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耒阳考生钟芳蓉以文科676分的高分成绩报考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这本来是一个单纯的出于个人志向的专业选择，却陡然成为热点，在网络上遭遇了一场劝退风暴。
　　“我个人特别喜欢，我觉得喜欢就够了呀！”钟芳蓉的回答可以说是对“自信”这个词语最好的解读，也是对上述这些打着“我都是为了你好”的诛心网评最有力的回击。
　　在大众心目中，考古仍然是一门艰苦、冷门，并且缺少当代人最热衷的“钱途”的专业。选择它，就像是古代的修道者为了寻求真理到大漠中跋涉修行一样，当他踏出第一步开始，就注定走上了一条孤僻冷峻的道路。
　　事实果真如此吗？

谁把我坑到这个鬼地方

　　几乎没人没有听说过“楼兰姑娘”。如果暴露年龄的话，一些人或许还会唱“楼兰姑娘你去何方？”但事实上，这位不知去何方的“楼兰姑娘”就安卧在新疆博物馆中，作为三大镇馆之宝，成为每位参观者必看展品。
　　但有多少人听过穆舜英这个名字？而这位女考古学家，正是人们众口传唱的“楼兰姑娘”的发现者。更鲜有人知道，她和考古队员们如何历尽艰辛，在罗布荒漠腹地跋涉，寻找失落千年的楼兰古城的遗址。
　　穆舜英（1932-2008），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譽所长、研究员。“楼兰美女”古墓发现者之一。
　　楼兰，消逝的千年西域古国。关于它的方位，不过《史记》“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汉书》“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这些寥寥数句的模糊记载。最详细的路线记载，出自《魏略》“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古楼兰”。但千年风沙早已改变了历史地貌，没有改变的，唯有古代旅行家行经此地后留下的骇人记录：“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
　　“当天晚上，我们的帐篷就搭在一个高大土台的西南脚下。中夜风起，飕、飕、飕的风声由远到近，在我们头上呼啸着，砰嘣、砰嘣，好像有几十双手在扯着帐篷，虽不闻鬼哭神号，但那凄厉的风声，也叫人毛骨悚然。这是考察队进入罗布荒漠的第一夜。”
　　对考古学者来说，这就是他们的工作环境，也许在事后回忆中可以讲述得更富传奇色彩，但在当时，考古学者作为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身体的感觉却不会骗人——艰苦就是艰苦，恐惧就是恐惧，疼痛就是疼痛，足以淹没车辆的漫天沙暴，白日炎炎烈日的炙烤，夜晚的天寒地冻，被紫外线直射晒伤而久久无法恢复原状的棕色皮肤和枯黄头发，这就是他们的工作环境带给他们最直观的榨干了所有水分的文字。
　　不过，除非是像西安那样挖地铁都能挖出满坑满谷的汉唐古墓的古都城市，考古学者可以享受现代化的便利条件，大多数考古现场都非常神奇地与现代化舒适生活绝缘。
　　著名女考古学家玛丽莲·约翰逊在细述考古学者生活工作的著作《与废墟为伴》中，曾半开玩笑半当真地提到：“田野发掘，通常会选在类似沙漠或者丛林这种不仅炎热而且蚊虫滋生的地方，而且专挑每年天气最热、蚊虫最多的时候进行。”——仿佛在故意刁难考古人一样。
　　纵使有些考古地点在古代很可能是人烟辐辏的名城都会，但时间具有腐蚀一切的魔力，毫不吝惜用尘土将繁华掩埋在地下，再像做卫生偷懒的顽劣学生一样，在上面铺上一层鸟不拉屎的荒凉景致。
　　西周初期的赫赫名邦燕国的都城遗址考古现场，可以说是绝大多数考古人都会遇到的常态。尽管毗邻今天现代化的首都北京，但它却奇迹般地掩埋在一座荒僻的小村庄里。
　　参与发掘的考古学者田敬东回忆道：“我们住在董家林村内的一座大庙里（大队所在地），北大学生在村内号房另住。发掘地点就在大庙前的台地上。当时的工作条件和居住条件都很差，我们五六个人挤在一个通铺上，白天发掘，晚上一般没有什么活动。”
　　田敬东对环境的艰苦大大地轻描淡写，另一位参与发掘的考古学者赵福生的回忆更加活灵活现：“数九隆冬，天寒地冻，住在庙里也没有暖气，也没有暖炉，就只有个火盆，还得自己砍柴烧火。晚上也没有电灯，只有个破煤油灯，点起来房顶墙壁都熏黑了。那些人就在那儿骂邹衡（燕都遗址的考古领队人）：老家伙，把我们坑到这个鬼地方来！”
　　“上班就等于上坟”，因这句名言而红遍网络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学者郑嘉励，就对这种考古之“苦”带来的好处感同身受，尤其是作为一位考古队领队：
　　“考古领队，面对的事情，考虑的问题，不是书斋里的读书人所能想象的。从考古项目的申请、青苗政策的补偿、民工工资的谈判、与当地人的相处、工作人员的后勤保障、与工程建设方的矛盾冲突，到考古发掘的业务本身、后期的文物保护，每个环节都要妥善处理。这个过程很磨人，也很锻炼人。”
　　他笑着说：“如果你能干好一个考古领队，那么你起码当个乡镇领导干部没有问题。”

