自办之局。亦包括在华之外国电报公司。这也从一个侧面透视出，那个时期清廷内外对电报功能及战争法则等现代事象已有较深程度的认知与了解。
电报在战争期间不仅是指挥联络的重要工具。也是后方及时了解前方战情的有效手段。而战局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国人的情绪与心态，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乃至政府的统治。故如何利用电报及时有效地传递有利信息，营造有利舆论环境，对于战争双方来说，都是十分敏感与审慎的问题，而于劣势一方，更显重要。中日战争爆发后，经元善提出：“可否请相示，通饬近营各局，开仗后实情电沪，负稍略，胜宜详，以宁民心，暗销反侧，关系非细。”盛宣怀极表赞同。晚清电报在战争中的功用得到进一步发挥。
三、余论
电报之速，驿递与之不可同日而语，故一经引人中国，即被朝野较为广泛、多样地用诸对外战争，取得一定效果。尤于中法战争言，尽管其时电报在中国起步不久，然亦因此故，遂与大部分地区使用的传统通信方式形成鲜明对比，功用反差巨大，时人更多盛赞。盛宣怀指出：“此次法人开衅，数省用兵，朝廷指挥军事，万里户庭，机不或失，识者皆谓电线与有功焉。”李鸿章称：“适值法人起衅，沿海戒严，将帅人告军谋，朝廷发纵指示，皆得相机立应，无少隔阂。”其后又称：“光绪十年以来，各路防剿吃紧，事机既急，情形百变，赖有电线得以下连军情，上禀庙算，无误机宜。为益实非浅显。”这一切成为清政府进一步推广电报的重要源基。
正是由于电报在对外战争中发挥着相当突出的功用，至清末，新军开始建立军事电信。1905年，袁世凯练成北洋常备军六镇。1908年七八月间，该军成立北洋电信队，陆军部让该队派学兵赴各电局见习。1909年3月，陆军部制订《电信学队内务细则》，对电信学队的管理作了较为细致的规定。不久，各省常备军亦设电信队，并在会操之时多有演习。尽管当时电信队所习电报较普通电局简单得多，且就晚清言，时间甚短，但毕竟已开启军事专用电信建设，为后来中国军事电信的发展奠定必要的基础。
通信是军事系统之有机组成部分，故其水准当是衡量军事发展的重要尺度。中国自古讲求，“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这种“神速”包涵两个方面，即信息灵捷与调兵快捷。随着船舰与火车在西方国度的发明与应用，其兵力可在短时间内迅速结集与转移。电报的发明与应用，又实现其军令兵情的快速闻达，从而使其军事进一步近代化。然在西方国度使用电报已经30年、日本使用电报亦近10年之际，“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在此情形下，清政府引入电报，并用诸一系列对外战争，逐步改变了中国传统递信方式的落后状况，渐使决策中心与边防前线“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从而成为晚清军事近代化的重要促动力。
进言之，晚清的中国在强大西潮的冲击下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诚如有学者所指谓的，乃是中国既有的“在传统中变(changewithinthe tradition)”逐步转向“在传统之外变(change be-yondthetradition)”。故在某种程度上看来，这种变化就是晚清社会从传统形态向近代的过渡与转型。而军事的转型当是社会转型的重要场域。从这个意义上讲，电报的架建，同前装、后装枪炮的使用、制式装备的革新、西式军队编制的取用等一道，在促动晚清军事近代化的同时，亦力促着晚清社会的变迁与转型。
最后需指出的是，中国架建电报本身即甚迟，而架建后在彼时的社会环境中，难于短时间内形成规模，运作成熟，事实上是经历了一个渐进、甚至可谓缓慢的发展过程，这使得清政府在其后的对外战争中对之的取用亦有众多显见的不足。例如架线方面，中法战争期间许多重要防区未通电报，从而给军事行动造成不便。以台湾为例，该岛“孤悬海外”，而“台洋之险，甲诸海疆”，故“从前文报，恒累月不通，有轮船后，乃按月可达。然至飓风大作时，虽轮船亦为所阻”。职是之故，早在1874年日本侵台之时，沈葆桢即奏设台湾经厦门达福州的电报，以捷其与大陆的联系。然台事稍一缓和，设线之事便搁置下来。3年后，丁日昌再拟设台湾电线，但仅限岛内，最后只建成台湾府至安平、旗后两线，计95里。不消说实现台湾与大陆的快捷联系，即便是丁的原订计划——电报贯通台岛南北亦未完成。这一切从表面上看，是经济因素所致，但就根本言，造因当为思想因素，那时朝野上下守旧氛围浓厚，导致清廷不够重视，这才是沈葆桢、丁日昌等未能将台湾与大陆用电报接通的关键。
中法开战后，法军袭击台湾，使得该地区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1884年10月19日，清廷连颁两道谕旨，令督办台湾军务刘铭传敷设台海电线，以通大陆。其一称：“再台湾至福建内地，现饬刘铭传于鹿港(在台湾彰化)设立海线，以通消息。”另一称：“其府城至基隆设立电线，并鹿港安放海线以达蚶江(在福建泉州)，再接陆线之处，即著刘铭传查照所奏，咨商杨昌溶等妥速筹办。”足见清廷的急迫态度。清政府在平时对此不甚积极，待战事发生才仓促令设，尽管中国电报局已拟出方案，但终因战斗激烈而未完成，使得台岛电报只能由船递至厦门或福州，再由该地电局拍至京城或大陆其他地区，反之亦然。这种情状直至中法战后第三年(1887年)方才改变。因而就中法战争言，台湾与大陆的兵情军令难以速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台湾地区的防御能力。
打报方面同样存在缺憾，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对中国密电码的破译即是显例。清政府是有自己的密电本的，1888年总署修订张德彝所编《电信新法》，使其成为官方专用电码密本。问题的关键是，这种密电本需不断修订，方能达到保密的效果。然是时总署并无定期修订、“以期缜密”之意识。此状况直到甲午战后才改变。1895年11月，总署指出《电信新法》“行用已久，恐有疏漏”，遂作修订，此距前次修订已有7年之久。现实的情况已不是“恐有疏漏”，而是在中日战争及议和期间已发生重大疏漏。1894年6月22日，日本破译了清驻日公使汪凤藻的全部往返密电。更需提醒的是，由于清廷毫无觉察，从而在整个战争中，官方一直未编订新的密电本，以致在马关议和期间李鸿章与总署的22件往来密电也全被破译。据此，日本掌握了李鸿章的计划与策略，了解到清廷的基本态度与应允底限，从而有针对性地商订对策、采取措施，使得中方在谈判中极为被动。中国因电报技术管理问题付出惨痛代价。
可见，清季电报建控的局限性亦甚显著，从而也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这种通信工具的影响力。从深层次看，其造因当为晚清社会在转型的过程中，守旧思想与势力对新兴技术发展的困遏与阻滞，它透视出的是那个时期的中国，传统与近代的矛盾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