土味成了呼吸的一部分

　　考古工作的艰辛劳苦，在很大程度上也让人们对考古的罗曼蒂克想象崩坏。
　　这种想象来自小说和影视作品的渲染，将考古学者想象成英勇无畏的探险家，就像《鬼吹灯》里的胡八一、《木乃伊》里的欧康纳或是已经成为经典形象的印第安纳·琼斯。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永远都穿着夹克和皮靴。
　　但考古现场不是制服的T台走秀，再光鲜时髦的衣服下到坑里出来也会灰头土脸。尤其是在中国。翻看中国考古发掘现场的相册就会发现，几乎很难找到一张符合上述想象的照片。
　　如果说中国考古人有什么时尚潮流的话，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深色布料中山装、去了军衔的旧军装、白背心和海魂衫，脚上是平口布鞋或是草绿胶鞋，还常常有个草帽，用来遮晒挡土。 　　当然，有时也会有“专业服装”。田敬东回忆1974年在燕都遗址发掘时，上面曾经发下了一批所谓的“工作服”，但一看才发现，“原来是演现代京剧《沙家浜》的戏装，灰色是新四军伤病员在舞台上穿的，土黄色的则是胡传奎忠义救国军穿的。而且大小不一，肥瘦不等。如果穿上这些服装，我们怕社员说：‘胡传奎的队伍又回来了。’”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经穿耐磨的蓝色牛仔裤和T恤大行其道，直到今天。从这一时期开始，时代特征的区别变得相当模糊。因为无论哪张照片上的考古人，只要是夏天，几乎都穿着T恤和牛仔裤，戴着帽子。条件好的会有套袖和廉价的专业手套——一位考古系的年轻学生曾经解释过套袖和手套的另类特殊用途：“吃饭前摘下来，就不会有太多土掉进饭里，如果有个围裙就更好了。”
　　除了照片拍摄色调和像素可以区分年代外，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就是脚上穿的运动鞋在随着时代进化，但这考古现场惟一的亮点，也常常盖着一层土——最后这一点才是考古学者从始至终的外貌特征：总是灰头土脸。
　　因为考古学者总是身处某个坑洞中，因此在罗曼蒂克的皮靴夹克想象之外，另一个极端就是像英国考古学家保罗·巴恩自嘲的那样，被人描述成“身处洞穴中长胡子的人，执拗固执的老古板，身上披满蜘蛛网，对破旧骨头与破碎碗碟如痴如醉”。这一点似乎倒不能算全错，因为考古学者给人的感觉确实是一群不大会自我表达的人。
　　对非专业人士来说，翻看考古报告可以说味同嚼蜡，近乎榨干了所有水分的文字就像沙漠里烤干的仙人掌一样让人望而却步。不妨抄写一段我最近正在读的《大葆台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
　　“第五、四层外棺的西北角已被凿开，有一个长宽各57厘米的盜洞。在内棺与第四层外棺之间北部的底板上，留有人骨架，骨骼虽已不全，但部位未乱，头东脚西放置，附近有玉璧、玉璜、玉衣片、龙头枕及铜镜等遗物。在死者颈部发现一段残绳，说明死者被盗墓者从棺中拖出放到此处。”
　　这可能是整篇考古简报中最有意思的部分了，因为它多少还有些让人产生联想的故事情节。而其他内容几乎都是干巴巴的叙述：“鼎，敛口，竖耳，鼓腹，圜底，兽面蹄形足，黑漆衣。”
　　因为绝大多数考古学者工作一生，留下的文字都是这般模样，因此，让人对考古学者产生一种老古板式的印象也不足为怪。他们会因为土中浮现出的砖块瓦砾心脏怦然一跳，但又会压抑兴奋之情用笔悉心描绘记录，谨慎严肃的表情时间长得就像是考古工作时的专用面具。当你发现这一切与自己的身体越来越无缝贴合，甚至土味已经成了呼吸的一部分时，那么恭喜你，你如果不是一位老矿工，就是一位合格的考古学者了。

与死人打交道

　　“将棺盖移开，并不大费力。移开棺盖后露出尸体，仰卧于枕上，皮肉朽腐，偶或留下一薄层棕褐色的残遗，也保存有一部分头发和髭须。附身的衣衾，也腐朽成不连续的绢片，并且一触即碎成粉末。我们好容易提取了几片作为标本。我们蹲在棺侧测绘墓葬图和清理遗物。棺中的髑髅，张着空洞的眼眶，露着狞笑的牙齿，是憎嫌我们惊扰他的长眠呢？是叹息他的亲人将他深藏固封都是枉抛心力呢？”
　　在敦煌佛爷庙的古墓中发现的晋代骷髅，让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感慨叹息。这是他在敦煌考古发掘的诸多尸骸之一。考古当然不仅仅是刨坑挖土而已。与死人打交道，也是考古人职业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位考古学者告诉我，那些发现的遗骸都会被小心保管，或者整理好重新安葬，或者放在合适的地方。一些具有体质特征的骨骼会被拿去进行体质人类学检测：“对发掘的每一座古墓的墓主人，都要充满敬意。”
　　尊敬亡者，这也是考古学者的职业道德之一。这种职业道德也以一种不同常人的科学理性来体现。著名的“楼兰姑娘”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尽管一些文章形容她“美艳动人”，但参观者如果没有受到这些优雅形容词的诱导的话，他们眼中的“楼兰美女”就只是一具棕红色的骇人干尸，远看就像是一块朽坏的枯木，近看则与恐怖片中的僵尸特写镜头别无二致，所谓的“美”更多并非视觉，而是历史穿越时空的肃穆所赋予的想象力。
　　大家可以想象一位没有受过历史训练的普通人，平白在沙漠中见到这样一具干尸，恐怕下身会急速“失水”，双腿同时朝八个方向奔跑。这才是最正常的反应。
　　但对一位训练有素的考古学者来说，当他遇到这样一具在寻常人眼中骇人的干尸时，他会像夏鼐做的那样，仔细进行观察、拍照、测绘、清理、取样、记录。在考古的科学理性之眼面前，古人的遗骸本身也是文物的一部分，当然要以记录文物的态度来记述它。
　　直到二十多年后，郑嘉励仍然记得自己大三时参与抢救四川万县的一批即将被三峡水库淹没的汉魏六朝墓葬时的心情：“大多数墓里其实已经没有骨骸了，有的只留一点儿痕迹，证明这里原先是尸体的位置。有的也有一些零星的骨头片。”一个考古队有许多人，白天发掘时，许多人一起发掘，“恐惧感分散给许多人，也就没那么害怕了”，但是到了晚上，“自己躺在床上，越想越害怕”。但对考古学家来说，这种内心的恐惧并不是靠克服，而是靠思考，思考恐惧的本源究竟是什么：“这并不是对墓葬的恐惧，而是对死亡的恐惧。事实上，一个人只有面对墓葬，面对墓葬象征的死亡，才能从这种焦虑和恐惧中解脱出来。逃避是没有用的。墓葬是认识人性、认识历史的一个很好的载体。当你去真实面对之后，你的思想境界会达到更高的层次。”
　　从某种程度上说，真实面对，这正是考古学最大的魅力所在。如果说历史文献尚不乏伪造歪曲史实之处，那么作为历史学姊妹学科的考古学，却容不下一丝一毫的虚假。无论发掘出什么，无论它对我们习以为常的认知产生多大的震撼，但它就在那里，是不容否认的真实。就像公元前2000年前后陶寺遗址的宫殿区发现的那具“三十多岁，虽保有全尸，但颈部扭折，嘴大张呈惊恐状，双腿叉开，中间竟被插入一根牛角”的女性骸骨，或是殷墟出土的一件蒸食物的青铜甗里盛放着的头颅。它们的存在，固然让那些千百年来流传的尧舜揖让、商王圣君的道德说辞遭受震荡，但这就是考古，这就是历史中真实的存在。
　　唯有面对真实，才能真正认识历史，才能真实面对人类本身，而这就是考古学带给人类的启示。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一位不知名的考古学者在网上发表的评论。尽管在前面，他对现今考古专业大吐了一通苦水，但在最后，他写道：“我至今仍然觉得田野考古可以满足一切关于苍茫历史和诗意人生的想象，哪怕是那些写不出论文和熬夜拼陶片、看无聊陶器类型式的夜里，我依然能从字里行间获得其他任何东西所无法传递的、跨越千百年依然永恒的触动。”